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江堤那片低湿的藕塘，穿过一片茂密的棉花地和数不清的蜂箱，我忽然看见了那条涧边的煤屑公路。一切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河水黝黑清澈，流得很急，河中长满了芦荻和菖蒲，成群的白鹭涉水而飞。河涧的另一边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紫云英花地。那细碎繁茂的紫色花朵盖住了田埂，沟渠，丘壑，把亮汪汪的水塘挤成了一条缝。天空又蓝又高，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矗立在花地中。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一看到那蜿蜒起伏的煤屑公路，看到那棵大楝树，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冥冥中的命运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自己来到什么地方。

        中午的时候，四周阒寂无人。我可以坐在公路边的一个水泥排水管上大声地哭泣，没有人会听得见。

        谭功达从花家舍上船的时候是五点一刻，可他抵达窦庄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了，他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买了一张中午十二点的汽车票，这已经是从窦庄开往梅城最早的一个班次了。

        他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下的这三个多小时。考虑到在梅城换车时肯定也要耗掉不少时间，当他回到普济，说不定天早就黑了。谭功达看似平静，可心里一直在怦怦狂跳，他火急火燎地在站前广场的小贩和货摊中乱闯了一通，最后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呼哧呼哧地喘气。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肥胖的妇人，正坐在树荫下卖凉茶。谭功达朝她看了一眼，马上想起来，一年前，他从窦庄搭船前往花家舍得时候，曾向她打听过渡口的方向。当时，妇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神通，竟然预见到右侧的跳板会出事，提醒他要从左边的跳板上船……

        想到这里，谭功达的好奇心又来了，他走到她的茶水摊跟前，对她喊道：“大嫂——”

        那妇人似乎正在打盹，被他一叫，吓了一跳。

        “大嫂，你还认得我吗？”

        那妇人定睛端详了他一番，用手里的扇子驱赶着茶杯上嘤嘤乱飞的苍蝇，露出了那两颗大暴牙：“不认得。不认得。客官是……”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问你打听渡口在哪儿，多承你指点。你还让我上船时要走左边的跳板。”

        “想起来了，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想起来了，”妇人抿着嘴，可那暴牙还露在外面，“我说呢，也不怪我眼拙！一个生人，隔了一年，谁还能一下子认得出你来？”

        “你怎么知道右边的跳板要出事？”

        “呆子！”妇人大笑起来。她刚才还客气地叫谭功达“客官”，一眨眼的工夫，又叫起他“呆子”来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实话告诉你说，那天早上，我就是坐那条船来的。有一条跳板是新做的，刚刚刷的桐油，还没有干透，我下船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跌到湖里去。因此好心提醒你。这事我早已忘了，多亏你还记得。”

        原来是这么回事，谭功达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当中哪有什么神通？他从小矮桌上端起一杯茶，喝了，仍觉得不解渴，又喝了一杯。

        “你是要搭车去梅城吗？”妇人问他。

        “不是的，”谭功达道：“我有急事赶往普济，在梅城换车。可这儿去梅城的车要在十二点才开呢，想想真急人。”

        “呆子呆子，真是个呆子！”那妇人将那破扇子在小矮桌上一拍，嘴里“呆子呆子”地嘀咕了一通，随后比划道：“你既是要去普济，又何必要在梅城换车呢？今天我索性再给你指一条路，好人做到底。你不如坐九点五十的车去官塘，那儿离普济就很近了，如果是抄近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经她这么一比划，谭功达觉得果然有理，便放下茶杯，抹了抹嘴，转身就走。因他忘了付茶钱，那妇人急于要叫住他，可谭功达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只得苦笑着摇了摇头。

        九点五十分，发往官塘的班车徐徐离开了窦庄汽车站。谭功达站在车厢里，手里死死地捏着那张薄薄的车票，被拥挤的人群挤得东倒西歪，可谭功达还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涌出一股狂喜的潮水。佩佩。佩佩。他在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仿佛世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仿佛他们此刻已经见了面，佩佩就像以前那样歪着头，朝他漾漾一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普济停下，还是绕过它继续往前走。白天时根本不敢进村，我担心会有人把我认出来，我在村外革命烈士陵园的围墙边坐了一个晚上，又想到了用紫云英花瓣来占卜。

        天快亮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了，第一眼我就把他认了出来。很显然，他也认出了我。他快步朝我走来，四下张望，同时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见竹篱后面一个早起的妇女正用镰刀刮去锅底的烟炱，而在不远处的一个茅缸上，一个老头正在那出恭。他走到我跟前，奇怪地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大声说：“你是卖木梳的吗？”

        我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回他道：“是啊，木梳，羊角梳，箅子，什么都有。”

        “那你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啊。”他掀开我挎着的篮子上的破布，假模假式样地朝里边看了看，其实里边除了一只讨饭用的碗之外，什么都没有。

        “嗬，还有这么多的针线！我老婆要看看你的针线，你跟我来吧。”随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他家里。等到进了屋，拴上房门，他整个人都像是瘫了似的，靠在门上大口喘气。他说，他已经透过窗户瞅了我好一阵子，“我不敢相信是你！可越看越像，你居然还活着！”

        大嫂刚好去娘家走亲戚了。他就替我热了一碗隔夜的麦粥，让我吃了。我把当年为什么要杀人，以及从梅城逃亡之后一年来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他坐在桌边，抽着烟。等我说完了，他又问我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他又问我要走到哪里去。我说，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要么让他们捉了去；要么，哪一天走不动了，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一躺，头一歪，就拉倒了。他一连抽了好几根烟，眉毛都拧在一块，脸色非常难看。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对我说：“你呆在这屋里，一动不要动。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到了中午时，他才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佩佩，我看你哪也不用去了，就在普济住下吧。”我慌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连累……”我话没说完，他就把眼睛一瞪，道：“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我就问他到底打算把我往哪儿藏，他笑了笑说：“就藏在你上回来住过的老谭家的阁楼上。那幢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很久没人住过了。阁楼在院子的后面，比较隐蔽，我打算让孟四婶去做仓库的保管员，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你放心，她是我干娘，吃斋念佛，无儿无女，人是靠得住的。她搬过去住，一来可以遮人耳目，二来对你也可以有个照应。我刚才就是去跟她商量这事，她起先还不同意，说这样太冒险了。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条件。她说万一出了事，万一你暴露了，所有的责任都由她一人来承担，就说是她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她说她已经63岁了，早就该死了。”他说孟四婶正在收拾房子，等到半夜无人的时候，再把我接过去。

        谭功达抵达官塘镇，高音喇叭里，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报十二点。他为抄近路还是继续沿着公路走犹豫不决。天空乌云翻腾，一阵闷雷滚过，大风吹得路边的油菜花纷飞，满地都是。一旦下起雨来，田间的羊肠小道将会变得非常泥泞，还是公路好走一点。可是，当他沿着公路往前走了三、四里地，太阳忽然从云层中又钻了出来，天空又放晴了。

        公路上很少过往的车辆，而且看不到什么行人。当他翻过一条大阪，走下斜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前面的三叉路口停着一辆中型吉普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卸下的轮胎往车上搬。谭功达走到近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鼻音：

        “老乡，麻烦您问一下，我们这会儿要赶往普济，该走哪条路？”

        谭功达不假思索地用手朝左边一指。络腮胡子用手在腰上的枪套上拍了一下，客气地向他道了谢，就回到车里去了。可那个年轻人却笑嘻嘻地对谭功达道：“老乡，你身上又没有带烟？”

        谭功达在身上胡乱拍了一通，终于从上衣的口袋里拍出一包烟来，递给他，那人从中取出一支，仍将烟盒还给他。

        “你们这会儿去普济，有什么公干？”

        年轻人回头朝吉普车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是鹤壁市的便衣，要去普济拿一个杀人的要犯。听说还是个女的。”年轻人转过身去，正要走，突然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而是一脸疑惑地盯着谭功达看。

        “老乡，你怎么了？你的腿，我是说你的腿，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正在这时，吉普车上的喇叭滴滴滴地叫了起来。年轻人一边往后退，一边仍死死地盯着他看。最后，他终于上了车，随着轰鸣的引擎声，吉普车卷起一溜长长的烟尘，在通往普济的公路上消失不见了。

        昨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过来看我。一听说我曾给你偷偷地寄过一封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碎了。他掐着嗓子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后来，孟四婶过来劝他，他连带着又把干娘给数落了一通：“你也是个老糊涂！她年轻不懂事，你怎么也拿捏不出个分寸来？还跑到镇上的邮局替她寄什么信！”

        孟四婶被他骂得哭了起来。最后，他又气汹汹地对我道：“你他娘的不要命不要紧，明天就给老子滚蛋！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我连自己老婆都没敢透露半句口风，你却要给他写信！他是个什么人？嗯？你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又不是他妈的不知道！全世界就他娘的他一个人最讲原则你知道吗？他是会六亲不认的……”

        我跟他说，实际上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写信了。你要是告发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他这才稍稍宽了心。他又问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一行小字，告诉他我人在普济。信封上的寄件人用的是孟四婶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柔声地问道：“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你……你是不是想让他给你写封回信？是不是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他也开始抬起袖子擦泪。过了一会儿，又找出些话来安慰我。可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经全乱了，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倒不是挨了骂心里难受，也不是怕给人家抓了去吃枪子，我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不想到便罢了，细细一想，还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说，普济这个地方还是住不得！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我打算找个机会，悄悄地溜掉。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

        门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池塘里倒映出一堆白、野蔷薇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妇女的影子。那些人一看到谭功达，全都不说话了。谭功达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失魂落魄地朝家中走去。

        此刻，他的脑子里只盘算着这样两个念头：第一，姚佩佩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第二，佩佩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出卖了她。她一定会这么想！她只能这么想！谭功达将没有任何机会对此加以澄清。她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没有了。她将在忧愁、恐惧、仇恨和彻底的孤绝中死去。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

        天井里到处堆满了印有骷髅图案的农药瓶子。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药粉味。这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储存种子的稻屯、生了锈的犁铧、牛轭杂乱地堆得满院都是。而通往后院的长廊上还搁着一个救火用的水龙。他要从那儿经过，就必须侧过身子。

        谭功达来到后院，看见大树下有一只小板凳，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堆豆荚。也许佩佩是在剥豆子的时候突然被捕的，搪瓷盆里剥好的毛豆撒了一地……

        阁楼的卧室整洁完好，进一步证实了谭功达的判断：那些鲁莽的公安人员抓住她时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没有顾得上去搜查她的房间，就连桌面上压在头箍下的那封摊开的信，都没有带走。那是一枚红色的头箍。在窗户和床架之间有一条晾衣绳，上面挂着她的一双袜子。谭功达用手捏了捏，还有些潮湿。

        那封信没有写完。显然是因为圆珠笔的墨油用完了，这封信的字迹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他看见在信件的空白处，有几道圆珠笔尖留下的深深的划痕。

        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唉，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来普济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普济水库的大坝工地出了事，我和你一起下乡，还有白庭禹和司机小王。吉普车开到官塘镇的三岔路口，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云英。哦，紫云英！我问坐在前排的白庭禹，那是什么花，白副县长说，不清楚。我又问小王，小王没有理我，他已经把吉普车的盖板掀开了，我看见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引擎里冒出来，遮住了他的脸。我又转过身来问你，可你早已靠在灯芯绒的软垫上睡着了，身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那是一张梅城区域规划图。我一路上看见你在地图上写写划划，还以为你是替十二万梅城人民规划未来的远景呢。

        我悄悄地把地图拿过来一看，当时就吓傻了，因为在地图边的空白处，你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就乱了。就像在考试前预先偷看了答案，一波一波的疑问和惊喜，像海浪一样朝我打过来，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嗓子里，涌出来：难道说——我不敢往下想，也不敢看你的脸。小王正在修车。白庭禹副县长站在路边抽烟。车上就我们两个人。静静的。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傻傻地想了半天，最后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那片紫云英花地。哦，紫云英！我看见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恰好，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这棵树。我心里忽然一动，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想，现在我把眼睛闭上，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可我闭上了眼睛，就再也不敢睁开了。足足等了七八分钟之久，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哪！那片阴影还在那儿……

        它还在那儿。一动不动。而在别的地方，村庄、小河、山坡上，到处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它在微风中不安地翕动，若有所思，似火欲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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