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重庆迎来了阴冷的深冬。浓雾遮盖，淹没了远远近近的灯光，淹没了城市的轮廓。被团团雾霭包裹着的周公馆外，浓雾和黑夜吞噬了一切，仅仅几步之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周恩来的房间里亮着灯光，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聚在这里，人人脸色都很严峻。房间中央的一个火盆里，几块木炭通红地燃烧着，冒出淡淡的蓝色烟雾。叶剑英正在通报“皖南事变”的最新事态，其实也就是最终的结局。按照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江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调至江北地区，在行经安徽泾县茂林一带时，突然遭到顾祝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共计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在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顽强血战之后，弹尽粮绝，除大约两千人突围之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也都在战斗中牺牲。其实，国民党军队早已完成了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只是由于部分同志在关键时刻的犹豫以及对国民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使新四军最终没能躲过这一劫难。

        看一眼脸色铁青的周恩来，董必武愤愤地说：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完全置民族救亡大业于不顾了。

        邓颖超说：还不仅如此。国民党在几天前就在制造舆论了，诬蔑是新四军要叛变！

        周恩来还是一言不发，这时候，一个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说：延安急电。

        叶剑英接过电报，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匆匆看后，将电报放在了桌子上，这才说话了，语气虽然低沉，却镇定如常：党中央在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了，要求我们在短期内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重要干部撤离重庆。也包括我们在座的人。

        董必武敏感地问：电报还有什么内容？让我们匆忙撤离，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周恩来慢慢点头：中央准备对这次事件作出强烈姿态了，决定采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反击，在苏、鲁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不怕决裂，猛烈反击，彻底打退国民党的挑衅和进攻。

        董必武语气里充满了担忧：真若如此，统一抗战的局面就会被国共之间的全面内战所替代了。

        房间里一阵沉默。突然，整个周公馆里的灯光同时熄灭了。房间内外漆黑一片，只有那盆炭火发出微弱的红光。又停电了。有人正找出蜡烛准备点燃，所有的灯光突然又重新亮了起来。一直平静地坐在那里的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道：黑暗总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这些有着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在光明中不骄傲，更重要的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并且在黑暗中显示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终归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

        叶剑英：周副主席说得对。不过目前的局势非常危急，一旦国共军队正面展开冲突，日本人就可坐收渔利了。

        周恩来：我相信中央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毛主席会对抗战全局和内战利弊作出比我们更清晰的结论。不过无论怎样，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用最后的努力向国民党讲清国家民族的利益所在，维系抗日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向一切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抗战的罪行。

        董必武：我同意恩来的意见，我也不走。

        邓颖超：我建议立即给延安发电报，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建议。

        周恩来摆摆手：不用着急。我相信中央一定会以抗战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剑英：共产党从抗战以来一直忍辱负重。不过老蒋却是越来越得意忘形了。

        董必武嘲讽地说：老蒋的行情看涨了嘛，这不足为怪。

        周恩来：是的。自从去年9月底德、意、日正式结成轴心国，英美等组成了同盟国以后，这两大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拉拢蒋介石了。一边是德国劝和，日本诱降，好让日军腾出手来南下远东；一边是英国重开滇缅公路，美国增加大笔贷款，希望中国死死拖住日本军队，好让英美有时间应付欧洲战场。

        叶剑英：还有苏联，他们也在提供更多的援助，以阻止日军北上，避免德日两国对苏联形成夹击之势。

        周恩来：国际上的三大势力都在拉蒋介石，这还不让他感到自己身价倍增，得意忘形？他也派出了三路干将，分别周旋于德日、英美和苏联之间，而他自己却居于其中，作为****的轴心了。可以说，正是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使得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可以有恃无恐地解决一下共产党这块心病了。这就是这次事件的背景。不过老蒋过于着急了一些，他高兴得晕了头。中国抗战的局面还不会因为目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仍然处于劣势。一旦国共开始内战，那么国家民族就真的危在旦夕了。

        董必武：这个道理我们不仅要让老蒋明白，更要让全国民众明白。要让全国人民共同站出来，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危及民族命运的行径。

        邓颖超说：《新华日报》明天就会刊登“皖南事变”的真相，这对蒋介石就是一次有力的反击。

        此时，夏新立匆匆来了，他和大家点头示意后直接来到周恩来面前：周副主席，明天《新华日报》上所有关于“皖南事变”的文字统统被国民党的新闻审查所扣发了。他们的人这会儿仍在报社，坐等明天的大样出来呢。

        周恩来轻蔑地问：报纸又要开天窗了？

        夏新立着急地：是啊！

        周恩来也不说话，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几乎不假思索地挥毫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然后脸色严峻地扔下了手中的毛笔。

        董必武将墨迹未干的纸交给了夏新立，严肃地说：你去想办法，明天一定要见报！

        第二天一早，郑先博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看到了当天的《新华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上，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与诗作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郑明匆匆推门进来，挥动着手里报纸：爸爸，快看今天的《新华日报》！

        郑先博笑了笑：我正在看呢。今天的《新华日报》一定发行量大增。

        等郑明坐下来，他指着刊登题词的地方感叹着：共产党真是有办法，这明明是被新闻审查所封杀撤稿，开了天窗的地方，他们却登上了这样的题词，我看这肯定比原来的文章更振聋发聩。新闻审查这次可是帮了倒忙啊！

        说着，他不禁笑起来。

        郑明说：我听说“皖南事变”让冯玉祥将军非常生气，把何应钦叫去大骂了一顿，并公开表示说，新四军抗战有功，而此次却被政府消灭，天理难容。

        郑先博叹道：抗战四年，老蒋“苦撑待变”的方略我一直是赞同的，可是好不容易苦撑至今日，国际形势终于出现了一点儿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却发生了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早知如此，又何必搞什么“苦撑待变”呢？还不如早早将国土和主权拱手相让于日本人，再与日本连手消灭共产党就行了。唉！实在是可悲啊。

        郑明突然离开这个话题，说：爸，我可能要被派到武汉去了。看见郑先博一脸惊讶，郑明解释说：派我去武汉工作站，搞地下工作。

        郑先博：这不是把你往老虎嘴里送吗？

        郑明无所谓地笑了：总要有人在敌后工作的，也没什么。

        郑先博不屑地说：你们军统能有多少人在日军占领区搞地下工作？这能骗得了谁呀？

        郑明说：武汉还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不能不重点工作的地方。日本人建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对重庆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郑先博突然问：不会是戴笠他们对你不放心了吧？他们在怀疑你了？

        郑明：我有什么值得他们怀疑的。

        郑先博：比如上次老曾的谈判纲要？

        郑明笑了：要是那件事暴露了，他们会干净利落地杀了我的。你不用瞎猜了。

        郑先博犹豫了一下，试探地问：有没有可能不去呢？我非常担心。

        郑明：为什么不去？我是深入到日本人的敌后，我愿意去。

        郑先博问：你很快就要走？

        郑明摇摇头：那倒不会，这里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几份当天的《新华日报》被人随手放在了周恩来办公室的桌子上、沙发上。董必武和叶剑英坐在周恩来对面。周恩来手里捧着茶杯，说着：今天我想跟蒋委员长见面，就“皖南事变”进行直接交涉的要求被他们拒绝了。

        董必武笑了笑：老蒋知道自己理亏，当然不敢见了。

        叶剑英：不见面也躲不过去的。周副主席，按照你的吩咐，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们干了一个通宵，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小册子已经编写完成，你过过目。

        说着，叶剑英将一叠稿纸递了过去。周恩来接过来，第一页上的标题是《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他随手翻了翻，对叶剑英说：你已经审阅修改过了嘛，我不用再看了。尽快派人送到《新华日报》去，要他们立即印刷出来，广泛散发。还有几件事情要和你们商量一下。中央已经又发来电报，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后的局势作出了冷静地分析，党中央已经决定，将原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的策略，改为政治上进行全面****，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相忍为国，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董必武和叶剑英听后，都表示了认同。叶剑英问：中央同意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了？

        周恩来点头说：我们必须留下来。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一方面要彻底揭露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在斗争中为了民族大义而忍辱负重，把老蒋拉回到合作抗战的道路上来。不过，中央指示，要剑英同志近日内返回延安，直接向中央汇报这里的情况。

        叶剑英：这时候让我回延安？

        周恩来：就照中央的指示办吧。我估计要你回去，还是会商量将部分人员撤出重庆的事情，延安的同志们始终对我们的安全问题不放心啊。

        董必武点头道：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还难以预料，中央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周恩来：不过，局势的发展无非有两种可能，我们相忍为国，达到了争取国民党继续合作抗日的目的，这是一种可能；但国民党铁心****，统一战线全面破裂，这也是一种可能。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要争取第一种可能。可是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董必武说：要防止反动派搞我们的突然袭击，一切密码、机密文件、地下组织的名单等等都要随时准备销毁。

        周恩来同意道：对，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我相信还有挽回合作抗战局面的机会。我注意到国民党内的一大批爱国将领，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在不同场合对这次事变表示了谴责和反对，这就说明顽固派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我们要在舆论上发起更大的攻势，形成压力。这包括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我已经给廖承志同志发了电报，要他立即面见正在香港的斯诺先生，陈述“皖南事变”的真相，通过斯诺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

        叶剑英：如果还能影响到美国的议员们，甚至罗斯福政府，那老蒋就会坐不住了。

        董必武建议说：我看还可以在重庆展开积极的对外交往，对外国使团施加影响。虽然说外交这一块是国民政府的“专利”，但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空间，尤其是恩来同志，你在重庆的外交使团中是有影响力的。

        周恩来点头：我们共同努力，只有把国民党这新的一轮****高潮打下去，才能保证抗日统一战线的继续，才能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看着叶剑英说：趁你还没走，今天就陪我去见见苏联大使，怎么样？

        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了苏联大使馆，在一个充满俄罗斯情调的大房间里，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中将进行会晤，主题还是近日发生的“皖南事变”。会晤的气氛虽然友好，但是潘友新说出来的，仍然是一些态度暧昧的外交辞令。

        潘友新：关于近日发生的“皖南事变”，苏联政府感到震惊和遗憾。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周先生，请恕我直言，国共两党的恩怨由来已久，其中的是非曲直是旁人很难理解的。

        周恩来笑了：恐怕大使先生有些误解了。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很深，这是事实，我们并不是要贵国在此次事件当中充当评判官的角色。不过，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抗战现状，“皖南事变”的发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民族解放的大处着眼，在此次事件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努力维护合作抗战的局面，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作出正确的反应，和我们一起维护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因为这也就是在维护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

        潘友新说：我认为苏联政府对此次不幸事件会有一个公开表态的。

        叶剑英问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呢？

        潘友新无可奉告地耸耸肩膀：我不知道。所以目前我也不能明确地发表什么言论。

        周恩来只是笑了笑。叶剑英却有些尖锐地说：大使先生，我们都知道，在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国民党部队中，每个军，都有苏联的军事观察员。你能告诉我在这次事变中，苏联军事观察员是否早已有所发现呢？

        潘友新：我还不知道，崔可夫中将正在着手对这些军事观察员进行调查。不过，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卷入其中的。

        听见潘有新的话，崔可夫当时只是用微笑和点头表示赞同。当会晤结束，他一个人把周恩来和叶剑英送到苏联大使馆外面的时候，崔可夫才低声说：叶先生刚才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其实我国政府也同样关心苏军的军事顾问是否不明智地卷入了这次事变当中。不过，据我已经掌握的情况，我们派驻在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的两个军事观察员，对此次事件真的一无所知。

        叶剑英说：这难以置信。

        崔可夫笑了：大概上官云相和他的部下们早有安排，这两个观察员几乎每天都喝得大醉，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这两个人正在被召回国内，他们回国之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说完，崔可夫意味深长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读懂了崔可夫对苏联立场的暗示，他笑笑说：谢谢你，崔可夫将军。

        连续的阴天之后，重庆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由于难得的天色晴好，蒋介石便把与美国大使詹森的会见安排在了黄山官邸外的大树下。宋美龄亲自端着一杯咖啡出来，放到詹森的面前。蒋介石还是喝着玻璃杯里的白开水。他知道，詹森这个时候的到访肯定是和“皖南事变”有关，所以他决定以攻为守。

        看着詹森喝了口咖啡，蒋介石便主动问道：大使先生，这个时候你来见我，大概是和新四军的哗变有关系吧？

        詹森笑了：看起来为了这件事情，委员长正在遭受多方的压力。

        宋美龄插话说：中国的事情和美国大一样，是是非非的，总会搞得混乱不堪。不过说是压力，倒还谈不上。

        蒋介石说：中国人怎么说，倒是无所谓的，共产党那一套胡搅蛮缠我已经见惯不惊了。不过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有自己的看法。两个月前，罗斯福总统在大选中获胜、取得连任以后，我亲自写了一封祝贺信，并在信中提出了以远东问题为中心，由美国主持中、美、英、苏之间的合作，进而结成军事和政治同盟的建议，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否感兴趣。因为我至今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詹森：我相信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当中，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不过，希望委员长能够理解，目前欧洲战场才是罗斯福总统更为优先考虑的重心，为了支援那里的战争，美国有许多十分紧迫的工作要做。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美国忽视中国、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利益。

        蒋介石抱怨地：我知道，贵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愿意卷入所谓“远东的漩涡”里面去的。但是我还是要说，真到了美国人认为万不得已的时候，只怕就晚了。

        詹森：我认为并不是如此，罗斯福总统非常关注这里的局势。

        蒋介石有些嘲笑的样子：何以见得呢？难道仅仅是增加了一些对中国的贷款？

        詹森：我今天就是来向委员长通报，罗斯福总统近日将派白宫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先生作为他的特使到重庆来，居里先生将会与委员长直接会晤，我相信届时将就你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沟通的。

        这个消息让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感到鼓舞，蒋介石的脸上甚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詹森却接着说：不过，据我所知，居里先生这次的使命，也包括了“皖南事变”的问题。他可能会与国、共双方就此问题进行正式接触，以了解尽可能全面的、更接近真相的东西。我想这也是美国政府所需要的。

        蒋介石脸色立刻又变得难看起来了。一个“皖南事变”竟然惹来了这么多麻烦，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蒋介石下了决心，必须尽快以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这次事件作出强硬表态，以弹压日益对自己不利的国内舆论，这样才能腾出手来对付国际压力。至少，要在美国特使到达重庆之前，将这件事情彻底平息。

        在蒋介石授意之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市政府的会议厅里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重庆新闻界众多人士都来到这里，郑娟作为市政府的新闻官，也站在记者中。

        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将军作为发言人首先宣布了《解散新四军通电》。《通电》内容仍然咄咄逼人，将新四军定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还没等他宣读完，下面的记者们就发出了不满的嘘声和议论，秩序顿时显得有些混乱。郑娟也觉得这些内容实在荒唐和无聊，正想离开，却发现夏新立正借着这番混乱，在人群中四处游走，不动声色地往记者们手里分发一本小册子。郑娟好奇地从一个人手里拿过小册子看看，那是叶剑英组织编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于是郑娟朝夏新立走去。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手里的小册子，也引起了会议厅里便衣特务的注意，他们发现了夏新立，挤开人群隐秘地朝他接近。很快，夏新立就被两个特务围住了，没有散发完的小册子被抢了过去。特务挟持着夏新立就往外走。一切都很平静，周围的人居然也没能发现这里的变故。

        刚刚走到夏新立面前的郑娟连忙挡在特务面前，质问说：你们要干什么？！

        特务也不说话，一把将她推开了。郑娟突然大声喊起来：这里是军事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你们没有权利到这儿来抓人！

        她的叫喊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会场下面的记者们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地反应，很快就将那两个特务团团围了起来。有人大喊着：把特务赶出去！

        这一声喊得到了更大的响应，会议厅里乱了。正在上面宣读《通电》的将军不得不停下来，叫来身边的一个副官，简短地低声交谈之后，那个副官便跑过来，严厉地对一个特务耳语几句。之后，两个特务悻悻地松开夏新立走了。他们的身后是记者们的一片嘘声。

        略微安静下来以后，将军继续宣读《通电》了。郑娟把夏新立拉到了会议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些责备地说：你胆子真不小。这太危险了。

        夏新立无所谓地笑了笑：这也是被逼无奈，总要想办法把真相告诉大家吧？不过，还是谢谢你为我解围。

        郑娟：解围？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在外面等着你呢。一会儿我再想办法吧。

        夏新立看着她，突然问了句：你和顾宏源还有联系吗？

        郑娟被这突然的问题弄得有些不自然了，反问：你怎么关心这事？

        也许夏新立是唯一知道郑娟和顾宏源那种复杂关系的人了，毕竟，他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不过他现在问起顾宏源，倒真的不是想打探他们之间的私密。他笑着说：我可没关心什么，你也不用这样充满警惕的样子。

        郑娟恢复了常态，说：他和罗伯特仍然在英国。

        夏新立：我能和他们联系上吗？

        郑娟：干什么？

        夏新立解嘲地笑笑：关于“皖南事变”的舆论，全被蒋介石操控了，要让大家知道真相，除了秘密散发小册子，我还想借用洋人的嗓门吆喝几声。你能帮忙吗？

        郑娟略有些犹豫，随即还是拿出笔，在夏新立的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了顾宏源在英国的地址，然后说：你能替我保密，对吗？

        夏新立一笑，很认真地说：那还用说。

        郑娟被他笑得脸有些红了，她岔开话题，问：你儿子现在在干什么？

        提起夏程远，夏新立不由轻轻地叹了口气。儿子受伤丢了一条腿以后，自然就不能再回到工兵部队当技术顾问了。从医院出来，夏程远回到了以前工作的34兵工厂。虽然还是工程师，但毕竟缺了一条腿，工厂里的很多事情他都干不了。天天倒还是去上班，实际上更像是去混日子。很长一段时间，夏程远都情绪低落，不仅厌恶自己的状态，也厌恶自己给妻子和父亲增添了许多麻烦。

        夏新立淡淡地说：他还好，差不多已经习惯了。

        为了继续让国际社会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旋风般地拜会了许多驻重庆的外国使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然是他重点努力的对象。两人关系本来就不错，所以，当周恩来这天晚上来到英国大使馆拜见卡尔时，卡尔和他相当深入地探讨了很久。直到夜深人静，卡尔才送周恩来出来。两人一起走下大使馆外面的阶梯，然后握手告别。

        卡尔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先生放心，我一定会把“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报告给丘吉尔首相。我相信不管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分裂，因为这只对日本人有利。

        周恩来点头：大使先生说得对。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他们的大使，向蒋介石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苏联人说，对于目前的中国，内战就意味着灭亡。

        卡尔：我相信，英国政府很快也会正式就此事件作出表态。

        周恩来看着他，又说：阿奇博尔德爵士，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帮忙。

        卡尔：请讲。

        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就要来重庆了。

        卡尔笑了：你的消息真快。

        周恩来认真地说：我想和这位特使直接见面，你能替我安排一下吗？

        卡尔反应很快：你是说通过别的渠道安排会见有困难？

        周恩来笑笑：美国特使到重庆来，“皖南事变”肯定是他行程中的重要议题。蒋先生是不会愿意看见我和美国特使在一起的。

        卡尔爽快地答应了：我一定尽力。我们是老朋友嘛。

        周恩来再次和他握手：谢谢你，卡尔。

        罗斯福要派特使来重庆了，这对于王宠惠和他的外交部来说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一天晚上，王宠惠从蒋介石的山官邸回来，便直接来到了郑先博的家。郑先博有些诧异地把王宠惠迎进客厅，并给他泡上了一杯茶。王宠惠在沙发上坐下后，并没有立即切入正题，倒是东拉西扯地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家庭琐事，何雪竹在北碚怎么样？郑琪的情绪好些了吗？郑明的工作如何？江庆东和郑娟……最后还是郑先博忍不住了，笑着对王宠惠说：部长，你不用闲扯了，有事就说吧。不然你不会这么晚了到我家里来。

        王宠惠笑了：不瞒你说，委员长日子有些不好过了。何应钦搞出来的“皖南事变”，让我们在外交方面非常被动。压力很大。前两天，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安排一个晚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答应出席，却突然变卦了，让邵力子很尴尬啊。

        郑先博问：因为“皖南事变”？

        王宠惠：还能为什么？苏联人要邵力子转告中国政府，他们坚决反对这种使敌人高兴的事情。

        郑先博：听说苏联大使潘友新和崔可夫也分别见了何应钦和白崇禧，直接提出质问，态度也很强硬？

        王宠惠点点头：先不说苏联了。我告诉你，美国人也作出反应了，美国记者发表的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在美国朝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私下的渠道传来消息，美国表示，如果国共纠纷不解决，将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听到这儿，郑先博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

        王宠惠接着说：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作为总统特使就要来重庆。委员长很伤脑筋啊。他今天把我叫去，发了一通脾气。因为据美国大使詹森的说法，居里在重庆的行程里，确定了要安排与周恩来会见。这让委员长不能容忍。

        郑先博笑笑说：难道外交部还能限制美国特使的行动自由？

        王宠惠：所以我来找你了。

        郑先博看着他：我能干什么？

        王宠惠说：为美国特使在重庆的活动作一个详尽的日程表，要安排得非常细，非常紧凑，让他没有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当然，一切又都要符合外交惯例。

        郑先博：居里在重庆有几天？

        王宠惠：三天。

        郑先博摇摇头：这很困难。再说，以美国人的脾气，他未必会被我们的日程表牵着走。而且凭周恩来的外交能力，要阻止这次会见也很难。

        王宠惠说：你不要这样书生气。我们尽力去做就行了。明白吗？

        郑先博会意地笑了：那没问题。

        王宠惠也笑笑说：这件事情只有交给你做我才放心。你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连夜做出来。

        郑先博开玩笑地说：部长，你不能这样，让我闲就闲死，累就累死的。

        王宠惠挥挥手：那个该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我正在找机会让你重新出来。我看这次就是个机会。委员长那里，我会找合适的时机替你说话的。

        一个天空晴朗的下午，汉口日军基地。机场的跑道上，进行飞行训练的零式战斗机正在频繁地起降。整个机场都被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所充斥。

        没有提前通知，日本联合航空队指挥官大西泷治郎少将突然来到了基地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的指挥部。正在和几名军官围在一张地图前的第三飞行团指挥官远藤三郎少将看见大西泷治郎进门，有些意外。他急忙迎上去，两个人互相敬礼以后，远藤三郎就让其他人离开了。

        等指挥部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大西泷治郎很干脆地说明来意：我要离开这里了，是来告别的。

        远藤三郎惊讶地问道：回日本吗？

        大西泷治郎点点头，低声说：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将军要我立即回去。

        远藤三郎：是秘密任务？

        大西泷治郎肯定地回答：研究针对夏威夷的奇袭作战方案。我们的下一个战场就是辽阔的太平洋了。

        远藤三郎更加吃惊了：这么快？可我们还没有办法从这里抽出足够的兵力啊。

        大西泷治郎：支那战事必须很快结束。最近大本营已经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远藤三郎：我听说了，因为其中涉及到对中国大后方更大规模的轰炸。

        大西泷治郎说：这个计划其实只有一个根本目的，为南进政策和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前提就是尽快从中国脱身。包括巩固华北占领区，使其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要对华北展开治安强化运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为了配合地面作战，航空队必须对重庆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将轰炸规模扩大到极限。

        远藤三郎：请恕我直言，你是战略轰炸最早的倡导者，但是连续两年的轰炸之后，我现在认为，仅仅通过轰炸不太可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很难想象重庆政府会因为轰炸而崩溃，不论轰炸达到怎样的规模。

        大西泷治郎看着他：我并不认可你的观点。我希望在重庆的雾季结束之后，你能够倾尽全力实施轰炸，我们会看到最后结果的。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今年这个夏天将是对重庆的最后轰炸，这之后大部分航空队将会转赴太平洋。所以这可以看成是航空队最后的实战演练，他们将从长江飞向太平洋。

        远藤三郎笑了，把轰炸重庆作为最终攻击太平洋的实战演练的说法让他感到很有意思。尽管他对轰炸本身的效果已经有些怀疑，还是和大西泷治郎握了握手：那好吧，我们太平洋见！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来到黄山官邸面见蒋介石，正式转达英国政府对“皖南事变”的明确态度。卡尔向蒋介石转达了丘吉尔首相的观点：中国大敌当前，政府与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难以接受的，攻击新四军只会削弱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这毫无疑问有利于日本人。英国政府的表态显然使蒋介石很恼火。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宋美龄和王宠惠，脸色阴沉，没有说话。

        见丈夫不说话，宋美龄比较委婉地说道：大使先生，也许贵国政府还没能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据我所知，西方世界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大多来自于共产党的策划。

        卡尔礼貌地微笑着：不能否认，舆论的影响是有的。不过请相信英国政府作出的表态是慎重的。据我所知，丘吉尔首相专门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有过沟通，并协调立场。

        蒋介石虽然心里一怔，但还是保持了沉默。

        宋美龄问道：难道这也是美国的态度？

        卡尔：我想是这样的。日本正在明显地表露出对太平洋的野心，中国为本身以及友邦的利益，应该更多更及时地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现在发生这样的内部武装冲突，肯定是英美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的。

        蒋介石还是沉默不语，继续保持着难看的脸色。卡尔见状，知道已经不可能再谈下去，便起身告辞。在宋美龄的暗示下，蒋介石站起来还算礼貌地与卡尔握手道别。等王宠惠送卡尔出门以后，蒋介石终于忍不住地拍桌子发起了脾气：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太自私了！在他们那里，我的作用就是替他们把日本人拖住。

        宋美龄也很无奈：我们没有能力左右英美。你要注意控制情绪，如果美国特使来了，可能还会有更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

        蒋介石依然怒气冲冲地：那就更不能让他见到周恩来。

        王宠惠已经回到了房间里，看见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样子，便趁机说：委座，“皖南事变”之后，我们在外交上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丘吉尔的态度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代表了相当多的英美重要人物。外交部已经收到了包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内的很多国际知名人士的电报，大致都是这种表态。我们应该从侧面作出一些姿态才好。

        蒋介石看着他：什么意思？

        王宠惠：在外交上，我们不能直接顶撞英美等大国。但承认“皖南事变”是个错误，虽然可以取悦于英美，却会在国内动摇政府的威信。所以我们应该在其他问题上发出一些积极的外交信号。

        宋美龄问道：比如说呢？

        王宠惠：据说丘吉尔首相不久前还问起过郑先博的情况，他大概知道郑先博因为《有田-克莱琪协定》而遭到了冷落。我认为现在正好是重新起用他的时候，既然丘吉尔还在关注他。而且郑先博跟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还是相当有经验、有办法的。

        他看一眼蒋介石桌子上的一份文件：那份美国特使在重庆的日程安排，就是郑先博拟定的，很顺利地就得到了詹森大使的认可。

        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虽然还没有说话。

        王宠惠察言观色，继续说下去：我想提个建议，这次美国特使在重庆的活动，就由郑先博全程陪同。不知道委座的意思如何？

        蒋介石想了想，终于说：那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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