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39年，桂林）

        他胖胖的身子，圆圆的脸，使人感到亲切和蔼。似乎很难与传闻中他在中央机关作保卫工作和在敌后作统战工作时沉着、机智、勇敢、刚毅的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联系起来。

        他总是戴着一副墨晶黑眼镜，使人乍一见又觉得捉摸不透。可是，只要跟他再说上几句话，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坦诚爽朗的忠诚长者。

        和他接触很深，得过他的不倦的教诲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不由得不思念他。

        大家称他克公，或叫他秘书长。他对外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在办事处里他的官最大，却和大家一样，每个月领五块钱的津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早餐只吃稀饭、蚕豆，中餐晚餐没有什么菜，经常是水煮白菜或是盐焖冬瓜，每人一份，他也一样。他最爱吃的是酸菜炖豆腐；每当吃酸菜炖豆腐的时候，他的一份总要留下一点下一餐吃。唯一可以说上阔气的是，他有一辆很好的卧车，挂的是国民党航空司令部的牌照，国民党军、警、宪、特见到这种牌号的车，都不敢刁难。这给他的工作和活动带来方便。躲空袭或是办急事，遇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汽车过不去，国民党军警看到这样的高级轿车，会急忙上前开路，让车子顺利通过。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要借用放大镜才能阅读文件，但他仍坚持在暗淡的灯光下工作。他患过肺结核曾致穿孔，但日夜工作，睡眠很少。为了党的工作，他和爱人、孩子十几年不见面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但他对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却关心备至。机要员张德碧患胃溃疡出血、呕吐，尽管办事处条件十分困难，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小张安排休息的地方，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医生治疗，还让公务员送去易于消化的营养食品。

        他平时跟大家一起唱歌，打乒乓球，出救亡墙报。他还自编自导抗日活报剧。每次排戏，他都来得很早。他十分乐观，平常有说有笑，说话十分幽默。涉及政治原则或是严肃的事情，该批评就批评，却不发火骂人。就是批评人讲道理的话，他也说得十分诙谐。秘书抄写材料字写潦草了，他便说：“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不会草书就不要草，别人看了不认得。”有时电台呼叫不通，他就批评报务员，报务员急得直哭；他看报务员急得满头是汗，又亲自上街买米粉送到楼上给报务员吃。

        当时，夏衍经常来办事处找他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面对非常复杂的政治情况，知识分子接触面不广，又自命清高，不愿意去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来往，报刊的言论又只懂得讲自己的主张而不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他就一再对夏衍说：“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他又说：“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然后纵声大笑起来，一边又说：“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已经年满九十大寿的夏衍住在北京西单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谈起抗战中桂林的往事，兴致特别高。夏公是怀着对李克农的一种深厚真挚的感情谈起克公来的。

        有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际时事分析有错误的文章。克公看到了，即跑到太平路的报社编辑部来找夏衍谈了好几个钟头。

        他的脸色十分严肃，甚至严厉，是夏衍从没见过的。他说话声音不高，话里分量很重：“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太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有时不容易看到。现在，西南、华东甚至香港、海外，都把救亡日报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你想想，把那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多么坏的影响！”

        夏衍听他耐心地一分析，也觉得问题的严重，顿觉不安。他盯着夏衍问：“总编辑，怎么办？”

        夏衍说：“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

        他正襟危坐地问：“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

        把社论搞好，已经过了四五个钟头，天色已晚，夏衍松了一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他看了看表，一本正经地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么？”他站起来说。“好。我请。”

        这样一讲，气氛立刻变了。夏衍从心底里感到温暖，严师、益友和亲密的同志这几种概念，浑然一致了。

        桂北路138号的这幢楼房开了两个大门。左边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右边是房东黄旷达卖酒的大门，进门的堂屋是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面露着大酒坛的口子。八路军办事处迁来后，一度使黄旷达的买卖兴旺起来。不少人来买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瞄瞄八路军也。当时政治局面极为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附近，设立了活动据点，对办事处进行日夜监视。特务们还化装成为小生意人、鞋匠、人力车工人、板车夫等角色，终日散布在办事处周围。只要办事处人员一外出，他们就暗暗跟踪盯梢；有时，国民党军警或是特务还公开在大街上给办事处人员制造麻烦，刁难寻衅。

        八路军办事处是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工作的。而办事处的工作在当时抗战形势下又特别重要。这里是中共中央与南方几省、香港及海外联络的枢纽。党的文件和情报在这里中转传递。新四军及南方各省党内的干部包括领导人也常从这里过往。八路军办事处还直接领导着各地迁来桂林的文化单位、救亡团体的党组织和党员。少数跟广西地方党组织无关而又在桂系核心工作的秘密党员，也由李克农单线联系。可以想象，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这些重要工作，任务是极其艰难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李克农，足智多谋，想出种种办法战胜困难来出色地完成任务。

        李克农规定，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穿军装时，就从办事处的大门出去，穿便装时就混在来糟坊做酒生意的顾客中出入。来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或是汇报的，也大都装作买酒的顾客从糟坊出入，使特务无法辨认，摆脱盯梢和跟踪。李克农本人也经常利用参加宴会的方式，与秘密党员进行联络。

        办事处的人员外出送信或是办事，一出门被特务跟上，是很麻烦的。你进商店买东西，他也看东西。你去吃饭，他也吃饭，周旋了半天，硬是甩不掉尾巴。有时早出晚归走了一天，算是白走了。后来改换骑自行车出门，特务也骑上自行车跟着。李克农启发大家想出多种办法，才能完成一项任务。有时大家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兜圈子，看看没有人盯了，才去完成任务。敌人发现了这个规律后，他们也随时做好了准备，你一冲出门后，他就紧紧跟上，咬住死也不放，使你完不成任务。大家又想出新办法，采取几个人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西、南、北四面奔去，在使特务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完成任务。果然这个办法甚能收效。

        形势险恶时，有的特务竟嚣张地站在办事处门口盯梢，只要被李克农知道了，他就故意把办事处的大门敞开，昂然站在大门口，目光如剑，怒视着特务。他的凛然正气和无畏神情，吓得特务溜了。

        

情报工作

        李克农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又善于做思想工作，对干部十分爱护，因而在当时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办事处里没有一个消极悲观和怕死变节的。办事处有个姓王的新战士，被暗藏在办事处附近的特务机关抓去了。特务威胁他，要他供出办事处是谁负责？有多少人？多少枪？经常与哪些地方的人来往？本来，办事处经过周恩来与白崇禧协商后经过广西当局备案才公开成立的，还按规定申报了花名册，枪支武器也立了册申报，特务为什么还要追查呢？特务想了解的是办事处与地下党组织的关系，以便进行破坏活动，这才是特务机关真正的目的。小王回答他们说：“不知道，我是才来的勤务员。”一个女特务说：“你以后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后告诉我们，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为了表示他们许的诺是真的，她要小王当晚就去找她。特务使用金钱美女的卑鄙手段，来腐蚀办事处的战士。小王回到办事处，就向李克农汇报了。克公说：“你敢不敢去？特务要摸我们的底，我们可不可以摸他们的底呢？”小王奉命了解到特务机关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特务还给了小王钱，企图引诱他上钩。这样一来，小王再不能在桂林呆下去，不久，就奉命调离桂林，到重庆办事处去工作了。

        当时在白崇禧身边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刘仲容先生，也是中共的秘密关系，还担负着地下党员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李克农因与桂系接洽公务在公开场合和刘仲容有所接触。刘仲容有时也私下秘密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会见李克农。谢和赓只在特别必要时才秘密到八路军办事处来。每次来都选在晚上，坐着自己雇用的人力包车，到黄旷达房东的后门下车，穿着风衣，翻起领子把脸遮着，使别人在夜色中看不清面貌。从房东的后门进去之后，李克农还派人在后门“放哨”。李克农对这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的安全十分关心。经常提醒要小心谨慎，冷静沉着，提高警惕，遇事不可惊慌。他知道刘仲容身边无枪，还送给刘仲容一支左轮手枪，以防万一。

        有一天晚上，谢和赓来了。李克农正在排练救亡演出节目，他知道谢和赓一来，必有要事，便叫大家自己排练，他和谢和赓上楼谈话。谢和赓来汇报，讲到桂系少壮派潘宜之、邱昌渭等不放心谢“紧跟白崇禧”，向李宗仁与郭德洁出主意，请他们出面向白崇禧建议，提升谢为“少将”。李克农问：“他们是不是觉察到一点什么蛛丝马迹么？”谢和赓说：“不会。我一向谨慎小心，他们是看见我少壮而不跟他们一派，他们不放心，想调虎离山。”李克农问：“调到哪儿去？”谢和赓说：“升级升官。当广西省党部书记长，兼广西绥署政训处副处长，还要特批政训处副处长的军阶与处长相同，是少将衔。”李克农问：“白崇禧是什么意见？”谢和赓说：“白只是征求我个人意见。我早已成竹在胸，知道他需要我来操办回教的事，我就说：你不是要我重视全国回教协会的工作么！我除了行营秘书工作外，我想回教这项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觉得适当，调任我为政训处副处长，仍然是上校，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不愿担任省党部书记长，我的组织能力不行。白听到我提到回教的事务，因为我刚代表他到西北回教地区跑了三个半月，他很满意；这次，他听了便说：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我把你需要兼办的工作等情况，向德公报告好了。”

        李克农严肃而幽默地问：“你上次代表白崇禧去西北看望‘四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时，我代表周恩来在象鼻山下最后请你吃了那顿猪肉之后，你再也没有违犯教规吧？”

        谢和赓认真地说：“我确实从那次后，没有再吃过猪肉，无愧于当全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也无愧于当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秘书。”

        李克农又十分高兴地拥抱谢和赓，说：“你真聪明。你一定要执行好周公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回去后小心谨慎，注意身体。”

        可是，有一次，李克农自己也没有做到小心谨慎。那是1938年春天，金山王莹率领的抗敌演剧二队应桂系邀请，住在桂林饭店，在作出访南洋募捐演出的筹备工作。二队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名义上是无党无派的爱国文艺青年组成，实际上在桂林筹备出国期间，归李克农领导。有一次，在七星岩躲空袭出来，李克农和金山王莹站在公路边谈话。谈的是剧团成立中共特别党支部的事及出国准备演的剧目。三个人谈得很热烈。一边谈一边慢慢走。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李克农认出这是白崇禧的车子，还发现乘车的青年军官是谢和赓。当时身穿长衫的李克农挥手大声招呼：“谢和赓！谢和赓！”

        车上的谢和赓认出了是李克农在喊，因而犹豫着停不停车，但是司机已经闻声把车刹住。谢和赓望见李克农在大庭广众之下招呼他，身旁还站着一男一女，是金山和王莹。谢和赓的心怦怦直跳。一年前在武汉，因为有时没注意掩饰自己的身份，已经挨过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了。那次是他应王莹邀请，到郭沫若家作客。在郭家的客厅里，许多文化人在谈古论今，作诗绘画。谢和赓跟当书法家的父亲也学得两手，一时手痒，也挥毫写来。此时，周恩来到了，见了谢和赓，当即沉下脸来，在与别人寒暄后，对谢和赓未予置理。事过后，董必武亲召谢和赓给予严厉批评，并转达周公的话：“如果下一次再见到谢和赓出现在郭家的客厅，就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谢和赓打开吉普车门，跳下车来。正好白崇禧派他送五千块现洋给剧团作活动经费，另外送四千块现洋给金山王莹作营养费。

        李克农招呼谢和赓下车，是想让谢和赓一起参加剧团出国计划的起草工作，有他这个“知情人”参加，所订的计划，更易于获得李宗仁白崇禧的正式批准。

        这四个人突然聚在一起，却使谢和赓、金山、王莹三人一下子都明白了，都是组织里的自己人。原来因单线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上的了解，由此都沟通了。当时，谢和赓正在追求王莹；王莹惊喜地凭此识破了在桂系营垒中的谢和赓的秘密。

        为这次在公开场合的会面，事后，李克农挨了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幸好他们这次在桂系老窝见面时，没有产生什么不幸的后果。1955年春，谢和赓王莹夫妇从美国回到北京时，董必武设家宴为他俩洗尘，董老还请了李克农、田汉等作陪。酒酣之时，董老还开玩笑地提起李克农的这次疏忽，笑呵呵地说：“克公真是智者千虑，也还有一失。幸亏特务不灵，要不和赓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喝酒了。哈哈哈。”

        李克农还十分善于利用统战法宝，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后来形势险恶，国民党企图在后方消灭八路军办事处时，他通过李济深的关系，租了城东六合路的一栋别墅，作为地下党秘密活动与联络的地方。这栋别墅离七星岩不远，原来的国民党将领蒋蔼诚的公馆，后来又由黄琪翔将军住。黄琪翔将军同周恩来一起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担任副部长，在武汉时就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系甚好。黄琪翔到重庆后，将这栋公馆让给八路军办事处。他家原来养的一条很高大的德国狼狗，也留给了办事处用。这条狼狗是军犬，经过特殊训练，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外国训练的铜牌子。这条狼狗守别墅，什么生人都不敢进来。办事处自己人进去，也要先打招呼。调去别墅工作的人员，还要和它先交朋友，才能进行工作。别墅的人每次到七星岩躲空袭，全靠它看门。特务企图破坏别墅和盗窃办事处机密，因为有狼狗守门，总未能得逞，因而对这条狼狗恨得要命。有一天，办事处的人都到七星岩躲空袭去了，特务从门外丢进两个大肉包子来，指望这次可把狼狗毒死。哪知道狼狗经过严格的进食防毒训练，不是主人叫它吃的东西，它是不会吃的。狼狗把这两个肉包子衔到李克农的办公桌上。空袭过后，主人一回来，狼狗摇着尾巴，用嘴示意桌上。一经化验，发现包子里放有毒药。李克农抚着狼狗，纵声大笑。

        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军政部命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的军需用品，华北八路军缺汽车、汽油等，特别是江南新四军，连冬天盖的被毯也没有。中共中央来电要办事处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关系，把能够弄到的军用品弄到手，抢运各地。李克农立即召集办事处人员研究部署这一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大后方人民心中及国民党下层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它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虽然国民党对办事处多方限制，我们只要运用好统战法宝，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办事处当时了解到柳州军需仓库运到大批美制军用毯，就派龙潜和李中柏去柳州交涉。开始，仓库人员不承认存有军毯。经过同仓库人员交朋友、谈心，获知军毯存在哪些仓库，但他们已接到了密令，准发给中共军队使用。龙潜、李中柏就运用统战法宝，一个一个地进行思想工作，经多方交涉，宣传团结抗战人人有责，启发爱国救亡思想觉悟，终于做通了工作，将两万条军毯弄到手，并运回桂林。可是，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却不准开车，要运到他们的仓库去。克公笑着对龙潜说：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一面派办事处的警卫同志武装把守汽车不准移动；一面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两天的婉转交涉，才把运费记在新四军的账上，将军毯转运到新四军去。

        李克农善于交涉谈判打交道，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中国与美国的第一场重大谈判，讨论朝鲜战争停战的板门店谈判，就是由周恩来提名、毛泽东点将，让李克农在乔冠华的协助下主持的。1962年2月9日，他因患脑溢血在北京逝世时，董必武在挽诗中写道：“能谋颇似房仆射，用计差同李左车”，深刻地写出了克公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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