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弦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钱颖一、吴晓灵、谢平、荣敬本、郭树清等十余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1986年的那个配套改革方案起草组的成员。时隔数年后，中国改革的局势已今非昔比，不过他们仍然不改当年立场，还是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他们自称这是“预研究”。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吴敬琏的这个课题组类似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官方的经费支持。他回忆说，当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方背景的福特基金会几乎无人敢碰，他为了让课题得以顺利进行，便大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先后获得了75万元的研究经费。另外，他也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陡转，单这一条就够他和他的同事们背上不小的罪名了。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1920~1993年）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

        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营企业的偏执性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来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于国营企业，他的观点是“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他还有一个“黑匣子”论，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可以从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进里面去。退一步讲，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该搞成‘玻璃匣子’”。他的这些思想在同辈学者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1985年，蒋一苇退休，转而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接着便创办了《改革》。1991年年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三篇文章刊出后，吴敬琏在一片批判声中向蒋一苇推荐，在7月份的《改革》杂志上予以转载，引起相当轰动，这是唯一的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全国性经济理论刊物。

        不久后，蒋一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遍觅国内，认为吴敬琏最适合接管《改革》。他与吴并无私交，于是先是通过马洪以及薛暮桥之女薛小和做工作，自己也同时亲自写信相邀，言辞中已有“临终托孤”之意。吴敬琏没有办刊经验，对行政管理也毫无兴趣——这一方面，他自认一点儿也没有继承母亲邓季惺的办报基因，因此显得非常犹豫。

        1991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准备十四大的座谈会，重疾在身的蒋一苇抱病与会，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已是虚弱不堪，不得不提前退场，吴敬琏起身相送，临别时，两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这一别就可能是此生永诀。

        从1992年第一期起，吴敬琏慨然接过《改革》编务，与蒋一苇合署主编，1993年1月，蒋去世。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亲躬，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在1998年，经济理论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授予11篇论文为当年最佳理论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为一时之盛事。吴敬琏可谓不负蒋氏所托，他主编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后出任名誉主编。

        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是一篇正文加附注约3万字的长篇论文。吴敬琏以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双重娴熟，对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它是吴敬琏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理论檄文之一。

        在论文的开篇，吴敬琏就摆出了决辩的姿态。他写道，自从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运行问题以来，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就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又就计划和市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反复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撇开语义上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在论文中，他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市场资源配置机理的阐述开始，分别讲述了100多年以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最终得出分歧的实质和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让主观编制的指令性计划成为稀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比较了多种经济运行体制之后总结说：“总之，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就是说，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具有与此相类似的运行机制。

        最后，他回到中国的经济现状，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国有成分放得比较活的情况下，想用强化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强、支持公有制经济，恐怕难免落空”，对于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靠建立新经济体制来加以根治，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他同时建议说，经过从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一年的治理，物价涨势迅速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市场疲软”的现象，这就给了大步推进改革以十分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

        吴敬琏把这篇长文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对是否应该发表犹豫再三，最终在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志国的坚持下，于1991年12月份予以发表。一个值得记载的细节是，整整10年之后，吴敬琏因对资本市场的无序状态猛烈批判与众多经济学家形成对峙，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论战，其中，韩志国就是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吴敬琏与他的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主旨与论文完全一致，汲取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精华，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国前10年经济改革经验教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转轨的策略原则，并提出了许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在此书的序言中，吴敬琏以挑战者的姿态写道，“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据吴敬琏回忆，此书初稿完成后，江西一家出版社曾表示愿意以最高规格出版，但在1989年的风波以后就放弃了。后来，工业经济出版社表达了接受意向，不过提出要删去“市场经济”等字眼，吴敬琏断然拒绝说，宁可不出版，也不能删。一直到了1991年3月，书稿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该社总编辑在终审意见中写道：“我通读了吴敬琏同志这部书稿，与初审姜志辉、复审袁中良同志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很有见地、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应及时、公开出版。但考虑近来报刊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我有些寒噤。”最终，在再三斟酌之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遇祸，则一同进退，决定“冒险”出版这部著作。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发表及出版，在政经两界引起极大震动。日后，它们被看成是中国学者在理论的高度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总扬弃和总清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计划与市场大论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个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就在吴敬琏上书的同时，中共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是否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成一个十分敏感而举国注目的话题。从种种迹象表明，争论如暗潮汹涌，一直没有停顿下来过。

        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提及，理论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多种描述，其中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而耐人寻味的是，6月15日，新华社在播发江泽民讲话的新闻稿中，略去了这段有关经济体制提法的内容，表明领导层此时仍带有试探性。可是使人始料未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高级干部中并无反对意见。于是“十四大”这个基本调子就被定了下来。

        8月，吴敬琏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访问研究后归国，参加“十四大”编写组的刘国光告诉他，“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顺利，本来应该把“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总论里讲的，后来却放到了次一级标题，当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层面，此外，还注入了“市场调节”的含义。吴敬琏当即意识到，如果这一次不能把体制争论从目标和纲领上进行澄清，那么，改革的进程仍然可能延误。

        于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笔给江泽民写第二封建言书，信中写道，“日前读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现报告如下”。在信中，吴敬琏提出五点看法，恳切陈述说：“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他还对意见稿中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吴敬琏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认识上的曲折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后退，只能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来加以处理：或者回避，或者进行适当的批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不恰当的提法曲意维护，甚至加以颂扬，则非但不利于在弄清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还会挑起争论，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另外，文稿还写道，“要看到市场受局部利益的驱动，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因此要“在经济的运行上，把计划和市场的长处结合起来”，吴敬琏也认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书中说，“这里使用的，是与1989~1990年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时完全相同的语言，对提法的历史作这样的说明，只会使它变得模糊，甚至留下隐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之所以要对意见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杜绝模糊地带，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10月5日，新华社记者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向全国播发新闻通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访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似乎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理论思想上的预热。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反复折中、辩驳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场”与“计划”的体制之争宣告终结，中国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时之后，再次一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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