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4月，南京—北平）
李宗仁三天两头，不是打长途电话来就是打电报来，向住在北平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询问各种有关和谈的消息，表现得十分焦虑。李宗仁委派黄启汉在北平担任联络任务，设立电台，就是想尽快直接地获得消息。
黄启汉是于1949年2月13日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从上海飞来北平的，14日才抵达。到达的当晚，在六国饭店住下后，他即得到叶剑英单独接见。他向叶剑英转交了李宗仁写给毛泽东的信，也转述了李宗仁的六点意见，然后他将这次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内情亦向叶剑英作了报告。他并说：“叶参谋长，李先生嘱我向你要求，允许我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直接通讯之用。他给了我南京傅厚岗代总统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也给我带来了专编的电报密码本。”
叶剑英想了想，说：“设立一个电台也好，我们可以通过电台对李先生多做促进、争取工作。电台的事我让我们北平军管会交际处王拓处长为你安排。”
第二天，傅作义来看黄启汉。黄启汉也对傅作义谈起：“德公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让我在北平设立电台作为与他通讯联络之用。”
傅作义说：“收发电报之事我也可以帮忙。你把电报交给我拍发到绥远我的总部去，再由绥远转去南京。”
黄启汉想了想，自己既然已经表示站在人民这边，设电台的事还是服从叶剑英的安排。当天，叶剑英到六国饭店来会见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个老人时，也单独面嘱他将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及李宗仁的秘密电台呼号，全部交给王拓处长。由王拓转给李克农。李克农已指定了一个电台及安排了工作人员为他收发和翻译与李宗仁往来的电报。电台就这么设立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他将北平这边有利于争取李宗仁的消息，经常通过电台发给李宗仁。
2月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宴请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代表，上海和平代表团亦应邀参加。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黄启汉特意将叶剑英讲话中强调的建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两种基本方式：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电示李宗仁。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这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这取决于国民党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位老人乘专机到了石家庄，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老人们回来后，都表现十分愉快。章士钊对黄启汉说，他一生中见过许多大人物，他觉得毛主席是他最佩服的一个伟大领袖；又说，此行所得的一个总印象是和平的障碍在南方，不在北方。黄启汉也及时将情况电告李宗仁。
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飞回南京，黄启汉叫随团回南京的刘仲华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他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即由这个电台收发电报。
2月底，李济深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等数十人，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黄启汉特地到北京饭店拜望了李济深。他向李济深报告了在香港受托带信到汉口见白崇禧的经过以及李宗仁谋求和谈的情况。李济深十分坚定地对他说：“你告诉德邻和健生，要他们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黄启汉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却“一针见血”，非常重要。当晚他把这话在长途电话中转告李宗仁。李宗仁听了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请任公（即李济深）多多从旁帮助。他在北平这边遗憾地想，德公还在那里徘徊不定，下不了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决裂的决心，也就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
3月6日，陈劭先到六国饭店来看黄启汉，说有一位爱国人士王葆真先生最近在上海被捕，希望他电请李宗仁设法营救。陈劭先还带来李济深的亲笔信，请他即电转李宗仁。他即用急电转给李宗仁，称任公望“德邻兄即饬上海军警机关迅予释放。”他并说明各方面对此事件非常重视，如不设法补救，将对和谈前途产生严重影响。李宗仁接电后，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答复他，说已派人到上海去调查了解。他对此事原来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李宗仁曾以代总统名义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但却无法实现。几天后，消息传来，不知道李宗仁通过什么渠道和手续，使王葆真恢复了自由。
3月19日，周恩来委派齐燕铭到六国饭店看望黄启汉，告知不日即将宣布定期举行正式和谈，并暗示他可以先给李宗仁打个招呼。黄启汉即通过长途电话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又鉴于2月间孙科自作主张派彭昭贤、钟天心二人为和谈代表，不受欢迎；他建议李宗仁在确定和谈代表人选前，应先征得中共的同意，以免临时发生分歧，不好处理。李宗仁同意了，并告诉他，南京方面已内定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五人为和谈代表，首席代表是张治中。当天，他把代表名单抄送齐燕铭转报中共中央，没有异议；后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才在何应钦主持的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后来，李宗仁又打来电话，说拟增加刘裴为和谈代表，要黄启汉征询中共方面意见。他当即请示叶剑英，很快就得到答复，说没有意见。
4月1日下午，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也住在六国饭店。张治中在见到黄启汉时，突然问道：“德公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
这个劈头而来的问题把他难住了，他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又不好不说，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德公让我在这儿设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由这个电台发好了。”
张治中进一步又问：“电台设在什么地方？”
他很担心张治中立即要察看，就含糊地应付说：“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
张治中没有再往下追问。黄启汉和张治中分手后即将情况向徐冰作了反映。
晚上半夜过后，约凌晨2时许，有两位中共的同志到黄启汉的房间来将他从梦中叫醒。他俩说，周恩来副主席知道了张治中追问电台的事，特地派他们两人来商量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准备了电台备查。商量过后，送走这两个人，他好久也难以再入梦；对于周恩来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细致周到地考虑问题，使他非常感动。
金山这个人怎么啦？这条金老虎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著名演员放着现成的戏和电影不演，他究竟作何打算？
上海文艺界的熟人们，在3月下旬听到国民党行政院宣布金山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时，产生了种种议论。
当时，金山和夫人张瑞芳刚刚到上海。他们在北方拍摄的故事片《松花江上》正赶上在全国放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得到评论界高度评价。金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回到离别已久的上海的。
到了上海，金山却没有回文艺界。他和张瑞芳在陕西路、南京路之间的华业大厦领到一套漂亮的住宅。他出门有小汽车；他西装革履，气派不小，经常出入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富商巨贾、青帮头子、文化商人家里。而且他行动诡秘，忽而在上海，忽而在香港，忽而又去了北平。人们议论纷纷。
有一天，在上海文化界的聚会上，谈起金山，众多熟人都不解，觉得他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感。有人问在座的曹禺、陈白尘：“金山到底是什么人？是左派偏右？还是右派偏左？”
曹禺摇摇头，说：“不清楚。”
陈白尘笑笑，说：“不偏不倚吧。”
其实，这位叫熟人、朋友侧目而视的金山，是中共秘密党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已经接受了又一项特殊使命，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团中工作。
金山已经是第二次接受这种特殊使命了。
第一次是抗战刚胜利的1946年秋天，在重庆。组织上考虑到金山的中共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又是知名艺术家，姐夫潘公弼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往东北的特派员，三哥徐班斧也是国民党要员，将回上海高就，金山在重庆曾因工作需要拜作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关山门徒弟……因而，组织上想利用他在国民党的社会关系，而让他去东北作为国民党接收大员去接收日本人建的东北“满映”。为此，周恩来专门找他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谈话，董必武及徐冰也在座。
周恩来说：“国民党正以海陆空三路运兵进东北；同时准备派出一个庞大的接管队伍，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东北。在长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日本人经营多年的影片生产基地，设备和规模是亚洲最大最好的。我们正设法让你去接收，而不让国民党利用它来拍摄反共反人民的影片。
原来组织上已同意他去美国学习，这一改变，引起他思绪万端。但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还是坚定地表态服从组织安排。
董必武也嘱咐他：“你的任务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国民党要你拍反共影片，你一是顶，二是拖。当然最要紧的是和上层搞好关系。”
很快他就被国民党内定为“满映”厂厂长，但必须参加国民党。当时，周恩来让徐冰找他作了长谈，他才迫不得已硬着头皮去办了手续，领了国民党证。
金山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接管任务，还拍摄了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松花江上》。随着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下撤出东北，金山也服从组织安排，从长春撤到北平，再与张瑞芳一起回到上海。
金山到了上海，正在筹办一个清华影片公司。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战争的结局以及结束以后的各种问题。金山，作为整个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又被安放在另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了。1949年2月间，李宗仁派人在上海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要赴北平活动。他接到组织传来周恩来的指示，让他参加这个代表团的活动，便于掌握代表团的活动情况。金山因在抗战初期在五战区慰问演出时与李宗仁建立了良好关系，他就很顺利地以“中国航运公会董事长代表”的身份兼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同随团去北平活动，他表面上负责谈判南北两方的通航、通邮事宜。
2月13日至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活动期间，金山及时地将代表团的各位人士的思想动态和活动情况，反映给叶剑英和徐冰，使叶剑英主持的接待和平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卓有成效，对代表们回去后做李宗仁的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起了重要作用。根据他反映的情况，中央得知蒋介石特务在迫害国民党主和的邵力子先生。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
金山在北平期间，已担任北平副市长的徐冰找他谈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希望他继续参加即将正式举行的国共和谈，以配合周恩来做好两党和谈工作，争取南京代表团成员，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于是，金山就成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国共谈判进行的这段时间，金山最为忙碌。他原与邵力子、章士钊就很熟了，如今又常去张治中、黄绍竑、李蒸、刘斐等的住房串访；他是艺术家，名气很大，又善于言谈，很能交际，跟各位代表很快就搞熟了。作为顾问，他有义务为代表提供资料和情况；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又有必要了解代表的见解和态度。让周恩来、叶剑英充分了解这些见解和态度，对于谈判自然是十分有用的。在谈判期间，北平的南京代表和在南京的国民党首脑李宗仁等之间，随时可通电话，以请示某些问题，商量某些细节。对于这些动向，金山也及时地了解掌握，使周恩来率领中共方面的代表团，在谈判中一直居于主动的地位。亦便于周恩来进行细致深入的统战团结工作，既把南京代表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
金山以出色的工作，受到组织的表扬。
破裂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和谈失败后，金山留在北平。五月间，廖承志在中央领导下建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任院长，金山被任命为副院长。金山十分高兴地从特别战线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来。在全院大会上，廖承志向大家介绍说：“金山，就是主演过《屈原》的大演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电影明星。”全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廖承志接着说：“金山，他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这几年搞地下工作，立下了大功……”这番话引起了一片惊愕，谜底揭开，误会消释，会场上到处窃窃私议，继而由惊讶转为敬佩，响起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金山的眼睛潮湿了。
张治中站在登机的舷梯上，用沉重而激动的声音对送行的人们讲了几句话，表示他和代表团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谈能够得到成功。他是最后一个上机的。他在机舱门口回过身来，最后向送行的人们挥了挥手。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上送行的人还特别多，李宗仁、何应钦都来了，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几乎都来了。停机坪上谈笑风生，气氛还相当活跃。大部分的欢送者都希望此次国共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天是4月1日上午。
舱门关上。机轮滑动。螺旋桨加速。“天王号”专机载着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从南京起飞了。
刚才停机坪上气氛虽然是活跃的，邵力子还趁候机的时刻，在休息室摆开棋盘，与人捉杀；但作为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心情却是沉重的。飞上天空，寂静下来，他的心情就更觉得沉重了。
现在对国民党来说，形势太坏，兵败求和，想要与中共划江而治、隔江对峙地平分秋色，真是谈何容易！中共所申明的八条原则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却在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在他答应李宗仁、何应钦作和谈的首席代表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和谈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因而，他不只说过一次，称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他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因公务要处理，于1月底从南京飞回兰州。他本来对国民党的腐败有深刻的了解，为此在数月以前曾从兰州给蒋介石写了长篇上书，苦口婆心，极言改革，否则无望。但老蒋只是敷衍了他一番，使他极为失望。他回到兰州后，已想在兰州安定下来；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他的一些好友也以大义来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双方又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逃避责任的。”他自己也觉得，20多年来，他一直对和平痴心梦想，此时和谈成功的可能性虽然小，但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经过郑重考虑，他便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月20日飞回南京。3月初，他曾和蒋介石的心腹吴忠信去溪口看望蒋介石，去商谈和谈限度、代表人选、劝蒋出国及内阁改组等问题。他看到蒋介石名义上“引退”，事实上还是在溪口指挥一切，跟各地各方面电话、电报联络纷繁，特别是各处的高级将领前来请示汇报络绎不绝。3月下旬，行政院新院长何应钦召集政务会议，重新指定了和谈代表，推郡力子为首席代表，由于邵老刚去过北平，深知和谈难以成功，坚辞首席代表；于是，改推他为首席代表。他应允了。行政院又开了四次会，研究出一份《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国防部也送来一份《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对于政府的《腹案》及国防部的《最低要求》，他感到目前国共已经强弱异势、主客换位了，中共方面绝不可能接受，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飞赴北平前，他觉得有必要去溪口一行，因为蒋还是国民党总裁，手中又有实力，和谈如不能得到他的支持，谈好协议也没有用。3月29日，他和屈武一起飞到溪口。蒋看了《腹案》之后，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辛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蒋介石送他出来时，敷衍地说：“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由溪口到笕桥机场，蒋经国和屈武同车，分手时曾对屈武说：“文白（张治中）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他事后得知，十分气愤。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越是飞近北平，他越是觉得和谈前景的渺茫。他觉得李宗仁有一句话是讲对了，那就是“把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他靠在椅背上打了一会盹。这时，听得身后有几个随员在议论——
“你说这次我们代表团到北平，中共方面谁会来接？”
“我看，起码也会是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
“我看不止嘛，我们代表团是文白将军率领。离开南京时，李代总统、何行政院长以及在京的党国要员都来了。”
“再说上次重庆谈判时，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依我看，周恩来会到机场迎接。周还是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
“对。首席代表接首席代表！我也猜周恩来会来接。”
张治中靠在椅背上，自己也在想，估计周恩来是会来接的。他和周先生已是多次打交道了，私交也不错。
当天下午1点多钟，“天王号”飞到北平上空时，机舱里活跃起来。黄绍竑还提议：“在地面上游玩北平城不知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有的代表赞同。飞机刚兜了一圈，有的老人已头晕目眩。飞机赶快就在西苑机场着陆了。
一下飞机，看到来迎接的人寥寥可数，只有几个穿着同一样式的军棉衣棉裤的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欢迎，显然规格比较低。代表们心中有的不满，脸色不快。张治中心里也觉得纳闷。大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更感到不快。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下榻，门口还贴有“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气氛并不融洽。
他心中确实有点狐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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