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说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讯。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他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一个多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俩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拣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它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碧云。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汤碧云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吃吧。”汤碧云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碧云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他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碧云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碧云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碧云的这身装扮本能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碧云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碧云表情木然地说。

        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碧云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碧云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碧云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业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碧云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碧云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碧云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碧云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唯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碧云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碧云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碧云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碧云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碧云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收银员不知所从。

        汤碧云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碧云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化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碧云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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