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堆花花绿绿的纽扣倒在墙角不止一天了,为什么独独被单氏兄弟“背”出一个纽扣市场?
有几位年轻人拿了畚箕,把焦炭扫成十几堆,然后在路边叫卖起来。谁知生意竟很好,许多乡镇的小五金工厂都来买,短短几天就卖光了。
运焦炭的卡车翻掉的不止一辆,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没有“翻”出一个焦炭市场?
一辆从北方开来的大卡车正在飞驰,这时已过了长江,进入浙中盆地永康县的境内。
还是浙江人的市场神经天生就特别发达?
1978年的一天,大约是秋季。
一对垂头丧气的单氏兄弟打算从河南回家了。他们辛辛苦苦弹了一年的棉花,扣除食宿零用,只赚了个来回路费,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全国最大的铝塑标识市场,就这样闹哄哄地诞生了。
那封《读者来信》大家都读到了,为什么全中国就金乡那位叶老兄“读”出了一个铝塑标识市场?
假如在那个月高之夜,大卡车没有翻倒在永康桥下村;假如在那个垂头丧气的秋天,单家兄弟没有从河南背回两裤腿的纽扣;假如在那个不可考的日子,叶老兄没有喝醉酒,没有搬下那张报纸……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在做着这样的假设,追问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永康的焦炭市场、桥头的纽扣市场、金乡的铝塑标识市场,还会出现吗?
校徽,不就是一块铝片敲敲打打吗?他顿时手痒,便依着报上的地址,给那位教师写了封信,说他要多少校徽都可以马上供应。
他们的家乡是浙江永嘉县的桥头,那是浙江南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单氏兄弟的纽扣摊子一摆开,没三天就被一抢而空。兄弟俩一点钱。净赚156元8角,比他们弹一年棉花获利还多。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在那么多的“偶然”背后,是仅仅堆积着另一群“偶然”,还是涌动着一个悠长深厚的“必然”?
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已几近抬杠了。但是说实在的。在浙江市场的无数发迹传奇中,确实充满了太多这样的偶然。
叶家做校徽的事当晚就传遍了全金乡,很快一封封定货信从这个小乡村飞往全国各大高校。
1979年的一天。月高之夜。
也许是连日奔驰。驾驶员已是疲劳异常,永康的沙石路又不太平坦,终于在江南名山方岩附近的桥下村,只听汽车“轰”
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是老天特别地垂青浙江人?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桥头的纽扣也越来越多 ……几年之后,这里竟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纽扣市场。
在到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匆匆经过一家国营纽扣厂的门口,哥哥突然眼前一亮,在墙角转弯处他发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报废纽扣。
1982年,金乡人做的校徽和塑料饭菜票占全国总需求量的50%。
一车车的焦炭又运到了永康,这回不是过境,而是农民们特地买来经销的。
第二天,酒醒了,这位叶老兄丁丁当当地千他的小五金活。中午,他坐在门口纳凉,往口袋一摸,摸出了昨晚撕下的半张报纸,他认字,便无聊地读了起来。
一位姓叶的农民正摇摇晃晃地蹒跚在苍南县金乡的土道上。他在连襟家里多喝了两杯,这时头晕得慌,到了一堵大墙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吐后的嘴巴又苦又酸,他随手往墙上一抓,正好抓到一张报纸,撕下一块擦了嘴,剩下的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继续走。
忽然,他眼皮一跳,一条消息吸引了他。那是一份《读者来信》,湖南一位师范大学的教师向编辑部写信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高校招生量陡增,便出现了校徽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许多高校因此发不出新校徽。
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一周后,回信来了,要两千只,依图制作,看样付钱。
“反正是空着手回家。不如捡回去,说不定能赚点钱。”哥哥嘀咕说。弟弟一想,有理。但是他们手头又没有麻袋,怎么办?弟弟眼睛一转,便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脚用绳子扎住,纽扣就哗哗地倒了进去。
第二天清早,桥下村的农民起床出门,便发现路上翻了一辆卡车,司机已不知去向。地上四处是倒翻出的焦炭,大约有四五吨。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终于让人会忍不住问一声:
为什么资源贫乏、地处偏远的浙江农村会出现最早的市场萌芽,继而义发育成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渐渐地,桥F的焦炭在邻近县镇出了名,成了一个极热闹的集散地,1984年挂牌,名曰:永康焦炭市场。
1979年的一天,记不清是什么时节了。
的一声,翻在路旁。
——一位农民购销员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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