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晨开始，天就阴沉着，云层很低，空气显得异常潮湿闷热，一看就是要下雨的样子。可是直到过了中午，还是一个雨滴也没落下。这样的天气日本人的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于是这一天就成了高炮阵地的休息日。在操场的一角，是一个用竹席子围起来的洗澡房，房子中间放着盛满水的大木桶，张旭东和七八个士兵赤条条地围在大木桶四周，用脸盆和木瓢从里面舀水出来洗澡冲凉。

        这一天杜治国很倒霉，正好轮到他值日，不仅洗澡冲凉这样的好事情没他的份儿，还要来来回回地挑水倒进那个大木桶里。因为有这么多人一起靠洗澡来降温，他觉得那个大木桶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当他满头大汗地把又一挑水送进洗澡房，很羡慕地看着士兵们赤裸着身体愉快地大声吵闹的时候，连长突然出现在门口，不说话地站在那里。连长的出现把士兵们吓坏了，顿时老实下来，一个个连忙光着身子立正，那样子滑稽极了。

        连长好像并没心思多说什么，只是从他们中间找到了张旭东，叫道：张旭东。

        张旭东连忙抓过一条毛巾围在腰上，跑到连长跟前：报告长官。

        连长说话的语气不太像是命令：快穿上衣服，到33集团军的办事处去。

        张旭东疑惑地看着他。连长补充了一句：这是团部的命令。

        33集团军，那是他哥哥张旭明所在的部队，张旭东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张旭东穿衣服的时候，杜治国跟着连长出了洗澡房，凑过去问道：长官，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哥哥……连长的回答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撂下他走了。

        杜治国知道自己猜对了，他再次追上去说：长官，让我陪他去吧！

        连长这次站住了，点头说：开我的摩托车去吧。

        杜治国赶忙立正说：谢谢长官！

        当杜治国开着连长的摩托车来到洗澡房的时候，张旭东正好从里面出来。他们心里都明白，接下去将要发生什么了，两个人便很默契地同时选择了沉默。一离开高炮阵地，杜治国就把摩托车开得很快，闷热黏湿的空气扑打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让人感到说不出来的难受。

        天还没黑，裕川绸店就已经关门打烊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生意出奇地清淡，这让张氏几乎没有什么心情去经营，每天早早地就关门歇业。店里很暗，张氏看着李素芬从厨房里端出饭菜，放在方桌子上，摆好碗筷后，便把在门外玩耍的小孙子叫回来，三个人来到桌前准备吃饭。

        张氏拿起筷子，抱怨道：天都快黑了，也不晓得开灯？

        李素芬笑着地回了一句：我怕灯开早了，你又要说我不晓得电费有多贵。

        张氏瞪了儿媳妇一眼：不让你开灯你就不晓得点煤油灯啊？

        李素芬也不生气，转身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到了桌子上。

        飘飘忽忽的灯光，照亮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张《新华日报》，报纸上全是悼念张自忠将军的题词。毛泽东的“尽忠报国”；朱德的“取义成仁”；周恩来的“为国捐躯”；蒋介石的“大仁大义，至勇至忠，江河万古，国士之风”以及冯玉祥的“荩忱不死”等等。

        正在这时，张旭东和杜治国出现在门口。李素芬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愣在门口不进来，便笑着招呼道：旭东，回来怎么还不进门？还有杜兄弟，快进来！一起随便吃点儿吧。

        说着，李素芬转身进厨房去了。

        孩子看见张旭东，连忙从凳子上跳下去，扑到他怀里，叫着：二叔，二叔！

        张旭东尽力笑笑，把孩子抱了起来走到了屋里。张氏一直在看着他，这时候她看清楚他的脸了，并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某种不祥。后面跟着的杜治国也一声不吭。张旭东抱着孩子站到张氏面前，却说不出话来，眼眶里已经全是泪水。

        张氏看着他，突然大声骂道：说话呀！

        张旭东只叫了声“妈”便说不下去了，他哭着把一张焦糊残缺的照片放在了张氏面前，放在了那张满是悼念题词的《新华日报》上。那是张旭明唯一的遗物——张旭明一家三口的照片。张氏愣愣地看着那张照片，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流淌下来。李素芬拿了两副碗筷从厨房出来，看见张氏在流泪，随即便看到了那张照片，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惊恐和悲凉。

        李素芬把手里的碗筷慢慢放在桌子上，甚至还强作笑脸地对张旭东和杜治国说了一句：吃饭吧。

        所有人都很诧异地看着她。

        李素芬谁也不看，缓缓地把那张残缺的照片拿起来，很认真地看着。其实那张照片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半了，一家人的影像都已经残缺不全。

        张旭东哭着叫了一声：嫂子！

        李素芬还是没有反应，拿着照片，从张旭东手里接过孩子紧紧地搂着，转身朝楼上走去。孩子太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已经吓傻了。

        张氏的目光始终定在桌子上，照片没有了，她便一动不动地看着面前的报纸。终于她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当兵打仗要死人。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就是看运气。张将军都能战死疆场，他张旭明又有什么不能的？抗日救国，死得值！

        这时候，楼上终于传来李素芬悲戚的哭声。

        这天晚上，夏新立应邀来到了郑先博的家里。白天在记者俱乐部，郑娟悄悄告诉他，郑先博想请他晚上到家里一聚，有事情需要跟他谈。夏新立当时真有点儿吃惊。毕竟，在那次为欢迎宋庆龄姐妹举行的酒会上和郑先博进行了交谈以后，郑先博就再也没有消息，也没有和他再见过面。夏新立已经无法肯定，郑先博到底会不会给自己提供帮助，虽然他对郑先博没有本质上的怀疑。

        夏新立进门后，郑先博直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里。书房很小，布置得很简洁，除了一个装满书籍的大书柜和小写字台，一盏放在角落里的落地灯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两人寒暄几句，便坐到两个放在转角处的藤椅上。何雪竹为他们端进来两杯茶，什么也没说，只是对夏新立微微一笑，便拉上门退出去了。

        郑先博示意他喝茶，说：我这里不太好找。

        夏新立笑了：只要是郑先生发出邀请，再不好找我也能找来的。

        郑先博有解释的意思：我是觉得在外面很不方便。

        夏新立会意地点点头。随后，郑先博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是这样，你上次关心的事情，我得到了一些消息。

        夏新立当然知道这指的是什么，立即表示了感谢：谢谢你了。

        郑先博一笑：这倒不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态度从来是明确的，任何有损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都反对。起码是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反对。

        夏新立点点头：我知道郑先生的为人，所以那天才提出了这样一个很过分的请求。

        郑先博说：蒋委员长确实在和日本人接触，而且是绝密的，所以完全绕开了外交部。

        夏新立问：那他依靠谁呢？军方的人？

        郑先博摇摇头：这个人比较神秘，只知道有人称呼他老曾，应该是戴笠手下的人。

        这让夏新立感到很意外：军统？

        郑先博：大概是这样。另外两个参与谈判的人好像只是陪衬，一个是以前的驻德国大使章友三，一个是原来重庆行营参谋处的副处长陈超龄。

        夏新立：这是不是意味着蒋委员长这次是真的要跟日本人求和了？

        郑先博：很难说。据我所知，和日本人的接触是从去年底开始的，今年三月似乎加快了进度，这应该和汪伪政府成立有关，委员长是想赶在这之前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过三月底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谈判的频率又减缓了。

        夏新立：这很有意思。最近呢？

        郑先博有些歉意地：说不清楚。也许我提供的情况有些过时了。

        夏新立连忙摆摆手：不不，这很有价值。不过，我觉得如果谈判真的一度停顿的话，那么最近恐怕会再次恢复。

        郑先博问：何以见得？

        夏新立说：从国内战场看，枣宜会战我们失利了，宜昌落入日军之手，重庆的东大门已经洞开。其他正面战场我们也没能占到什么便宜。欧洲那边，德国人进攻比利时之后，又几乎横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挪威已经被占领，希特勒的军队在整个西欧已经成席卷之势，法国危在旦夕，英国的沦陷恐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一旦英法被德国入侵，美国人也就更无暇顾及中国了。这一切，毫无疑问会对蒋委员长形成极大的压力，他身边的那些****势力必然蠢蠢欲动。这样的形势下，不管他是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想真和谈也好；还是为了抵消内部****势力的压力，做做表面文章假和谈也好；或者是继续坚持“以拖待变”的方略也好，他肯定都要谈一谈的。

        郑先博表示赞同：夏先生的看法非常精辟。

        夏新立接着说：我倒是希望委员长与日本人的和谈仍然是所谓“以拖待变”策略的一部分，而非真的屈膝求和。

        郑先博说：是啊，毕竟张自忠将军血洒战场，尸骨未寒啊。如果真的委曲求和，所有的中国人都难以接受。

        夏新立站起来：谢谢郑先生。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消息，希望郑先生还能及时通报一声。

        郑先博点点头：我明白。

        夏新立：不过，以后我最好还是不要再到府上来了。我毕竟是《新华日报》的人，怕给郑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郑先博无所谓地：我有什么好怕的！

        夏新立摇摇头：没有必要。我们可以约别的地方见面，我来安排。你是政府的外交官员啊！

        郑先博接受了这个建议，送夏新立出了大门。

        5月的一天，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远郊的北碚，这里集中了从沦陷区迁移来的好几所大学。几枚炸弹落在了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和几名学生遇难。这立即在重庆的知识界和各个高校激起了强烈的愤慨。第二天，全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在复旦大学从事********的孙翔英带着上百名学生也从北碚来到市中心一带，举着标语和小旗，沿路高喊口号，向路人散发传单。街上，各个学校的游行队伍不断汇合在一起，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声势浩大。

        学生游行，国民党特务就绝不会清闲。大批的便衣混在游行队伍和看热闹的人群中，出没在大街小巷，监视着学生们的行动。那个曾经在孙翔英刚到达重庆时就跟踪过她的小特务，这时也站在大街边上。他从一个报童那儿买了张报纸，站在路边装模作样地看着，眼睛却很职业地不时越过报纸的边缘，注视着从面前经过的人群。他意外地从学生们中间发现了孙翔英的身影，顿时高兴起来，便随手把报纸一扔，悄悄跟了上去。

        郑明和郑琪从前面的一家商店里走出来，正好碰上游行队伍从这里经过。虽然人潮涌动，孙翔英在那些学生们中间仍然显然很突出，郑琪那种文艺界人士的时髦装束同样也很显眼。于是，孙翔英和郑明、郑琪远远地就注意到了对方。不过，郑明和孙翔英的目光也仅仅是闪电般地碰撞了一下，就各自分开。

        郑琪注意到哥哥看那个漂亮女人的眼神，问道：那个女的你认识？

        郑明摇摇头，却又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孙翔英也在这时候回头了，不过她并没有看郑明，而是发现了远远跟在后面的小特务。孙翔英的眼神在一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郑明从孙翔英的眼睛里觉察到异样，疑惑地循着她的目光看去，意外地看见了盯梢的小特务。郑明立即明白，那个小特务的跟踪目标是孙翔英。几乎不假思索，他就停下了脚步，低声对郑琪说：你别跟着我了。

        郑琪还没明白过来，郑明就已经离开了妹妹，直接对着那个小特务走过去。小特务也发现了正在迎面走过来的郑明，不过要回避是已经来不及了。

        小特务：头儿，你这是……郑明恶狠狠地看着小特务，小特务越过郑明肩头，看到孙翔英快要消失在走远的游行队伍中，便想绕过郑明。郑明却挡在他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口将他拖到街边，顶在了墙上，低声说：我总算碰上你了！

        小特务惊慌地挣扎着：头儿，别误会，别误会！

        郑明掐住了他的脖子：你他妈的竟敢去告我的黑状，老子打死你！

        说着他狠狠地给了小特务一个耳光。街上的行人被他们吸引过来，围住了他们。小特务仍在张望着企图寻找孙翔英的踪影，不过他什么也看不见了。郑琪站在人群中，不知道为什么哥哥会如此粗暴，但又不敢问。游行队伍里的孙翔英也远远地看见了这边发生的事情，趁机消失在学生们中间。

        这天上午，周恩来应邀来到黄山别墅与蒋介石会晤。会晤结束以后，蒋介石送周恩来从别墅里出来，沿着林间的石板小路缓缓朝山下走去。

        走了一阵，周恩来主动停下来，说：请委员长留步了。

        蒋介石便站下来：周先生，今天我们谈得很好嘛，我对贵党的立场和态度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周恩来说：委员长请放心，中共一定是诚意抗战的，并且仍会拥护委员长的抗日政府，共同打击和孤立汪伪政权。

        蒋介石频频点头道：这很好。

        周恩来看着他：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贵党内部仍然有人在散布言论，说中共要借目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趁机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

        蒋介石讪讪地一笑：不过你们的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啊，有人表示担心，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恩来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正色地说：我们大力发展的是敌后根据地，是为了打击日本人。而故意造谣的人，却是想制造分裂，准备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并且暗中与日本人勾结，甚至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全民族的利益。

        听见这话，蒋介石的脸色也有些变化，他把目光移向了远处，问：周先生此话是有所指的？

        周恩来并不正面回答：我可以把我们的立场表达得更明确一些。中共抗战到底的决心是绝不会改变，这也就意味着谁坚持抗战我们就与他合作，拥护他。谁要是企图走汪精卫的道路，都是不得人心的，不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会反对他，唾弃他。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

        蒋介石敷衍起来：中共对此不必有什么担心。就像刚才你讲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传言都很多，但是都不准确。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没有变化，联合抗战的路线也没有变化。

        周恩来笑着说了句“那就好”，然后告别蒋介石，径自下山去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夏新立来到了周公馆里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桌前的周恩来，面前堆放着许多文件，一盏台灯亮着。周恩来仰靠在椅子上，听着夏新立汇报他从郑先博那儿得到的有关“桐工作”的情报。郑先博提供的情况，与南方局最近得到消息相吻合，都明确无误地证实了“桐工作”的存在，证明了蒋介石采取投降策略的可能性。

        夏新立说完，看着坐在对面的周恩来，问：周副主席今天和老蒋谈得怎么样？

        周恩来笑笑：谈得还算友好。不过，虽然蒋介石明确表示了要和我们共同抗战到底的态度，我们并不能抱过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就像他反复表明坚决放弃****、剿共的立场，却放任手下的军队不断与我们搞摩擦一样。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夏新立说：周副主席，虽然蒋介石最近一两个月与日本人没有进行秘密接触，但是这条渠道仍然保持着，这非常令人担心。

        周恩来点点头说：我还是那句话，消灭共产党，这是蒋介石骨子里的一种念头，挥之不去。只不过现在他顾不过来而已。如果能和日本人达成某种协议，既结束战争，又联合****，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情。关键看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是不是他可以接受了。如果日本人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和军事、经济要求太过分，蒋介石恐怕也不会接受，他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

        夏新立：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时断时续，大概也表明了蒋介石一直在权衡利弊？

        周恩来笑了：是啊，利弊之间，蒋委员长实在难以决断啊。

        说着，周恩来离开办公桌，在房间里缓慢踱步，对目前的局势作了一个基本判断：起码在目前，蒋介石和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张自忠阵亡多少激起了很多有良心的国民党将领的斗志，抗战到底的呼声更加强烈，蒋介石是不能不有所顾及的。而且世界形势也在发生大的变化，就在几天以前，德国军队已经攻占巴黎，英法盟军被迫退到了英伦岛屿。实际上德、日等法西斯国家已经对全世界构成了空前的威胁，美国人恐怕无法再隔岸观火了，他们迟早一定会介入。问题在于美国人必须要在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美国人选择了亚洲战场，中日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因此，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急于跟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的。

        听完周恩来的分析，夏新立问道：你认为美国首先介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大吗？

        周恩来摇摇头：不会太大。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美国选择首先解决欧洲事务，那么蒋介石就会受到巨大打击，因为等于宣告了他“以拖待变”策略的失败。日本人也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进一步诱降。这种时候，蒋介石与日本人暗中媾和的危险就会增加。

        周恩来走到了夏新立面前停住了：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所谓“桐工作”的动向，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掌握主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正面阻止他与日本人达成和平协议！

        夏新立从周恩来说话的眼神里，既感到了周恩来反对投降的坚定意志，也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沉重分量。

        由于法国的沦陷，在经历了非常侥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法军队已经完全放弃了欧洲大陆，退守英伦三岛。纳粹德国现在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横行整个欧洲。面对这场注定到来的噩梦，英国政府无暇再顾及远东，虽然他们在这里拥有众多的殖民地和既得利益。和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英国的传媒也开始把目光回收到自己的鼻子跟前。罗伯特和顾宏源已经接到《泰晤士报》的指令，要他们尽快返回英国。这天晚上，郑娟和一群记者来到记者俱乐部聚会，算是为顾宏源和罗伯特送行。大家议论纷纷，对欧洲战场的局势无一例外地感到悲观。

        夏新立匆匆赶来，他接过别人递来的一杯咖啡，大大地喝了一口，对罗伯特说：战争终于打到英国了。

        罗伯特无奈地笑笑：所以老板命令我们回去，中国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次要的。

        郑娟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你们英国人从来也没把中国的抗战当成主要的。

        罗伯特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便夸张地做了个投降的动作：你说话总是这么厉害。

        顾宏源站出来解围说：过去的话题可以不说了，连张伯伦都被迫下台了。

        夏新立却想借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这是绥靖政策必然的结局。到了今天英国人还剩下什么呢？朋友被他们出卖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也被纳粹德国占领了。我注意到了丘吉尔首相上任后的第一次演说，他说，“我能奉献给国民的没有其他，只有流血操劳，眼泪和汗水”。

        残酷的现实让罗伯特也不得不接受夏新立的观点，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尼黑协议》已经成了英国的耻辱，我想这在英国国民当中已经是一种共识。而且，我也渐渐开始认同你们的观点，英、美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事采取的旁观政策，同样是绥靖主义的，也许会犯下与《慕尼黑协议》相同的错误，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我个人也应该为过去的一些观点向各位表示歉意。

        一个记者笑着说：马修斯先生，这倒没有必要。起码到了今天，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

        夏新立：我希望丘吉尔首相有勇气和德国人决一死战。

        罗伯特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说：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英国人绝不会投降！

        郑娟：但愿如此。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否则真的就全军覆灭了。不过，和中国军队一样，撤退并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何况英伦三岛毕竟只是三个岛屿。说实话，我很为你们的安全担心。

        虽然这些话郑娟是看着罗伯特说的，她的目光却不经意地从顾宏源脸上掠过。

        顾宏源宽慰地，其实也是在告诉郑娟：放心吧。应该没有问题。这里同样也充满危险，我们不是都还很好吗？这个世界上现在几乎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我到了英国也同样会为你们担心的。

        郑娟和顾宏源的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本质的变化，这一点他们各自心中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分别的时候。只是他们之间还有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还在香港疗伤的江庆东。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很久，直到记者俱乐部关门。分手以后，顾宏源主动提出要送郑娟回家，她当然不会拒绝。深夜的街道上寂静昏暗，几乎没有行人。郑娟挽起顾宏源的胳膊，两个人慢慢地默默走着。

        顾宏源看看她，微笑着问：你怎么不说话了？

        郑娟问：你还会回来吗？

        顾宏源对此没有把握：应该会吧。而且我也会尽量找机会回来。除非真的出现什么意外……郑娟用目光阻止了他再说下去。顾宏源一笑：不用担心。英国和这儿一样，安全不安全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郑娟又问：去和你儿子告别了吗？

        顾宏源点点头：去过了。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直到他们站在了郑娟家门外。郑娟拿出钥匙开了门，有些犹豫地问：进去坐坐好吗？

        顾宏源跟着她，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家里。进去以后，顾宏源还是感到有些拘谨，便四下打量着。客厅并不大，布置得井井有条，也非常洁净。墙上挂着一些私人照片，一张江庆东穿着军装和郑娟的合影挂在很显眼的位置上。郑娟注意到顾宏源的目光在看那张照片，从柜子里拿出了酒和酒杯，对他说：喝杯酒吧，为你送行。

        顾宏源没有反对，在郑娟的对面坐下来。

        郑娟看见顾宏源不说话的样子，有些不安地：也许，我不应该请你进来？

        顾宏源掩饰地一笑：怎么会这样想。很好的。说着他主动将酒倒进两个杯子里，然后举起了杯子：谢谢你！

        郑娟的眼睛里终于充满了忧郁：是我要谢谢你。是你一直在帮助我，不然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真不希望你走。

        顾宏源还是微笑，又看一眼墙上的照片，问：他最近恢复得好吗？

        郑娟知道他在问谁，点点头说：很快就要回来了。

        顾宏源很真诚地再次举起酒杯，和郑娟碰了一下，说：那太好了，我为你们高兴！

        郑娟看着他，眼睛里有些湿润，语气幽幽地说：你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害怕离开你了吗？

        顾宏源正视着她，苦笑着轻轻摇头：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了。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又能不能活下来？说不定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老态龙钟了？天知道。

        郑娟有些感动地坐到了他的身边，轻轻地搂住了他，说：别把自己说得那么老。

        顾宏源的反应介乎于平静和略微惊讶之间，似乎既不觉得意外，又有些不敢相信真会走到这一步，他轻轻拍了拍郑娟放在他胸前的手。郑娟虽然在等待他的更多回应，但却平静自然。两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僵持。

        过了一阵，顾宏源终于说话了，这之前是一声不易察觉的叹息：我不知道离开这里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特别地想你、挂念你，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再次回到这里，为了见到你。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你要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所以你永远都不欠我什么，明白吗？

        郑娟看着他，还是那样平静，说：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

        顾宏源点了点头。

        同样是在这个深夜，蒋介石把老曾、戴笠叫到了黄山别墅二楼的办公室里密谈，话题还是“桐工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戴笠在这里已经是个连话都插不上的人了。

        一见面，蒋介石就把手里的一份《中日预备会谈备忘录》重重地摔在了茶几上，他斜着眼睛看看老曾，口气相当严厉地说：几个月谈下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老曾不敢说话。

        蒋介石敲打着那份“备忘录”：这第一条还是要我们必须承认满洲国？你，还有陈超龄他们，有什么用？我不是具体讲过这个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按我的训示去办？

        老曾明白，蒋介石的确作过明确指示，要求他向日方表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吃这一套，这就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事情了。他连忙解释说：委座，我牢牢记住了你的训示。但是日本人很精明，首先不同意“满洲问题”的表述，要求必须用“满洲国”；“中国原则上同意考虑”也不行，起码要表述为“原则上同意承认”。

        蒋介石听完气愤起来：日本人真是蛮不讲理。我的要求还不清楚吗？将局面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这不就是默认了他们对东三省的占领？他们还想怎么样！然后，他又翻开那份“备忘录”：再看看这些，还是要我和汪精卫合作，还是要在中国驻军！日本人要是不撤军，跟他们和谈还有什么用？！简直是荒唐！

        老曾：是的，委座。日本人可以说是不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只是一味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这谈判我们恐怕占不了丝毫便宜。

        蒋介石停顿了一会儿，语气也缓和了些：整个战局我们处于劣势，当然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便宜。可是我们的让步不会是无止境的。要是我们在这个什么“备忘录”上签字，是无法向共产党，向东北军、西北军的将士们交代和解释的，对全体国民也是无法交代的。中国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了？！

        老曾看看戴笠。戴笠也不敢说话。

        蒋介石再次将“备忘录”扔在茶几上，拿定了主意：我看这个谈判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曾显然没想到蒋介石断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说：委座，我的意见，这个“备忘录”我们可以不接受、不签字，但是，谈判既然已经在进行，而且又不为外人所知，还是不要断然中止的好。

        蒋介石看着他，让他说下去的意思。

        老曾：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具体条款上和他们纠缠下去，先拖着，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这样也许更稳妥一些？

        蒋介石想了想：那好。就拖一拖再说吧。你也不要着急回香港了，让日本人等着去。

        戴笠和老曾起身要走了，蒋介石叫住了他们，眼睛看也不看地指指那份“备忘录”说：把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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