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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总统”归来·毛泽东与李宗仁第六章 黄绍竑与白崇禧之间爆发争吵

第六章 黄绍竑与白崇禧之间爆发争吵

        (1949年元月—2月,汉口—香港—南京)

        1949年元月初的一天,黄绍竑在上午就来到汉口郊区的王家墩机场等候。等了老半天,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陈纳德所办民航公司的飞机才飞到。这是为他包的专机,包机的费用为150万元金元券,相当于8万元港币。白崇禧认为,这是关键的时候,不要怕花钱。等飞机加满油,他走进机舱一看,什么“专机”,里面堆满了货物,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把货物挪开,腾出一两个座位来。陈纳德真会打算盘,既收白崇禧的包机费,又收货主的运费。黄绍竑急着要赶去香港,也不好埋怨。

        飞机起飞了。白崇禧还派了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码本同他一起去香港。白崇禧还耍一点小诸葛的花招,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说是派黄到香港洽购军用品,让他万一在广州或是香港碰到宋子文有话可说。

        黄绍竑匆匆忙忙的,走得真急,几天之前他还在上海,现在又要从汉口赶去香港,中途还要经过桂林传话。几天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25日,他在上海霞飞路的家里得到消息,说白崇禧在武汉发了个“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一听闻,即明白这无异于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局面。他觉得白崇禧干的相当于旧戏里“逼宫”的事。这事使他感到自己有可能被牵连进去,真是可怕极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也是桂系,白崇禧去汉口就职还是他去劝驾的。难道不会有人怀疑白的举动不是桂系共同的预谋么?其实,他自从在6月份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都没有同白通过音信。他联想到以前凡是有重要会议和宴会,蒋介石都把他当作自己范畴里的高级干部而经常特别邀请他参加的;自从他卖力协助李宗仁竞选上副总统之后,老蒋就再也不邀请他参加这类活动了。在那几天里,他真像是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在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担心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会突然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抓起来杀了。随后又想到,自己躲是躲不住。躲得脱的不是难,是难躲不脱。上海公安局长是他在浙江当主席时的保安处长宣铁吾,对他是很熟悉的,躲也没用。几天后,他又安心回到家里,听天由命。

        在这几天,听说白崇禧又发了一封“亥全”电给蒋介石,重申前电。白崇禧一周之内,两电主和,当然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在收到白崇禧的第二封电报之后,在蒋的黄埔路官邸召开有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常委40余人参加的聚餐会。饭后,蒋介石拿出他的“元旦文告”,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算是对白崇禧两电的公开答复。

        此时,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他去南京商量。他想,去南京固然更危险,但是蒋介石要杀桂系的头目,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他就到了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协助李宗仁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吴忠信谈判。因为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果,李和蒋的这种谈判也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未见完全成功,也就急了,于1949年元月2日来电邀请张群和他到武汉去谈话。张群和他就飞到了汉口。张群带去了蒋介石的两条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蒋的意思是决不在白崇禧的压力下后退。白崇禧对张群敷衍应酬了一番。张群在汉口住了一晚,就飞回南京了。

        张群走后,白崇禧就拉黄绍竑到卧室里去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了留在桂林的黄旭初之外,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了。白崇禧首先发言,说:“这回我们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迟早一定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

        白崇禧望了望在座的人,又说:“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非让蒋让位不可。蒋让位之后就会六军用命,可望南北分治。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参加开会的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黄绍竑就建议说:“最好派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

        白崇禧想了想说:“季宽兄,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了。”

        他一口答应:“我辛苦一趟就是了。但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讲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任公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

        白崇禧反问:“你讲怎么办?”

        他说:“如果任公已经离开香港,我是否就直接同中共驻港的负责人接头呢?”

        白崇禧说:“那样也行。你就赶快动身吧。”

        当时,火车飞机都不通了,白崇禧就与飞虎队长陈纳德联系,包了这架“专机”。

        飞机下午3点多钟才由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经等在机场。他将黄旭初拉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多分钟,把南京、武汉和要到香港找李济深的情况都通了气。黄旭初说:“李任公以前在广西搞民主活动,我们认为他是‘半边共产党’,担心他把广西搞成‘第二个陕甘宁边区’,所以我们曾奉中央的命令,禁止他活动。现在李任公的‘民革’有人在桂林等地,你看是不是请他们先把招牌在广西挂出来?”

        他说:“先不忙,等我到香港与任公当面商定再说。”

        他当晚乘陈纳德这架飞机到达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转乘英国飞机,只一个多钟头就到了香港。他在香港原来买有房子。他让海岱禄一同住在家里。一到香港家里,他立刻给住在香港的好友黄琪翔打电话。黄琪翔立刻到他家里来。他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黄琪翔,并说专程来找李济深。黄琪翔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有办法。”

        在黄琪翔安排下,当天下午4点钟,在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10号杨建平先生的家里,黄绍竑会见了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

        潘汉年听他讲述了南京和武汉的情形之后,说:“黄先生主动来找我们接头,我们是欢迎的。关于白崇禧将军可能反蒋的事,我们也有所闻,知道一些情况。但这样大的事情,我不能马上作主给你答复,我还要打电报向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到。黄先生路上也辛苦了,请休息休息,等候几天吧。”

        过了三天,杨建平先生又约他到杨家去。潘汉年已经在杨家客厅里了。潘汉年说:“我党中央已经有了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将军接头。”

        他立即赶回家,将情况拟成电文叫海岱禄翻成密码电告白崇禧。这几天,他还向汉口发去一些电报,报告香港情况,但回电却很少,回电中也没有告知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接头。他心里急得要命。

        

形势逆转



        在他到达香港后,形势迅速发展。1949年元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全部结束,兵团司令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生俘,国民党方面一个“剿总”所属22个军部共55.5万人全部被歼。

        消息传来,黄绍竑对黄琪翔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之外。”他暗地里有点庆幸蒋介石没法来收拾桂系了。

        元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同月2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26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这时,李宗仁往香港给黄绍竑来电,并不答复他催促的是否已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因要代理总统,需他回南京去商量内部问题。他自己也想去看个究竟。

        于是,黄绍竑就乘飞机先到汉口。他见了白崇禧,别的先不问,即问已派刘仲容北上了没有,情形如何?白崇禧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还留在上海。”白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南京,因为等你从香港过来才候至今日。”

        当天,他就又和白崇禧等一起乘运输舰到南京去。到了南京,并不像他在香港想,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方面就可以正式进行和共产党的和谈了。蒋介石名义上已宣布“下野”,但军政大权仍握在自己手中,在溪口暗中紧张地布置所谓“长江防御战”。而李宗仁当上“代理总统”后,有些洋洋得意,忘乎所以。白崇禧则热衷于调兵遣将,搞“划江而治”。他发觉,在与中共“隔江对峙”这一条上,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一致的。这使他深深感到失望。唉,真应着他家乡的一句俗话: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时,他见刘仲容也从上海到了南京,似乎还没有北上的意思。他就更急了。有一天上午,他忍不住又找白崇禧面谈,问:“健生,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

        白崇禧很不为然地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

        他看出了白崇禧是对他敷衍了事,其用意却不在此,就转而问:“我们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啦?是不是很吃紧的?”

        白崇禧说:“津浦线上你是知道的,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留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已撤到南岸布防。我们还有陆军一百零几万,空军、海军仍然是完整的。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四野林彪的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在加紧防备。季宽,你不是讲中共要我们派刘仲容去和谈吗?共军的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有所缓和。”

        他说:“当然喽!叫你派代表去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

        白崇禧冷然地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也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他听了白的这番话,心头有气,就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而蒋介石又屡战屡败,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以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老蒋的用心难道你不知道么?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

        白崇禧也动气了,说:“毛泽东在声明里还将德公和我都列为战犯,要严加惩办,哪是个要和的样子?!”

        两人都动了气。两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地顶撞过。就是1930年他因和李宗仁、白崇禧意见分歧而离开广西时,也没有像这次那样顶撞起来。

        他真是气极了,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以亲自去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为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时,刘仲容进来了。两人才尴尬地停止了争吵。他俩都知道,刘仲容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刘仲容望望黄绍竑,再望望白崇禧,也显得有点尴尬。

        白崇禧见状就缓了过来,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黄绍竑就问:“刘先生,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刘仲容说:“我在上海已经跟中共的负责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与白崇禧争吵过后,黄绍竑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白崇禧的态度会突变呢?也许是由于白认为蒋介石已经下野,目的已经达到。当初白崇禧要找中共和谈只是压蒋下野的手段而已。李宗仁代理总统,加上白崇禧拥重兵于武汉,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泽东于元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是不能接受的。

        那时,社会上在蒋下野之后是一片和平之声,李宗仁授意组织了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敲和平之门”。代表团由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黄绍竑专门去首都饭店走访了代表团一次,觉得代表们无非只是说些面子上的话,并未接触什么实质问题。他听了之后,未免又是大失所望。

        他在南京住着,因老蒋下野而燃起的一点激情又冷了下来,心里怏怏不乐。有一天,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侯介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他,使他甚觉诧异。

        傅泾波与他见面寒暄之后,他问:“傅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前来看望黄先生,要我为代表,前来看望,透透风。”

        他说:“愿意聆听指教。”

        傅泾波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了,美国对李代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运在途中,或是陆续起运,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李代总统,用以戡乱,以后的援助还将源源不断。但是,如果南京出现和中共和谈的局面,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

        听话听音,他当然听明白人家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共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援蒋介石。因为他在桂系中是主张和平,人家特地来把这番话告诉他。毫无疑问,他们早就跟李宗仁、白崇禧谈过了。他平平淡淡地回答说:“傅先生所言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黄某只是个赋闲的人,不敢有什么意见的。”

        傅泾波笑了笑,说:“黄先生也太谦虚了。”

        下一天晚上,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也请有白崇禧夫妇,还请了黄绍竑和几个在李公馆常露头面的人。谈的话题无非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饭后,还看了一场美国电影。他感到这顿饭吃得很不是滋味。他觉得南京的情况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李宗仁代总统之后心满意足,创不了什么新局面;他心灰意懒,想置身事外,心里萌生了去意。

        过了两天,他离开了南京,飞往香港。心里想,还是回香港去打网球跳舞吧,眼不见心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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