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时代及其价值的旁观和历险
对于中国大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如果他不至于迷失在中途或者彻底沉沦、绝望，就必须牢记自己的目的地和路标。《跨越》最终是一本妥协的书。在很多方面，它只是一个草稿。
简单的说，以一家跨国公司——柯达在华10年的经略为原型，写作《跨越》对于自己是一种践行。因为，在这之前，自己一直秉持这样的看法，一个方面是以三大力量的框架——正在前所未有在华布局的跨国公司、夹缝中兴起的民企、变身的国企，来旁观和分析一个正在被标榜为“中国崛起”的时代，我深深体会到三大力量，及其背后的源流和实践，对于中国现实和未来走向有着本质性的影响，但在具体的微观案例上如何，几乎相当无知和匮乏，而且还没有人试图真正改变这样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正在加速度步入公司世界的中国，我们对于商业史和企业史却存在着惊人的无知。这让我们在面对一个本质上的商业和公司时代，要么显得傲慢无知，要么显得自卑愚蠢，缺乏本真的追问，以及真正站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上的洞见和创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论”，从政经体系蔓延到商业和企业实践。当我们的政界和商界以此为荣，以此为旗，肆无忌惮地挥霍勇气和时间时，正如30年前的“日本崛起”，却是在吸收美国最具有创造力的管理思想——戴明、德鲁克等思想的基础上“崛起”，这让日本人能够有机会在以公司为本质的全球竞争中曾震撼“美国世纪”的商业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低端挣扎，并至今苦苦求解，这决定性的标定了时代价值的差距。
这个中国时代必须寻找到与其匹配的历史和价值体系。
这样，写作就变成求知解惑本身，变成验证本身，甚至变成寻找原型本身。
所以，这本质上不单纯是一本公司经营策略的书，甚至不单纯是一本跨国公司在华10年经略的书，这是一本以此记录中国时代历史和反思中国人价值的书。比较抱歉的是，这本质上会妨碍“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的本真追问。
我试图同时推进这样的脉络，但随后的进程证明，这是多么难以做到。在我的内心，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最后的底线是可以留下一部草稿，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
2003年的早春，大概怀着这样的一些初衷，从《南风窗》的第一线转到彻底把握一家跨国公司十年在华的经略的第一线，就此出发。
柯达标本
几乎再没有一家跨国公司这样高度契合这样的写作初衷，实质上高度契合一个正在巨变之中的中国时代本身。
柯达深度进入中国时代，最重要的一步是“98协议”，这个几乎将中国本土感光行业整体并购的历史性事件，前所未有的将公司战略与国家战略结合。它将一家跨国公司在东方寻求战略深入与中国国企改革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越来越深入布局中国，以建立其全球竞争的战略，但没有一家公司的深入程度能够与此相比；尽管，同样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换资金的开放战略，来迎接外资进入中国，但没有一个历史性事件能够与此比拟，中国几乎将本土的感光业完全置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体系下。这样的事实，从1994年柯达CEO裴学德来华开始策动柯达与中国感光全行业合资（“七计划”），到“98协议”——柯达完成“六计划”，并购中国感光业的三家公司（汕头公元彩色胶卷、无锡阿尔梅、厦门福达），有三家拿到补贴关闭或转产，开始整合形成柯达中国，再到2003年柯达与乐凯合资，历时10年最终定局。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公司案例中，一个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在与一个国家进行了谈判，中国政府为了协调这个跨地域（行政省区）、跨部委（这些企业分属不同的部门）的“商业谈判”，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其中涉及的人物，诸如吴邦国、李荣融等，至今都是中国政坛重要的人物，至于当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与裴学德一起启动大谈判的朱镕基，更是90年代以来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物。所以，以柯达深入中国为载体的历史性事件，空前绝后的牵动了中国核心的政经体系，其长达四年的大谈判一度在保护“民族工业”与迎接跨国公司中国布局上经历核心交锋。这样的追问至今依旧是政经交锋的敏感地带，借“拉美化危机”和“重新评估外资的作用”回归。
2001年9月，我第一次在广州与当年柯达大谈判的核心人物之一叶莺相识，并深度就此采访和交谈，开始挖掘七年前的重大谈判（初步的内容以《叶莺翩翩——柯达进军中国感光行业内幕》一文在《南风窗》刊出），未来的《跨越》一书实际已经标定了其第一个基点。在这之后，就是更为成体系的追问和深入。
这样的战略转折，让柯达成为跨国公司中，为数真正极少深入中国10年大变局中的跨国公司。柯达是中国这十年间最把握中国主流趋势的跨国公司。柯达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战略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的典范之作。从“全行业合资”、“西进”到“合资乐凯”，柯达始终都扣上了中国政经的大脉络，“外资参与改造国企”、“西部大开发”和“国企股份制改造”，这让它在中国的发展屡屡获得先机。
凭借高明的政经平衡哲学，柯达迅速成为谙熟中国政经和社会运行的跨国公司，柯达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同盟，主动顺应中国区域竞争和地方政府GDP主义，为自己的东方战略赢得强大政府体系的支持。
柯达几乎标本式的展现了跨国公司在华深入的基本模式。
但让柯达成为无可取代标本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柯达深入中国的选择来自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中深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一方面是日本挑战“美国世纪”的结果，富士在胶片领域，对柯达的霸权构成严重挑战，甚至在美国本土开始威胁柯达；另一个方面是根本的数码技术潮流正在瓦解传统的胶卷影像帝国。这两个挑战将一个百年影像公司推到变革的非常时期，必须进行核心的企业变革才能不至于被时代抛弃。所以，以大政经面目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的柯达战略，本质上是在美国罗切斯特爆发的“百年老店”的企业危机与中国感光业整体危机发生了共振。尽管，双方的危机存在着相当的错位和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基于真正全球竞争的公司危机，而后者却是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替代性战略的失败。这样当年充满民族骄傲的奋进，现在变成了难以脱手的“历史负资产”。
这就涉及到柯达标本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大规模的战略进入中，含有改造中国国有企业的本质，这深深牵涉到中国原有感光行业的历史，也深深牵动这个民族的心灵，价值观，以及精神。它不仅是一个企业形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心灵样式的变化。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正如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一样。这是既伟大又平凡的。似乎没有比柯达在中国的经历，更能将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关系如此象征性的展开。伊士曼作为一个美国平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创立全球一流的公司，记录美国人及其国家所有的重要时刻，成为美国梦的典型象征。中国也有这样的激情和梦想，独立发展感光业，这成为大规模国有感光企业出现时含有的一个传统。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和如何放弃了这样一个独立缔造感光业的光荣和梦想？
当我从2001年开始深入了解柯达，以上的基本追问，赢得了柯达方面对专业价值的尊重，叶莺作为柯达对外事务部总负责人，承诺我可以参与他们在中国的每一次新闻活动，这包括与当时柯达全球CEO邓凯达就柯达面对的基本挑战对话等等，这其中既有对一个记者探寻专业价值的尊重，也有其战略传播的需要，到2002年底，这些新闻活动让我相当靠近了柯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对于大纵深的主题，却远远不够。我决心做一次“深潜”，以一部书来终结自己的使命。而此时，柯达中国在“98协议”之后长达5年的并购整合，基本完成，客观上是可以完整讲一个柯达“中国故事”的时候了。
2002年底，我和叶莺约定在广州做一次长谈，做一个决定。这一次在白天鹅宾馆三天三夜的长谈，对于柯达进入中国所经历的大谈判和其后的整合进行了体系性的回顾。最后，双方在相当的共识和信任基础上，决定面对一本关于柯达中国的未来书稿。当然，双方也明白它也有夭折或不出版的可能。
还原与源流
这样的写作实际是重建商业史和企业史的过程。如果说，重建历史是一个更为艰难而难以实现的境界，那么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就构成了基本的底线。
关于柯达中国十年的战略所牵涉的人物如此众多，以至于当最初的人物采访清单列出时，已经足够庞大，并深深体现整个案例的本质。这既包含了当年参与“98协议”大谈判的中国政治人物，也包括柯达战略的决策人物，还有大量参与柯达中国并购整合中的中外经理人。尽管，在实际的执行中，相当一批的中国政经人物没有最终完成采访，主要是中央协调小组的人物和诸如上海等地的一些当年参与决策的地方政要。但在汕头、无锡和厦门这些地方还是实现了目标。
应该说，这是一次职业生涯以来前所未有的密集式的深度的采访风暴，在数十人的面对面的采访和对话中，近百盘大小录音磁带源源不断的产生，柯达中国十年的轮廓开始呈现，历史和现实都交织在这里，等待去梳理和还原，当然，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依旧不够。直截了当的说，这根本不够。
而我越是要把握柯达在中国十年的脉络，就越要回到源流。而在2003年全身心投入的数月采访之中，我有机会跨越美国罗切斯特，中国厦门、汕头、无锡、上海等这些世界感光业所在地的地理和时空，重新回到中国感光业的源流，回到柯达的源流，回到更广阔的时代深处，理解和梳理自己准备动手写作的一段聚焦10年的企业变革。
这堪称是一次知识和精神的双重苦旅，也是一次发现之旅。这让我深深震撼于我们时代的无知和虚妄，深深的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磨难和希望所在。那些震撼心灵的发现，那些经历，参悟，已经潜行在《跨越》的思想力量之中。
正如2003年初春，在汕头民生路24号一个残破的民国建筑里，我第一次发现所隐藏的一个中国本土感光业的传奇：林希之，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对于科学发明，怀有乔治伊士曼式的激情人物。他缔造了公元感光厂，也缔造了这里隐含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公元之意，就是开创中国人的新纪元。我直觉到这是我追寻的“中国梦”的源头。
一幕让人唏嘘的情景。回想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
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遗照：林希之风华正茂，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着笔记。这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国梦”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历史没有让这一刻长存。林希之在黑暗动乱的岁月，以“反动人物”，被批斗，被革命群众占领住宅，最终在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忧郁病痛而终。
我深深悲情于“中国梦”的苦涩，它不是来自几乎30年后，公元被柯达收购，而是来自林希之所受的伤害。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伊士曼在美国崛起的时代，以科学实验的激情缔造柯达，而后将影像带入美国平民的日常生活，柯达由此成为全球影像业的巨人，伊士曼也成为影响现代生活方式的商业巨头之一。而林希之最终亡于内乱和这个民族最野蛮、愚昧的倒退之中。
这是中美历史的差距。所以，我们最终在财富和有关现代社会的世界图景中，形成不同的命运。罗切斯特伊士曼故居的鲜花与汕头公元创始人林希之旧居的残破，不简单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因子。
即使在当代，我们依旧没有真正专注于这样的历史精神：离开政治化，回到根本的企业传统中，哪怕是最烦琐的细节；回到基本的关于人的、人性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行走在木棉花盛开的春天，我曾忍不住淌下热泪。
必须承认，关于柯达中国的脉络把握，让我越来越深入到公司的源流之中，追问“这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甚至进入其后中美历史体系的差异。在这样的进程中，我无法回避这样的本质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建立中国的“富士”？中国人为什么失败？（而在整个中文世界中关于日本富士的研究又有多少呢？）
在随后的深入采访中，大量曾经前往日本富士、美国柯达、德国阿克发学习的中国经理人进入我的视野，他们曾经为在中国建立那样有竞争力的企业而奋斗，并以此为使命，但最终还是失败，而被整合进入柯达的体系。柯达在中国的并购最终将林希之一代的中国感光梦想和国家工业化主导的“独立自主”的感光梦想终结。柯达完成了当年中国政府难以完成的对中国感光业分散布局的大整合。
此时，感光业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源流和演变，既显示了柯达、富士和公元、福达、阿尔梅、乐凯等等在全球影像业版图的价值，也显示了这些国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和价值。
在本书的第一稿，我曾抑制不住，沉浸在这中国式的悲情和宿命之中。但随后的思考和写作，让这一切有了转机。
这一方面在于，我敏感的发现，柯达中国的整合中，相当一批中国经理人，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完成了“价值转换”，更加深入到一个感光公司的源流中去追求卓越。这是柯达在中国成功的基础所在。只是“98协议”为柯达在中国胶卷市场获得的“垄断”机会所遮蔽。这是中国人的新价值所在。它真的走出了封闭式的民族主义的喧嚣和盘算。
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将林希之们的中国梦并不政治化的解构：它无非是一代中国人追求人生本质成功的梦想，追求这个民族真正获得尊严的梦想。而这个尊严不是来自过度的民族主义敏感或自大，而是企业和人的成长与创造。
“跨越”的主题开始出现，并在本质上越来越回归源流，回归到“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
中国时代的写作者
《跨越》一书的写作是一次对中国时代及其价值的旁观和历险。说其“旁观”是因为，你穿越了十年、五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历史和人生，说其“历险”是因为所有在这个时代准备真实还原甚至重建历史的写作所遭遇的磨难和困境，毫不例外的会一一遇到。这样的进程是与争吵，分歧，甚至夭折、战争一起前行的。
我曾经面对那些黑暗时刻，关于自己，关于世界，关于自己深信不疑的使命和价值，关于人性，关于悲观与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你必须停下一切写作，回归到最初的出发，你只有坚韧的打通自己和世界的价值，你才能继续行走到黎明，看到日出东方。
对于中国大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如果他不至于迷失在中途或者彻底沉沦、绝望，就必须牢记自己的目的地和路标。
《跨越》最终是一本妥协的书。在很多方面，它只是一个草稿。
但让我们继续前行，留下草稿，期待与这个时代价值匹配的作品诞生。
袁卫东：财经作家，《21世纪商业评论》高级编辑，著有《跨越——柯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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