张五常在其2009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他甚至认为：“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此论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但他确乎看到了事实的某一面。在20世纪80年代，非国有经济领域出现了两种区域发展模式，一种是以集体企业为主力的苏南模式，另一种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力的温州模式。在这两种模式里，县级政府扮演了各自不同的，却同样重要的角色。

        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及常州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纺织、粮食加工和机械制造基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社队企业仍然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之后，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迅速向非农化转型，每个县都出现了一批“经济能人”，由他们带领创建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这些能人往往身兼村镇行政领导和企业法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从事工商活动，另一方面又可以无偿调动管辖区域内的一切公共和政策资源——特别是土地和税收优惠，因此展现出强大的成长能力，这一模式被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类似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和山东的胶东半岛。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和金华地区，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以及人力素质均无法与苏南相比，属地僻人穷之地，自古以来，就有下南洋、外出做劳工的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里成了走私、倒卖二手物资以及产销低劣商品的集散地，民众在一些管制疏忽的偏远乡村开辟了众多小商品市场。温州模式成为发展私营经济的代名词。然而，常为人所忽视的是，浙南地区的私营经济的萌芽，与当地官员的冒险支持有重大关系。浙南官员发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公布了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创造性地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章程。很多年后，若到浙南诸县调研，当地人民仍能随口报出当年很多官员的名字，对之感恩不已，若没有这些人的冒险支持，私营经济的萌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景象同样出现在福建的泉州、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

        无论是积极参与的苏南模式，还是冒险支持的温州模式，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初期并非无所作为，相反，它们正是增量改革的主导者。在这一时期，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不大，却主要得益于民众及地方官员的思想开放。这一历史事实也再次印证了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诉求，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与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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