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最早在西柏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西柏坡，1949年3月15日）

        这个小村子已经被湖水淹没了。

        毛泽东与中共在这个村子首次向世界发布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段往事，亦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

        当年它是太行山谷底滹沱河畔一个极其贫瘠的小山村。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山顶大水库的深水下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变不能不说与这个小山村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历史是不会忘记它的！因为在大水库旁的山坡高处，人们又按当年的老模老样重建了这个小山村。黄泥筑墙，土瓦盖顶；国家将其列为全国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在附近建了现代化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前广场上，矗立着具有解放战争风采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与任弼时五个中央书记在一起的巨型雕像。

        这个小山村就叫西柏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历史上著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在小山村里的一间大土房里召开。说它大，其实，也仅够容纳到会的中共精英人物六十余人。屋里的座位，就是一排排固定在地面支柱上的木板。最前边五张简易木沙发，是毛、刘、朱、周、任五大书记的席位了。这次在这泥屋的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筹建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等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坐在最后排的列席人员胡乔木，差不多可算为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同样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挨坐在他的旁边。在建立新中国前后那些岁月里，仅有三十出头的胡乔木风华正茂，就已经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而且为毛泽东所倚重。

        笔者因写了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著作，有幸在胡老的晚年向其拜访求教开国外交，采访中谈及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所发的社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及其产生背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共首次公开以重要社论名义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泽东是旷世罕见的大文人，而胡乔木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器重的“笔杆子”，当然得是难得的文才。关于胡乔木，在其老家江苏盐城有这样一个说法。

        他满周岁之时，母亲夏氏按照当地的乡间民俗，为他举行“抓周”仪式。母亲在一个红漆木盘里，为他准备了各有象征意义的十件物品：铜钱、算盘、毛笔、书本、麦穗、牛鞭、糖果、点心、簪环、胭脂。红漆木盘端到小胡乔木面前，让他伸出小手去抓，看他抓什么而决定他的未来。经商、读书、放牛、种田，亦或做个在胭脂簪环中厮混的花花公子。使其母亲惊喜不已的是，他那小手取过毛笔，就再也不肯松开。母亲高兴得泪花都迸出来了，围观的乡亲们都赞不绝口。果然，其聪慧颖敏，酷爱读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当时是系主任。吴有训逐个找新生谈话时，就告诉这个偏爱文科的新生：“上物理课时，要花许多时间做实验。”

        胡乔木答说：“吴主任，我只想多有一点时间读书。”

        吴有训就建议他转去国文系，国文系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空缺，他就进入历史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

        后来，他在家乡盐城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地下党任宣传部长。“西安事变”之后，他来到延安，开始是做青年工作，担任过《中国青年》杂志主编，写的文章在陕北根据地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一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很有独特见解，毛泽东看了，很是赞賞，称“乔木是个人才”。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将，调他去当秘书，时为29岁。从此，胡乔木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0多年之久。刚到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整理将稿、文件、文章，整理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曾在延安参与起草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由于工作很出色，威望不断提高，在1949年春，担任了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抗战胜利后，跟随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接着，又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此时，他已经深德毛泽东信任。1948年间，在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之后，他经毛泽东提名出任新华社总编辑，并以该职务身份，参加当时的中央集体办公会。

        胡乔木负责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在胡所住的小院办公，该小院与刘少奇住的小院是前后院，同走一个大门，离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地只有百多米。在解放战争后期，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语广播，全在他这里编发，其中一些重要稿件，是需经毛泽东亲自布置选题，审稿修改，签名准发的。

        胡乔木虽然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新华社总编辑，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头两次是政治局会议，一次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讨论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部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第二次，是1949年1月6日至8日，讨论决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第三次，就是七届二中全会。这些会议期间与会后，胡乔木根据会议及毛泽东的指示，写了一系列的新闻、社论和评论，宣传中共中央的精神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例如，从1948年11月23日起，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将军”名义，新华社所播发的向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五次广播谈话，前两次是毛泽东执笔所写，后三次则是出自胡乔木手笔。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那篇著名的点一批“首要战犯”名单的评论，就是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2月1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待北平和平解放》，全文只1500字，胡乔木写了开头一小段约200字，毛泽东续写了后面1300多字。

        3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新闻稿《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1500字，其中500余字是毛泽东在审稿中所增加的。该稿第一句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点出了开会地点。胡乔木强调说：“在石家庄附近”六个字是毛主席在我起草的稿件上添加的。这打破了以往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位置严格保密的贯例。该稿播出的此日，毛泽东就与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题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新华社社论，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一次碰头会时拟定的一系列社论、评论中的一篇。该社论是根据未来新中国领土完整的主权要求，针对当时形势而发表的。

        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在即。在大溃败中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退涌至台湾岛上，蒋介石已经在安排大陆“沦陷”之后经营台湾之后事了。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其嫡系精锐杜聿明集团陷入重围即将被歼之时，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急忙中任命养病中的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成立了台湾军管区；紧接着，1949年1月10日，又派蒋经国去上海监督将中央银行的大批现金、外汇和黄金运往台湾。1月底，又有消息传来，国民党军舰又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南京有关单位的国宝文物，悉数5000多箱，分三批运至台湾。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也迁至台北出版。这种种情况表明，蒋介石企图将台湾岛当做卷土重来的复兴基地。对此，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反应，明确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这篇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发表于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即1949年3月15日，社论指出：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蒋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略，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至今我们尚无法查证这篇新华社社论是否由胡乔木执笔，或是部分执笔，或是小组中别的同志执笔写的。但是，可以确定无疑地如胡乔木所说，该篇社论是根据当时中央五大书记碰头会拟定的精神而撰写的。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追溯历史而能够查到的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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