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纳赛尔握手时说：想不到你是那么年轻

        纳赛尔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高挺的身材，黝黑的皮肤，轮廓鲜明而显得坚毅的脸庞，与在身旁那穿白色长袍的尼赫鲁相比，更显出其英姿勃然的军人的气质。在已显老态的尼赫鲁身边，他又显得那么年轻，两人肤色身材那么相象，怪不得当时有人说，要不是纳赛尔身穿西服而着军装，真会让人误以为他就是尼赫鲁总理的随从武官。

        在候机的时候，吴努总理还曾对周恩来说起纳赛尔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抵制并强烈反对美英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他此次顶着美英两国施加的压力，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毅然来出席亚非万隆会议。

        在机场的见面，即是周恩来与纳赛尔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在与纳赛尔握手寒喧时曾说：总理阁下，想不到你是那么年轻。这一年，纳赛尔刚满三十七岁，要比周恩来小了整整二十年。

        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在缅甸首都仰光的明加拉顿机场。万隆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十四日从昆明飞抵仰光的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一同到机场去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与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

        四天前，也就是四月十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南中国海上空突然爆炸失事。当时，亚非各与会国的首脑或者领导人正准备启程去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对于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有所影响，造成了一些思想波动。缅甸吴努总理邀请尼赫鲁、纳赛尔、周恩来、阿富汗与越南等五国领导人先到仰光碰头，商讨开好会议的有关问题。

        四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八时，在缅甸总统巴宇博士宴请五国领导人。宴会前，晚七时开始，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初次会谈。第二天一大早，这几国领导人各自乘专机飞往印尼。在万隆会议期间，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多次宴会上，周恩来曾邀请纳赛尔同桌吃饭或是喝咖啡。四月二十二日晚，周恩来在万隆市郊寓所达曼？沙里十号别墅设宴招待纳赛尔，双方都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情况与对外政策，并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对这次与纳赛尔会晤要涉及的建交问题，周恩来是早有准备的。

        周恩来说：在与埃及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善于等待……

        两年前，周恩来曾经得到有关方面报告：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据埃及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透露，埃及政府曾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因为美国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动而立即向埃及提出警告，埃及就陷入了一种徘徊观望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曾经指示，对埃及等这样的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采取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多做工作、促进关系和水到渠成的态度。后来，埃及通过第三国探询可否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出总领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办法，但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

        因此，在周恩来与纳赛尔的仰光及万隆会晤中，在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埃及希望中国谅解它目前尚有困难。双方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在万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外贸部长叶季壮他与会的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努赛尔具体地商谈了两国开展贸易的问题。

        在万隆会议以前，由于受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恶意诬蔑与攻击的影响，纳赛尔对中国是缺乏真正的认识，因而是有顾虑的。特别是在宗教的问题上，埃及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它的首都开罗到处都是清真寺。西方报刊却别有用心地造谣诬蔑在红色新中国建国后，无神论的共产党“到处毁坏清真寺与教堂”、“焚烧古兰经与圣经”、“教徒都被当作反革命而关进监狱”等等。另外，纳赛尔在国内是实行反共的政策，也使他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不能不心存一些戒意与疑虑。

        可是，通过在万隆会议中对周恩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触与观察，他开始改变原有的看法。首先在宗教的问题上，他注意到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有竟然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这使他颇感意外。他曾示意自己的代表团的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去与达浦生接触，进行有关伊斯兰教及其它有关问题的交谈，获得的印象不错。他还得到报告说，这位中国阿訇在万隆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组织进行了交流活动。

        另外，纳赛尔也留意到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与会外活动中，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不输出革命”，并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中国人民尊重别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希望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作为人民总理真诚、坦率、友好地为新中国寻求朋友的态度，蕴含着孔孟故乡的悠久文明的睿智儒雅，特别是会议陷入分裂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那金声玉振的关于求同存异的著名演说，力挽狂澜，维护了这次亚非会议成功的大局，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赛尔虽不象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菲律宾罗慕洛外长或是缅甸总理吴努等代表那样感情外露，当场就直抒胸臆，热情地发表赞扬周恩来的讲话；但是周恩来的形象，确实影响了纳赛尔后来采取的对中国友好的行动。

        在万隆会议接近尾声的一次会晤中，纳赛尔向周恩来提到埃及正受到以色列的威胁，要周恩来帮助提供武器以加强防御能力。那时，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不久的二月间，发生了以色列部队袭击加沙地带的埃及陆军司令部打死打伤近百人。加沙事件发生后，纳赛尔几夜未眠，想法购买急需的武器。他曾向英美方面作过多次赏试。美国要埃及与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作为卖武器的先决条件。英国对埃及的订货单不予答复。而以色列从法国不断买到大量新式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决定另找获得武器的渠道。

        周恩来同意帮助纳赛尔与苏联联系。纳赛尔回到开罗不久，苏联驻埃大使就向他证实，中国方面已经将埃及的要求转告了苏联政府；还说，苏联愿意提供任何数量的武器，包括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可是，纳赛尔考虑到苏联可能动机不纯，反应很谨慎。纳赛尔想籍苏联愿卖武器而促使美英提供武器。

        纳赛尔后来说：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它使我们团结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从万隆回去后，纳赛尔立即派出宗教部长访华

        纳赛尔总理回到开罗没几天，立即派出政府宗教事务部长库尔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访问新中国的非洲独立国家的第一位部长级政府官员。中国给予了热情、友好、周到的接待。库尔部长率领的埃及代表团还特别参观了中国的穆斯林居民区和多处清真寺。后来有消息说，库尔回到埃及后对纳赛尔说：并没有西方宣传所说的事，中国的清真寺都保存完好，并没有毁坏教堂、迫害教徒的事发生，只是好些伊斯兰信徒与非穆斯林居民一样，生活还比较贫困。库尔部长在中国，赠送了一千英镑给中国伊斯兰教信徒，一千英镑给非穆斯林穷人，分别由中国伊斯兰协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转交。

        几乎在库尔部长访华的同时，埃及政府向阿拉伯联盟秘书处提出了一项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动议。

        在库尔访问期间，中埃双方就发展政治、贸易、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全面交换了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并宴请了库尔部长与开罗大学法学教授卡迈尔，库尔与卡迈尔都曾跟随纳赛尔参加了亚非会议，与周恩来、陈毅在万隆见过面。在当时以色列希望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下，中国不急于同以色列建交，周恩来对库尔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共同立场。关于埃及急需购买武器问题，周恩来从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埃两国的处境出发，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就向埃及提供武器对双方都不利。库尔部长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库尔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各自向本国政府提出加强贸易与文化往来建议的协议。

        通过宗教事务部长库尔访华，纳赛尔进一步消除了因西方对新中国污蔑宣传所造成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库尔回到埃及刚刚两个月，纳赛尔就又派出了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努赛尔率领埃及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周恩来让贸易先行，作为正式建交的第一步

        埃及代表团于八月十日到达北京。这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埃及贸易代表团，也是从非洲大陆来华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他们参观访问了鞍山、沈阳、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大工厂，并于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二十二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第一个官方贸易协定。协定确定：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六万吨，中国从埃及进口棉花四？五万包，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在对方国家设立政府商务代表处，并给予该代表处应有的尊重、安全保护和工作上的各种方便。双方还通过换文确认，商务代表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和有权使用密码。协议虽未明确规定商务代表处享有外交待遇，但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开罗设有“大使馆”，但周恩来与纳赛尔互谅互让，达成了可靠的默契。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同意在开罗设立上述规格的商务代表处，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据裴坚章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6—1956）》一书评述，中埃之间“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代表李应吉、副代表张越率商代处人员赴开罗，并带去了周恩来致纳赛尔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驻埃及商代处正式成立。二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米德哈特？埃？法尔抵达北京并建立了商代处。

        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万隆会议的握手，开始了新中国与现代非洲的新时代。

        毛泽东买了一亿英镑埃棉，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棉花交易

        纳赛尔是倔强的纳赛尔。

        在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纳赛尔又一次表现出其桀敖不驯、不屈不挠的性格。在努赛尔部长访华回来不久，他就已经决定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美、英决定帮助世界银行向纳赛尔决心修建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但是，美、英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旨在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以便使埃及在冷战中投身西方。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间来往频繁，当中国政府商务代办处在开罗悬挂起五星红旗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达开罗访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在开罗受到了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十分热烈的欢迎。艺术团那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精湛演出轰动了开罗，许多人远道专程赶来开罗观看演出。埃及的主要报刊都以显著的版面报道演出的盛况。

        这时已经担任总统的纳赛尔接见了鲍尔汉和代表团成员，并于三月十二日观看了中国艺术团在开罗的最后一场公演。纳赛尔对鲍尔汉说：“我非常钦佩你们的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东方色彩。……访问肯定会有助于埃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三月间，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问埃及，会见了纳赛尔总统并转交了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周恩来在信中回顾了同纳赛尔总统在万隆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希望中埃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三月间，中国在开罗举办了大规模的中国商品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也是盛况空前，中国还在展览会上赠予埃及二十八台机器。中国并决定在前两年购买三千多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在一九五六年再购买一亿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五百九十万英镑。当时，西方大国因埃及坚持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主权而锐减购买埃棉数量的情况下，造成埃棉严重滞销，影响埃及经济生活，中国购买的埃棉是对埃及最大的支持。埃方认为，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棉花交易。当时有家西方报纸曾用过这样的标题：毛泽东买了一亿英镑埃棉。怪不得有位埃及记者说：在这二、三月间，埃及刮起了中国风。

        中国人在开罗的频频出现，使驻开罗的美英两国有关人士有如眼中掺进了沙子。美英两国不惜施加高压，企图阻挠埃及承认新中国。美国驻埃及大使卡佛里在开罗的一个外交场合中说，在埃及还有许多事要西方合作的时候，美国不希望看到在开罗有头脑发热的行动。

        这是很明显地对纳赛尔施加压力。

        纳赛尔不买美国人的账，采取承认新中国的行动

        纳赛尔当然不买美国人的帐。

        纳赛尔的父亲属于赛义迪氏族人，这个氏族的人一般都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个性高敖倔强、易于激动。纳赛尔承袭了这一血统，以后在其性格和体格的形成上都得到了显示。在历史上反英斗争中，赛义迪人许多都是英勇的战士。纳塞尔上小学的时候，常从城里随家人回祖籍玩，埃及的光辉历史及前辈奋勇抵抗英国远征军的故事在赛义迪族老人的宣讲下，常令纳赛尔激动不已，使他从小就对英国的侵略愤恨不平。这少年时的经历，使纳赛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十五岁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中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在组织一次沿着英国军营的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游行时，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子弹擦伤了他的前额。当他觉得军队才是决定埃及命运的关键力量时，他千方百计要进入军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并进入开罗陆军参谋学院深造。他性子倔强，作战也英勇顽强，一九四八年在著名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他任营参谋长，腹部被子弹打伤，在医院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就坚决要求返回前线，后来肩部负伤仍然率领军队英勇奋战。他为此荣获“法卢贾之虎”称号，晋升少校。他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以英国为靠山的法鲁克王朝陷于政治经济危机时，他审时度势，在军队中秘密组建了一个“自由军官组织”，目标是赶走英国人，推翻或者彻底改变埃及腐败的现行体制。经过长期准备，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举行起义，天亮之前，起义部队已完全控制了首都开罗，宣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开始了埃及历史的新时期。

        埃及人民头上的暴君是被推翻了，但埃及土地上的英国占领军仍然存在。英国当然不愿意自己在埃及的既得利益濒临破产，美英等西方大国都企图把新生的埃及拉入自己的轨道，因而千方百计地对埃及施加影响与压力。美英两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五星红旗在开罗出现。美国大使卡佛里的话，使美国要控制埃及、干涉埃及内政、破坏埃及的中立政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纳赛尔决定采取行动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北京，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拜会周恩来总理并随后送交正式照会；在开罗，埃及总理办公室主任萨布里与工商部长努赛尔约见中国驻埃商务代办李应吉，正式通知：埃及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对台湾政权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埃及政府发言人随即向报纸、电台公开发布了这一决定。

        五月二十四日，纳赛尔总统约见李应吉代表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候未宣布承认，原因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作朋友，而向以色列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佳时机。”

        埃及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中埃建交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的报刊评述，埃及承认人民中国是西方外交政策的“一次灾难性的失败”。美国指责埃及的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国务卿杜勒斯甚至赤裸裸地宣布，他将采取行动敦促法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以作为对埃及的报复。美国为了压埃及屈服，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突然宣布撤回原答应提供的用于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款项。紧接着，英国和世界银行也作出了同样的撤款决定。

        陈家康大使一到开罗就遇上了战争

        他戴着秀郎架眼镜，精明强干，文质彬彬。他这一年刚四十岁出头。他率领驻埃使馆的一班工作人员，经过了长途的辗转旅程，终于来到这遥远而陌生的东北非古城。郊区的沙漠、长长的驼队、耸立的金字塔，市里阿拉伯建筑与欧式楼房并存的街道、遍布全城的清真寺与宣礼塔，穿城而过的美丽的尼罗河，身披长袍川流不息的市民……；尽管异国情调扑面而来，他的思绪还是萦绕在所面临的开创性工作上：蕴藏极为丰富的石油，联结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道苏彝士运河，这中东地区的矛盾极为错综复杂，战后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迅猛发展；在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使埃及的。既然是第一位出使非洲的新中国大使，可说是任务艰巨而光荣，责任重大而富于挑战性。他想起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在全国人大最后讨论和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百忙中，抽空接见他与使馆主要人员，想起周总理的殷切期望的眼光和亲切叮嘱的话语，想起他去与很熟悉的邓大姐辞别，大姐说，你去的虽是一个陌生的大陆，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洲通了。

        他们抵达开罗的七月份，是开罗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开罗临近撒哈拉大沙漠，要比家乡武汉这个“火炉”要热得多，气温竟高达四十几度。他感觉自己的心里比这儿的气候还要热——

        他这个出生于湖北广济的热血青年，早年就学于武汉大学，自从参加革命不久，因会说英语而因需要从事统战与外事工作，从一九三八年他二十五岁起，被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和英文翻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在红岩村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一九四四年，他到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戴维？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一九四五年，联合国成立之初，他以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身份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一九四六年，他又跟随周恩来到南京，负责中共中央南京局外委会联络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还担任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数次代表解放区青年出席世界青年大会。一九五〇年，周恩来将他调进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司长。这次出任首任驻埃及大使前，他担任外交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他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事与统战工作，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风浪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他通晓英语，加上思维敏捷，活动能力强。由于驻埃大使极其重要，对非外交是新中国面临开拓的新领域，周恩来在考虑人选时，很快就想到他。离京前有人说，在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埃及使馆该是当时离北京最遥远的使馆……

        开罗除了酷热，就是入夜之后蚊子多。在热浪和蚊子的袭击下，他听着开罗电台或是阿拉伯之声，他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终于入睡了……

        陈家康到达开罗的时候，正逢七月十九日美国突然宣布取消对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再提供原承诺的给予水坝一期工程的援助款项七千二百万美元，世界银行也随着取消了给水坝建设的二亿美元贷款。这时，纳赛尔总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尚未回到开罗。美国停止援建阿斯旺水坝，以所谓“埃及不合作”为借口，甚至造谣说“埃及经济已经破产”。纳赛尔得此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说，这不是撤消援助，这是唆使埃及人民去推翻现政权。纳赛尔天生的倔强性子，他曾多次申明，他把报复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对待问题的原则是：以友好报友好，以敌意报敌意。

        美国之举，极大地伤害了纳塞尔和埃及人民的民族感情。流过埃及的尼罗河是非洲的“众河之父”，在其上游建造阿斯旺大坝是埃及人民多年来发展经济的夙愿，因而埃及的报刊与电台对美国出尔反尔的行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街头群众的情绪十分强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为此飞抵开罗进行斡旋。

        此时，埃及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埃及外交部礼宾官员特别热情，陈家康很快就见到了外交部长法齐。法齐告诉陈家康，纳赛尔总统十分重视陈大使到任，总统回到开罗后，特意嘱咐将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时间安排在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因为这一天是埃及七月革命节的前一天，中午十二点因太阳高照、气温最高居民都留在家里休息，是广播收听率很高的时候。还有个礼宾官员悄声告诉中国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纳赛尔总统的会晤时间也安排紧接在陈大使递交国书之后。

        陈家康大使递交国书四天后，亲身经历了埃及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经历了埃及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最艰难严峻的日子。七月二十六日，是埃及人民驱逐法鲁克国王四周年纪念日，在纳赛尔的家乡亚历山大城，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曼奇亚广场上聆听总统发表长篇演说。总统情绪激昂的演说经常为群众的掌声打断。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纳赛尔毅然宣布了《共和国总统关于国际苏彝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命令》。宣布运河公司国有化后，运河的收入将用于建造阿斯旺水坝工程。

        倾刻之间，万众欢腾，掌声有如暴风骤雨，经久不息。埃及举国上下都在欢呼：“埃及的财富终于归还埃及了！”

        埃及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终于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的尊严，向世界上最强的力量提出了挑战。埃及政府这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果断措施立即震憾了世界，得到了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但是，英国立即冻结了埃及在伦敦的一亿三千万英镑的存款，并采取了使运河公司在伦敦的资金不能为埃及所用的管制措施。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八月二日，英、法、美三国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要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同时，英、法两国调动了陆、海、空三军，陈兵地中海，对埃及进行武力威胁。八月四日，周恩来向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完全支持埃及把苏彝士公司国有化，反对任何武装干涉的企图，主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由于苏彝士运河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生命线，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早就怒不可遏，以色列更是早就想打击阿拉伯世界的首领，于是，在英国的带领下，三家联合起来对埃及动武。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出动四万五千人的部队，在英、法、美的飞机军舰掩护下，对埃及的西柰半岛发动闪电式进攻。十月三十一日傍晚英国的堪培拉式飞机开始袭击埃及的机场，紧接着，英法开始直接轰炸埃及城镇、港口与军事要地，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苏彝士战争爆发。他们企图垮纳赛尔政府，恢复对苏彝士运河的控制。

        中国使馆在战火中坚守岗位，开展对外活动，保持与国内联系畅通

        炸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落在闹市之中，街道楼房倾刻间被轰然炸成废墟。使馆人员能清楚地辨认出那掠过头顶的飞机上的英国标志或是法国标志。当时，埃及首都开罗、第二大城市塞德港和苏彝士市等人口密集的城市全部处在飞机的狂轰乱炸之下。情况万分危急，面临突然降临的战争，埃及人民没有屈服，都紧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奋起抗击。政府按纳赛尔总统的指示，将武器分发给任何志愿作作游击战士的人。在开罗街头可看见居民排着长队领取枪支弹药，参加保卫祖国。

        刚到任的陈家康大使冷静、沉着对付这非常事件。按照国际惯例，战火中的外国使馆是应该免遭袭击的。但中国使馆地处开罗市中心地区，原是过去总督的官邸，占了半条街。在英美飞机的狂轰乱炸之中，使馆随时都会发生意外，当然也是前线。但陈大使立即将中国使馆全体人员集中起来，讨论与设想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并进行了紧急的布署和准备。使馆内年纪较大的人员，积极对外开展活动；年轻的坚守岗位，做好应急准备。

        在飞机轰炸的恶劣危险的环境下，陈家康大使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外活动，和埃及政府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密切注视着形势和动向，同时，保持着与国内畅通的联系，及时向国内报告情况，执行国内交付的任务和指示。

        在危急时刻，纳赛尔在电台向埃及人民讲话，表示他决不投降，一定留下来坚持抵抗，直至入侵者全部被赶出埃及。他还拒绝让自己的妻儿离开首都开罗。在开罗电台与阿拉伯之声电台被炸毁后，他乘坐一辆敞篷车巡行在开罗街头。总统和军民一起抵抗，民众受到鼓舞。

        当时，有的国家的驻开罗使馆准备撤离，备好了船只搭载妇女儿童，从城里上船驶至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去避难，并邀请中国使馆的女同志同去。使馆的女同志表示婉谢，要留在开罗的使馆里坚持工作。

        在北京，周恩来在得到驻开罗使馆发来的报告后，于十一月一日下午，接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表示遣责英法的武装侵略，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周总理并将《中国政府关于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声明》面交大使，说明这只是中国对埃及支持的第一个步骤，中国还将考虑其它的步骤。

        毛泽东向埃及提出埃军不宜固守西柰半岛的建议

        十一月二日夜深，实际上是十一月三日的凌晨。天都快亮了，毛泽东却没有一丝睡意。政治局的几个在京的委员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面对着墙上刚悬挂不久的埃及的大地图，他的精神十分亢奋。

        当年在陕北山村农家的院屋里，他是用煤油灯照看地图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的。有时遇到敌军迫近，警卫部队已经布置好转移，卫士和秘书将他的行装都装好了，他骑的马都已经牵到屋门口，他还在看作战地图。要不是周恩来亲自来催，他真还不走呐。往往是卷起地图刚走出山口，胡宗南的部队就进了村。

        进城不久，发生了朝鲜战争，他就在这菊香书屋里摊开军用大地图，熬了多少过不眠之夜，凭着与彭德怀的频繁的电报往返，指导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美军的直接较量。

        昨晚，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根据中国驻埃使馆的报告和埃及驻华大使的通报，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介绍了苏彝士战争爆发的情况。这就使他的思绪亢奋起来。

        当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埃及收回苏彝士运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十分兴奋。这时，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到任，毛泽东立即接见了拉加卜。一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的谈话很亲切、广泛，他还引导埃方在斗争中做好统战工作，还关心纳赛尔总统要注意安全。他说——

        你们的国王做了坏事，所以被人民推翻了，但他还是个埃及人。现在全埃及人民、全阿拉伯人民和全亚非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他也应该讲点爱国主义，不要发表不利于埃及的言论，不要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应该对他做点工作。中国地主的土地土改时都被没收了，但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也赞成打美国人。……

        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现在英法联军真的进攻埃及了。这天白天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过问对埃及的声援。他还指示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埃及的方针应该是大力的、无偿的，它需要什么，凡是我们办得到的，一定要送去。

        除了过问声援和经济援助，毛泽东还从军事上极为关心苏彝士运河战局的进展，下午，他还叫人催问驻埃使馆有没有战况的新报告。经过彻夜未眠的思考，十一月三日，毛泽东以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对整个战局发展作出了判断：以色列部队先对西柰半岛发起进攻，意图在于把埃及的主力部队吸引至运河以东地区，然后待命于地中海上的英法联军登陆塞得港后，沿运河南下，直逼开罗，三国部队合击，一举歼灭埃军主力……

        好大的胃口哟！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很快就提出了埃军不宜固守西柰半岛等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此建议，由周恩来转交给埃及政府。

        十一月三日这天，北京市近五十万群众与全国各地上亿群众，开始了连续三天的集会游行，遣责英、法的侵略，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埃及，纳赛尔意识到了对方的意图，果断命令埃军从西柰撤出，不要恋战，以免陷入敌方圈套，使埃及主力部队免于覆没。主力保存下来了，后来有实力阻挡占领塞得港的英法联军南下。纳赛尔这一决定后来被称誉为“天才决定”，与毛泽东的“不宜固守西柰”的提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十一月十日，中国把埃及急需的大批物资装上运往埃及的轮船，其中包括六千吨豆类，一千多吨冻牛羊肉。随后又有大批钢材、粮食、茶叶、矿石、绵籽油等运往埃及。周恩来致电纳赛尔，代表中国政府向埃及赠送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中国红十字会也赠款十万元人民币，还准备了一个医务工作团，以备埃及的需要。

        埃及军民给侵略军以顽强的抗击，阿拉伯各国采取断交与切断输油管等手段，配合埃及的战斗，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包括英法本国人民）给入侵者以严正警告下，英法联军被迫宣布于十一月六日停火，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从埃及撤走了最后一批部队。埃及人民终于赢得了维护国家主权、抗击外国入侵的最后胜利。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群众隆重集会，庆祝埃及人民的胜利。

        陈家康一出任驻埃及大使，就经受了苏彝士运河战争的严峻考验。他率领使役全体人员沉着应战，正确地执行国家的外交路线、政策及国内的各项指示，园满地完成了使命。通过这次经历，他和中国使馆赢得了埃及与广大阿拉伯人民的称赞和友谊。纳赛尔总统对陈大使也很赏识，在开罗的众多外国大使中，他是少有的可以与纳赛尔总统进行深谈的一个。他与中国使馆的表现，使他在开罗的外交使节中赢得了广泛的威信，连当时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的大使，如美国、日本等国大使，对他也很尊重，愿意同他交往。

        来自茶叶发源地的“贸易大使”出使嗜茶如命的国度

        新中国使多少投身革命的人的命运，会产生难以想像的变化。

        白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离开了党政工作岗位，选择了对外贸易部，准备把后半生投入新中国的经济贸易工作中去。当时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大西洋岸边的古城拉巴特，在这如此遥远的西北非担任中国驻摩洛哥王国首任大使。新中国建国初年从军队挑选了一批将军耿飙、姬鹏飞、袁仲贤、黄镇等作外交官而被称为“将军大使”，著名作家巴人（王叔任）出任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被称为唯一的“作家大使”；这次，白认从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的岗位上来当大使，该算是当时唯一的“贸易大使”了。

        摩洛哥和中国，具有相同的命运，过去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因而两国人民心心相印，彼此相通。一九五五年四月，当穆罕默德五世还被流放在印度洋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洋东边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讲坛上发言，就明确地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三月摩洛哥独立后，四月四日，周恩来总理致电摩洛哥王国首相西？贝凯，热烈祝贺摩洛哥独立，相信摩洛哥人民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建筑幸福生活的事业中将获得新的成就，并且愿意看到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发展。四月十八日，西？贝凯首相复电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希望摩洛哥的独立将有助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

        摩洛哥的独立是政治上的独立，按照当时法、摩两国谈判所签的独立方案，是颇为有名的“互相依存中的独立”方案。因而，摩洛哥独立后的经济命脉还掌握在法国资本家的手中。穆罕默德五世和中国建交友好关系，主要想开展摩洛哥自己的外贸，而且很快就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一愿望。摩洛哥独立当年的十一月，周恩来就派遣了贸易代表团访问摩洛哥，在访问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时，当地总督表示希望中国在卡萨布兰卡设立领事馆，尽管当时未能设立，却体现了摩洛哥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此后，两国在贸易上的来往逐渐增多，为促进两国建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中国驻摩洛哥首任大使白认在回忆录中记述——

        穆罕默德五世在位，双方的主要贸易是中国的茶叶和摩洛哥的磷酸盐肥料以货换货。摩洛哥磷酸盐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首位，每年向中国出口六十万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摩洛哥人民是世界上喝茶最多的人民之一，年需茶叶一万二千吨，平均每人每年喝一公斤的茶叶。摩是中国茶叶的最大主顾。

        中摩两国经两年贸易来往并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后，一九五八年秋天，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访问摩洛哥，在洽谈好茶叶和磷酸盐的贸易的同时，达成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定。

        于是，摩洛哥成为继埃及以后非洲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因为与摩洛哥是从贸易口子入手建立的外交关系，当时外交官又很缺，有人建议从贸易战线物色一个驻摩洛哥大使，便于今后加强从贸易方面开展对非洲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同意了这个提议。

        当时在外贸部物色的就是四十多岁的白认。

        白认是北京郊区顺义县人，青年时想求学，因家里贫穷没法进入北平的名牌大学，只好进入免交学费、有饭吃的北平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国难当头，他在救国救亡的学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当时他只有十九岁。一九三三年，他因能写能说，擅长于宣传鼓动，被选进学生会担任宣传股长；这一年，他与一群热血青年离开北平北上投入抗日前线，参加了冯玉祥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总政治部担任宣传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在山西省参加抗日战争，先后担任兴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特派员，兴县县长，中共晋绥一地委委员，晋绥一专署专员。一九四五年起，担任吕梁七、九、十专署副专员，晋南行署建设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是担任西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然后担任西康省委常委、副省长。西康省合并后，他调到外贸部，于一九五六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

        他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调至外交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离京赴任。行前，陈毅副总理接见并作了有关的指示。

        在他作动身准备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要去的地区古代叫做“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是“极西”意思。这个地区在中国古代称为“日没之处”，是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古人看来是最西边、最遥远的地方。

        六百多年前，中国和摩洛哥的旅行家已经相互访问

        第一个有明有姓可考据的到达摩洛哥的中国人是汪大渊。他比白认大使早到摩洛哥六百多年。中国和摩洛哥的贸易往来，也可以追溯到六百多年以前。

        在元代，也即十四世纪初，中国人已经绘制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这个地图已经把非洲正确地画成一个倒三角形，并且标出了三十五个地名。这要比欧洲一三七五年的卡塔兰地图、一四五九年的弗拉？毛罗地图出现的非洲三角形图像都要早一些。

        大约在一三三六年，汪大渊从埃及来到摩洛哥，甚至到达了最西的丹吉尔港（当时叫挞吉那）。丹吉尔位于非洲的西北角，直布罗托海峡的西南岸，靠近大西洋，被阿拉伯人称为极西之地，中国人也将其视为“日没之处”。

        汪大渊是元代洪州人（今江西南昌）。一三三四年冬，他租海船满载着瓷器、丝绸、药材，从福建泉州出发，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抵达亚丁。那时还没有苏彝士运河，他把货物从大海船转装至小船上，渡红海至埃得哈布港，再卸下货物装在骆驼背上，经陆路运往内地，约三十天后再用小船沿尼罗河运至开罗，从这里沿一条叫作加利齐恩的运河，最后运到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港，然后再转船运到摩洛哥。在这期间，他还去国过麦加朝圣。

        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中有其在摩洛哥丹吉尔港的见闻——

        国居达里之地，即古之西域。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园，白发。笼软锦为衣。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有酋长。地产安息香、琉璃瓶、硼砂，栀子花尤胜于他国。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琉磺、水银之属。

        中国人带着美丽的瓷器、丝绸到达丹吉尔的消息，很快传遍摩洛哥。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巴图泰听说后，下决心也要克服重重困难，到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去旅行。

        伊本？巴图泰是著名的中世纪探险旅行家。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团哲。他是个著名法学家的后代，自幼研习法律，收获颇丰，虽说当法学家可以受世人尊敬，并能获取高官厚禄，光耀门庭。但巴图泰在博览群书中对地理游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神秘的东方世界，牵动着这个阿拉伯青年的心。

        巴图泰二十二岁开始出门探险远游。他穿过沙漠，三次到达伊斯兰圣地麦加。之后，开始航海闯向东方国家印度和中国。他历尽艰辛到达了印度最大的城市德里。他因博学而得到印度王室的器重，出任德里总法官，执掌司法职务，薪俸极为丰厚。一三四二年初，他受命出使中国。不幸的是，三艘使船驶离印度次大陆不久即遇海事，使团失散了。巴图泰几经周折，飘泊经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地，最终于一三四六年乘船抵达泉州港，开始了在中国的旅程。他称泉州为“剌桐”，夸奖泉州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他先后到了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在北京觐见了皇帝。皇帝在诏书中命令沿途官员要给巴图泰“优待”，其费用由政府支出，等等。巴图泰在江南一个城市遇到了同乡——摩洛哥人布史雷。他们早在印度时已相识，此次在中国相见，都很激动，俩人“不禁落泪，布史雷来从印度来中国已有多年，善理财，资产巨万，现有男女仆各五十人。”

        巴图泰回到马格里布后，由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了一本书《伊本？巴图泰游记》。该书对当时中国地理风貌、城市状况、社会生活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馆址的楼里发现美国最先进的窃听器

        初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使馆人员住在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旅馆里，每天去一个越南人开的餐馆吃饭，这个越南人能做中国菜。不久，就物色到一幢合意的房子。房子为两层楼，房子建筑约五百平方米，房子连院子共一千多平方米，正适合使馆需用。房产原属王国政府的前首相，其因盖了新居而出售旧屋。经人介绍，很快就达成了交易。在搬进去之前，对房子进行了维修。

        使馆人员搬进去后，就发生了窃听器事件。

        政务参赞进行分配房子，将接待室、会客厅、宴会厅、食堂及炊事员、司机等服务人员的宿舍安排在底楼，楼上是工作人员办公、学习和住宿的地方。楼上有间最大最好的房子，该是那位前首相夫妻的卧室。政务参赞理所当然将这间大卧室分给白大使夫妇作住房。可是，担任使馆二秘兼党支部书记的大使夫人黄其云过惯了简陋的日子，不愿在使馆享受特殊待遇，她看中了原主人小孩住的小房间，旁边照样有洗澡间和厕所，说这已经够好了。政务参赞不肯让白认大使住在这么个小房间。白大使说，尊重夫人的意见吧。

        据白认记述，为分配住房还有这样的对话——

        ……政务参赞笑着说，那是人家小孩子住的房子，分给大使和夫人住，让人家知道了会笑话咱们的。她说：“咱们不让人家参观宿舍，不接待外宾上楼，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的住房分配情况呢？”

        政务参赞见她执意要住小房子，只得又问我：“大使，你看怎么办？”

        我笑着说：“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由她决定。”

        由于白认黄其云夫妇不愿享受特殊待遇，竟使大使幸然避开了敌人安装在大使卧室里的窃听器。

        搬进新买的馆舍三个月后的一天，黄其云和另一工作人员郑守义在向法文翻译吴天波学法语，她听觉敏锐，忽然听见一种很轻微的嘀嘀嘀的声音。她觉得诧异，让郑守义、吴天波也注意细听。三人循声轻步寻找过去，寻进了政务参赞卧室里，并循声打开了挂衣服的壁橱门，经过细心倾听寻找，发觉声源就在壁橱下面的墙壁里。白大使得到报告也来了。大家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墙底部靠地面有一块砖大小的地方，比周围的颜色要新一点。吴天波用铁铲撬了一下，石灰和泥土随着坠落，一个微型窃听装置终于暴露出来。那是一块小薄片片，撬开时还在嘀嘀嘀的响。郑守义刚想拆出来看一看，白大使悄声摆手制止了，示意大家出屋去研究。

        有的人要看一看，白认大使嘱咐大家：“在旁边看看可以，不过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以免惊动敌人。”

        机要员小黄建议：“大使，我去取下来处理了，免得敌人再窃听使馆的机密。”

        白认说：“不。我们不能自行处理。必须迅速向国内报告请示。”

        当晚一请示。国内立即回电说：马上派人去检查。

        过了没几天，两个专家携带着专用设备从国内赶到了使馆。他俩蹲在壁橱前看了又看，然后对使馆的人说：“这是一台接收转送的窃听机器，作用相当于一台广播机。看上去小巧轻便，是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窃听器。这种最新产品，是美国的禁品，我们想买都买不到，想不到在这儿却唾手可得。”

        两个专家拿出了从国内带来的探测器，将使馆所有房间的墙壁检查了一遍，查出了四个小窃听器，每一个只有小女表壳那么大，中间穿着很细很细的铜丝。由于敌人以为大使夫妇肯定住那间大卧室，他们精心装了窃听器。但没想到大使夫妇只住小卧室，大卧室改作大家的学习室，是大家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地方。敌人就只能窃听我们的学习内容了，如意算盘落了空，白白送了几个最先进的美国新型产品，让两个专家很高兴地带回国去研究了。

        白大使细心谨慎，为了防备万一，那几个窃听器都没有马上拆除，一直到两个专家买妥机票，收拾好行装离开使馆上机场之前，他才让他俩把它们拆下来，马上乘车带走。

        至于窃听器到底是什么人装的？虽说始终是个谜，但是联系到摩洛哥的战略位置与在现代史上的复杂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了。

        摩洛哥位于西北非，它西临大西洋，北边海岸就是被称为欧、非两洲咽喉的战略要道直布罗陀海峡，隔着地中海与西班牙遥遥相望。因而，摩洛哥是个战略要地。二次大战期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准备到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美国作战部队就乘军舰在摩洛哥登陆，并在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建立了共同打击德意法西斯的盟军司令部。盟国的四国首脑会议就曾在这儿召开。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戴高乐都在海边的豪华别墅下榻。卡萨布兰卡也成了著名的特务活动中心，不只是美国、英国、苏联等盟国，就是德国、意大利、甚至日本，都在这儿设立了秘密的情报机关或是建立了特务活动的地下据点。有一部由大明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著名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表现的就是二战时期这个城市里错综复杂的国际特务活动。在战后的冷战时代，因为这里是进入非洲大陆的桥头堡，特务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说，街上有的商店、旅馆或者照相馆都会是某国特务开设的掩护门面。

        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之后，中国驻摩使馆对于保密与安全工作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罕见的来到中国展览馆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领着戴面纱的宠妃和王储，还手拉着漂亮的小公主，前呼后拥地来到了中国馆参观。白认大使和展览团长在中国馆门口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馆是国王来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参观的少数几个展馆之一。这令其它许多国家的展馆人员外交使节十分羡慕与惊奇。国王参观中国馆，表明了驻在国对新中国的重视。

        本来国家最高领导人参观在该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只是一种很平常的国际惯例。但在摩洛哥却非同小可。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全名叫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是摩洛哥举国景仰的民族英雄，也受到阿拉伯世界与非洲人民的崇敬；但是这个国王却脾性颇有点怪，他在王宫里深居简出，很不愿意出席礼宾活动，各国使馆举行招待会或是节庆仪式，他从来没有出席过。中国首任驻摩大使白认到任开馆后，经过调研了解，也从不提这种办不到的要求。

        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却表现了对中国的少有热情。白认大使到任不久，中国杂技团飘洋过海，乘船来到摩洛哥访问演出。中国使馆为杂技团在拉巴特的大剧场举行大型招待会，邀请来了摩洛哥王国政府各大臣、要员、知名人士和各国使节及华侨代表，一千多人济济一堂，气氛格外热烈。演员们表演的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技节目，极为成功。杂技团在拉巴特、卡萨布兰卡、非斯、丹吉尔、马拉喀什等城市演出了三四十场，受到了摩洛哥朝野的普遍欢迎，影响很大。深居王宫里的国王听说以后，特别邀请杂技团进宫去，为王室成员专场演出。穆罕默德五世全家看了后都异常高兴，对杂技团赞不绝口。

        这次博览会在卡萨布兰卡举办，在白认大使的张罗下，对外贸易促进会组织的中国馆办得很具规模，占地面积约三千多平方米，参展商品品种大约三千多种。从红旗牌大轿车和各种工业机床，服装、五金、百货、日用品、食品、农产品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虽说当时中国商品从现代化程度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许多产品到底是在建国后刚十年的短短时间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充分反映了新中国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成就，颇得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海外华侨和好些西方人士称赞。

        白大使想请国王去参观中国馆，开始使馆有人有顾虑，担心请不来。白大使向主管的王宫典礼局长提了出来。典礼局长说，他一定努力争取。果然，穆罕默德五世带着宠妃和王储来到了中国馆，就确实使人感到破例与少见了。

        当人们知道穆罕默德五世为争取摩洛哥的独立而经受的磨难与坎坷，对他深居简出的孤怪脾性也都会十分谅解的。

        老国王曾被流放到孤岛上，养成了孤寂的怪脾性

        远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就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摩洛哥；八世纪，在摩洛哥古称非斯的古城，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人的帝国。从十五世纪起，就先后遭到西方强国的入侵。一九一二年三月，法国占领了摩洛哥王国的大部分地区，法国迫使摩洛哥苏丹签定了“非斯条约”，把摩洛哥变为“保护国”；同年十二月，摩洛哥的北部地区也被西班牙所占领。三十年代初，法国占领了摩洛哥全境。一九二七年穆罕默德五世继承王位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他从青少年时就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很反感并抵制法国总督对他的所谓监护。一九四三年摩洛哥成立了奉行伊斯兰教义倾向于王室的独立党，该党旨在积极开展抗法斗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运动。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及其子哈桑二世积极支持独立党并参与了这场斗争。穆罕默德五世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公开发表演说，要求摩洛哥独立。一九四八年八月与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向法国总统提出备忘录，强烈要求法国修改“非斯条约”，废除保护制度。

        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国强行废黜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将其父子俩流放到法国南部的科西嘉岛，这个岛上曾囚禁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后来法国当局又穆罕默德五世转移去非洲东边的马达加斯加。

        当时，法国殖民军残酷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大批爱国者被逮捕、流放、杀害，民族主义政党被取缔。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不到半年间，就有三万人被捕。一九五三年，法国殖民当局就逮捕了两万要求穆罕默德五世复位的爱国群众。但是，摩洛哥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仍然坚持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一九五五年二月，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埃德加？富尔出任总理，为了稳定稳定北非两翼摩洛哥和突尼斯，集中力量对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法国准备对摩洛哥和突尼斯作出政治让步。这一年八月，在穆罕默德五世被废黜两周年之际，摩洛哥各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要求释放国王，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富尔被迫同意穆罕默德五世重登王位。穆罕默德从马达加斯加经法国回到摩洛哥时，受到全国民众热烈欢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摩洛哥和法国发表声明，废除使摩洛哥沦为法国“保护国”的一九一二年“非斯条约”，法国宣布承认摩洛哥王国独立。

        独立后，摩洛哥仍是君主立宪的王国，但王室公开地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正在艰苦斗争中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南非洲、佛德角等国，都曾得到摩洛哥道义、军事和物资等多方面的援助，得到非洲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也许是两年多在孤岛上的囚放生活，使他养成了孤寂的脾性。每次因国家事务需要国王邀请各国使节去外地活动，国王与使节一般都不直接接触，个别交谈也很少。

        因此，穆罕默德五世来参观中国馆确属难得。国王带着王妃、王储在参观中，对中国的传统工艺品特别感兴趣。那些中国丝绸锦缎，有的艳丽璀灿、五彩缤纷，有的暗花流动、素净淡雅；那些翡翠、玛瑙、珊瑚雕刻的花草虫鱼、人物鸟兽，栩栩如生；尤其是那座仿造郑和下西洋航船模型雕刻的象牙船，船上的甲板缆盘、层层楼舱、舵台桅杆，都刻划得细致逼真，使他们惊讶赞叹不止。摩洛哥的地毯工艺精美，也出口国外，但国王看了中国的手工地毯，很喜欢工艺的精细高超、图案的美伦别致。哈桑王储很高兴地邀请白认大使坐在他的车上，一起去观赏卡萨布兰卡的工艺品市场，还送给大使一只阿拉伯式的大皮袋。

        本来按阿拉伯的习俗女子在外是不能揭开面纱露脸的，穆罕默德五世情绪很高，打手势叫美丽的王妃揭开面纱，露出迷人的容颜，在中国馆品尝展览的绿茶。

        派谁去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探路？总社长想起了王殊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的中国人在加纳议会大厦大门前徘徊。

        看样子，他已经守候在此好一阵子了。在大门前来来往往的黑人市民中，他显得很显眼。在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加纳，还很难看到中国人。看样子，显然这个中国人是在等待着什么。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著名的独立门西边有一幢白色的楼宇建筑，这就是加纳议会大厦。高大的独立门的顶端那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巨型黑色五角星，在阳光下更显得黑亮黑亮。议会大厦上空飘扬着的一面加纳共和国国旗，在红、黄、绿三色的正中也有一颗黑色五角星。黑色五角星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处处可见，加纳人以黑色代表吉祥，把黑五星视作非洲解放、民族独立的象征。

        等在议会大厦前面的这个中国人的神情显得很着急。

        他就是新华社记者王殊。他可以算是持着新中国护照进入加纳、甚至进入黑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好不容易才来到阿克拉，在开罗等了两个多月，才从加纳驻开罗使馆得到在加纳逗留六十天的短期签证。

        他是一九五九年二月间到达阿克拉的，他在阿克拉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在这六十天内取得作为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加纳常驻的签证。他写了一份要求常驻的申请信送交给加纳政府有关官员后，等了两个多星期还没有下洛。他心中有些着急，决定要直接找恩克鲁玛总理要求解决。

        他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离开北京的，如今在阿克拉已经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份了，常驻的问题还没能解决，虽说已经写了一些报道发回国内，但还谈不上进行深入的采访与调研。眼看在加纳短期逗留的签证就要到期，他心中真是不能不着急呵——

        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受到鼓舞、发展得很快，一批非洲国家将要获得独立。这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八年秋天，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同非洲这些国家建交估计还早，但派记者去可能容易一些，新华社可以派一些记者到那里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的国家去，主要是结交朋友，了解情况。

        派谁去撒哈拉沙漠以南赤道附近的黑非洲地区呢？

        新华社在前几年已经派有记者驻北部非洲的开罗、阿尔及尔等地，但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那还是很陌生、很遥远的地方，驻北非的记者也未能涉足。这些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有的还有战事。派去的人需要政治性强、能独当一面以外，还要懂外文，身体好，能力强，富于开拓精神……

        吴冷西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经历过战火的记者：王殊。

        毛泽东致电给彭德怀李克农，要他们看王殊的报道

        王殊是江苏常熟人，这年三十出头，正好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年轻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的英语，在一九四六年春二十二岁时，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十月，被吸收进新华社，到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前线分社担任见习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前线报导。一九四九年十月任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助理记者。一九五一年十月奉命赴朝鲜前线，以志愿军总分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在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报道；当时，停战谈判已经到了遣返战俘的议程。

        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对外斗争的国际报道，没有经验，也缺乏信心。但是，他与同事们在没有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况下，却都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对报道的重视与关怀，使他得到锻炼与鼓励。几乎每天早上一上班，都可以看到周总理机要秘书用电话传给总社办公室的总理作的有关宣传报道的指示、审批过的稿件和批语。这些指示都很具体，政策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要写什么，怎么写，有时连第一点、第二点……都列了出来。报道组接到指示后，立刻搜集材料，在中午之前撰写，晚饭前将清样送到社长室。吴冷西社长审阅后重打清样送至总理办公室都是每天晚上十点钟了。总理公务繁忙，大都是在拂晓时审批这些稿件。据说，有些稿子甚至是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批的。总理对稿件改得很仔细，不但在对政策的表述上细作推敲，对文字也作润色，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些浸透周总理心血的稿件，发出去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谈判后期，有一次，志愿军捕获了几个美国空降特务，在审讯中发现这些人都是原来的战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向敌人屈膝投降，参与了敌人迫害和扣留志愿军战俘的罪行。这些人又被敌人训练成特务，空投过来搞破坏。王殊闻讯后立刻前往采访，写出的两篇关于志愿军捕获美国空降特务的通讯，揭露了美方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这两篇通讯经新华社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主席看了后，亲自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开城谈判代表团中方团长李克农发了电报。电报说，新华社记者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要求谈判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的阴谋。

        王殊这就在对外宣传的国际报道中凸现出来了。

        王殊于一九五四年五月调回总社后，又马不停蹄地先后参加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中国馆与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的报道。他也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写了一批很重要的通讯报道。他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担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首席记者，是吴冷西社长很看重的记者。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王殊从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回到北京参加分社会议，总社通知他在年底前去黑非洲工作。多年来的军旅记者生涯，他已经习惯了爽快地接受任务，这次他对遥远的非洲是太陌生了，他只看过一本翻译出版的约翰？根舍著的书《非洲内幕》，除了从书本概念上知道西方帝国的殖民地、受奴役的黑人、可可、赤道炎热的气候等之外，对要去的黑非洲简直是一无所知。对独自去闯这块陌生的大陆，他当然也是欣然从命。他经过多次去跟新华社外事部与外交部新闻司商量，决定先去西非的加纳。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现已经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宣布在英联邦内实现独立，改名为加纳。实质上属于半独立，目前正在争取完全独立。非洲著名政治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担任加纳政府总理，并一再宣布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且，加纳曾经派出政府农业部长科佐？博齐约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同中国代表团有过一些接触。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就出发了，在卡拉奇还向接任的人交待了工作。

        王殊于同年十二月初就赶到了开罗，无柰因等签证在开罗耗了两个来月，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来到了阿克拉。

        王殊来到了原来叫黄金海岸的加纳，以前真的很多黄金

        这就是加纳！原来叫黄金海岸的加纳。

        古代西非的尼日尔河与塞内加尔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加纳王国是西非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它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经历了整整一千年。在公元九至十世纪，加纳王国达到了繁盛的顶峰，有发达的农耕、纺织、制陶、冶铁，也有相当繁荣的商业，贸易做到了北非甚至地中海北岸的欧洲。骆驼组成的长长的北非阿拉伯商队，响着驼铃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经过漫长的行程来到加纳的都城。加纳国王对过境货物课税，“对每驮入境的盐征收一个狄纳尔，对每驮出境的盐征收两个狄纳尔”。加纳国王依靠过境税，增加了财富，繁荣了经济。贸易的商品主要是撒哈拉的盐和西非的黄金。

        加纳王国因盛产黄金被称为“黄金之国”。人民采掘了大量黄金，大块黄金缴交给国王，碎砂金生产者自己留下。加纳有着发达的黄金贸易，那时的贸易采用传统沿用的古朴的物易物“哑贸”方式。卖主在贸易点上摆好自己的货物，敲起大鼓，然后躲藏起来。当地的买主走过来把一定数量的黄金放在货物旁，也躲其来。卖主出来，如感到满意，就收起黄金，敲鼓而去，如不满意则再次躲起来，等买主增加黄金，真到双方满意成交为止。那时候，加纳王国拥有大量的黄金，黄金“变得几乎不值钱”。国王穿的是金饰的衣服，侍从配带镶金的刀剑，国王的马披着饰金的马衣，狗戴着金项圈，甚至在王宫门前的巨大拴马石都是用黄金做的。

        十一世纪中叶，加纳王国衰落了，被随后兴起的马里王国所取代。一直至十七世纪在加纳的北部出现了阿散蒂王国。十八世纪中叶，阿散蒂成为西非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且成为英国殖民侵略的主要抵抗者，一直至二十世纪初，阿散蒂人民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八次战争。直至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阿散蒂人失败，领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将加纳称作“黄金海岸”。

        二次大战后，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的浪潮中，民族主义政党在黄金海岸成立，这一事件成为加纳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转折点。一九四八年一月，恩克鲁玛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总书记，加纳民族独立运动走向了一个新阶段。经过深入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恩克鲁玛两次被捕入狱。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势不可当，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黄金海岸终于宣布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国名改称加纳。

        王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加纳。

        王殊受到英国人的暗中监视，为获常驻签证而直接找恩克鲁玛

        王殊来到的时机正好。一九五九年一月间在阿克拉刚刚召开过第一非洲大会，反帝、反殖、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气氛很浓厚。为尽快在两个月内取得长驻签证，王殊拜访了不少加纳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对方普遍表现了友好合作的态度。其中好些人告诉他，申请常驻签证不要向新闻局申报，因为新闻局局长还是英国佬担任，会从中作梗；还建议他直接找新闻部长科菲？巴科，巴科在政府中属民族主义派，是恩克鲁玛总理的重要助手之一，也去万隆参加过亚非会议。王殊立刻拜访了巴科部长。巴科很友好坦率，同王殊谈起了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双方有很多共同语言。他向巴科部长表达了常驻的愿望，巴科听后很高兴地表示欢迎，要他正式送交一份申请信。他送出申请信时，还附上最近所写的有关加纳情况报道的剪报。

        王殊住在阿克拉的旅馆里等了两个多星期还没有回音。阿克拉海滨的风光十分迷人，他当然也无心欣赏。住的时间长了，他愈发体会到当时的加纳受英国人的控制还很严。他在北京和香港订阅的报刊都被邮局没收，在拜会英国人担任的邮电局长并提出抗议后，人家才按时送报给他。当时在阿克拉除了他之外，还没有别的中国人。不久遇见两个香港人，他们告诉王殊，英国人拿了他写回国内的中文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帮翻译。后来，他还在电话听筒里发现了微型窃听器。

        他觉得不能再空等下去，决定想办法直接找恩克鲁玛总理。

        恩克鲁玛是加纳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不仅在加纳，而且在西非及整个非洲都很多影响。他才学出众，在美国、英国艰苦的留学十二年，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各种学说和各种社会思潮，还认真阅读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玛志尼等人的著作，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在印度主张非暴力主义的甘地，有提出“非洲人的非洲”的美国著名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等等。他提出以非暴力主义作为加纳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指导思想，被誉称为“西非的甘地”。他经历坎坷，在加纳很有威信。王殊决定找恩克鲁玛，将来还要对恩克鲁玛进行深入采访。他知道，如要采用向有关部门提出采访或是约见，也会陷入等待之中。他想了这个办法尽快直接面见这位著名的加纳总理。

        这天，王殊瞧准了议会正在开会，就来到议会大厦门前等候。王殊在其回忆录《开展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关系》一问中，作了记述——

        ……有一天在议会散会时，我在门口抢前找了恩克鲁玛总理，作了自我介绍，并谈了常驻的愿望。他对我到加纳表示欢迎，还说已看到了我送给巴科的有关加纳情况报道的剪报，对我常驻的申请要我仍找巴科。不几天，巴科复信给我，表示欢迎我常驻。我立刻到警察局和新闻局办理了手续。

        王殊终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第一个新华分社。

        通过这次打交道，他同巴科就很熟悉了，俩人见面时经常随便说话，不再有拘束。他问巴科对于中加两国建交问题的看法时，巴科坦率地说，现在加纳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同中国建交可能要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比较现实。还有的加纳友好人士建议王殊先去几内亚。西非的几内亚刚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宣告成立共和国，塞古？杜尔担任总统。几内亚过去受法国控制，现在的独立是完全的独立；因而，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要比加纳大一些。有的还说，如果中国同几内亚先建交，对加纳也有推动促进的作用。

        王殊觉得他们说的坦诚而有道理，联系到自己在阿克拉的亲身感受，也觉得英国对加纳的控制还很严，短时间内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不大。正在此时，几内亚执政的民主党将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几内亚总统杜尔作为党的主席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方派代表参加他们在独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发电报的时间仓促，已经不可能从北京派出代表，因此新华总社电告王殊，要他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采访。

        王殊接到总社的电报后，立即离开阿克拉动身赴科纳克里。

        杜尔对戴高乐说：我们宁愿贫穷而享受自由，不愿富裕而受人奴役

        在新华总社通知王殊去科纳克里采访前，几内亚因为全国公民投票赞同而毅然宣布独立，骤然间戴高乐政府的报复性的封锁与打击，使几内亚的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出山执政后，面临海外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日益蓬勃高涨而引起法国国内尖锐的政治危机。戴高乐被迫制定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来代替原有的“法兰西联邦”方案。新宪法让法属非洲殖民地人民进行抉择：或者参加法兰西共同体取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或者脱离法国而独立。法国政府同意各个非洲领地在同年九月举行公民投票，以对此问题作出决定。

        这是戴高乐面对现实，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痛苦而无可柰何的选择。

        在实施公民投票前，戴高乐进行了一次“推销”其新宪法的非洲之行。他打算逐一会见法属非洲殖民领地的领导人，设法使这些领地的人民投票赞成这部新宪法，而留在戴高乐所设想的法国与非洲各自治共和国的共同体中，将得到法国“慷慨”给予的各种好处；反之，要是他们的人民投反对票，那么法国将“中断一切关系”，他们将得不到法国给予的帮助或者庇护。二者必居其一。戴高乐当然是要他们选择前者。

        戴高乐此次非洲之行全程共耗时九天，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戴高乐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刚果（布）、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和塞内加尔。除了最后两处之外，戴高乐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这使他对投票的结果深信不疑。

        但最使他感到不踏实的就是几内亚了。八月二十五日，他到达科纳克里时，虽说塞古.杜尔也来机场迎接，但从机场乘车前往市区的沿途，到处看到经过训练的人群高喊着：“独立！独立！”每人都挥舞着写着“独立”一词的小旗子。显然，几内亚要求的是无条件的独立。

        在欢迎戴高乐的大会上，塞古.杜尔饱含感情地说到：“我们宁愿贫穷而享受自由，不愿富裕而受人奴役！”

        这段话受到在场群众的狂热的欢呼，这使戴高乐感到很大的震惊。戴高乐被激怒了，连杜尔后来所表示同法国维持友好关系的话也根本听不进了。当天晚上，法国方面宣布取消了原定的法国政府海外领土部长与塞古？杜尔的会谈。

        塞古.杜尔建议陪同戴高乐乘机前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戴高乐立即予以拒绝。第二天，通往机场的路上冷冷清清。在舷梯前，戴高乐对前来送行的塞古.杜尔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再见了，几内亚。”

        一个月后，九月二十三日。法国（包括海外领地）对戴高乐宪法进行公民投票。法国本土投票者的80%表示同意。在除几内亚之外的法属非洲地区，95%投了赞成票；只有几内亚投票反对。

        几内亚的投票结果：反对票1136324张，赞成票56981张。

        几内亚的投票结果震惊了法国，震动了世界。戴高乐对此作出了极其迅速而激烈的反应。

        九月二十九日，法国政府通知几内亚说，如此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它已经从法属西非分裂出去。紧接着，法国就宣布中止所有对几内亚的财政援助，并命令法国在几内亚的文职官员、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回国。戴高乐政府还下令运走所有可以装箱运走的设备。在十余天内，大部分政府卷宗档案都被销毁，工厂里的机器设备被毁坏。有记载说，电话被从墙上拆下来，政府机关里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水箱都被砸坏，甚至种牛痘的玻璃瓶都被摔碎。与几内亚相邻的塞内加尔，由于受到戴高乐政府的压力，迫不得已宣布把塞古？杜尔开除出非洲民主联盟。戴高乐还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不要承认几内亚，或者不要给它任何援助。

        塞古.杜尔并没有屈服。几内亚并没有屈服。

        十月二日，几内亚正式宣告独立，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几内亚的竖条红黄兰三色国旗在科纳克里上空高高飘扬。塞古？杜尔担任总统。

        亚非拉及世界各国人民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西非的几内亚。它的领导人塞古.杜尔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人物。几内亚宣布独立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立即分别致电祝贺和承认。十二月间，几内亚加入了联合国。恩克鲁玛访问科纳克里，并宣布给几内亚提供一千万英镑的财政援助，还宣布与几内亚缔结国家联盟。中国也准备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还提供一批物资援助。

        王殊进入法国人撤走后的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

        王殊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间，从加纳的阿克拉赶到了几内亚的科纳克里。虽说加纳与几内亚同属西非国家，中间隔了一个国家科特迪瓦，距离也不算远。但是加纳的朋友告诉他，以前要去科纳克里没有直达航线，相互往来要去伦敦或者巴黎换飞机。新的直达航线是在几内亚独立后，恩克鲁玛访问几内亚，两国决定建立联盟并互派驻节部长，开辟了这条直达航线，成为黑非洲地区国家不依靠西方殖民国家而自己加强合作的第一个先例。

        科纳克里城市是由罗斯群岛与卡卢姆半岛顶端的一块陆地组成，三面环绕湛兰海水、背靠绿林密布的山峦，有迷人的海滨、高大的棕榈树，富于热带情调。王殊到达的时候，这里还是旱季，风光格外秀丽。人们告诉他，在一百余年前，这儿只是一个有二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是土著居民巴加族每年举行盛大拜神仪式的地方。几内亚宣布独立时，这儿已有十来万人口。

        尽管这儿风光美丽，但王殊感到法国对几内亚独立的报复行动给几内亚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粮食短缺，人民面临饥饿的威胁。从城里街道的商店可看见食品与日用品严重缺乏。法国撤走技术和管理人员，加上缺乏资金，一些工厂瘫痪了。以前由法国人管理的交通运输遭到破坏，正在恢复之中。加上法郎贬值，使几内亚经济濒于崩溃。

        但是，几内亚并没有低下头来。以塞古？杜尔为主席的执政党几内亚民主党召开党代会，就是要号召全党和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措施、战胜困难、恢复经济。政府着手组织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执行使财政情况正常化的许多重措施。为克服人员不足的困难，公务员同意在薪金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在国外学习的专业人员以及邻国的数百名非洲人也响应几内亚政府的号召，来到科纳克里，代替撤走的法国专家。

        这是几内亚民主党在独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殊作为新中国的记者来采访，受到了大会特别关注和欢迎。他在大会上还认识了不少前来参加会议的法属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他们也都在争取自己的国家尽快获得独立，都友好地邀请王殊在他们的国家独立时前去访问。

        在大会上，王殊注意到杜尔总统讲话很有口才，滔滔不绝，雄辩而自如。他经常引用，用法语说起来挺动听：“当太阳下山你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一定要反复默念：‘人人皆兄弟，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大会结束之后，王殊专门采访了杜尔总统。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在宣布几内亚独立而就任总统时，刚刚满三十六岁。他出生在几内亚中部古老的尼日尔河畔的村庄，父亲是马克林族的贫苦农民。他平时在讲话中经常唤起人们对他的曾祖父、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的回忆。萨摩里.杜尔是十九世纪几内亚卓越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善用游击战，曾以从法军那儿缴获来的少数步枪和自制的土枪、弓箭，重创有先进枪炮装备的法国殖民军，被法国历史学家称其为“苏丹的波拿巴”。后因被法军袭击俘获，死于流放之中。在独立的问题上，塞古.杜尔敢于向戴高乐挑战，表现出铮铮硬骨，是深受其前辈影响的。他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从事专职工会工作，表现出罕见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他在组织为工人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中有杰出成就，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三岁就被选为科纳克里市长，不久又担任了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几内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独立斗争的胜利，这与他一手抓党、一手抓工会、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斗争是分不开的。

        塞古？杜尔对中国十分友好，在接受采访中对王殊说，他很钦佩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曾多次在集会上要求群众学习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气概和在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在王殊涉及中几两国关系时，杜尔只是作了一般性的回答，没有提有关两国建交建议，看起来还有顾虑。

        王殊利用此次在科纳克里的机会，比较顺利地在几内亚新闻局办理了常驻手续，成立了在黑非洲的第二个新华分社。办好手续后，王殊就回到了加纳。

        中国特使和杜尔谈着建交事宜时，美国黑人大使出现了

        一个多月以后。一九五九年五月。西非海岸的雨季来临了。在阿克拉的王殊又接到新华总社的电报，要他赶到科纳克里，与即将到达那里的我国政府特使白认会合，移交我国政府赠送给几内亚的一批大米。几内亚在独立后，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呼吁赠送粮食缓解国内的困难，我国政府立即复电表示赠送五千吨大米。我国驻摩洛哥大使白认奉命担任政府特使来科纳克里办移交。国内还指示白大使，相机试探两国建交问题。王殊及时赶到了科纳克里，并向白大使介绍了他上次在此采访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

        白认大使首先拜访了几内亚经济部长和外交国务秘书，移交了已经运到几内亚港口的中国大米。部长和国务秘书都很友好，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对发展两国关系持积极态度，但要白大使直接同杜尔总统谈，总统还身兼外交部长。当时估计几内亚有可能立即与我国建交，因此白大使在拜访杜尔总统之前，事先拟好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草案。

        在杜尔总统接见时，白大使向其提到了建交的事。杜尔表示同意，正要进行商讨建交联合公报时，外交国务秘书推门探身进来，示意要杜尔出去商谈一件事。过了一会，杜尔回到房内，对两国建交的事竟然变卦了，说这件事要待以后在考虑。白大使只好告辞了。

        原来，美、英、法等国利用几内亚独立后在政治、经济中的困难，对几内亚施加压力，阻挠几内亚与中国发展关系。一些西方报刊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决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

        尤其是美国，早已迫不及待地涉足进来了。几年前法国从印度支那刚撤走，美国就填空赶去，控制了南越伪政权以作其傀儡。这次，在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法国被迫撤出了几内亚，美国便以同情民族解放运动的面目出现，向几内亚派出了黑人官员到科纳克里当大使，想控制黑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这天，是中国特使与美国大使几乎同时出现在几内亚政府的办公楼里。这位黑人大使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还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杜尔总统访问美国的消息。在白认大使拜会杜尔的时候，这位美国大使拜访了外交国务秘书，商谈杜尔访美的事，免不了对几内亚可能与中国建交施加了压力。因而外交国务秘书急忙跑来找杜尔报告此事。几内亚当时在政治、经济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对美国抱有一定的幻想，杜尔不愿在访问华盛顿之前得罪美国。

        杜尔到底是杜尔，不是吴庭艳

        杜尔到底是杜尔，而不是南越的吴庭艳。据王殊回忆说：美国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美国的沙文主义态度使非洲看清美国同老殖民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个月后，杜尔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访美之前，派遣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并授权予其商谈及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九月三十日，巴里？迪亚瓦杜部长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迪亚瓦杜带来了塞古？杜尔写给刘少奇主席的亲笔信。在参加了十月一日的国庆活动之后，经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迪亚瓦杜会谈，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十月四日，中几两国宣布正式建交，迪亚瓦杜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杜尔总统的口信：“自即日起，几内亚政府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

        几内亚是黑非洲地区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终于成为黑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周恩来指示：到黑非洲去建第一个使馆，要派出强有力的班子

        赵源带领着建馆的班子到达科纳克里后，下榻于该市最大的法兰西旅客。建馆初期都住在这里。科纳克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他们到此时，雨季刚刚过去不久，这里阳光灿烂，海水碧兰，花木茂盛，真是风光迷人。

        长途旅行的劳顿，在这黑非洲的热带风光的熏陶下消融尽净。

        那时候去非洲可不比现在，现在从北京起飞，半途经停一站加油或者转机就可以抵达非洲几个主要城市。那时候赵源带着去几内亚建馆的班子，包括二秘、三秘外交官、翻译等一行七人，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启程，由于是第一次去非洲，路途不熟，走一站问一站，经过莫斯科、布拉格、伯尔尼、巴黎、达喀尔，直至年底才到达科纳克里。路上整整走了近半个月。

        驻几内亚使馆，是中国在黑非洲地区国家中建立的第一个大使馆。周恩来总理很重视，指示外交部要挑选有经验的大使，派出强有力的使馆工作人员。中国政府在两国宣布建交后，很快就提名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为首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派出赵源作使馆政务参赞，率领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去建馆，在大使到任前担任临时代办，主持馆务。

        赵源年纪虽不算大，却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已经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干部了。他这年刚三十五岁，但资历却不短，中共党龄已有整二十个年头了。“七？七事变”那年他只有十三岁，就在山西老家吕梁山地区参加了革命。快满十五岁时入的党。曾经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曾经当个演员、舞蹈队长、剧团团长，后来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组织工作。一九五八年七月调到外交部之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干部处工作。

        到了科纳克里安顿下来后，赵源刚把代办介绍信交给几内亚外交部长西塞？福代，就开始了代办到任后的一系列礼节性拜会活动，并积极准备迎接柯华大使到任。

        旅馆里又来了几个中国人，引发了一场抵制“两个中国”的斗争

        赵源一行到后没几天，突然横生枝节，引发了一场抵制“两个中国”的斗争。

        那时候，除了他们几个，在科纳克里是很难看到中国人的。有一天，外出归来，突然发现法兰西旅馆住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一经打听，他们一共有五个人，都从台湾来的所谓“中国代表团”，为头的两个，一个是所谓“社会事务部长”杨继曾，另一个是所谓“外交部专员”王懋时。听说，这些台湾来客是应几内亚外长西塞.福代邀请来访问的。赵源觉得情况异常，立即瞩咐将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国内很快就回电指示，根据双方商定的建交原则，立即同几内亚政府进行交涉。

        赵源马上紧急约见几内亚外长西塞.福代和外交国务秘书迪亚洛.阿尔法，提出交涉，向他们一再说明：“中国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在中几建交联合公报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几方接待台湾官员，是同中几建交联合公报精神不符的，是几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表现。”

        西塞.福代连忙解释：“台湾的官员来访，纯属礼节性的，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们总统没有接见他们，也没有签署什么文件。这不能说是违背建交公报精神，更不能说是不友好的表现。”

        可是，翌日，发生了严重事态。出现了塞古.杜尔接见了这个所谓“中国代表团”的情况。还看见有几内亚政府的三辆轿车到法兰西旅馆接送。据《黑非回声报》报道，当该报记者摩里斯.夫阿申问及此事后，杜尔竟说：“是的，我同样接见了来自福摩萨（即台湾）的中国代表团”，并说，“我们已明确回答接受这个国家的外交机构”。

        为此，赵源代办再次紧急约见几内亚外交部秘书长法拉盖，提出严正交涉。赵源再次阐明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并对几内亚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要求几方以中几两国关系为重，立即停止接待所谓“中国代表团”并将杨继曾等一行驱逐出境。

        法拉盖作了辩解，其态度很不友好。一方面说几内亚中只承认毛泽东中国，同时又将台湾问题与当时的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越南问题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拒绝对台湾来的所谓“中国代表团”采取措施；其人竟然还说什么“大中国与台湾并存的问题，联合国将会解决。几内亚政府无能为力，只能承认两个国家，直到问题最后解决为止。”

        事态是严峻的。如果几内亚政府不改变其搞“两个中国”的态度，中国和几内亚之间刚建立的关系面临可能发生逆转的危险。

        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审慎对待，中国外交部经慎重考虑，当即指示驻几使馆：

        一、照会几内亚外交部，阐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集团根本无权代表中国。几内亚政府允许台湾分子以“中国代表团”名义活动，政府负责人并于接见，是极不友好的行为。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二、刘少奇主席邀请杜尔总统访华的正本暂缓递交几方。

        三、柯华大使提名事，亦暂缓向对方催询，俟案件办理结束后再考虑。

        当时在科纳克里参加筹建使馆的顾家骥，在其回忆录里作了真实的记述——一月三十一日，赵源代办约见几内亚总统办公厅主任巴里？布巴加，递交抗议照会。布巴加翻阅照会时，可能感到问题严重，神情显得窘迫，局促不安。一再表白，几内亚政府“不想损害两国关系，不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蒋介石政府并列起来看待”。他允将照会立即转呈总统并尽快作答复。

        然而，随后却杳无音讯。直到二月十八日，在几内亚政府为刚果民族主义领袖举行的招待会上，第二号实权人物、公共工程部长伊斯梅尔？杜尔（杜尔总统同父异母兄弟，人称小杜尔）主动找赵源代办进行解释。小杜尔说：“几内亚政府接待台湾代表团是出于误会，安排错了。几内亚在中国和台湾之间作选择是很容易的。几内亚同蒋介石集团毫无关系。几内亚同中国的关系已经肯定下来。”他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招待会上不便同赵代办多谈，可以另找机会再谈一次。

        陈毅说：人家人是黑的，心不一定是黑的

        小杜尔在招待会上的这次谈话，应该说反映了在中方提出抗议照会后，杜尔总统态度的变化；很快就由赵源代办及时将情况电告北京。外交部认为对方这个澄清显然不大明确。虽然如此，人家态度有了变化，总还是好的。表明几内亚政府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想下台阶，重新修好同中国的关系。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对此说了一句非常形象而幽默的话：“人家人是黑的，心不一定是黑的嘛！”

        陈毅在外交部非洲司的有关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的批示——

        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对美国和几内亚这样的非洲新独立国家还是应当区别对待。同前者针锋相对；对后者立场要明确，道理要讲清。只要几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交涉可以考虑适可而止。

        得到了国内的新指示，赵源代办心里就有了底。赵源就再次约见小杜尔，本着对几内亚上层人物主动、积极多做工作的精神，进行了谈话，重申中国愿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同非洲独立国家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小杜尔也友好地强调：几内亚独立不久，没有经验，工作缺点很多，希望中国谅解。还说接待杨继曾一行，如果说是错误的话，也是技术性错误，不是政治性错误。几内亚民主党和政府发展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是他们的既定政策，今后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小杜尔还对赵源说：柯华大使可以随时到任，不必等待几方复照同意提名；几内亚政府准备三月初接待中国杂技团的访问演出；杜尔总统已在议会宣布，希望不久能同中国签订经济协定。

        在赵源告辞时，小杜尔一再表示愿为发展两国关系出力。这场斗争从五九年一月初开始至三月底，前后整整交涉了三个月。经过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最后由小杜尔代表几民主党和政府澄清了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认了错才算了结。

        此后，中国政府同意柯华大使离京出发赴任。

        想不到在三月十五日柯华大使到达科纳克里不久，关于“两个中国”的事件又起了一浪余波。台湾“驻利比里亚公使”汤武也来到科纳克里进行活动。中国使馆得知后，不得不又一次向几内亚政府提出交涉。几外交部秘书长迪亚洛？阿尔法对赵源代办解释说，汤武是以“私人身份”来这里的，几内亚政府未给他安排住宿与活动。小杜尔也会见赵源，推说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和政府并不知情，但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小杜尔当场作了三点承诺：一、总统和部长都不接见汤武；二、让他尽快离境；三、以后不准再来。

        后来，赵源了解到，这位台湾来的汤先生在科纳克里期间，没有几方接待，不再有车子坐，只好徒步出行，几官员都对其回避，显得甚为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悄悄地走了。因而中国政府也未再采取新的行动。

        杜尔终于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个非洲国家总统

        经过了一番波折，中几两国关系终于排除了障碍，重新走上了友好发展的正确轨道。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柯华大使向杜尔总统递交国书。在友好谈话中，柯华按照国内的指示，代表刘少奇主席邀请杜尔访问中国，具体日期可根据杜尔的意愿决定，并表示他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杜尔总统十分高兴，之后还多次与柯华大使进行友好的谈话。在科纳克里的诸多外交使节中，柯华很快就成为能会见杜尔总统次数最多的人。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下午，杜尔总统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访问，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热烈的盛大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会晤杜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气氛十分亲切友好。

        九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杜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毅等也陪同参加会见和宴会。这是少有而破格的礼遇，可见毛泽东对杜尔访华的重视。

        毛泽东对杜尔说：我们是朋友，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朋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穷困，白就是文盲多。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是成不了事的，不讲卫生，不高尚。西方说你们也不行，但也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命运相同。朋友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

        毛泽东还说：非洲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前线。非洲有些国家已经取得独立，有些国家还在争取独立。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非洲国家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中国也有义务帮助非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要团结起来，相互支持。

        中几两国要在杜尔访华期间签订《中几友好条约》。周恩来和杜尔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周恩来早已获知杜尔极富口才，能言善辩，在群众大会上，甚至在赤道烈日之下，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在会谈中，周恩来亲耳领略了。第一次会谈开始时，只问了一句：“非洲形势如何？”杜尔一开口就讲了一个下午，尚意犹未尽。翌日上午，第二轮会谈开始，杜尔又要讲话。周恩来乐了，笑说：“总统阁下，今天该轮到我发言了。”

        杜尔这才领悟过来，哈哈大笑，连说是的是的。

        九月十四日上午，周恩来陪同杜尔乘专机飞往上海参观访问。周恩来在飞机上对杜尔说，几内亚要的农业机器和农具，我们正在具体考虑。水稻田拖拉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中国将派专家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

        杜尔总统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中几两国签订了《中几友好条约》，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两国还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中国同意提供不附带有任何条件的无息贷款以及成套设备、器材和其它物资，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赴几内亚帮助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杜尔总统访问中国为中非关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源对桑戈尔说：如果你们驱逐台湾“使馆”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

        桑戈尔具有典型的非洲班图人（黑色人种）的外型特征：黑皮肤卷头发，大嘴巴厚嘴唇，狮子鼻大而扁平。

        桑戈尔会见赵源的时候，显得很热情，说了好些对中国友好的话。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曾经为中国革命的长征精神而深受感动。他还说非常敬佩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研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很赞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论述。他还敬佩毛主席是一位伟的诗人，他读过毛主席的诗。

        他说着说着，似乎还担心赵源不相信，竟然在他的议长办公室里跪在地上，以便从书橱下面的柜子里翻寻了好一会，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来给赵源看。

        中国驻几内亚临时代办赵源是奉国内指示来达喀尔了解情况与进行交涉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四日，马里联邦将在达喀尔举行庆祝马里联邦成立一周年庆典活动，邀请中国政府派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国内准备派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团出席庆典活动。但当时在达喀尔已经有台湾的“使馆”。国内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的条件是，要马里联邦国要台湾“断交”，并赶走台湾驻达咯尔的“使馆”。赵源带领随行人员于三月下旬从科纳克里赶到达喀尔。联邦国的外交部接待了赵源一行。外交部长立即向桑戈尔作了报告。

        在来达喀尔之前，赵源最近已经大致了解了桑戈尔的身世和经历。

        桑戈尔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的祖先是古代塞内加尔的锡内王国国王的姻亲，父亲老桑戈尔是当今塞内加尔有名的花生种植园主和出口商。其家世虽说比往昔王室的荣华富贵已大为逊色，但在塞内加尔仍是显贵的富户，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奴仆，在达喀尔、若阿尔等几个城市都有房产。桑戈尔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七岁就进法国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后进入达喀尔的一所法国人办的中学，这是一所神学院。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出类拔萃，许多科目都是全校第一。但在这所神学院里，黑人学生只能睡矮板、盖自己的缠腰布，而白人学生却能睡床和使用白床单。法国人院长公然指责黑人愚昧、迟钝，当众羞辱黑人学生。桑戈尔饱尝了种族歧视的屈辱。他愤然抗争，而受校方迫害。这对他以后从事民族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到法国留学，还取得了法国国籍，在法国的中学教书与从事写作，成为取得法国文学博士的第一个黑人。二战期间，他应征在法国的外籍军团服役，曾被德军俘虏。在纳粹监狱中，创作了催人泪下的著名诗篇《黑色的祭品》。他被公认为非洲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他还是“黑人传统镜神”学说的创建者，系统地阐述了“黑人传统精神”是非洲黑人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非洲传统社会的一种村社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明总称。二次大战后，桑戈尔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府的国务秘书、办公厅主任、文化事务及教育与司法顾问等职。他还多次代表法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一九五一年后，他成为塞内加尔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八年，他领导成立了包括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在内的马里联邦国。

        在赵源来到达喀尔的时候，桑戈尔是塞内加尔总统还是马里联邦国的议会议长。他最近一直忙于与法国政府代表进行关于马里联邦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出来的谈判。五十年代末，在非洲好些国家纷纷宣布独立的影响下，桑戈尔以马里联邦议长的身份提出了马里联邦国独立的要求，迫使法国取消宪法中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国不得宣告独立的规定。双方谈判从一九六〇年一月至三月，进行了三个月了，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双方基本上达成协议；因此，桑戈尔最近心情很好。当他听外交部长说中国政府的代表赵源一行来到了达喀尔，他很高兴地立即安排了会见赵源。

        赵源代表中国政府对塞内加尔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表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十分高兴出席马里联邦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就要求塞内加尔方面同台湾“断交”，并赶走台湾驻塞的“使馆”。

        桑戈尔沉默了一会，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人民中国派团来达喀尔参加庆典活动，你们来，台湾人要走我不留。但是，要我把他们赶走，现在还做不到。这样做，一来不人道，二来我们需要他们，他们的农耕队在南部地区卡萨芒斯工作得很出色。

        赵源对听到对方这样的回答是有所准备的。塞内加尔虽说即将正式获得独立，但其经济命脉还掌握在法国手中。其工矿、外贸、航运、银行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均为法国资本所控制，财政主要依靠法国的援助。塞内加尔虽要求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但还是要在政治上也同法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赵源就按国内有关建交问题的指示，表示说：如你们现在驱逐台湾“使馆”还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但我方派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就不方便了。

        尽管这次中国未能派团去塞内加尔出席庆典活动，但是经过这番交涉，了解了塞方的立场，同时也宣传了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一贯原则立场，为以后中塞两国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王殊去多哥探路遇曲折，碰上了亲美的总统奥林匹欧

        王殊是从阿克拉开车东行来到多哥首都洛美的。

        多哥是宣布将于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洛美举行独立庆典，但是没有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因此新华总社派王殊去采访。王殊是四月二十七日的前数天赶到洛美的。

        多哥过去沿海一带，是西方殖民者进行大规模奴隶买卖的地方。一八八四年多哥沦为德国的殖民地。一次大战后，德国战败，英、法各占了多哥的一部分，后来英国占据的西部一部分并入了加纳，这次要独立的是法国所占据的东部的那部分。现在这个多哥，人口只有一百多万，面积仅仅有五万六千多平方公里，要比加纳、几内亚都要小得多；但是其首都洛美这个海滨城市的历史，却要比阿克拉、科纳克里都要长。洛美当时就已有二十万人口，是个海滨城市，金色的沙滩、充足的阳光、蔚蓝的海水，茂盛的热带树丛掩映着一幢幢欧式小楼，环境美丽静谧，有“非洲日内瓦”的美称。洛美是西非的重要城市，商业繁荣，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从洛美登岸，再转销到加纳、贝宁、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等邻近国家。在市东南圣心教堂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传统非洲市场。市场的街道两旁，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路旁排满了地摊，各种特色商品林林总总，五光十色。设滩卖货的绝大多数是非洲妇女。

        王殊赶到洛美时，就发现台湾驻利比利亚的“大使”已经抢先到达这里。他已经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多哥总统奥林匹欧是个很保守的人物，在政治上右倾。奥林匹欧公开地表示：独立尽管独立，但是多哥要同英、法殖民主义密切“保持关系”，以换取殖民主义的让步；这个总统还极力讨好美国新殖民主义，以求得到更多“援助”。王殊在洛美，多次通过多哥新闻局要求采访奥林匹欧与政府的几个主要的部长，想向他们说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都没有得到答复。眼看独立庆典的日子就到了，王殊很是焦急。在庆典的前一天，据洛美广播电台广播，奥林匹欧在接见来参加活动的各国代表时，也接见了台湾的“大使”。

        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庆典那天，王殊还没法见到奥林匹欧。他觉得面临的情况很紧迫，在独立庆典的升旗仪式上找到了内政部长。内政部长对中国的立场完全不清楚，还说奥林匹欧已经决定要同台湾“建交”，要王殊直接赵总统本人去直接谈。当天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的招待会上，王殊终于见到了奥林匹欧并与其谈了话，向这位总统阐明了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奥林匹欧反应很冷淡，沉默了半天才说，他的政府将会考虑中国的立场。

        但是，翌日中午，洛美电台广播说，奥林匹欧又接见了台湾的“大使”，宣布了多哥政府同意与台湾“建交”的决定。

        王殊的这次多哥之行遇到曲折，使他更全面地思考来到黑非洲地区一年多的工作与经验、体会。他在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记述——

        我在多哥得到了不少新鲜的经验，深感非洲各国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极为不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也很大，非洲独立和解放不是平坦的，将会出现新的困难、曲折甚至反复，同我国的关系也会是这样。

        在多哥宣布独立两年后，洛美发生了军事政变，奥林匹欧总统在从总统府逃往外国使馆的途中被开枪打死在大街上。后来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九日，多哥才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

        王殊二进巴马科很有收获，马里总统要立即建交，赶走台湾“大使”

        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巴马科了。

        这是一九六〇年十月初，在马里独立宣布成立马里共和国的十天后，王殊再次来到马里首都巴马科。这次很顺利，第二天，凯塔总统就要接见。他站在总统府所在的城西北的库鲁巴山上，饱览首都的独特秀丽的风光，眺望古老而宁静的尼日尔河穿城而过向东漫流而去。他所置身的总统府是一幢法式建筑，在独立前是法国总督府所在地。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使他觉得马里的历史画卷就展现在他眼前——

        一眼望不到边的撒哈拉大沙漠。金色的沙浪起伏逶迤。

        有一支规模壮观无比的骆驼队，浩浩荡荡地行驶在这大沙漠里。队伍行进中扬起的沙尘组成一条蜿蜒的沙龙，前看不头、后望不见尾。骆驼队由一千二百多头骆驼组成，每头骆驼都是经过精心筛选而骠悍精壮。据说，就是二战期间北非作战中，德军或是英法联军中的骆驼部队都没有如此强大的骆驼阵容。

        这就是十四世纪，马里王国最繁荣昌盛时，曼萨.穆萨国王（1307—1332年在位）去伊斯兰教圣地朝圣的骆驼队。最前面的五百人手持金执仪仗开道，每人身上都带着六磅黄金。跟随着是一百头骆驼驮着黄金，每驮达三百磅。再后面是一千头骆驼驮着食物、礼物以及大批身穿金饰服装的妻妾、侍从，这简直是用黄金装备起来的金色人流。曼萨.穆萨这次朝圣之行，曾经轰动了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曼萨？穆萨沿途广为施舍和大处采购，致使埃及的黄金价格下跌了五分之一，过了十二年才恢复过来。曼萨？穆萨朝圣归来时，邀请了许多穆斯林学者跟他一起回国，因而影响到马里王国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学术中心。廷克巴图的桑戈尔大学成为当时驰名各国的阿拉伯世界大学……

        马里王国是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兴起的强盛的西非大国。它幅员辽阔广大，北到撒哈拉沙漠，南到尼日尔河上游地区，东到加奥，西到大西洋海岸。它控制了西非的重要产金地万加腊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重要产盐地塔哈扎。马里王国的农业很发达，高粱、稻谷、棉花等作物产量都相当高了，已成为一种发达的热带锄耕农业。食盐开采和黄金生产都有很大的规模。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它控制经过撒哈拉沙漠通往地中海南岸地区的多条商路。过境税成为马里国王的一大笔收入。当时的马里王国，可谓经济发达，国家昌盛。

        尼日河从西向东流过马里的土地，尼日尔河流域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十六世纪中后期，马里因衰落而被继之而起的桑海王国所灭亡。桑海帝国是继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后兴起的第三个西非大国。这个时候，西方殖民者的船队陆续在西非靠岸，他们在西非沿海一带掠夺奴隶和黄金。西非统一的局面就结束了。现在的马里，在班加拉语中意思是“国王居住的地方”，曾是过去强盛的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和桑海王国的中心地区。一八九五沦为法国殖民地，称法属苏丹。一九〇四年并入法属西非洲。一九五六年成为法兰西联邦的半自治共和国，一九五八年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定名为苏丹共和国。一九五九年六月，与塞内加尔组成马里联邦。一九六〇年八月，马里联邦解体，九月二十二日，马里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

        现在的巴马科就建于马里王国时代的末期，城市名由班加拉语的“河”和“鳄鱼”两个词组成，意思是“鳄鱼河边的城市”。相传很久以前，河里的鳄鱼经常伤人，而一些勇敢的部落猎人来此消灭了鳄鱼，定居下来，先是成为村落，渐渐发展为集镇，一九〇四年修了铁路后，城市就发展得更快。

        王殊曾在同年六月间来过巴马科，但因法国人作梗，致使访问并不顺利。

        那是这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西非法属苏丹和塞内加尔宣布独立，建立马里联邦。王殊听说后，决定从阿克拉前去采访。那时候，马里联邦没有驻外使馆，签证手续仍由法国使馆代办。王殊提前多日向法国驻加纳使馆申请签证，采访马里联邦独立日庆典。法国使馆大约受殖民心理驱使，一直拖到庆祝典礼前几天才发给他三天签证。但是，当时的主要庆祝活动是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进行，而签证却是到苏丹的巴马科。王殊要求签证改到达喀尔，法使馆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拒绝了。王殊无可柰何，只好去了巴马科。待他赶到巴马科时，苏丹总统莫迪博？凯塔和主要的部长都已经去达喀尔，他只能见到几个在巴马科的次要的部长，并有时间游览了这个马里的古城，去寻味它的历史和情调。这个城市与加纳的阿克拉相比，除了也有西非的特色以外，它还有较浓的阿拉伯风格。

        王殊第二次又来巴马科，是因为马里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这次来，格外的顺利。

        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联合，是法国为了维持其殖民利益的硬性凑合，因而，刚刚两个月后，联邦就宣讲告解体。塞内加尔在八月二十二日宣布退出，苏丹在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马里共和国，退出法国搞的“西非共同体”，并参加了几内亚、加纳的联盟。塞内加尔由于法国的压力而封锁了连接马里的铁路交通。这就给内陆国家马里造成了很大困难。王殊决定再次去巴马科采访。鉴于上次法国驻加纳使馆的故意刁难，这次他另想办法，就从阿克拉直接发电报给马里总统凯塔，希望到达巴马科机场时能够取得落地签证。两天后，凯塔总统复电表示欢迎。

        在王殊动身之前，从法国的广播中听到那位台湾驻利比里亚“大使”到了巴马科活动，想同马里“建交”。半年前，王殊去多哥首都洛美时，这位“大使”也在那儿露面。

        十月初，王殊飞抵巴马科，当天立即拜访了新闻部长，表示希望采访凯塔总统。第二天，凯塔总统很快就在库鲁巴山上的总统府里接见了王殊。凯塔总统这么快就接见中国记者是有原因的。因为上月中旬，与其紧邻的几内亚的总统塞古.杜尔刚刚访问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功。中几签订了《友好条约》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几内亚获得了中国无私而真诚的援助。这件事对马里有很大的影响。王殊在其回忆录《几度非洲行——开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里，对他与凯塔总统的会见作了记述——

        第二天，总统很快就接见了我，他说话非常友好坦率，表示希望同中国建交并建议我国政府派经济贸易代表团来商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我说将很快回科纳克里向柯华大使报告，一俟有消息就立刻再到巴马科来见他。接着，我向总统阐述了我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且提出有一个台湾的“大使”赖在巴马科不走。总统表示马里政府不会同台湾“建交”，而且要把那个“大使”赶走。谈话只用了半个小时，把原来要想提的都顺利地解决了。

        王殊第二次巴马科之行很有收获。回到几内亚即向中国驻科纳克里的使馆汇报情况。没几天，国内就通知驻几内亚的柯华大使立即去巴马科商谈建交事宜。柯华也采用了王殊的办法，直接从科纳克里给凯塔总统发去电报，并且很快就收到了欢迎的回电。

        十月二十四日，柯华大使到达巴马科，受到了非常热情友好的接待。凯塔总统当天就会见了柯大使，指定了内政部长马德拉？凯塔为首的代表团进行会谈。第二天，十月二十五日，柯华大使同马里外交部秘书长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并且很快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在十月二十七日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因为当时在巴马科还没有中国的机构驻扎，柯大使嘱咐随行的机要员将两种文本的联合公报用不同的办法发回北京：中文的联合公报用密电发回，法文的联合公报用明电发回。那时候，巴马科电报局的电报要通过巴黎电报局转发到世界各地。

        中国外交部收到明电后，发觉法文公报少了一段重要的话。缺少了“马里方面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段文字。经过查对中文电报的密电，才知道柯大使没有遗漏这段话，估计事情出在电报局那里。代表团知道这件事后，又到巴马科电报局去查对，原稿并没有错，肯定是巴黎电报局搞鬼了。

        中马建交联合公报如期发表。三个月后，即一九六一年元月，中国驻马里首任大使到任。中国与马里的团结、友好和合作的关系，从此不断地发展起来。

        中加建交创记录，从起草公报到签署只花了半小时

        王殊在阿克拉的日子比较长，加纳政府的许多官员、阿克拉的新闻界与市里好些居民，都知道这个很活跃的中国记者。他曾经问过好些人，为什么不喜欢黄金海岸这个很有色彩的名字。无论是官员、教师或者文化不高的市民，都会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回答说：黄金海岸这个名字，是乘船到这里来掠夺横财、买卖奴隶的殖民者所取的地名；而加纳，将使人们要回顾远古的历史，强大的加纳王国使我们在今天都会感到自豪。王殊这就理解了，英属黄金海岸变成加纳独立国，“加纳”两个字，凝聚着很深厚的民族感情，把它看作不依赖欧洲而独立的象征，这是很自然的。加纳这个国名，对一个自由的非洲民族从非洲本身吸取其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力量，将是一种鼓舞。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加纳经全民公决后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英国女王为加纳的国家元首，选举恩克鲁玛担任总统，并在阿克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除了王殊参加并采访这个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加纳政府邀请了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中国政府派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特使，来到阿克拉参加庆祝典礼。

        七月二日，恩克鲁玛总统就接见柯华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柯华大使向恩克鲁玛提到了建交问题。恩克鲁玛当场表示同意立即建交，近日就可以宣布建交联合公报。恩克鲁玛总统说台湾并不代表中国，他们不和台湾打交道，并说当晚将派外交部长阿科？阿杰伊到柯大使下榻的旅馆去，具体商谈建交事宜，谈定就可以签字。

        当晚在旅馆里，加纳外长与柯大使从商定建交公报到签字，速度奇快。王殊曾作了生动的记载——

        ……阿杰伊按时来到旅馆，说他已被授权同柯大使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他在桌上随便拿了一张纸，起草了建交联合公报，征求柯大使的意见。柯大使表示同意，他就再抄了一份，在两份上签了字，然后请柯大使签字。他一份交给柯大使，另一份自己带走。联合公报从起草到签字只花了半个小时，其快速程度创我国同其他国家办理建交手续的最高记录。

        后来还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双方原来约定在三天后即七月五日发表公报，但是当柯大使要机要员把公报发回国内时，加纳电台却提前广播了这份公报。当时国内收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要往加纳派出强有力的使馆班子，由黄华首任大使。

        王殊来到刚果时，正遇上美国人指挥联合国军颠覆卢蒙巴合法政府

        一九六〇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天刚刚有点亮，王殊搭乘的苏联运输机已经降落在离利奥波德维尔城郊的恩德培机场了。一下飞机，气氛有点异样，他看见的是荷枪实弹的官兵控制着机场。事后他回忆起来才体会到他抵达这里的这个八月，是决定刚果命运的八月。

        待他进到城里，更觉城里的气氛很紧张，刚到不久的联合国部队已经占据了城里的战略要点，据点楼顶飘扬着联合国的旗帜，甚至架着重型武器。全付武装的联合国军的士兵在街头巡逻。持枪的联合国部队乘坐的军车呼啸而过。市中心的皇家旅馆被征用为联合国军刚果行动总部。负责指挥联合国军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是个美国人，坐镇在此担任刚果行动总指挥。联合国军正想接管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等重要地点，同驻守那里的刚果国民军部队发生了对峙和冲突。

        王殊终于在此时赶到刚果来了。

        利奥波德维尔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是六月三十日刚刚宣布独立的刚果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天，在礼炮齐鸣声中，比利时的三色旗降了下来，刚果的兰色七星国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升上兰天。王殊没有赶上参加刚果的独立庆典。前些日子，王殊还在北京开会。会还没开完，新华总社的领导要他立即赶回阿克拉，设法及时赶到利奥波德维尔，采访即将在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他立即匆匆飞离北京，经辗转乘机，予八月中旬返抵阿克拉。当时阿克拉与利奥波德维尔之间还没有定期航班，只有苏联的临时运输机。那时候，苏联、美国与英国出动了大量运输机，为参与联合国军的各国运送部队与装备。中国驻加纳使馆为他联系苏联飞机。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他正熟睡入梦，中国驻加纳使馆的同志来敲门，通知他苏联使馆告之有一架苏联货机马上就要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他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收拾好行李，急冲冲赶到机场去。天空还是黑糊糊的，就登上了运输机。半小时后，飞机就起飞了。

        他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城里后，立即去刚果（利）政府外交部和新闻局了解非洲国家外长会议情况，才知道由于航班拥挤等原因，不少外长不能按时到达，会议已经延至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举行。刚果（利）外长邦博科已在八月二十三日打电报给陈毅外长，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参加会议。当天晚上，与他同住一个旅馆的越南外长告诉他，昨晚听到法国电台广播，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出席会议。他住下后，经一两天了解情况，感到刚果（利）独立后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情况十分复杂与紧张。

        刚独立的刚果（利）多灾多难，卢蒙巴误请“狼外婆”

        刚果处于非洲的心脏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最广大、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刚果河是非洲最大的河流。早在远古时代，刚果地区就有入类生存、繁衍。刚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十三世纪以来，这个地区曾先后建立过刚果王国、库巴王国、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等几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一四八五年，葡萄牙航海家迪奥戈？卡昂在航海中发现了刚果河河口，当时他没有上岸。一四八五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上岸与当地土著居民有了接触。不久，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入侵刚果沿海岸的地区。一六四一年，荷兰殖民者也开始入侵刚果。一七〇一年，英、法殖民者也相继入侵。

        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刚果成为西方冒险家“猎获黑人的场所”，遭到四百多年奴隶贩卖的浩劫。惨绝人寰的奴隶贩卖使刚果大量人口被掠夺与屠杀，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到处是荒芜的村庄和破落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从刚果河口贩卖的奴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始派人入侵刚果，用武力和贿赂胁迫刚果河流域的部落酋长签订了一系列奴役性条约，并通过分赃的所谓“柏林会议”决定刚果命运，把刚果划归利奥波德维尔二世的个人私产，并成立了以利奥波德维尔二世为君主的“刚果自由邦”，面积为比利时的七十七倍。“刚果自由邦”对刚果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和极为残酷的剥削与掠夺，在其二十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掠走大批当时极为宝贵的象牙和橡胶，葬送了将近八百万刚果人的性命。利奥波德维尔二世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刚果人民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也激起了海内外公愤。导致一九〇八年比利时政府宣布直接接管刚果，使“刚果自由邦”改为“比属刚果”。接管后，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欺骗舆论，也搞了一些所谓“改革”，但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的本质没有变。比利时殖民统治下的刚果仍是一座人间地狱。连美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土人是在接近生物的生存水平上生活着……饥饿在威胁着他们。西方资本的巨大的垄断公司米巴钻石公司，渗入到刚果的各个角落，榨取着刚果丰富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

        为了反抗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刚果人民长期以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九二一年爆发的基邦古反抗运动，还提出了著名的“刚果是刚果人民的刚果”的政治口号。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亚非会议后，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加高涨，还产生了不少政党。有少数民族主义政党，如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但另外的许多党具有强烈的部族主义色彩，例如约瑟夫？卡萨武布为主席的“阿巴科”（即：巴刚果人联盟）、莫伊兹？冲伯担任主席的科纳卡特党。这就是在刚果独立后发生动乱的内在因素。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的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后，刚果人民强烈要求独立，在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心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卢蒙巴热情洋溢地喊出：“不能把独立看作是比利时赠送给刚果人民的礼物，而应当看成是刚果人民恢复它失去了权利。”

        比利时迫不得已同意刚果独立。一九六〇年五月，刚果举行大选。投票结果，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以微弱多数赢得胜利。因权利分配而产生冲突，经过协调与众参两院选举，由卢蒙巴担任总理组织内阁，由卡萨武布担任总统。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刚果终于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卢蒙巴在独立庆典会上演讲，热泪盈眶地说：“每一个刚果人都不会忘记，独立是付出了泪、火与血的斗争之后获得的！”

        几乎在刚果举行独立庆典时，七月一日加纳也宣布独立而举行庆典，王殊不能离开阿克拉。因而新华总社派了巴黎分社记者杨效农到利奥波德维尔采访庆祝典礼。王殊还了解到，台湾当局的“大使”沈觐鼎自从六月三十日曾参加了刚果的独立庆典后，一直呆在利奥波德维尔不走，在进行所谓“建交”活动。

        刚果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但在军事与经济方面还受比利时的控制。尤其是比利时在刚果土地上还拥有两个军事基地：卡米那和基多那军事基地。在这些基地上，比利时拥有大批部队和军事装备。另外，刚果的既是警察又是军队的治安部队仍然由比利时的军官领导和指挥。七月六日，因为刚果士兵遭受担任总司令官的比利时人扬森斯的侮辱，触发了利奥波德维尔和蒂斯维尔兵营的士兵暴动，要求驱逐比利时殖民军官。当时，获得独立后欣喜若狂的刚果士兵涌出营房，走向街头，在议会大厦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我们不再要白人将军！”“刚果军队要刚果化！”

        当比利时籍的总司令扬森斯乘车经过市区时，愤怒的士兵和市民把他从车中拽出来，煞了他的威风。当日午夜，利奥波德维尔兵营的士兵赶走了白人军官，接管了兵营的武器。

        七月七日，其它大城市的刚果士兵们纷纷响应，全国立即出现了驱逐比利时殖民者的浪潮。

        殖民者从刚果发出的告急电震撼了布鲁塞尔，同时也使华盛顿、伦敦、巴黎感到惊慌。

        比利时殖民者在刚果投资约有30亿美元，英国、法国投资约14亿美元，美国投资约6亿美元。美国还几乎垄断了刚果战略原料的全部出口：铀矿90%以上，钴矿沙100%，这些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美国。

        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刚果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它的边界。在非洲新兴国家内，刚果的经验将会引去巨大反应。……”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纽约电视节目中大叫“以另一个朝鲜的代价”来维护美国在刚果的利益。

        殖民主义者们绝不甘心退出非洲，更不甘心失掉刚果，他们相互勾结，决心背水一战。

        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比利时政府籍口保护侨民的安全，下令进行武装干涉；不仅出动了在刚果两个军事基地的武装，还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抽调了1500名伞兵空运至刚果加丹加省会伊利沙白维尔和开塞省省会路阿堡。

        与此同时，英国在中非和刚果边境集结军队；葡萄牙三艘军舰在刚果海岸巡逻；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靠近刚果海域，第24步兵师进入“警戒状态”。

        七月十一日，比利时殖民者怂恿和支持加丹加省的头子冲伯宣布“独立”，不几天南开塞省的头子卡隆基也自封为“国王”，刚果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这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的事件，象一场暴风雨袭击着新生的共和国。卢蒙巴号召刚果军民抵抗比利时的武装干涉，但又感到单靠刚果的力量难以跟比利时对抗，在危急之中而想到请求外援。

        面临严峻考验的卢蒙巴毕竟太年轻了、太缺乏政治经验了，甚至“病笃乱投医”，误请“狼外婆”，以致于匆匆忙忙地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卢蒙巴在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这短短的四天里，卢蒙巴的想法和认识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致于先后向水火不相容的美国和苏联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还向联合国、加纳也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美国早就垂涎于刚果极为丰富的战略资源，尤其是铀矿的储藏量占世界的80%，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原料制造的，把铀矿沙秘密运往美国的加丹加某公司董事长因而获得了杜鲁门总统颁发的勋章。美国利用卢蒙巴请求联合国派兵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苏联也投票赞成。联合国军来到刚果后，并不象卢蒙巴期望的那样把比利时部队赶出刚果，反而缴刚果国民军部队的枪。这使卢蒙巴政府的处境更加危急，卢蒙巴赶紧飞往非洲的加纳、几内亚、埃及、摩洛哥等六国求援，倡议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一次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由于美、比、英、法等国新老殖民主义的阻挠和破坏，从中作梗，施加压力，一些非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得不降格为这次王殊要采访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而且会期一拖再拖。

        陈家康终于在非洲外长会议闭幕前两小时赶到会场

        八月三十日上午，外长会议在刚果河边的国家宫开幕。卢蒙巴主持了开幕式，并致了开幕词。卢蒙巴讲完话，将会议交给外长邦博科主持，就匆匆走了。据说是苏联援助的飞机到了，为了这批物资的安全，预定在东方省的斯坦利维尔降落交接。卢蒙巴离开国家宫就赶往机场，乘机前往参加交接仪式。十三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一些仍未获得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派了代表团出席会议。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派外长来参加会议，其他国家是派其驻刚果或联合国大使出席。开幕的当天，一些巴刚果族极端分子利用这个机会从事反卢蒙巴活动，在会场外举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警察开枪，打死数人，打伤十多人。原来外长会议还要讨论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事，因发生流血事件，安全得不到保障，讨论首脑会议的事只好又取消了。

        一直到开幕之前，王殊还没有看到陈家康大使赶到，也没有得到陈大使的具体消息，因而十分焦急。刚果外长邦博科也很关心陈大使能不能赶到。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也期望中国大使能赶到出席会议。王殊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在开会的这两天当中，几乎每隔一个钟头都要走出国家宫会场的门口来看动静。

        到了三十一日上午，还没有见到陈大使来。会议要在下午闭幕了，终于在闭幕前两个钟头，陈家康赶到了！消息传到会场，与会者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入口处。一位戴眼镜的学者风度的中国人，手提公文箱，风尘仆仆地走进会场。

        陈家康看到王殊的第一句话是，“快给我弄两瓶可口可乐来”。

        陈家康在开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时，离会议开幕仅剩下几个钟头了。

        陈家康能到利奥波德维尔来赶上开会，真是历经曲折，好不容易呵！他接到国内指示他去开会的电报时，离会议开幕只有几个小时了。

        八月二十三日，刚果（利）外长邦博科急电陈毅外长，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出席这次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当时，周恩来一直关注着独立后刚果的形势风云变幻，关心着年轻的刚果共和国的命运。在阅过邦博科的急电后，周恩来立即电示驻阿联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尽速前往参加。并指示：对此次会议要抱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这次会议对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还指示陈家康代表中国政府通知卢蒙巴，中国政府为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决定无偿赠送刚果政府和人民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它物品。指示中还说到如果航班拥挤，订不到机座，可以包租专机前往。

        当时陈家康已经了解到刚果形势十分严峻，预示着会场内外将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意识到这次使命非同一般。他接到电报后，就和参赞林兆南简单地议了一下，就连夜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紧急部署。

        次日一上班，使馆立即分头同埃及航空公司及各有关外航联系，急订去刚果的机票。结果是：从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比利时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飞往利奥波德维尔与布拉柴维尔的班机全部客满。唯有荷兰航空公司二十八日从罗马飞往布拉柴维尔的591航班班机情况如何尚不清楚。

        由于美、英施加压力，苏丹不同意包机过境，租包机去刚果已无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陈家康决定绕道欧洲去刚果。力争在三十一日会议闭幕之前赶到，即使三十一日以前赶不到，他说也要去，因为仍可就地开展活动。

        陈家康迅速收拾好行装，带着二秘詹世亮、翻译王书钟和机要员崔建生等三人，赶往开罗机场，从开罗飞往意大利的罗马，准备换乘荷航591班机飞往利奥波德维尔。事不凑巧，591班机已满座。他们又立即飞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还是没有座位。最后，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为陈大使一行订妥了三十一日比航从布鲁塞尔直飞利奥波德维尔的机票。他们在荷兰的海牙宿了一晚，三十日乘直升飞机从海牙飞往布鲁塞尔，当晚才乘上了比航飞往刚果的班机。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已经是三十一日的上午，在机场没有人接，陈家康不等找好旅馆，就直接从机场搭乘私人便车直奔会场，终于在会议闭幕前赶到。

        这次外长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刚果问题，但是卢蒙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不少国家含糊其辞，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反对卢蒙巴的武力收复加丹加的计划。一些原先表示坚决支持卢蒙巴的国家立场也后退了。加纳代表在发言中说：“现在对付加丹加有两条途径：通过武力或谈判。如果决定用武力收复，刚果政府则将被迫单兵作战，因为非洲国家已将其部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之下，不可能撤出来。”

        陈家康在途中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进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将近闭幕，准备的稿子很长，时间已不允许，临时作了压缩，就在会上作了二十分钟的发言。他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表示再一次向英勇斗争中的刚果人民致意，并祝刚果人民不断获得新胜利。他的发言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跑过来跟他紧紧握手，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援和支持。

        几经反复，陈家康与刚果方谈妥了建交事宜

        当时在利奥波德维尔因有联合国部队，几乎到处象样的旅馆都客满。早来的王殊只号到一间客房。从会场回来后，王殊用当时走俏的美元直接找旅馆经理打交道，才要到了三间房，解决了住宿和工作场地而问题。

        当天晚上，卢蒙巴派他的秘书奥隆戈和全国青年联盟主席基满加一起到旅馆来看望陈家康。奥隆戈对陈大使克服困难远道送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说卢蒙巴由于刚果形势紧张，工作太忙，不能马上接见大使，请原谅；希望大使在利奥波德维尔多留几天，以便和大使交换意见。奥隆戈介绍了基满加，让基满加担任联络，大使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告诉他。

        九月一日上午，刚果外交部长邦博科接见陈家康大使。俩人刚寒喧了几句，邦博科就很快提出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利奥波德维尔尽快建立大使馆。陈家康向邦博科说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到了台湾所谓“大使”沈觐鼎从六月三十日参加了刚果独立庆典后，就一直赖在利奥波德维尔不走。这位台湾来客手持着由蒋介石签署的“国书”四处活动。邦博科听了，约陈大使于次日上午十时详细商谈建交协议和建馆的具体事宜。

        台湾这个沈“大使”从收音机里得知陈家康到了这里，在外长会上作了发言以及刚果外长邦博科接见的消息。仅仅二十四小时内，刚果电台就有关于中国大使活动的三次报导，沈某人在旅馆坐不住了。此公四处活动，一天之内频频会见了刚果、联合国、美国、比利时的官员，促使联合国、美国、比利时等国的官员向刚果政府施加压力，阻挠刚果与中国建交。邦博科和陈家康原定九月二日商谈建交协议的会谈被迫推迟了二十四小时。

        九月三日上午，陈家康与邦博科原约定的建交协议和建馆事宜的谈判继续进行。其具体情况，范振水在回忆录《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中有所追述——

        陈大使先谈了中国政府的建交原则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加丹加省是刚果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邦博科立即表示：我明白，我愿就这个问题向大使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谈清楚。我们可以采取中加（加纳）建交方式，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请大使根据上述谈话精神给我写封信，以便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当时邦博科的表态和他在九月一日表示要和陈大使“商谈建交协议和建馆具体事宜”的态度相比，显然是后退了。

        上午谈完后，陈家康带着助手回到旅馆。可是，担任联络工作的青年联盟主席基满加下午突然来访，说捎来了卢蒙巴总理的话。上午的商议情况报告给卢蒙巴以后，卢蒙巴觉得应该把刚果方面的难处给中国方面说清楚，以请中国谅解。基满加说：“卢蒙巴总理让我转告大使阁下，刚果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同台湾建交，但建交公报须到九月二十日以后再公开发表。”他补充解释说，“九月二十日，联合国将开会讨论刚果加入联合国问题。台湾占据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担心台湾当局捣乱破坏。此点务请中国方面谅解。”两天后，九月五日上午，刚果副总理基赞加接见了陈家康大使。基赞加代表刚果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大使阁下能够等到九月二十日，届时我可告诉您递交国书的具体日期。”

        基赞加还通知说，次日早晨卢蒙巴将接见陈大使。

        这天，陈家康回到旅馆后，就作了布置。他估计两国建交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而离二十日还有整整十五天，他自己决定将先回开罗，留下二秘詹世亮作为临时代办筹建使馆，王殊也留下负责建立新华分社。头次进刚果，尽管局面很动荡，但是也终于有了结果。这天黄昏，这些中国外交官们来到刚果河旁拍照留念，用王殊的莱卡照相机相互帮拍照，大家兴致倒是很高。晚上回到旅馆，王殊才发觉在匆匆忙忙之中，忘了给相机装胶卷。詹世亮埋怨说，王殊让大家浪费了表情。

        可是就在九月五日这天晚上，刚果局势又祸起萧墙、骤然急变，使陈家康大使未能马上离开利奥玻德维尔。

        纽约来的神秘客戈迪亚全权指挥了颠覆卢蒙巴政府的政变

        九月五日晚间的局势骤变，使陈家康大使未能在六日早晨会见卢蒙巴，也使他未能离开刚果飞往开罗。他率领的中国观察组就住在旅馆里，经历了决定刚果命运的惊心动魄的几天。

        就在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前后，在卢蒙巴为赶走比利时入侵者、收复加丹加省而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时，一个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刚果国内及国外静悄悄地酝酿之中。这时，负责联合国军刚果行动的拉尔夫？本奇已离开刚果，新任的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达亚尔尚未上任，在这期间，哈马舍尔德派其私人秘书、美国人安德鲁.戈迪亚来利奥波德维尔，指挥联合国刚果行动的军政大权。戈迪亚是个具有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物，是反共的帝国主义者，与美国大金融集团有密切联系。戈迪亚看到卢蒙巴获得了苏联的一批苏联运输机及直升飞机，并仍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加强了卢蒙巴的军事力量；戈迪亚决定要把卢蒙巴搞掉。戈迪亚和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就在密室里策划了推翻卢蒙巴的阴谋。

        九月五日晚上七点五十分，刚果总统卡萨武布突然来到刚果国家电台宣布：“刚果总理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不听劝告，现在正把他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漩涡之中。我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解散国会。”还宣布任命了“新总理”伊利奥比。由于过度紧张，卡萨武布还把关键的词读错，把“总理”读成“市长”了。

        两个小时后，卢蒙巴赶到国家电台连续三次发表讲话：“我们的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得到了议会的充分信任，整个国家都站在我们一边。”他也宣布解除卡萨武布的总统职务，称其是国家的叛徒，愤怒地指出卡萨武布的决定是非法的，是卡萨武布和帝国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他还要求联合国和西方不要干涉刚果的内部事务，让刚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晚上，陈家康、王殊等在旅馆里感受到了这骤然间的风云变幻，夜里难以入睡，觉得刚果的形势十分紧张危急。

        午夜，青联主席基满加紧急约见陈家康大使。基满加说，刚果政府已经获得卡萨武布和联合国军合谋搞政变的材料，由于局势紧张，内阁连夜开会，卢蒙巴总理约定次日早晨接见陈大使的安排推迟两三天。

        这天午夜十一点至六日凌晨三点，卢蒙巴在总理府召开了特别部长会议。会后，卢蒙巴在国家电台宣读了部长会议公报，说国家元首的政变企图是比利时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收买的刚果败类共同策划的阴谋，是叛国行为，会议决定立即召开国会，并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卡萨武布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此时躲在总统府里，只知打电话去皇家旅馆求联合国军派兵保护生命安全。其新任命的总理伊利奥比已逃得无影无踪。真是烂泥糊不上墙，戈迪亚只好越俎代庖。手中掌握了联合国军的戈迪亚就从后台登上了前台，亲自替卡萨武布采取行动了。

        九月六日，作为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皇家旅馆异常忙碌。最忙的就是挺着大肚子指挥一切的美国佬戈迪尔。为了防止那些苏联飞机将在讨伐冲伯前线的刚果国民军主力空运回首都，戈迪亚在得知刚果内阁的决定后，立即下令关闭除加丹加以外刚果所有机场，除联合国飞机外，其它飞机一律不得起降。致使支持卢蒙巴的刚果军队总司令伦杜拉将军率部队乘飞机飞抵首都时，无法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圈，试图强行降落，但都被联合国军挡了回去。关闭机场后，老练的戈迪亚又派联合国军去刚果国家电台，缴了守卫电台的刚果部队的枪，占领了电台，还让联合国的电讯专家将电台关键部位的关键零件拆走；即使卢蒙巴夺回了电台，也无法使之运转。六日上午，电台还在反复播送部长会议的公告，支持卢蒙巴的政党领导人、议员等，不断跑到电台发表讲话，支持卢蒙巴政府的行动，猛烈抨击卡萨武布。下午，电台就没有声音了。而卡萨武布却启用了设在刚果河对面邻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的秘密电台“马卡拉广播电台”，对卢蒙巴大肆攻击。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首都的刚果部队问题。掌握着这支刚果部队的总参谋长蒙博托，是跟着卢蒙巴一起闯出来的人。但戈迪亚得知蒙博托的部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就赶快找美国驻刚果大使廷巴莱克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还向在纽约的哈马舍尔德发去密电，让他火急汇来一百万美元。六日下午，蒙博托就得到了一大笔“军饷”，让他的部队将武器交给联合国军“暂时保管”。戈迪尔唯一剩下没做的，就是逮捕卢蒙巴了；美国大使廷巴莱克几次打电话给他，嚷嚷着要他赶快派兵去逮捕卢蒙巴。老奸巨滑的戈迪亚没有答应，觉得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此事该由卡萨武布去做，借刀杀人才算高明。

        从九月六日起，刚果的命运不掌握在刚果人的手中，也不是掌握在所谓联合国手中，实际上是掌握在美国人戈迪亚的手里。联合国无非是他籍以顺利行事的好招牌而已。

        九月十一日上午11时，在皇家旅馆的联合国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解散刚果军队的武装，推翻卢蒙巴政府。

        联合国军中的几内亚部队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退出联合国军。但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恃无恐，一意要推翻卢蒙巴政府。

        卢蒙巴政府被颠复后，戈迪亚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便把指挥权交给早意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的印度人达亚尔，就回美国去了。戈迪尔在刚果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却是决定刚果和卢蒙巴命运的关键日子。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在这个如此关键的时候把这个美国佬派来刚果执掌大权，是出于巧合，亦或是精心安排？其真相到底如何？在卢蒙巴死后不久，哈马舍尔德乘直升飞机飞临加丹加省上空因遭受空难失事而神秘地死去。哈马舍尔德死后，就给这位决定卢蒙巴命运的戈迪尔的来龙去脉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接替戈达尔的达亚尔倒是来龙去脉很清楚，此人是联合国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原来是印度驻巴基斯坦大使，是尼赫鲁总理推荐给哈马舍尔德的。达亚尔虽说不喜欢共产主义，却并不认为接受苏联援助的卢蒙巴就是共产党。亚达尔接手后，想推动卡萨武布与卢蒙巴握手言和，但却无法实现。他很快就发觉，刚果的事情是戈迪亚和美国政府决定的。他只能跟在后面跑，此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不按此行事，就在联合国无法呆下去。因此，达亚尔不久就被哈马舍尔德解除了职务。

        面对突然的事变，陈家康冷静地提出三点意见

        当时，陈家康和中国观察组的同志估计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从收音机里，他们只能收听到卡萨武布的电台与加丹加省冲伯的电台，相互呼应，猛烈攻击卢蒙巴。不再听见卢蒙巴的声音。既然对方还在如此猛烈地攻击，也就说明卢蒙巴还在坚持斗争。王殊在来刚果之前路经香港，买了一个德国造的台式收音机，准备给将在此地建的新华分社用的，这时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中国观察组在刚果的主要消息来源之一。

        那几天，面对刚果局势的突变，陈家康大使显得很冷静、沉着。他接连拜会了卢蒙巴总理的政治顾问穆米埃、正在此地的比利时共产党全国书记阿勒贝尔特，以及几内亚代表团团长，共同探讨刚果局势，其中还谈到当时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正在北京访问，建议中国政府和杜尔总统发表联合公报，声援刚果政府。

        九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基赞加副总理的秘书赶到中国观察组下榻的旅馆。这位秘书脸上的神情很急，说：基赞加副总理请中国大使约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立刻到副总理的官邸有要事相商。

        当陈家康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韦尔纽斯赶到基赞加的官邸，走进他的客厅时，越南大使已经在座。当时的情景，范振水在《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一文中作了生动记述——

        基赞加迎上去和两位大使紧紧拥抱，两眼闪着泪花，声音颤抖地说：“一批军警手持总检察长（比利时人）的命令，包围了总理府，情况万分紧急。请各位大使立即报告各自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基赞加请大使们对总理府被包围事件出主意。捷、越两位大使异口同声地表示先请中国大使谈。

        陈大使略加思索之后，谈了三点意见：

        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卢蒙巴总理的安全并使其获释。

        二、如果卢蒙巴总理被捕，希望基赞加先生以副总理身份调集可靠部队，发动群众，保卫和巩固现政权。

        三、目前最主要的是镇静、坚定。

        捷、越大使都表示同意中国大使的意见。

        三位大使从基赞加官邸走出，一起来到苏联大使馆，继续和苏联大使雅可列夫讨论刚果局势。雅可列夫说，鉴于形势紧张，及时磋商很有必要，建议大家晚上九时再次集会。

        当天晚上七点多了，陈家康才回到旅馆。观察组同志报告说，刚才得到消息，卢蒙巴总理说服看押他的士兵，现在已经获释。

        苏联驻刚果大使雅可列夫听说卢蒙巴获释后，就去总理府探望。卢蒙巴看见雅可列夫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他们要杀我呀。”

        雅可列夫对他说：“您被拘禁后，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越南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今天在苏联使馆集会，大家为您获释想办法。”

        卢蒙巴听了，顿时热泪盈眶，连说：“感谢了。感谢了。”

        雅可列夫问道：“总理，您是怎么获释回来的？”

        卢蒙巴说：“那个总检察长听卡萨武布的，派军警来将我逮捕。军警没有得到指示，逮捕我后怎么办，就将我送到兵营去。我注意到这些军警在行动中得到联合国军的支持和配合。在兵营里，我用自己的影响说服了士兵，让他们不要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士兵们就将我释放了。”

        在当晚九时，中、捷、苏、越四国大使在苏联使馆聚会再次讨论局势发展。陈家康提醒说：“卢蒙巴是说服士兵释放他的，但那些头目和策划者还还不会甘心。”

        蒙博托又进行了一次政变，陈家康毅然决定撤退

        九月十四日，利奥波德维尔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刚果国民军的总参谋长蒙博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内心矛盾，卢蒙巴到底是他的恩人，总参谋长的职务是卢蒙巴任命的。但这天他决心实施政变了，其导火线是当时有谣言传说：卢蒙巴要解除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取代他。谣言归谣言，那时候谣言满天飞。这则谣言至今也查无实据。谣言到底是外因，权欲该是主要的内因。这天，他召集利奥波德二世军营的军官们开了一天的会，向军官布署行动计划。傍晚时分，他率领一支部队乘车去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达亚尔在数天前已经让电台恢复播音。他命令电台工作人员为他录制了一则声明，准备在晚上八点三十分播放。然后，他来到皇家旅馆，向达亚尔打招呼说：我决心采取行动了。黄昏前后，他手下的部队分头出动，占据了首都各个战略要点。飞机场被再次关闭，使运载支持卢蒙巴部队的飞机无法降落。晚上八点三十分，国家电台准时广播了蒙博托的讲话：为了使刚果摆脱目前的困难，军队决定“中立”国家元首、政府和议会。他要求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各自呆在自己的住所里。联合国军配合得很好，将卢蒙巴“保护”在官邸里，卢蒙巴从此失去了自由。蒙博托名义上是把总统、总理都“冻结”起来，实际上完全是针对卢蒙巴的，蒙博托早已和卡萨武布勾结在一起了。蒙博托的部队在联合国军的配合下，还封锁了首都的各个交通要道。蒙博托的部队封闭了议会大厦，禁止议员出入。蒙博托还派兵包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使馆。

        在讲话广播后，蒙博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一家外国记者聚居的旅馆，在大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在附近所住的旅馆吃晚饭的王殊、詹世亮等，闻讯立刻放下饭碗，赶去会场。蒙博托宣布已经解散了议会，军队已经接管了政府的权力。他下令驱逐苏联集团国家驻刚果的外交官，要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刚果。

        当晚，许多支持卢蒙巴的政府官员和议员纷纷逃出首都，卢蒙巴政府的几个要员基赞加副总理、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将军与卡萨穆拉和康扎等，也在联合国军的保护之下，逃出城外的各找生路，有的人逃往卢蒙巴的第二故乡东方省，那里还有支持卢蒙巴的部队。半夜，全国青联主席基满加仓惶地来旅馆跟陈家康告别说：他们将去东方省，要在那里继续斗争。

        亲身经历的王殊在其回忆录里，对九月十五日晚基满加来告别后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陈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全体立即撤离这个国家。九月十六日，大家就分别办理机票、付清账单等一些事务。晚上，我们在陈大使房间内回顾这些天的经历，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陈大使说，刚果（利）事件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所有新独立的国家警惕。他还根据大家的意见，随口吟了一首顺口溜—

        —部族主义大大的，民族主义小小的，帝国主义多多的，毛泽东思想少少的。

        这个顺口溜言简意深，反映了刚果（利）事件的深刻教训。但在文革中，却被一些造反派说成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罪证”。

        九月十六日，陈家康等人在办理离开手续的时候，卢蒙巴从被软禁的官邸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驻刚果代表达亚尔，抗议联合国军阻挠他的军队开到首都恢复秩序。卢蒙巴还致函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军十天内离开刚果境内。卢蒙巴从惨痛的教训中彻底觉悟，但可惜为时太晚了。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已经做了他们想做的一切。联合国军司令傲慢地说：“卢蒙巴的信是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

        九月十七日一早，陈家康一行心情沉重地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利奥波德维尔，经布鲁塞尔前往瑞士。当天傍晚，他们刚到日内瓦，就从瑞士电台听到有关卡萨武布派兵去逮捕中国大使“扑了空”的消息，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庆辛早走了一天。陈大使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写了一份电报，向中央和周总理报告刚果（利）事件的经过，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说这个报告写得好，很深刻。

        王殊同陈大使一同回到开罗，然后再转道回到阿克拉。

        卢蒙巴将儿子秘送埃及，让要员们分头秘密逃往斯坦利维尔

        ——十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漆黑的夜幕之中，一辆车头飘着联合国旗帜的轿车，驶出被双重包围的总理府。内层守卫的是联合国军加纳部队的卫兵，车头的联合国军的军官朝其打了个招呼。卫兵见是联合国军执行公务的车，也就不加盘查，反而朝军官敬了一个礼。外层守卫的蒙博托军队的士兵也不敢检查这辆有联合国军标志的车子。这辆汽车穿过两层岗哨的封锁线之后，朝郊外机场疾驰而去。街头联合国军的巡逻队，看见这辆飞快行驶的车子飘着联合国小旗，也没有拦车检查。

        机场停机坪上，一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夜航班机就要飞往布鲁塞尔。汽车直驶飞机舱门底下，这时飞机的发动机已经轰然发动。车上那位“军官”早已经在途中脱掉了借来的军官服。原来车上是三名埃及驻刚果使馆的外交官。两名外交官各抱一名用毛毯包裹着的孩子下了车，用早已准备好的假旅行证件顺利地通过了边防检查，并抱上舷梯、进了机舱，将孩子安排到后排的座位上，让两个孩子继续睡觉。航空小姐过来要打开孩子身上的毯子，被埃及外交官机智地阻止说：孩子很累，已经睡熟，不要吵醒他们。空中小姐只好作罢。凌晨一时，飞机起飞，天快亮时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降落加油，埃及外交官带着两个孩子下了飞机，并立即换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开罗。上午飞抵开罗后，纳赛尔总统亲自接见了这两个孩子，对孩子的生活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还对参与这次行动的有关埃及外交官给予特别奖励和表彰。这两个幼小的孩子，就是卢蒙巴的后代。据说，纳赛尔总统整晚到为此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担心。因为孩子太小，不懂事，任何的一点小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失败，会在刚果和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甚至会危及卢蒙巴与其支持者的生命。在整个刚果危机期间，纳赛尔虽然对卢蒙巴充满同情和敬佩，但却爱莫能助；因而很高兴为卢蒙巴的孩子做点事情。埃及驻刚果大使哈利卜是卢蒙巴的好友，向纳赛尔转达了卢蒙巴的话：他相信，即使自己被害，纳赛尔也会将他的孩子抚养成人的……

        ——基赞加是在一个夜晚天刚黑的时候混出他的官邸的。当时，他的两个朋友籍故与守在门外的联合国军士兵说话，分散了其注意力。出了利奥波德维尔后，他先是化装成医生，乘着一辆红十字救护车闯过了路上蒙博托部队的关卡检查，送了他一段路；后来，他又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才在十月中旬到达了斯坦利维尔……

        ——伦杜拉将军是在漆黑的夜里，化妆成一个妇女，乘隙逃过了看守住宅的联合国军士兵的视线。来到了城边的刚果河边，悄悄登上河边一艘接应的小船。小船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才抵达上游的斯坦利维尔……

        ——格本耶、缪勒尔、姆万巴等十多位卢蒙巴政府的部长，以及好些议员也前后纷纷抵达斯坦利维尔。由于蒙博托的阻挠，每一个抵达斯坦利维尔的人都历尽了难以想象的坎坷曲折、千辛万苦。在蒙博托的追兵围追堵截下，也有人在途中不幸被逮捕和杀害。刚果民族运动党总书记、卢蒙巴政府的中产阶级部部长约瑟夫？姆布依在路上被认出逮捕后，遭到枪杀，连尸体也被肢解……

        上述的行动，都是在秘密地执行卢蒙巴的新决策：离开蒙博托和卡萨武布控制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迁都到东方省的省会斯坦利维尔去，在东方省开辟新的斗争基地。

        这个新决策是十月九日那天产生的。那天，他乘守卫的刚果士兵不备，偷偷溜出了总理府，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市贫民区，走访了一家家小饭馆、小酒吧，跟黑人群众在一起，向他们发表演讲，说刚果合法政府一定会胜利。群众向他热烈欢呼，像滚雪球似的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聚集了数千人的队伍。当晚回到总理府后，他兴奋不已。他由此认识到，他需要跟人民在一起，有人民的支持，他可以战胜敌人，但这段时候的曲折与坎坷的经历，又使他感到前面的道路是漫长的，要有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就产生了迁都的构想。想到就干，事不宜迟。迁都的话，除了他的助手和部长们都去那里聚集外，他本人当然也要从此逃到斯坦利维尔去。他决定将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去国外。原来想送到加纳，送到支持他的恩克鲁玛总统那儿去，但加纳使馆已经受到了监视；于是，他想到了他所不认识的纳赛尔总统，他就秘密地找了自己认识的埃及驻刚果大使。很快就传来回音，纳赛尔一口答应。当消息传来，孩子顺利到达开罗，得到了纳赛尔的热情接待，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可以开始行动了！部长和助手们首先分头行动，奔赴斯坦利维尔。

        先期到达斯坦利维恩的基赞加、伦杜拉、格本耶等，已经在东方省进行建立基地的工作。已经组成了事实上的刚果政府，并且运转起来，就等待正式挂牌了。等卢蒙巴一到，就正式挂牌并向全世界宣告。伦杜拉将军整顿了东方省的国民军，破获了一个亲蒙博托的秘密组织，将蒙博托分子从军队中清除了。伦杜拉召集当地青年进行训练后，编入军队。还组成了一支由基赞加控制的宪兵队。经整顿后的军队纪律严明、人民拥护，向心力强，战斗力也强。

        充满活力的东方省在等候着卢蒙巴早日到来！

        老天帮卢蒙巴出逃，下起了罕见的倾盆大雨……

        卢蒙巴在伺机逃出总理府，逃出利奥波德维尔，逃往斯坦利维尔。

        十月中旬，卢蒙巴留在身边的一个小女儿因患肺结核，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过早去世，他内心受到很大打击。他痛定思痛，决定乘此机会离开。他打电话给住在皇家旅馆的达亚尔，要求联合国提供一架飞机，让他将女儿遗体送去斯坦利维尔。达亚尔知道，卢蒙巴一到了斯坦利维尔就暂不会返回了，刚果将存在两个政府的局面。达亚尔婉言拒绝了。卢蒙巴在电话中对达亚尔说：“我将以自己的方式去斯坦利维尔，如果我倒下了，我将成为一个烈士，我的鲜血将溅在联合国的良心上。”

        紧接着发生了两件事，加促了他的出逃。一件是联合国在西方大国操纵下通过接纳卡萨武布的代表为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另一件是蒙博托用武力驱逐加纳驻刚果代办，因为加纳是支持卢蒙巴的；为此，蒙博托的部队与守卫加纳使馆的联合国部队发生血战，双方都有伤亡。蒙博托派出的指挥官被打死，但加纳驻刚果代办韦尔贝克被抓住，强行扭送上离开刚果的飞机。卢蒙巴由此感到，蒙博托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

        经过一番秘密地策划和准备，卢蒙巴选定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里出走。

        十一月二十七日，卡萨武布从纽约回到利奥波德维尔。他穿着在美国做的有金肩章、金穗带的元帅服，腰间挂着宝剑，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飞机。当晚，刚果首都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城市显得更加漆黑。但是，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里灯火辉煌，卡萨武布在举行盛大的晚宴，以庆祝胜利。蒙博托、达亚尔以及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大使都出席了，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这时，在几公里外的总理府，在滂沱大雨中，守卫在屋外的联合国与刚果的士兵都躲进了岗楼。这时，一辆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悄悄地驶进了总理府，卢蒙巴带着妻子和孩子，偷偷地钻进了汽车。汽车顺利地驶过了守卫士兵的岗楼，疾驰而去。这辆车驶出城外，更是在雨中加快了速度。在市郊某地，参议院长奥基托、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等几十个人，已先期到达，早在等候。卢蒙巴与他们汇合在一起后，立即分乘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大到朝东方省驶去。

        好在卢蒙巴走得及时。他这一走，至少逃脱了两起针对他的谋害阴谋。

        其一。两名来自刚果（利）之境外的神秘杀手，两人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由同一个主子指使来暗杀卢蒙巴。这两名杀手，已经各自窥视卢蒙巴居住的总理府好几天了，还找不到潜入的办法。因为总理府在刚果河边，后面是临河的悬崖，前面有联合国部队、刚果部队双重守卫，戒备森严。来此监督执行的官员得到汇报后，正准备从境外运来配有望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关枪。

        其二。卡萨武布对卢蒙巴恨之入骨，还在纽约的时候，心中就想着联合国不再承认卢蒙巴，这番回到刚果就可以下令逮捕卢蒙巴了。因为他以为总理府有联合国军和刚果军两层守卫，卢蒙巴已是笼中之鸟。在举行欢宴之后，卡萨武布与蒙博托在密室里研究了各种逮捕卢蒙巴的方案，决定采用攻占加纳使馆的方式来解决守卫总理府的联合国军。第二天下午，一支人数众多的刚果部队去执行时，强冲进总理府，才发觉早已人去楼空。

        蒙博托立即下令手下得力的旁戈上尉带人去追，车上还架着无线电台。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获悉后，给达亚尔下令：所有联合国部队不得干预逮捕卢蒙巴的行动。与此同时，基赞加也从斯坦利维尔派出了一支部队接应卢蒙巴。

        从利奥波德维尔到斯坦利维尔相距几千公里，也就是三、四天时间的车程。本来卢蒙巴一行比追兵早上路大半天，要是在路上不耽搁的话，完全可以顺利抵达斯坦利维尔。但是卢蒙巴犯了二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没有走近路，拐了一个弯路，二是沿途频频下车，接触群众演讲搞宣传。卢蒙巴把宝贵的时间耽误了。

        卢蒙巴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刚渡过河又上船返回对岸

        事情出在桑库鲁河渡口。在渡口，卢蒙巴又犯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他的车队来到渡口，但只有一条渡船，卢蒙巴率领缪勒尔、奥巴等人第一批登船渡河，他的妻子鲍兰、小儿子罗兰、议长奥基托、部长莫波罗等人第二批渡河。卢蒙巴等人登上对岸后，在渡船就要返回那边接第二批人时，旁戈的追兵赶到了。鲍兰、罗兰、奥基托和莫波罗等被扣为人质。这个渡口只有一条渡船，追兵无法过河。

        在此情况下，本来他应该早日赶到斯坦利维尔，然后再设法营救人质。但卢蒙巴却不顾众伙伴的反复劝阻和苦苦哀求，登上渡船，驶去那边。他不但自己落入敌手，旁戈的追兵乘船过河，追捕先期过河的人员，又有一批人被捕，谬勒尔、姆万巴等几个人在丛林里躲了几天几夜，历尽艰辛才抵达斯坦利维尔。

        卢蒙巴被逮捕的消息传到斯坦利维尔，人们极为悲愤。卢蒙巴的追随者们相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能对付蒙博托和卡萨武布了。十二月十二日，卢蒙巴的支持者在斯坦利维尔正式宣布成立“刚果自由共和国”，其中央政府确定斯坦利维尔作临时首都，基赞加任代总理。刚历尽艰辛从桑库鲁河渡口来到的缪勒尔被任命负责外交事务，伦杜拉被任命负责国防事务。

        苏联、加纳、马里、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为营救卢蒙巴而在联合国进行了斗争。基赞加政府在组建后，经过各方面的准备，主动出击，扩大了控制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底和一九六一年元月初，斯坦利维尔国民军在基伍省和北加丹加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基赞加政府声威大振，刚果人民对卢蒙巴复出充满了希望。

        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借刀杀人，让卢蒙巴死于冲伯之手

        卢蒙巴等被捕后，被用飞机空运回利奥波德维尔，然后关押在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卢蒙巴虽被重兵看守，又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但他仍然坚持斗争。他和看守的士兵交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们解除了对卢蒙巴的戒备心理，而且很为卢蒙巴愤愤不平。一月十三日，哈迪兵营的士兵发生哗变，在军营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卢蒙巴。蒙博托虽然软硬兼施，制止了哗变，却使他不得不震慑于卢蒙巴的影响力。蒙博托与卡萨武布都迫切觉得卢蒙巴活着，即使被关押着，也随时都是对他们的威胁。为了从肉体上消灭卢蒙巴，他俩绞尽了脑汁。他们又不想担戴杀害卢蒙巴的罪行。最后，他俩想起了与卢蒙巴不共戴天的冲伯。于是，产生了一条毒计：将卢蒙巴交给冲伯，借刀杀人！

        当被五花到绑、蒙上眼睛的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三人，由蒙博托的亲信押机空运至加丹加的伊利沙白机场。在下机交接给加丹加宪兵时，在机场值班的一个瑞典籍联合国军官在值班的了望塔上，用望远镜看见，并辨认出了当中的卢蒙巴。瑞典军官当即报告驻伊利沙白维尔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得到的答复是：不得干预，不作记录。

        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罗三人，在被押至加丹加省的第二天，即在从机场至卢本巴希公路旁的一所别墅里被冲伯当面残酷地杀害。三人的尸体被送到联合矿业公司的一间冷库里冰藏起来。不久后，他们担心被人找到，又将尸体送到雅各维尔矿业公司的一家炼铜厂里，投进硫酸池里熔化了。

        卢蒙巴被害的消息传出，全世界都愤怒了！无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与美洲，无论是东方国家或是西方国家，也无论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大中城市里，都举行了形式各异、规模不同的群众示威和游行，悼念卢蒙巴，抗议杀害卢蒙巴的罪行。

        卢蒙巴遇害的那座房子被人寻到，保存了下来。现在称它为“卢蒙巴祠堂”。说它是祠堂，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屋顶全无、徒留断壁残垣的废墟。在屋里正面墙上画着卢蒙巴的半身像。四周墙上有人胡乱涂写，墙根经常留有人们来祭奠时放的大小花圈。

        刚果行动大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搞掉“疯狗”行动

        随着冷战时代的过去，卢蒙巴之死的真相已经已经在七、八十年代水落石出。美国参议院特设情报委员会（亦称邱池委员会）七十年代调查中情局在海外所进行的一系列颠覆、暗杀活动，就披露出了其中关键情况。

        一九六〇年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中央情报局策划了多起暗杀外国首脑的秘密行动，而刚果总理卢蒙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另外几个目标还有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洛、伊拉克共和国总理阿卜杜勒.卡塞姆。

        当时，华盛顿方面认为卢蒙巴左倾，可能投向苏联而将刚果（利）变为第二个古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卢蒙巴恨之入骨，有次把卢蒙巴说成是一条疯狗，总统迫切想把刚果的问题解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研究刚果局势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在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是：“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

        卢蒙巴接受了苏联运来的飞机、军事专家、武器和弹药的消息传到华盛顿，使得中情局精神大为紧张，连续研制对策。据后来解密的档案表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艾伦？杜勒斯向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其电文是——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了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大事。你与大使商量一下，设法得到他的帮助，如果发生了特别的情况，他不想插手这件事，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档案表明，艾伦.杜勒斯还亲自在此份电报上签了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足可见此份电文的重要性。电文中的“上峰”是指什么人？当时白宫内阁所有的高官之中，只有担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担任中情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俩可以直接进入艾克总统的办公室，他俩是总统亲信中的亲信。电文中的“上峰”是不言而喻的。

        在九月十四日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后，九月二十一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杜勒斯兄弟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要员举行国家安全会议，会上，艾伦.杜勒斯说：“当前，蒙博托在刚果是一支有效的力量，而卢蒙巴尚未被搞掉，他的存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危险。”杜勒斯使用了英语中含义模棱两可的“搞掉（DO）”一词，来表述中情局对卢蒙巴的处理意见，既可理解为“把他杀了”，又可理解为“使他政治上彻底垮台”。那次绝密会议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最后决定，处理和解决刚果问题并不排斥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搞掉卢蒙巴。”

        两个非美国籍的中情局职业杀手潜入利奥波德维尔

        多年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卢蒙巴没有因中了中情局杀手的毒枪而丧命，但是中情局作了缜密的布置和准备。

        一九六〇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从布鲁塞尔来的荷航班机飞抵利奥波德维尔机场。一个拎着黑皮箱的高个子美国人走下舷梯时，早有一个商人身份的美国人迎候。来人被接进小汽车，在车里置放那个随身的皮箱时，来人对接他的人低声说：“东西都在里面。”

        车子很快就驶离了机场。这位来者，就是中央情报局有名的毒品专家、总部技术服务室的戈特里布。他所说的“东西”，是指皮箱里密装的生物杀人毒剂。他奉局长特别事务助理理查德.比斯尔的密令，花了一段功夫来搜集各种生物毒品，经过他加工提纯制作，注入人体，会使人患上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这是专门为暗杀卢蒙巴准备的。这次，他将毒剂携带到刚果，亲自交给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长德夫林。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与掩人耳目，事成后，不让人知道是美国人干的，中情局特别物色了两个非美国籍的职业杀手，在美国某地分开受训，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训练完毕后，这俩个杀手分头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先熟悉卢蒙巴总统府的环境。德夫林给这两个杀手发放了杀人毒剂。德夫林觉得这次行动十分复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为此，他请中情局总部派一名执行官来监督暗杀行动。总部派来利奥波德维尔的执行监督官名叫贾斯廷？奥唐纳。这位奥唐纳虽说是中情局的特工，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对待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问题上，他与比斯尔和戈特利布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此类暗杀行动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还必须要最高司令亲自发布命令。因此，奥唐纳来到利奥波德维尔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不准备把卢蒙巴置于死地。正当两个杀手无法潜入总理府而准备换用带瞄准镜和消音器的机枪时，传来了卢蒙巴逃出利奥波德维尔的消息，他并不着急，一笑置之。他最后还取得了比斯尔的同意，他在利奥波得维尔不是为了监督中情局暗杀卢蒙巴的行动，而是去确保联合国军把卢蒙巴转交给蒙博托处置。奥唐纳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卢蒙巴的鲜血。

        但是，在卢蒙巴逃出总理府后，中情局的工作站从利奥波德维尔给总部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队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利）政策的失败。

        后来，中情局的头头们当然乐得有冲伯充当杀手，为他们采取“极端行动”。

        周恩来派王殊进入被封锁的斯坦利维尔探路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致电刚果共和国代总理基赞加，对卢蒙巴总理等人被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表示坚决地从一切方面支持刚果人民的伟大的正义斗争。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前五星红旗降半旗致哀。北京五十万群众参加了在工人体育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强烈谴责美、比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卢蒙巴。周恩来出席了大会。

        二月十九日，陈毅副总理打电报给基赞加代总理，重申中国政府承认刚果合法政府，表示愿意建交并互派大使。二月二十日，中国与刚果正式建交。在二月间，已经有二十二个国家陆陆续续将驻刚果的使馆迁往新首都斯坦利维尔。合法政府控制着东方省、基伍省以及开赛省、加丹加省的部分地区，拥有全国50%的国土和人口。

        在基赞加宣布刚果合法政府迁往斯坦利维尔后，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立即对斯坦利维尔实行军事封锁，通往斯坦利维尔的公路被切断，刚果河也被宣布实行水禁，从外界通往斯坦利维尔只有经由东北部的陆路可通，但据说道路年久失修，作用不大。刚果本来在地理上就被称为“非洲的心脏”，斯坦利维尔更是在其纵深处。最近以来，除了西方通讯社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外，外界对斯坦利维尔的情况知之甚少。很快就发现有苏联、东德的记者经由比属布隆迪和苏丹进入了东方省，并由斯坦利维尔发出了报道。周恩来让外交部与新华总社商量，希望派记者进去。就在中国与刚果正式宣布建交前的二月初，总社将在不久前已经去过刚果的王殊从阿克拉召回北京，要他和常驻开罗的摄影记者钱嗣杰一同设法进入斯坦利维尔采访。

        据王殊在其回忆录里记述——

        周恩来还经由新华总社领导告我们：“刚果形势极为尖锐复杂，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

        外交部和总社还给我驻埃及使馆和驻苏丹使馆去了电报，要他们帮助我们取得苏丹的签证，从苏丹的南部进入刚果到斯坦利维尔去。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在苏丹购买一辆吉普车自己开车去。总社还给了我三万美元的现款，以便在情况紧急时备用。王殊又开始了他的刚果之行。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飞抵开罗。那时候，卢蒙巴被害死的消息刚传出，开罗骤然间变成了一座悲愤的城市。开罗几十万群众举行静默示威，象征性地为卢蒙巴送葬。

        帕特里斯？卢蒙巴被害的消息是从联合国传出来的。二月中旬的一天，在联大的会议厅里，卡萨武布政权驻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给一位同事传递一张字条。字条上用刚果的土语写道：“帕特里斯死了。”这张字条在传递过程中，恰好被一位懂刚果土语的几内亚外交官看见。这位几内亚外交官便跑来问斯坦利维尔政府派来的代表康扎，康扎一听就知道卢蒙巴被他们害死了。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开罗在静默哀悼之后，爆发了愤怒的行动。几千名怒火燃烧的开罗青年聚集在美国、比利时驻埃及大使馆和联合国驻开罗办事处的门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冲进比利时使馆，将使馆砸个稀巴烂，并浇上汽油把使馆点火烧了。之后，他们又冲进美国使馆，扯下美国星条旗，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示威群众还捣毁了开罗的美国书店……

        王殊在开罗街头，强烈地感受了非洲人民的感情。他急着去刚果，但是通过苏丹进入刚果的手续办得并不顺利，要经过苏丹进入刚果需要有一种特别签证，在开罗办不到这种签证。苏丹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独立建立苏丹共和国，虽说苏丹政府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与中国正式建交；但由于受到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压力，苏丹政府对中国记者要经苏丹南部去刚果斯坦利维尔甚有顾虑，迟迟不肯发给签证。

        王殊在开罗等了一个多月，只取得了签证去苏丹首都喀士穆。他在喀士穆与先期已随一个代表团到那里的钱嗣杰汇合。中国驻苏丹大使王雨田亲自出面找了苏丹内政部长，才给他俩办好了经苏丹南部赤道省去刚果的手续。喀士穆在尼罗河的上游，是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的交汇处。钱嗣杰会开车、修车，王殊曾考虑在喀士穆买一辆吉普车上路。此时，正逢尼罗河涨水，他们要经过的白尼罗河地区洪水泛滥。他俩只能乘坐小飞机到白尼罗河口的重镇朱巴。苏丹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他俩到达朱巴时是三月间，三月份是这里最热的日子，气温在摄氏四十度以上。朱巴南边一带有世界上著名的野生动物园，他们租了一辆汽车穿越野生动物园。行驶在苍茫的草原上，到处都是比人还要高的茅草，零零星星的大树，车子走了许久才会偶尔看见路边有几间土著人的茅草屋，土著居民大都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可惜当时他们没有时间去寻找观赏的藏身在茅草丛中的各种野生动物。

        车子终于从茫茫热带荒原进入了刚果的边境。他们来到了刚果西北边最偏远的边境居民小镇阿巴。没有向导、没有熟人、没有外事机构，从阿巴往南，还是莽苍无尽的热带荒原……

        “卢蒙巴”和“中国”就是通行证

        阿巴这个荒僻的小镇，以前除了狩猎者、比利时殖民者及邻国苏丹的土著居民，难得有外界的来客，更不用说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了。自从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对斯坦利维尔基赞加政府进行封锁以来，这个僻静的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尽管这条斯坦利维尔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很是坎坷曲折，沿途充满艰险，但还是有不少人来来往往，这些过客无非是，基赞加政府的有关人员，卢蒙巴的支持者，无孔不入的外国记者，冒险贩私货的商人，承认基赞加政权的国家所派出的外交官等等。

        王殊和钱嗣杰风尘仆仆来到这里，小镇的旅馆已经住满了过客。他俩找到了镇长想办法，一说起了“卢蒙巴”和“中国”两个词汇，对方就明白了他俩是来自中国支持卢蒙巴的记者，就热情起来。镇长将他俩安排住在白人殖民者走后留下的小洋房里。吃饭安排在旅馆里。

        路上太劳累颠波了，他俩吃过饭稍作收拾就睡觉了。住在空荡而陌生的洋房里，为防意外，他俩还在枕头下放了刀子，以准备发生万一作搏斗。

        半夜的敲门声突然惊醒了他俩。一开门进来的不是强盗，而是几个宪兵，他俩当然不敢动用刀子。宪兵很疑惑望着他俩。王殊忙对他们说起“卢蒙巴”和“人民中国”。很凑效，其中为头的军官露出了笑脸，还请他们喝啤酒。几个宪兵带了女人来这里找房间睡觉。原来他们是跟随这个地区的专员来视察的。

        第二天，宪兵军官带王殊去见了保利斯地区的专员与公安局长。专员也很热情，说你们来早一点就好了，埃及来的大使刚刚上路，他派了两个宪兵沿途保护。并告诉说，从保利斯通往斯坦利维尔路上的桥断了，他可以写一张条子让王殊他们在保利斯乘坐小飞机直飞斯坦利维尔。专员的便条写罢后，王殊和钱嗣杰就租了一部汽车赶路。他们沿途经过了原始大森林，路很窄，路面经常横跑过一些热带动物，惊飞一些珍珠鸡之类的飞禽，他们疾驰的汽车还压死了好几只野兔。

        王殊的汽车终于赶上了埃及大使的车子。前后跟着同行了一段时候，离保利斯还有一段路程时，天就黑了，突然王殊的车子熄了火停了下来，埃及大使的车子已经走掉了。他们在荒野里打着电筒，好不容易才修好了车。王殊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子在热带荒野里抛锚，又是漆黑的夜晚，当时心里是惊恐的，至今过去了那么久，他还忘不了马达修好发动起来的声音是多么温暖、亲切、好听。

        半夜进了城，找了旅馆住下。有妓女来敲门，被他们赶走了，为了睡得安全，就用沙发顶住门。

        天亮后，他们去找到了专员的秘书，出示了专员的亲笔便条。秘书说，明天就有飞往斯坦利维尔的飞机。

        第二天上飞机的时候，宪兵检查行李，发现王殊携带有一个望远镜。宪兵皱了皱眉头说是军用品，不准带上飞机。王殊据理力争，宪兵只好带他去见公安局长。正巧，这位公安局长就是在阿巴时跟随专员的那位。两人一打招呼，可把那个宪兵看呆了。局长说了一句“卢蒙巴—中国”，就将宪兵臭骂了一番。

        回到机场，飞机来了，这个宪兵让其他所有旅客等候着，让王殊和钱嗣杰先上飞机。

        飞机只飞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就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这时已经是三月底了。从北京至此，路上就花了一个多月。

        王殊无法将基赞加政府的新动向向国内汇报，只得又赶回北京

        刚果独立后的兰色七星旗就飘扬在斯坦利维尔（后来改名为基桑加尼）的上空。它是刚果东北部的重要城市，有十余万居民。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如果说刚果是非洲的心脏，那么也可以说斯坦利维尔就像是心脏中的心脏。本来地理环境就极为闭塞，没有铁路，只有罕见的一两条简易公路，过去与外界的联系主要就靠流经城市的刚果河。刚果河是条有名的热带河，水量充足，流经斯坦利维尔后，先向西北，再拐弯向西南流去，经下游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后很快就到了大西洋边的出海口。物资的进出、人员的来往，都主要靠这条河的航运。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军队将水路一切断，上游的斯坦利维尔真是给严密地封锁了。还剩的空运，都掌握在西方殖民者的手中。

        王殊和钱嗣杰抵达斯坦利维尔，先找旅馆住下。第二天，王殊就见到了老朋友基满加。此时的基满加已经担任政府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相见之后，分外高兴，他说要立即报告基赞加代总理。他说，他们派去北京担任驻华大使的贝纳顿已经离开开罗，大约也该到达北京了。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进步国家的使节或特别代表也驻在这里，其中有马里、苏联、几内亚、加纳、南斯拉夫和埃及等。尽管国民军在前线打胜仗，但在遭受利奥波德维尔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下，这里市面一片萧条，许多店铺都关了门，工厂也大多停工。这里商品奇缺，连日用品都买不着。没有广播，没有报纸。迁都过来之后，经常被对方的飞机袭击，遭派遣特务破坏。还经常停水、停电。政府控制地区的木材、棉花、可可、咖啡、棕榈油等大宗农林产品运不出去，工业品运不进来。政府财政极为困难，连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军队欠饷也多，官兵怨言多，纪律变差。一些军官被美国收买，阴谋搞政变。好些官员和社会人士对局势的看法很悲观，认为难以长期坚持。

        大约十多天后，时近四月中旬，基赞加代总理接见了王殊和钱嗣杰。王殊在其回忆录里，对基赞加接见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他很友好，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他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声援非常感谢。在谈到刚果（利）局势时，他表示困难很大，特别是经济问题不好解决，群众和军队怨言很多。他说，利奥波德维尔方面说要“全国和解”，准备召开议会，重新选举总理、副总理，组织新政府。他强调他不反对“全国和解”，问题是怎么实现，有什么条件。要看他们提出什么条件，然后我们也提出自己的条件，同他们进行谈判。我从这次谈话中感到，基赞加和他的政府并没有动员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而是观望局势的发展同对方讨价还价，保持自己的地位。

        王殊和钱嗣杰在斯坦利维尔逗留了一个月。五月十二日，对方正式宣布，将在利奥波德维尔重新召开议会，选举新的政府并且邀请基赞加和其他的议员前去开会。基赞加并没有反对议会开会和成立新的政府，而是在开会的地点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若是在利奥波德维尔开会，那完全是在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控制下，因而基赞加主张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加丹加省的加米纳基地开会，并要求就此进行谈判。对方拒绝了基赞加的要求，希望他重新考虑。

        由于当地的没有邮电局，王殊很难将在斯坦利维尔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周恩来和外交部汇报。他必须及时向国内报告这里的各种情况及有关所谓“全国和解”的新动向。他决定赶回北京去。

        在临走之前，基赞加代总理又一次接见了王殊和钱嗣杰。基赞加估计，利奥波德维尔很快就要召开议会，并且给他和其他政府成员在新政府中保留一些职位。他打算要求对方共同商量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并保证他和其他政府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他还说，在成立新政府后，在斯坦利维尔的外交使节都将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不必再到斯坦利维尔来了。从谈话之中，可以感受到基赞加对利奥波德那边心存幻想。

        王殊和钱嗣杰回去就比来的时候顺利多了。在斯坦利维尔的朋友指引下，他俩先到达南边的布隆迪。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乘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经布鲁塞尔而到达日内瓦。陈毅副总理正在那里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王殊、钱嗣杰向陈毅作了汇报，他要他们立即回北京去。赶回北京后，他俩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黄镇和其他有关同志作了报告，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时，王殊才知道，他们回得正是时候，国内正在筹组驻斯坦利维尔的使馆，挑选大使和主要人员，正急需了解斯坦利维尔那里现在的详情。

        周恩来指示：派去的大使要有回不来的准备

        周总理这几天特别忙，他刚刚陪同金日城去杭州访问回京，送走金日城又赶去上海忙公务。但此次他在上海的忙碌中，心中还惦想着即将赴斯坦利维尔的建馆小组，他们此次是去最艰险最复杂的刚果外交前线去，甚至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安全回来，他特别叮嘱秘书让外交部安排好，他一定要在他们离京的前夕亲自接见。

        七月二十三日这天下午，周恩来刚刚从上海回来，从首都机场乘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一进门就问在家的秘书：安排好了没有？请去刚果的同志来见面安排好了没有？

        周恩来是对此次派往刚果的使节的事，是格外重视与关心的，亲自过问。

        这年二月二十日，中刚两国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四月十二日，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克服重重困难，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北京履任。

        六月初，周恩来在听了王殊从斯坦利维尔回来写的详细报告材料后，觉得对于基赞加政府来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他觉得有必要向刚果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六月六日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连续接待锡兰迎佛牙代表团、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之后，已经是午夜，他又接见了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从午夜十一点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英。

        据有关记载，周恩来和贝纳顿在谈到关于基赞加提出在联合国帮助下在加米纳基地召开议会的问题时说——

        刚果议会被解散，正常活动被阻挠，责任首先在联合国。你们主张恢复议会活动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们是支持的。但联合国是站在卡萨武布这一边的，不能设想它会帮助基赞加总理提出的议会复会和支持合法政府对全刚果进行统治。而且不管哪个国家派去军队，都要受联合国指挥。因此，把议会复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可以的。如果作为实际行动，则不仅没有把握，而且还有危险。如果议会通过坏的决议，这就不合基赞加政府的本意；如果它通过符合刚果人民利益的决议，则反对派可能搞政变，把进步的议员抓起来，而联合国是不会帮助基赞加合法政府的。目前在刚果人民的斗争中，恢复议会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联合国，反对分裂刚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刚果现在的斗争处于困难的环境中，但这也有好处，可以锻炼刚果人民更加坚决地进行长期的斗争以求得人民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周恩来还对贝纳顿说：卢蒙巴是英雄人物，是代表英勇斗争的刚果人民，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联合国、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的阴谋而遭到陷害，有了这样的经验，基赞加可以避免上当。

        送走贝纳顿大使后，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还将何英司长留下来谈话。周恩来说：“六月三十日是刚果国庆，人家在这里搞庆祝，我们还没有人在那里。”周恩来指示向斯坦利维尔派出大使和建馆的工作要加速进行。在谈到选派大使的条件时，周恩来具体指出：“要派一名将军去刚果当大使。这位大使要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好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到那里去工作，要有回不来的准备，要有牺牲的准备。”

        周恩来还说，“做人民英雄为什么非得在国内？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例子。派到朝鲜去、越南去，都是打算不回来。到刚果、古巴去，也要有回不来的思想准备。”

        后来物色大使的情况，据范振水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何英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解放军总政治部。几天后，得到的答复是：物色了两名将军，但都说因身体不好，不能去。

        周总理听了何英的汇报，情绪非常激动，生气地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要坚决支持基赞加，要和他们患难与共。抗美援朝时，毛主席首先把毛岸英送到前线。毛岸英牺牲后，前线同志要求把毛岸英的遗体送回国。毛主席吟诵了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后来这一消息传到日内瓦的花山别墅。正在那里参加关于老挝问题国际会议的陈毅同志说：“去刚果是为了刚果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不是为了去穿漂亮衣服。要准备和他们一起扛枪，一起打仗。要有回不来的准备。如意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去。怕死不能当大使！”

        那两位由总政治部物色的中将后来意识到错了，向中央写了检讨，又申请要去刚果。周恩来说，认识错了就行了，也不用他们去了。

        外交部领导想起了一个军人——张彤

        当时两位在外交部担任副部长的将军耿飙和黄镇，也很着急，他俩议论了一下，在严格审慎的遴选中，想起了一个军人。这个人就是张彤。

        张彤这年四十一岁，河南信阳人，出身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教过私塾，爱好古文，甚有国学功底，影响到他自小学习都很用功。抗战爆发，他没有读完初中就离开了家，向往着革命，朝西北而去，先在陕西宝鸡的一个铁路车占做工，积了一点路费后就经西安奔向延安。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成为抗大的一名学员。同年三月，在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奉派来到淮北敌后战场，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名连指导员。

        虽说没有将军衔位，却该算是颇有资历的军人。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的锤炼，在战斗中，有勇有谋，在部队里一直从事政治与参谋工作，担任过团政委、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师副参谋长、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豫西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一九五〇年初，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正奉命准备向西藏进军，他在第十八军五十四师参谋长的职位调入外交部，到北京参加总部的武官培训。

        耿飙将军担任中国驻瑞典首任大使兼驻丹麦首任公使时，就挑选了张彤担任驻瑞典使馆武官兼驻丹麦公使馆武官。后来张彤在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武官期间，经历了西藏叛乱、达赖出逃与中印自卫反击战。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武官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好评。尤其是印军前线指挥官达尔维准将被俘，送来北京，由张彤出面接待，数次与其交谈情况，对其做工作，使这位印度将军百感交集。达尔维将军回到印度后，对战争的过程有比较客观的说法，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喜玛拉雅山的大错误》。

        一九五九年九月，张彤进高级军事学院进修学习。经过两年的学习，一九六一年七月就要结业。

        经耿飙和黄镇商量，向周总理报告说：张彤熟悉军事和外交业务，在大使没有找到以前先派他作为临时代办率领建馆小组去刚果建立大使馆。后来，周恩来亲自找张彤谈过一次话。周恩来当时问：“卢蒙巴总理被害死后，那里的局势紧张，情况复杂需要马上就去，还很有可能回不来，你去不去？”

        张彤当即回答：“我可以马上去刚果建馆。”

        张彤率领建馆小组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根据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的要求，中国还准备赠送一批物资给刚果，其中有一架收发报机，是电子管型的，个儿很大，要拆开飞机的门才装得进货舱。经准备就绪后，预定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周恩来总理要在上路前一天下午五点接见，他们都很高兴。

        这天下午五时，刚从上海回来的周恩来在西花厅里接见即将离京赴任的驻刚果使馆临时支部的三个人，张彤、孙浩和王殊。还有陈毅副总理、侨办廖承志主任和黄镇副部长在座。

        见面之后，周恩来先逐个询问了张彤他们三人的情况。

        之后，周恩来讲话就从讲刚果形势开始，并把刚果的形势和当年的中国社会作了比较。他说，非洲的社会情况复杂，会有很多变化，不要把人看死。到刚果后，首先要广交朋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非洲的部族、宗教、经济等。外交部要把研究非洲当作一门学问，很好地研究。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每一件准备工作，连带了多少钱和多少药品都问到了。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基赞加政府现在困难很大，去建馆时不能像到其他国家一样，要人家帮助这个那个的，应该体谅他们的难处，要设法自己克服困难。他还一再交代，刚果情况复杂，你们要准备做俘虏，甚至牺牲生命。他说到这里，又吟诵了毛主席吟诵的那两句诗。

        周恩来留大家吃晚饭，谈至夜深还吃宵夜。

        桌子小人多，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围桌而立。那时候，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桌面上是一大盆菜——豆腐、青菜、粉条。王殊回忆说，一人一大碗，一个大馒头，大家都吃得很香。

        周总理还对张彤说：别人在我这里吃饭都收粮票，明天你们去刚果，粮票就免了。说完总理也笑了。周总理一句话，就使气氛轻松愉快起来，大家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后来黄镇曾对张彤说：“其他的驻外使节赴任哪里有周总理设家宴送行的？我那年坐船去雅加达赴任，只是在广州得总理剥了一个沙田柚吃。”

        周总理谈话，从下午五时到凌晨二时，感情真挚、深谈细瞩。他讲话后，又要陈毅、廖承志再给大家谈谈有关问题。

        大家离开西花厅时，周总理还再叮嘱说：“你们再检查检查，看还有什么事没有想到。”

        大家一起到了陈毅副总理办公室，陈毅和廖承志又谈了两个小时，把可能发生的情况又谈了一遍。张彤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起飞时间将近，大家各自回家，提起行装，直奔首都机场。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总政的多位领导人来机场送行。

        王殊回忆当时情景说：“中央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关心，使大家都非常感动，深知这次任务的艰巨和困难。离开北京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状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境。”

        张彤率领建馆小组，包括二秘孙浩、王殊与翻译夏永安等一行六人。所乘飞机腾空而起，离京西去。在飞机上，他们回味起中央领导人的彻夜谈话，使他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美国人贼喊捉贼，操纵联合国张罗对卢蒙巴被害进行调查

        就在王殊五月中旬离开斯坦利维尔至八月底张彤一行飞赴刚果的三个月期间，刚果复杂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三月间，在第三届全非人民会议上，卢蒙巴被宣布为非洲民族英雄，是全非洲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此后，尽管基赞加政府在经济上十分困难，在政治和道义上，除了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支持外，在国内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向往，其影响和控制区日益扩大。美国与西方害怕由基赞加政府引入“共产主义威胁”，又再设计新的阴谋，设法将基赞加政府搞垮。美国等西方国家先是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回过头来装出正义的面孔，抛弃掉卡萨武布-蒙博托政权与冲伯政权，出人意料地在联合国接纳一项亚非国家的提议，将刚果境内的比利时人、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都赶出刚果，张罗对卢蒙巴及其战友被害案进行调查，并要追查凶手。这一着确实厉害，导致了原来联合在一起的利奥波德政权、冲伯政权和另一个闹独立的卡隆吉政权三方的“邦联”破裂，卡萨武布下令将冲伯逮捕入狱，让冲伯完全承担杀害卢蒙巴的责任。这时，在联合国和美国的撮合和鼓动下，加上苏联的劝说，基赞加政府对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召开刚果国会，选举新政府。其实，这是美国和联合国设置的圈套，旨在引诱斯坦利维尔政权上钩。卡萨武布需要超过基赞加的票数，在取得冲伯关于劝说加丹加议员参加国会的保证后，释放了冲伯。

        七月十三日，刚果议会是这样召开的。联合国军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将利奥波得维尔市郊的洛瓦宁大学师生驱赶出来，然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校园，设置了带电的铁丝网，将议员用直升飞机运进去开会，吃住在校园里，不准外出。外地的议员们携带了夫人来开会，这些夫人们也被拒绝进入洛瓦宁校园。基赞加由于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没有出席会议；但几乎所有卢蒙巴派的议员都来参加了会议。在初次较量中，卢蒙巴派占微弱多数，这将导致基赞加出任新总理。美国和卡萨武布慌了手脚，美国连忙派人飞去伊利沙白维尔，向冲伯施压，让他派加丹加省的八名议员与会，以改变票数上的劣势。冲伯怕再被逮捕，死活不肯。最后加丹加省的八名议员还是没来开会。美国只好另想办法，软硬兼施，向卢蒙巴派议员施加强大压力，并配以许愿贿赂，进行分化瓦解，使他们作出妥协，同意任命卡萨武布派的阿杜拉为政府总理，基赞加为政府第一副总理。

        张彤代办一行人，就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奔赴斯坦利维尔的。

        基赞加对张彤关于坚持长期斗争的忠言听不进耳

        基赞加政府为了打破对方的封锁，让皮埃尔？缪勒尔到埃及的开罗设立外交部的办事处。忠于卢蒙巴的一些外交官如康扎、外交部国务秘书曼迪也设法逃出利奥波德维尔，经历了艰难曲折绕道来到开罗。纳赛尔总统不只一次接见缪勒尔，并亲自为办事处解决困难，提供一切方便。埃及政府和人民以热情的态度欢迎这些刚果的外交官。开罗成了斯坦利维尔政府的外交首都。纳赛尔总统指示航空部门迅速开辟了从开罗飞往斯坦利维尔的航线，主要进行货运，特别是将急需的军火运去。一些第三世界进步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也从这条渠道进入被封锁的斯坦利维尔。

        因此，这次张彤一行进刚果就比上次王殊、钱嗣杰进去顺利得多。

        他们七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二十六日飞抵开罗，经过中国使馆与埃及有关方面及基赞加政府驻开罗的外交办事处联系，正好两天后有运送军火的埃及飞机要去。由于出发前连日辛苦，加上旅途劳顿，张彤一到开罗就病倒了，临去斯坦利维尔那天，还在发高烧。大家劝他退烧再走。他说，总理叫我尽快任，不得拖延。驻开罗大使陈家康见他态度坚决，就叫人用酒精为他擦全身以退烧。

        二十八日深夜，张彤一行很快就搭上了刚果包租的埃及航空公司的运军火飞机。同乘一架飞机的还有卢蒙巴夫人鲍兰和几个埃及外交官。

        飞机夜航了几个小时，在二十九日拂晓时分到达斯坦利维尔机场。机场上没有看见旅客和工作人员，只有守卫和接运军火的官兵。张彤一行下飞机后，正好王殊看见了老朋友基满加带着一些士兵和卡车来接运军火。一经寒喧交涉，基满加同意他们搭车进城。

        建馆小组临时住进斯坦利旅馆。

        中国建馆小组抵达、中国代办是打过许多胜仗的军人，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斯坦利维尔，斯坦利维尔旅馆马上就热闹起来。来登门看望的刚果朋友，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其中有部长、军官、市民、青年学生等。他们十分钦佩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中国八路军、新四军，钦佩在朝鲜战场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中国志愿军，他们要看看这个军人使节。他们还热情送来菠萝、香蕉、木薯、棕榈油等土产。刚果外交部新闻署长是王殊在利奥波德维尔结交的朋友，此时正要去开罗工作，便将自己的汽车交给王殊使用。有些朋友还主动为中国使馆物色馆址。

        八月一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张彤代办在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的陪同下，在总理府向基赞加代总理递交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签署的代办介绍信。从此，中国驻刚果大使馆正式建立。基赞加在同张彤谈话时，好像有些心神不定，说话不多，对张彤针对刚果形势说的有关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斗争的话也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对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对张彤代表中国政府捐赠的一万英镑现款却很高兴地接受了。这几天，是议会开会的关键时刻，虽说基赞加没有去利奥波德维尔开会，但心里一直盯在议会的选举上。在这种情况下，谈话就很短了，张彤代办很快就告辞出来了。当时，张彤还这不知道议会的进展情况。

        晚上，基满加来见张彤代办，说基赞加今天事务忙，没有同你多谈，希望明天下午再谈一下。

        八月二日下午，张彤代办按约前往总理府，结果在院子里太阳下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招呼到会客厅里去。见了基赞加，他还是心神不定，不想多说，一会儿见面就告结束了。稍后才知道，因为就在这天，利奥波德维尔那边带电铁丝网里的议会“选举”已经传来确实消息，他只是得了个副总理。阿杜拉政府正式成立，在内阁二十六名部长中，卢蒙巴派占了十三个部长席位，卡萨武布派占了十二名，另一个所谓中间派占一名。虽说卢蒙巴派占有一半席位，但政府中国防、外交等重要部长职位均为卡萨武布分子所占据。国防部长由阿杜拉兼任，外交部长由原任外交部长邦博科担任。邦博科原来在卢蒙巴政府中任外长，后来投靠卡萨武布，成为反对卢蒙巴的主将。会后，阿杜拉致电基赞加，请他尽快前去就任新职务。西方有评论将这次在洛瓦宁的议会，讥说相当于“选举教皇的会议”。那是指教皇死了，各地红衣主教须立即前往罗马，限期选出新教皇。选举期间，他们被安置在特定的封闭住处，不得同外界联系；还逐渐采取减少供给伙食等办法，迫使他们从速投票。

        据说，基赞加犹豫了好几天，没有答复。

        张彤及时将情况和变化写了报告，急电国内。

        电波从斯坦利维尔发向北京

        根据王殊上次探路了解的情况，张彤一行这次来斯坦利维尔，万里迢迢带来了一些必要的物资。首先就有两部电台，另外考虑建馆后举行国庆招待会而准备的烟酒饮料食品等。

        张彤一行来到之后，解决与国内的通讯联络问题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刚到之初，电台还没有架设起来，张彤非常着急。国内得知张彤一行飞离开罗后，一直联系不上，也极为着急，让驻开罗使馆的中转电台不断地呼叫。

        张彤一行下榻的旅馆不能架设电台，王殊就找老朋友基满加帮忙，探询将电台临时加架设在他家里的可能性。王殊保证，一旦租到房子，就立即将电台搬出。基满加感到很为难，因为电台讯号往往是招致敌机轰炸的目标。

        张彤在拜会苏联驻刚果代办时，也谈到设电台的困难。苏联代办主动表示，在苏联大使馆后花园里有一间放工具的屋子还空着，可将电台设在那里，并交给张彤一把开那间屋子的钥匙。

        张彤是思虑再三，才决定暂时使用苏联使馆这间空屋的。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但考虑到在斯坦利维尔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与国内通报情况听取指示是如此之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经过从北京到刚果一万多里的长途转运，搬上搬下，带去了两部电台都出了毛病。可把张彤和大家急坏了。报务员李祥没日没夜地修了整整两天，在八月二日午夜，终于听到了中国驻开罗使馆电台的呼叫声，李祥开始时十分兴奋，但是对方就是听不到我们这个“刚果台”的声音，双方就是联系不上。李祥又急得热汗淋漓，急红了双眼。

        他取下耳机，打开机器，又修了一夜一天。

        八月三日晚上，开机不久，两下清脆悦耳的“嘀嗒”声在机器里响了起来，双方的讯号终于连在一起了。李祥欣喜若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每天由王殊开车送李祥去苏联使馆后花园的小屋里工作。后来，文革动乱中，此事被造反派说成是“为苏修效劳”，给张彤等人加之以莫须有的罪名。

        不久，就在斯坦利维尔租到了一处房子。大门口挂起了亮锃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铜牌。在刚果的原始森林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设在苏联使馆花园里的电台也搬了回来。从此，电波就不间断地从这非洲心脏地带的原始森林里飞向北京，并不断地得到国内的指示，保证了使馆在刚果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正确地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

        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一见面，就谈到了卢蒙巴之死和刚果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下午，非洲国家在北京的驻华使节都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参加中国欢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晚宴。这些来自非洲的外交官，当时人数还不算多，在京经常来往，彼此已经十分熟悉。他们聚在休息室里寒喧说笑等待宴会开始时，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又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埃及大使还不无妒意地说：刚果大使来北京时间最短，可是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中，能见周恩来次数多是一种难得的荣耀。他们都把周恩来视作中国政坛最有魅力的人物。

        恩克鲁玛总统是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飞抵北京的，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下午，周恩来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了恩克鲁玛总统。之后，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谈到了刚果局势问题。因为中国与加纳都支持基赞加政府，都往斯坦利维尔派了使节。最近几天，周恩来连续看到了张彤代办从斯坦利维尔发来的情况报告，十分关心那里局势的发展和基赞加政府的命运。

        恩克鲁玛观点很鲜明地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认为，卢蒙巴之所以惨遭杀害，是联合国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反而剥夺了刚果合法政府的自卫权利。

        原来，恩克鲁玛与卢蒙巴是很好的朋友，俩人在见面之前就常有书信往返。恩克鲁玛对年轻的卢蒙巴提出过许多忠告，甚至开列书单，推荐给卢蒙巴阅读。他们一九五八年在阿克拉举行的首届全非人民大会上见过面，卢蒙巴在会上的发言给恩克鲁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刚果宣布独立后，加纳虽是小国，恩克鲁玛也曾给予卢蒙巴政府很大的支持。但加纳为支持卢蒙巴政府反对比利时军队入侵而派去参加联合国军的部队，竟成为联合国反对卢蒙巴政府的工具，这却是恩克鲁玛原先没有想到的。对恩克鲁玛来说，不能不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因而，在会谈中，恩克鲁玛对周恩来说：现在联合国又操纵了在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刚果议会选举，联合国是不愿意让卢蒙巴派的基赞加担任总理的。恩克鲁玛很为刚果和基赞加合法政府的前途忧虑。

        周恩来说，我曾经给基赞加捎去口信，目前恢复议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合法政府的影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这在中国革命中也是有经验和教训的；中国政府是支持基赞加政府的。

        周恩来紧急接见刚果大使，希望基赞加不要上当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到了关键时刻，在与恩克鲁玛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立刻见缝插针，安排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贝纳顿在张彤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斯坦利维尔后，他等张彤一行安顿好就又立即返回北京任内。

        贝纳顿告诉周恩来，在这个月初议会选举完后，尽管阿杜拉催促基赞加去利奥波德维尔就任，已经两个星期了，基赞加还是留在斯坦利维尔。

        周恩来真诚坦率地对贝纳顿说，卢蒙巴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希望基赞加不要再上当。《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一书中，记载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

        今天下午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总统会谈时曾谈到了刚果问题，听取了他对刚果问题的意见。既然基赞加最后决心未下，我们仍然坚决支持基赞加合法政府，而且支持他留在斯坦利维尔的立场。我在托大使带回口信时，就曾预料到这种情况。自从刚果引进联合国后，刚果的自决权就受到了损害，给联合国以干涉刚果的权利，对自己很不利。重开国会，靠联合国担保，也就是靠美国支持，这是靠不住的，一定会受联合国影响。这次重开议会是联合国担任的，当然受联合国影响。联合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联合国支持卡萨武布当国家元首，联合国不支点基赞加当总理，联合国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第二个问题，授权给联合国可以解散民族武装，结果一部分爱国军队被联合国解散了，而冲伯等反动武装却未被解散，对自己很不利。在国会中原来卢蒙巴派是占多数的，而现在把国会放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在卡萨武布控制下召开，在联合国、外国人进行活动下召开，等于把刀柄授给人家，等于自己解除了政治武装。一种是决裂，一种是又一次上当。卢蒙巴上过一次当，现在基赞加也可能再上一次当。民族运动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取得了经验以后就会更聪明更智慧。我们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这种经历。

        张彤得到指示，最后等至基赞加离开斯坦利维尔才降旗撤馆

        就在周恩来在北京与贝纳顿谈话的二天后，八月十六日，一架联合国标志的飞机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在洛瓦宁晓园里选上总理的阿杜拉飞来这里，基赞加带着人在机场迎接。选举结束半个月了，阿杜拉发过两次措辞热情的电报，请基赞加去新政府就任。基赞加还是坐镇在斯坦利维尔不动。洛瓦宁会议选出的新政府，只有一些西方国家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独立国家都仍然只承认斯坦利维尔政府。操纵议会选举的联合国人士也焦急了。于是，经过一番密谋以后，阿杜拉就搭乘联合国的飞机“躬身来请”了。

        当天，基赞加举行了仪式，欢迎阿杜拉的到来。双方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和解的，阿杜拉没有忘记赞扬伟大的卢蒙巴。会后，这位参与迫害卢蒙巴的阿杜拉还去卢蒙巴纪念碑献花和默哀。

        当时，苏联当局也劝说基赞加到利奥波德维尔去。

        这天，基赞加决心去利奥波德维尔赴任了，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斯坦利维尔的卢蒙巴合法政府，而去利奥波德维尔参加美国操纵联合国泡制出来的阿杜拉政府。基赞加要在一个多月以后，才意识到他这个决定是悲剧性的决定。

        八月十七日下午六时，基赞加在总理府召集各国使节开会，在会上介绍了阿杜拉与使节们见面，张彤代办也参加了会议。基赞加在会上宣布：刚果统一政府已经成立，我已经接受担任副总理职务。因此，这里（斯坦利维尔）的政府即告结束，但本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仍然有效。他希望驻斯坦利维尔的使节所代表的国家承认阿杜拉政府，并将大使馆迁往利奥波德维尔。

        八月十八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举行万人大会和阅兵式，欢迎阿杜拉。

        在阿杜拉在斯坦利维尔活动的期间，张彤代办根据国内的指示，约见了基赞加，根据周恩来总理与贝纳顿谈话的精神，希望基赞加要注意卢蒙巴的教训，不要上当，要有信心依靠人民，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斗争。中国政府表明了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中国方面这些中肯的意见没有被基赞加等人所接受。

        基赞加并非没有认识到依靠人民、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但他还是妥协了。当时，基赞加极为矛盾，心情极为苦闷。他私下对张彤说：联合国是刚果一切混乱和危机的根源。从一年来的事件中得出教训，我们不能相信空话，依靠实力才能争得平等。他深感敌人力量强大，自己没有实力，而友好国家援助的物资又无法运到。有些民族主义议员也对斗争倦怠，感到前途无望。他的真实思想是，与其被敌人全部消灭，不如暂时妥协，再作打算。

        当时阿杜拉政府执行亲美政策，已经与台湾当局“建交”，台湾“大使”沈琦已经住在利奥波德维尔。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部指示驻斯坦利维尔的中国使馆，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刚果人民斗争支持到底的决心，中国使馆只有等基赞加去利奥波德维尔以后，才能下旗撤馆回国。

        范振水在《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一文中记述了张彤在离开斯坦利维尔前，与基赞加辞行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张代办去利奥波德维尔总理府向基赞加辞行，表示因为利奥波德维尔政府一年前已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不能迁往。

        基赞加再三挽留说：“如果你们目前就决定撤离，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以后的苏联代表也会这样，基赞加就更没有力量了。”

        张彤说：“阁下已经宣布了卢蒙巴政府的结束和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刚果的内政，我们无意干预。阿杜拉政府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国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此我们必须离开。”

        基赞加说：“如果你们目前就撤走，那就好像是在半路上把我们抛弃了。”

        张彤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刚果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给予了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援助。中国是最早承认和接受阁下所领导的卢蒙巴合法政府外交代表的国家之一。在形势最艰危的时候，我们又来到这里。”张彤最后表示：“考虑到阁下新表达的愿望，我们可以在此暂留一个时期，同阁下保持个人联系。”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基赞加在总理府再次召集外国使节会议，宣布他将随阿杜拉去贝尔格莱德参加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后，他再从贝尔格莱德直飞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新政府副总理。卢蒙巴合法政府从此结束了。

        基赞加乘坐的飞机刚刚起飞，联合国的运兵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斯坦利维尔一片混乱，空降来的联合国约三、四千人的部队，占据了机场、水电站等重要据点，和当地军队一起在大街上巡逻。紧接着，利奥波德维尔电台宣布，阿杜拉政府内政部长贝尼奉命接管了东方省。

        九月十四日下午，张彤代办来到刚果军队总司令伦杜拉将军的官邸向他辞行，他已被任命为阿杜拉政府的内阁部长。中国使馆建立后，伦杜拉将军常来作客，也能说心里话。张彤拿出原来准备开中国国庆招待会用的茅台酒和食品招待他。此次，看见张彤来辞行，伦杜拉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他对形势甚感忧虑，言语间流露出的心情是：进亦忧，退亦忧。

        九月十五日傍晚，如血的残阳照着苍莽的热带原始森林。中国驻刚果大使馆举行闭馆仪式。

        张彤、孙浩、王殊等六名馆员站成一排，向缓缓降下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闻讯赶来的刚果朋友在编使馆院内站了一大片。许多人热泪滚滚，向中国外交官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

        降旗之后，孙浩、王殊驾车来到刚果河边，将大使馆的铜牌抛入汹涌奔流的波涛之中。

        晚上九点，使馆电台和开罗中转台进行了最后一次电讯联络。

        九月十六日中午一时，张彤代办一行六人来到斯坦利维尔机场登机启程回国。伦杜拉将军到机场送行，舷梯旁，将军还命人端上了香滨酒。

        登机的时间到了，大家长时间地热烈握手、拥抱，以致航空小姐两次催促登机。飞机起飞后，透过机窗可以望见伦杜拉将军还一直贸着烈日，站在原地朝渐渐远去的飞机挥着手。

        上当的基赞加被囚禁在刚果河口的一个荒岛上

        果然如周恩来所预料的，基赞加上当了！

        九月初，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上，每个与会国家只有一个领导人发言，在九月五日的会议上，却有两个刚果领导人发言——阿杜拉和基赞加——先后发言。基赞加在发言中公开承认了新政府的合法性。

        基赞加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言后，东方集团的国家陆续承认阿杜拉新政府。对卡萨武布来说，目的达到了，基赞加也就失去利用价值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闭幕后，基赞加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只住了将近一个月，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空有其名的第一副总理。阿杜拉跟随卡萨武布，执行完全亲美、亲西方的政策。他不相信阿杜拉，对阿杜拉投靠美国的做法十分反感，他根本左右不了新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他后悔了，已悔之晚矣。但决定要离开利奥波德维尔。

        同年十月四日，基赞加又回到了刚离开一个多月的斯坦利维尔。相信他不会不想起周恩来两次捎给他的肺腑之言。他想重头来，他想在东方省、基伍省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借以牵制阿杜拉，迫使阿杜拉政府解决加丹加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冲伯集团，收复加丹加，恢复刚果统一。他在斯坦利维尔重建了卢蒙巴主义政党，还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卡萨武布和阿杜拉对基赞加出走后的做法十分惊恐和恼怒。但基赞加此举也引起了卢蒙巴派的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基赞加的做法不满。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刚果议会在阿杜拉的要求下，通过决议：勒令基赞加在四十八小时内返回利奥波德维尔。基赞加表示不能服从。议会再次开会，罢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剥夺了他的议员豁免权，并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在斯坦利维尔，刚果政府的部队去执行逮捕令，与忠于基赞加的三百人的部队形成对峙。基赞加的部队在他的住宅附近设置路障，构筑防线。双方发生激战，十多人阵亡。阿杜拉请求联合国军增援。联合国军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将基赞加住宅周围地区包围起来。忠于基赞加的部队虽说作战英勇，终因寡不敌众而被缴了械。一月二十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被捕，随即被押送流放至刚果河流进大西洋入海口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布拉姆邦巴岛上。

        一九六六年间，基赞加设法逃出了刚果后曾要求到中国来，中国已同意。但是当时苏联将基赞加视为宝贝，设法将他弄到苏联，配上一个苏联老婆，寄希望于他东山再起，便于苏联与美国争夺刚果。后来，过了一段时候，苏联看到蒙博托政权已经巩固，认为基赞加成不了大器。便又想把“包袱”扔给中国。基赞加多次从苏联向中国驻外机构提出，要求允许他移居中国，被婉言拒绝。

        在基赞加被逮捕后不久，卢蒙巴的战友、前国民教育部长皮埃尔？缪勒尔在克韦卢省举起民族独立解放旗帜，扩展至东方省，并在斯坦利维尔建立了爱国武装，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六月间，缪勒尔访问了北京。

        在称赞了大胡子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曾涛有一百万人给他鼓掌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一大早，曾涛应邀来到哈瓦那著名的西雅卡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人海如潮。古巴外交部礼宾司曾预先通知，请新华社分社长曾涛与中国贸易代表邹斯颐出席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特别嘱咐了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曾涛觉得有一点不寻常，和新华分社的同志一起研究。鉴于当时中古还没有建交，台湾驻古巴“大使”刘驭万还在哈瓦那，有人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名堂吧！究竟有什么名堂？大家都说不上。最后的决定是：该去，这个行动至少说明古巴重视中国，对发展中古关系是有利的。

        曾涛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是记者身份，竟然被礼宾司官员请到主席台第一排显眼的位置。气氛确是不寻常。宣布开会后，以擅长激情演说著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滔滔不绝地抨击美帝国主义攻击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内政，对美国操纵下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四天前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进行逐点批驳。这个《宣言》还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古巴的支持进行了攻击和污蔑。每当他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时，会场上就会扬起手臂的森林，就会响起震彻云宵的口号：“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在卡斯特罗驳斥了《宣言》中对苏联和中国的污蔑后，忽然加大声音地对广场的群众说：“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会场上百万人举起双手，以雷鸣般地吼声回答：“同意！同意！同意！”

        这时，卡斯特罗宣布：“中国的代表已经在这儿。”

        他说罢，并转身将手指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曾涛。曾涛已经鼓着掌站起来。卡斯特罗走到曾涛跟前，把他拉到讲台旁，握着他的手高高举起，向全场群众高声说：“从现在起，断绝古巴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

        这时候，广场上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高呼“中国！中国！”各种帽子在广场上空飞舞，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终身难忘。主席台上的古巴政府的部长们和外交官纷纷过来与曾涛等中国人握手祝贺……

        这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哈瓦纳宣言》。《宣言》中说——

        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批准它和全世界人民的友好政策，重申它也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外交关系的意愿，并且从现在起，运用他它的主权和自由意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要断绝到今天为止古巴还和福摩萨的美国第七舰队支持下的傀儡政权保持着的关系。

        大会之后，古巴外交部把台湾当局的“大使”刘驭万叫到外交部，限他七天之内离开这个岛国。

        当毛泽东在第一时间看到有关上述情况的简要材料时，格外高兴地说：“这个美洲的大胡子真有一套，还懂得群众外交。我们这个曾涛好厉害，有一百万古巴人给他鼓掌呐。”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阿尔及利亚宣告正式独立，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消息传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物色一个得力的大使派往阿尔及利亚。几经考虑，陈毅外长想起了刚从古巴回来不久的曾涛。

        曾涛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对他是太熟悉了。

        曾涛是江苏泰兴人，原来名叫曾海仙，人们笑称他为海上来的神仙，他就改名为曾涛了。年轻时读师范，毕业后在泰兴、南京、常州一带的小学任教。“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投身抗战的革命热情奔赴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第二年被派往浙江敌后事秘密工作，这年五月加入共产党时，年纪为二十四岁。后来多年做党政工作。一九五二年夏天调到上海，在陈毅市长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春转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一九六〇年曾涛调入外交部，同年以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的名义赴古巴，担任中国驻古巴的外交代表。一九六一年春回国，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曾涛政治性强，经验丰富，办事稳健、练达，善于做协调工作。

        周恩来很快就决定了对曾涛的任命。

        一九六二年八月间，陈毅叫曾涛到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谈话。陈毅一见他进门就说：“周总理决定调你去阿尔及利亚当大使，你没有意见吧？”

        曾涛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有些犹豫而答不上话。

        陈毅严肃地说：“这是一次重要使命，可以锻炼你，你应该勇敢地接受这一任命。”

        曾涛问：“你看我当大使行吗？”

        陈毅说：“行呵！你在古巴不是做得不错嘛，到阿尔及利亚也会做得好的。”

        曾涛在出国之前，参加了周恩来对回国述职和休假的大使们的接见。接见结束，周恩来将曾涛叫住留下。周恩来对他说：“曾涛同志，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一个很重的国家，应该早些去做工作，你看能不能和他们明天一起走，时间是紧了一点，你来得及准备吗？”

        原来周恩来安排了一架专机，明天就送大使们转道香港返任，也想要求曾涛一起走。曾涛没想到他这个刚刚宣布的大使也立即走，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问题，一个晚上可以准备好。”

        周恩来高兴地笑了。

        早到的苏联大使，被排在中国、南斯拉夫之后递交国书

        曾涛大使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飞抵阿尔及尔的。那时候正在物色馆址，暂时住在旅馆里。曾涛刚到不久，正在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外交部联系递交国书的事宜。没几天，苏联大使就来看望。俩人就聊起天来。谈了一些别的话题后，这位苏联大使突然问曾涛：“曾大使，你有没有研究过英国的礼宾规范？”

        曾涛不解其意，反问道：“你怎么想起要问我这个问题？”

        苏联大使按柰不住就发起牢骚来，忿忿然地说：“你知道吗，按国际通用的英国礼宾规范，先到的国家应该先行安排递交国书。你知道吗，我到阿尔及尔已经两个多月了，至今还没轮上。反而是一些后到的大使，刚到达没几天，就被请去递交国书了。他们这么做是违反礼宾规范的。”

        没等曾涛说话，这位大使又说：“礼宾是把刀，如果不顺着礼宾规范办事，就会伤害到自己。”

        曾涛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尊重驻在国的安排应该是礼宾上的首要原则。为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亲身感受，是他们作出这种安排的依据。如果说有什么刀子的话，实践的考验才是一把真正的刀子。”

        苏联大使无言已对，话不投机，说了几句到阿尔及利亚的感受和“今后多联系”就告辞了。

        当时的苏联到底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上能与美国抗衡的堂堂超级大国。再说这位大使，身份也不轻，在斯大林时代担任过农业部长。为什么驻在国政府让人家等了两个多月都还没安排上呢？

        这个问题倒引起了曾涛的兴趣。

        原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埃及开罗宣告成立，好些阿拉伯国家与亚非进步国家都陆续给予承认，而苏联迟迟不予承认。过了两年，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访问法国时还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千百万的利益，苏联承认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当然，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伤害了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感情。等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达成埃维昂协议后，苏联的承认才跚跚来迟。苏联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也是从一九六二年初才开始的。

        曾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阿尔及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到达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告诉他说，阿政府决定先接受阿联等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国书，然后按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先后，安排各国大使递交国书。只有法国例外，因为法阿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大使任外交使团长，所以第一个呈递。对于驻在国政府从政治上考虑作的这种打破常规的安排，曾涛表示了尊重。他觉得，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曾涛后来才知道，尽管苏联大使早来了两个月，阿政府要等中国大使到任，在中国大使递交国书之后，才让他递交。

        在万隆，几个阿尔及利亚人在走廊等候周恩来

        阿尔及利亚人心中有一杆秤。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期间的一天，在召开大会的万隆红白大厦里，有几个北非男子在走廊上徘徊。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决阵线的领导人，那个时候他们的组织宣布成立还不到一年，五四年十一月在奥雷斯山区，他们的五百名战士使用蹩脚的意大利短枪举行奥兰起义，英勇壮烈，结果被法国殖民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仍在深山里坚持斗争。他们需支持。他们听说在印尼万隆召开讨论有关民族独立解放的亚非国家会议，他们就自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府，因而东道国没法发出邀请，他们虽不是代表，就自己来了。他们相信能在万隆找到朋友，找到支持。有人告诉他们，可以找一下中国总理周恩来。据采访过周恩来的作家韩素英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记述——

        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守在走廊里等待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努力争取独立与自由。中国一定会支援他们武器、弹药和装备，但这场仗一定要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打。

        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到：“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在被迫地进行武装抵抗。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对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也不能不深切关怀。”

        周恩来在万隆说的话是算话的。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向其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一九五八年四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周恩来就真诚地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但如果采取直接提供的方式，可能会为某些西方国家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提供新的借口，从而增加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困难；因此，中国的军事援助将通过第三国来提供。阿尔及利亚方面对周恩来这一考虑深表赞赏。中国为他们在中东和东欧购买的武器装备提供资金付款，并挑选阿尔及利亚军官到中国进行训练。这在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属首例。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当天，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寻求给予承认。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所遭受的恐怖的考验一直得到阁下和过去也曾饱尝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的最深切的同情。鉴于光荣的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巨大支持，……我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是最先承认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十三时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之一。”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阿巴斯发去贺电，陈毅外长给阿临时政府外长穆罕默德.德巴金去电，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临时政府，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当时法国有些政界人士提出，希望中国若先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便可实现中法建交。如能实现，这在美国策动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当时，无异将是中国打破封锁的重大突破。为此，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以参议员的身分访华，探询这一可能性。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答：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临时政府成立至一九六二年七月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中国先后接待了八个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其中政府代表团四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军备和供应部长马哈茂德.谢里夫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九年三月奥马尔.乌西迪克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一九六〇年五月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九六〇年九月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主席还破格地接见有的代表团。据记载，毛泽东对克里姆.贝勒卡塞姆副总理兼外长说——

        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支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万岁，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就是一九六〇年中国遇到严重的灾难，在本国经济处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没有中断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法阿之间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中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一同从突尼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朝阿尔及尔进发。在路上同走了五天，中国记者到处受到欢迎和优待，而苏联记者到处向阿人民道歉，承认苏联过去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是一个错误。

        在曾涛大使到达阿尔及尔两星期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理本.贝拉递交了国书。之后是南斯拉夫大使，然后才是苏联大使相继递交了国书。

        将法国总督住过的花园洋楼赠送给中国作使馆馆址

        为感谢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阿尔及利亚政府赠送一幢花园洋楼给中国做使馆馆址。这也颇使正在筹建使馆打算买楼的其他国家使节甚为羡慕。

        这幢洋楼座落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烈士”大街上。地段很好，原是法国人的产业，据说有一位法国总督住过。主楼两层，有两个网球场和一个小型家庭游泳池。主楼前后都是花园，有不少桔子树和一些枇杷树。大门旁有一座两层附楼，下面作传达室。曾涛大使去看了后觉得房间虽不多，却很精致，加上环境优雅，是个很不错的馆址。有人告诉他，法国人撤离后，此所花园洋楼是阿尔及利亚一个高级军官居住，阿政府领导人亲自做工作，请这位军官搬走了。

        曾涛大使到任不久，感受到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困难很多。首先遇到的就是法国秘密军组织“O.A.S”的破坏。以萨兰将军为首的法国右翼军人，反对戴高乐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在法阿签定埃维昂协议后，以代号“O.A.S”组织秘密地下军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在法国策划刺杀戴高乐，还大肆在阿尔及利亚用武装力量进行破坏、捣乱与暗杀，使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首都阿尔及尔社会治安甚为混乱，爆炸与枪杀事件频频发生。阿政府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对付他们。到六二年初，虽说秘密军组织嚣张气焰已被打下，但仍然时有活动，署名“O.A.S”的反动标语到处都是，夜间还时而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曾涛熟悉了的阿政府外交部长赫米提斯，是个很年轻而有才干的外长，就在六三年春在首都被秘密军暗杀身亡。曾涛也参加了阿政府为其举行的隆重国葬，在炎热的阳光下跟随灵车走过好几条大街而去墓地。

        另外是经济上的极端困难。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政府一下子就撤走了几十万法国人，从工具、机器到桌椅、电话等，他们几乎把可以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留下的是瘫痪了工厂、无人管理的农场和大量失业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也很困难，办公楼里空荡荡，没有桌椅，电话不通，部长办公室里连一张纸也没有，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没钱吃饭、没有住处，到处赊账。曾涛大使到处奔走，积极联络，促成中国赠送了一批粮食、药品和衣物等物资，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二亿五千万法郎的长期无息贷款，为帮助阿尔及利亚恢复经济作出了贡献。

        参观卡巴斯——敌人殖民统治心脏地区里的革命根据地

        曾涛到任后，广交朋友，到处访问。他在阿尔及尔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市中心著名的卡巴斯区。这儿是很著名的抗法战斗英雄地区，是在敌人殖民统治心脏地带里的革命根据地。卡巴斯是阿拉伯居民区，是典型的阿拉伯式的房屋和街道，街面很窄，高低不一，七拐八弯，大都有台阶上下，两边房屋店面紧相连，车辆不能进入。当年抗法战士根据需要设计了许多暗门、暗道，使各家的房屋内部都互相连通来往。陪同曾大使参观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带着进入一家居民的房屋，明走暗转，却从另一条街的另一家门出来了。还带他们参观了过去的修械所、供应站、急救站等。这儿是打击法国殖民军的战斗堡垒。这个地区既然在市中心，敌人绝不会甘心，就会产生特别激烈和残酷的战斗。拥有先进武装的殖民军多次袭击和搜查，围剿抗法战士，迫害无辜居民，敌人也付出很大伤亡的代价，以至于后来不敢进入这个地区，这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曾涛参观后很有感触地对主人说：“卡斯巴地区使我想起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虽说城乡条件不同，但斗争的英勇、顽强、机智和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甚至在最边远的地区，人们都熟悉毛泽东的名字

        曾涛在阿尔及尔以及奥兰、特累姆森和赛依达等省，接触了各级领导人，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法斗争的战士，他们都会领中国客人参观当地民族解放阵线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叙述那些英勇斗争的故事。他们都会与这些可歌可泣的斗争联在一起地谈到中国，谈到毛泽东。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谈起中国红军的长征，说长征的动人故事激励着他们当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到底。他们都会谈起中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无私的援助，有人会拿出自己用过的来自中国的毛毯、军装、皮带和鞋子等物品，他们珍藏着作为很有意义的纪念品。曾涛也总是说，援助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义务，你们的胜利也鼓舞着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力量有限，所以援助也是不多的。

        最令曾涛惊讶和感动的是，无论是在城镇、乡村、农场或是很偏远的山区，甚至沙漠地区，毛泽东的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毛泽东著作是人们所喜爱的，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还成为了战士手中的武器。当人们得知他是从中国来的，都会对他谈起毛泽东，谈起毛泽东著作。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代，阿尔及利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毛泽东著作秘密携带进奥雷斯山区、卡比利亚游击区，带进敌人的监狱。那个时候，无论在边境的山地军营，或是荒无人烟的高原岩洞里，总可以从抗法战士的书架、桌子上，找到毛泽东著作。这些法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有的已经又破又旧，许多人已经读过它，有的书上还有阿拉伯文的眉批和随感。他们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歼灭敌人。

        奥兰省省长塞图蒂在向曾涛介绍了奥兰地区的各种情况后，就说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过去曾经读过法国共产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向曾涛索要新版的毛选法文版。

        在阿尔及利亚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法国共产党过去出版的法文版在此流行很广。还有一些毛泽东著作是阿尔及利亚的各种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带回来的。另有法国军方内部印行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法军在印度支那屡遭重创，知道越南人民军运用毛泽东战略和战术屡打胜仗，法国军方除了在其圣西尔军校开设了讲授毛泽东游击战的课程外，还内部印发了一批毛泽东军事著作。原法国军队中就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就得到了这些毛泽东著作，投身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后，就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打击法国殖民军。特别是有一批从印度支那回来的阿尔及利亚军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更是津津乐道。

        一九六三年，曾涛到任后在阿尔及利亚举办的首次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上，看到阿尔及利亚群众对毛泽东著作十分欢迎，展览期间，一共出售了毛泽东著作四千多册。

        坦噶尼喀的古代中国瓷器碎片多得可以“整铲地铲起来”

        达累斯萨拉姆在望了！

        当飞机飞临东非高原沿海的狭长地带边缘的一个城市上空时，从渐渐低飞的机舱俯瞰，景色是格外壮观的，一边是苍苍莽莽的高原，另一边是深兰缎子般的印度洋，在中间夹着那些耸立的城廓，造型独特的宫殿和清真寺，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的石砌高大房子。这就是刚独立的坦噶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何英是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底飞抵这里的。他曾说：我是乘坐现代最迅速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但在很久以前，我的祖先们最早来到这里时，是乘木船飘洋过海来的，我们都是带着友谊而来的。

        张云逸大将与何英都是海南岛老乡，有一次俩人见面时戏言：说不定我们祖先都曾跟随郑和乘船去过你当大使的地方，然后下西洋回来就留在海南岛了。

        已经有史料和文物证明，唐代已经有中国人到达东非各国。在肯尼亚挖掘出唐代的青白瓷器，在桑给巴尔发现唐代的钱币。当过宰相的唐代旅行家贾耽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中国到波斯湾及其以西的海上交通线，并说这条路线的终点是“三兰”，还说从阿拉伯半岛南部海岸往南航行二十天即可抵达“三兰”。根据航行日期说明“三兰”不是在比较近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但总之是在东非海岸，很可能就是在坦噶尼喀某地。依照这个记载人们可能得出在唐代中国已经到达东非的判断。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在中世纪之初就到达了东非。

        经过考古的挖掘，在东非沿海的许多地区，例如桑给巴尔、基尔瓦、希腊瓦等地发现了不少宋代的钱币和瓷器。特别是在基尔瓦，挖掘出来的瓷器与瓷器碎片多到不能胜数的程度。在阿拉伯人中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中国人由于有一时期国内的大不幸，曾将他们的贸易迁移到黑人海岸外的岛屿上。一一五四年艾德里斯说：“中国人把他们的货物运到桑给巴尔。”

        中国古籍《宋史.层檀传》上说：“层檀国在南海岸，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各国，乃至广州。”许多学者都认为，层檀即桑给巴尔，这则材料说明东非人已直接到中国做生意。当时，层檀（桑给巴尔）盛产的丁香也运至中国。

        记栽：“层檀国……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始入贡。……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使保顺郎将层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宋会要辑稿》也有记载：“熙宁四年七月五日，层檀国遣使层伽尼，防授官那萨奉表贡真珠、龙脑、乳香、玻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元丰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物指阙谢恩，诏直多给舟令赴阙。”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当时层檀国使节层伽尼两度访问中国，并赠送礼物。宋神宗下令派船专程接送层伽尼到京都，赠送大量白银和礼物，并封其为保顺郎将。有人认为，这可以算为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

        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船队到达东非海岸，中国和非洲的交往达到了高潮，使明代成为中国与东非交往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东非经济和文化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明代中国的瓷器和瓷器碎片在非洲许多地方，从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噶尼喀、肯尼亚、马达加斯加以及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德兰士瓦，到处都有发现。据说，坦噶尼喀的中国瓷器和瓷器碎片多得可以“整铲地铲起来”，多到惊人的程度。“中国不断地从东非输入象牙、犀角、琥珀、乳香等珍贵产品，以及驼鸟、长颈鹿、犀牛、斑马等珍贵的野兽”；东非各地则从中国不断得到他们所喜爱的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时至今天，坦噶尼喀人都还喜欢使用瓷碗、瓷盘和瓷壶，还用瓷器作房屋和坟基的装饰品。

        就在明代与东非的关系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时，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与东非的传统友好关系遭到破坏，被迫中断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当天即与中国建交。周恩来很快就点将，让当时担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的何英出任驻坦噶尼喀首任大使。何英在赴任前，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当他了解和研读中国和东非的有关史料时，感慨万端。

        跟许多老乡一样，他早年离开老家海南岛，飘洋过海闯南洋，刚十五岁就在海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后来还担任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马来亚共产党马六甲地委书记、马共中央巡视员等职。一九三五年在马来亚被捕入狱，次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解放战争中在第四战军主力四十一军一二一师任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然后调入外交部成为外交官。一九五〇年，出任过中国驻印尼雅加达领事馆总领事兼驻印尼使馆公使衔参赞。一九五四年，任中国驻蒙古大使。一九五九年任外交部西非亚洲司司长。

        这次他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次不像小时飘洋过海闯南洋了，他这次“飘洋过海”，含义已经大不相同，是代表在东方崛起的新中国出使东非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坦噶尼喀，感到中国与东非的关系在经历了昔日的繁荣而中断几个世纪后，必将掀开新的更辉煌的一页，他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间，在参赞李钧一行赴坦建馆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何英和李钧。陈毅对使馆工作作了明确指示。陈毅说：坦噶尼喀地位很重要，周围有许多国家在争取独立，你们有工作可做，首先要巩固在坦噶尼喀的工作阵地，然后再向附近国家开展工作。

        一九六二年三月间，何英启程赴任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接见时指示：北非埃及的纳赛尔、西非加纳的恩克鲁玛和东非坦噶尼喀的尼雷尔都是非洲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我国驻埃及、加纳的使馆都已经开展工作了；这次坦噶尼喀是英属东非联邦头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尼雷尔不搞两个中国，主动邀请我们派代表出席其独立庆典，又迅速同我们达成建交协议，他这一着颇富远见，但不可能没有阻力。英国不会轻易撒手离去，那里情况仍是复杂难卜的。使馆要悉心调查研究，遇事多商量，多动脑子，注意请示汇报。

        何英乘坐的飞机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徐徐降落，李钧参赞带着建馆组的同志和坦噶尼喀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已经在舷梯下挥手欢迎。

        马及马及起义和义和团起义处在同一个年代，两国人民遭受相同命运

        在达累斯萨拉姆有这么一句话：你若是不懂马及马及起义和尼雷尔，你就不懂得坦噶尼喀。

        何英当然要懂尼雷尔，要与尼雷尔交朋友，这是在临行前周总理叮嘱过了的。他在坦噶尼喀拜访各方面的领导人、部长，在广交朋友时，无论是官员或是城乡居民，在谈到民族独立、谈到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他都会听对方谈到马及马及起义。他读到尼雷尔一九五六年那篇在联合国作的著名演讲中，就讲到马及马及起义。尼雷尔说：“人们之所以进行战斗，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白人有权统治和开化黑人。”

        马及马及是什么？马及是本地斯瓦希里语中的圣水。

        是上帝让一个传奇人物带来人间的。这个人的名字叫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他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殖民统治时代。

        传说那是在一天早上，他用肚皮走路，手臂朝前伸去，许多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看见了，而且想拉住他的腿，向后扯，但拉不住。最后，他走进水塘里消失了。会游泳的乡亲们潜水去找，始终没有寻到踪影。他的亲属在水塘边守候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原来穿的衣服一点都没有湿。大家朝他欢呼，他显神了！

        他是一个“姆甘加”即乡村医生，家住坦噶尼喀南部苏菲季河南岸的恩加兰比。从此，他自称是上帝的使者，能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人间的救世主。上帝派他来赐“马及”即圣水。要把苦难的人民从德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他说在他的家乡恩加兰比有圣水泉，流出的圣水有超人的威力：施在庄稼地里，可以获得丰收；人喝了它，可以逢凶化吉，德到健康和幸福；战士身上涂了它，可以刀枪不入，德国佬的子弹射在身上，可以就像雨水打在涂了油的身子一样滑落下地。

        于是，他号召人们：杀死德国佬！把德国佬赶出去！他要求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非洲人是一家，不管是波果人、基奇人还是马图恩比人”。他预言，非洲人世世代代憧憬的幸福王国就要实现。金吉基蒂勒不断地举行秘密集会，从家乡扩散至姆文盖人、基帕蒂木人、马图姆比人居住区。在秘密集会上，大家诉说德国鬼子统治下的苦难，传播救世主的预言。他用宗教包装下进行的说教，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广大坦噶尼喀人的觉悟提高了，思想发动起来了。

        人们纷纷载歌栽舞，到恩加兰比向他朝拜。他们在恩加兰比留宿。晚上，点燃了一堆堆篝火，在跳动的火焰边，他们分队分组跳利金达舞。实际上是借跳民间舞，用暗语进行军事训练。头衔为姆波科希的人在带领跳舞。姆波科希嘴里唱着歌，手里总是拿着一把拂尘，身上携着一个药葫芦，踏着舞步，走到人们面前给他们洒圣水。下面是具体情景——

        姆波科希下命令：“立正。”

        战士们齐声答：“是的，立正。”

        “你们带的是什么？”

        “我们带的是豆子。”（意为带的是子弹。）

        “什么豆？”

        “藤蔓生的豆。”（藤蔓爬行植物，意指向战场前进。）

        “藤蔓生豆？”

        “藤蔓生豆。”（意为：是的在前进。）

        战士们边走边重复着暗语。

        姆波希科又下令：“立正。”

        战士们边做动作边重复：“是的，立正。”

        “转和黑水。”（意指面向印度洋。）

        “消灭红土。”（暗指消灭欧洲人。）

        “消灭！消灭！消灭！”

        战士们喊着口号，边向前进，边做出打枪的姿势。

        他们被洒了“圣水”马及后，第二天一早就各自回家了。当时在场的德国人甚不以为然，以为他们是在举行愚昧可笑的民族活动。

        金吉基蒂斯勒派自己的信徒和战友到各地去赐“圣水”，发动与组织群众，并进行军事训练，做好起义的准备。

        一九〇五年七月，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终于爆发了。在基尔瓦基温杰附近，马图姆比族青年与德国殖民者在种植园的棉花地里发生冲突，受到残酷迫害。马图姆比人愤怒了，纷纷拿起木棍、长茅、刀枪，揭竿而起，冲向殖民据点基巴塔。慌忙躲藏在德国大种植园主霍弗被打死。起义者乘胜前进，扩展开来，袭击德国人种植园、贸易站、官员的官邸、移民们的住宅。马图姆比的行动揭开了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的序幕。

        金吉基蒂勒得到马图姆比人起义的消息后，极为兴奋，立即派出特使去各地，号召人民马上起义以配合和支援马图姆比人的战斗。但不幸的是，起义刚刚开始，金吉基蒂勒就被俘虏，遭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终被德国殖民者用绞刑架绞死。金吉基蒂勒成为坦噶尼喀的民族英雄。他的牺牲，对起义是巨大的损失。但他播下的火种，在各地燃烧成为燎原大火。他的战友，猎象能手阿卜杜拉？潘达成为起义的领导者。马及马及起义有如暴风骤雨，席卷了达累斯萨拉姆至基洛萨以南、基洛萨至马拉维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起义的高潮是潘达率领起义大军，经过激战，在城市居民配合下，攻占了德国殖民者重兵据守的城市利瓦累。接着，又进攻有坚固工事和大量守军的马亨格城。在城头工事里德国机关枪的猛烈扫射下，起义军冒着弹雨，冲锋陷阵，最后冲上了城楼，缴获了十多挺机关枪。德国守军弃城逃窜。德国殖民者有如惊弓之鸟，龟缩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一些被分割的据点里。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配有里艘巡洋舰的德国强大舰队载着大量援兵赶来。德国殖民者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德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马及马及战士开始使用游击战术作战。德军采用残酷的“焦土政策”和“饥饿战术”来对付起义军。德军所到之处，居民惨遭杀害，房屋被烧光，庄稼被捣毁，牲口被抢走或打死。至一九〇七年一月，潘达率领的起义军残部在原史森林里全部被歼，潘达也被杀害。马及马及起义最后失败了。

        德军扫荡下来，坦噶尼喀丧失了十二万人口，南部地区化为一片废墟。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英国取代德国对坦噶尼喀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于一九四六年通过决议将坦噶尼喀改为“托管地”，仍由英国统治。在殖民统治的压榨下，坦噶尼喀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独立前的人均收入仅为五十七美元。……

        中坦两国有着相同的命运，也就有着共同的语言。当坦噶尼喀朋友跟何英谈起马及马及起义的时候，何大使会跟他们说起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尤其是谈起几乎在马及马及起义的同时，谈起为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暴发的义和团起义，谈起西方八国联军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中国农民子弟的血流成河，攻入中国京城的烧杀掳掠，烧掉了珍贵的宫殿园明园……，谈起两国人民有相同的命运，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递交国书后，何英仍然特别拜会了遭冷遇的尼雷尔

        就在何英启程赴任之前，突然传来消息说，坦噶尼喀政局发生变化：尼雷尔辞去了总理的职务，由希拉迪.卡瓦瓦接任。原来何英到任后是向尼雷尔递交国书的，现在情况变了。

        他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后，即迅速了解情况。他想起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英国不会轻易撒手离去，那里的情况仍是复杂难卜，要悉心调查研究，多动脑子。当时的西方舆论和坦噶尼喀亲英报刊《旗帜报》、《星期日新闻》等，在评论中大多认为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在走下坡路，已经难以复出。尼雷尔因而受到西方一些政治短视者和一些驻坦外交官的冷落，以为尼雷尔从此就日落西山了。

        据何英了解，英文《旗帜报》原是英国在东非、中非报业集团的报纸，常持殖民主义立场，还经常挑拨中、坦两国友好关系。这些亲英报纸利用坦独立后政权移交中出现的一些混乱大作文章。其实在政府机关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英国人撤得快，缺乏足够的坦噶尼喀干部来代替，这在独立的进程中可说是难免的。

        何英大使动了脑子，分析了情况，决定特别拜访尼雷尔。他的文章《我在坦桑尼亚开展外交活动的片断回忆》有所记载——

        我四月七日递交国书，随即拜会了坦噶尼喀总理、外长，以及主管财政、卫生劳工、司法、工商农业等几位部长。在交谈中，我留意观察，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里仍然挂着尼雷尔的肖像。卡瓦瓦在谈话中称尼雷尔为坦噶尼喀领袖，有的部长称尼雷尔为国父。尼雷尔当时虽不在政府任职，但还是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主席，在执政党和群众中仍享有较高的威望。随后我们又了解到，坦噶尼喀内定在独立一周年时成立共和国，由总理制改为总统制，并已开始筹备选举总统事宜，而总统人选以尼雷尔呼声最高。从中可以看出，尼雷尔实际上仍不失为核心决策人物。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暂不约见其他部长，而决定尽快拜会尼雷尔。

        四月二十日，何英拜会了尼雷尔。会见是在坦盟总部大楼的四楼进行的。

        在跟尼雷声尔握手时，他觉得尼雷尔的手攥得很紧，很有力。

        他黝黑的皮肤，短而浓密的头发，饱满园突而光亮的前额，眼睛明亮而生动，这都使他显得睿智而深沉。他说话热情，精力充沛，完全没有那种失去总理高位的沮丧失意的情绪。他穿着平日喜欢穿的那种非洲式的无领衬衫，一条卡其便裤。据说，即使他接待外宾或者出国访问，即使他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发言，也是这样普通朴素的装束。何英觉得，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他的衣着太简单朴素，也太有个性了。

        在获知要出任驻坦大使时，他就搜集有关材料，了解尼雷尔的身世和经历。他全名叫朱丽叶斯？卡姆巴拉奇？尼雷尔。他父亲是坦噶尼喀北部山区一个小部落的酋长。他父亲有二十二个妻子，他有二十五个兄妹。他排行第二。尼雷尔是父名，意思是“毛虫”，因为他父亲出世时领地遭毛虫袭击。他的原名卡姆巴拉奇是“雨神”，因为他出生那天下了倾盆大雨。青年时，他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又需取了一个非部族的名字“朱丽叶斯”，这个名字才有一点洋味。欧洲人习惯叫他作朱丽叶斯，坦噶尼喀人爱称他尼雷尔。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英国读书受教育的坦噶尼喀人。在去英国之前，他在乌干达读大学时，对生物和哲学很感兴趣，还组织了学生会，开始进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他于一九四八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他选修历史和经济学，最好的功课是哲学。他读了很多书，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并接触了许多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加上当时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使他进行了思考，思路大为开阔。他提出了：“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从英国回来后，他先是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圣弗朗西斯学院教历史课。不久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该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他被一致推选为坦盟的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冲破英国总督特文宁的阻挠，作了联合国之行。他代表坦盟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陈述意见，力争坦噶尼喀独立，但未能奏效。回国后，他辞去了教师职务，拒绝了一家石油公司和一家报馆的高薪聘请，全力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五六年，他又去联合国，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这标志着尼雷尔已经开始走上世界政治舞台。至一九五七年，坦盟在他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到五十万人，成为能够同殖民当局相抗衡的力量。

        一九六〇年八月，在坦噶尼喀的全国选举中，坦盟大获全胜，在新议会的七十一个席位中获得七十个席位。尼雷尔被任命为相当于总理的坦噶尼喀内部自治首席部长，被授权组织政府。一九六一年五月，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尼雷尔出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好些人尊称他为国父，他也被赞誉为“非洲贤人”，深受人民爱戴。怪不得有句话说，不懂得马及马及起义和不懂得尼雷尔，就不懂得坦噶尼喀。

        何英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与尼雷尔的第一次见面——

        四月二十日，我拜会尼雷尔时，在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后，特意赞扬坦噶尼喀人民是在他的领导下赢得民族独立的，今天又在他的领导下发展民族经济，致力于国家建设。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向他明确表示，中国对坦噶尼喀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台蒋提出的建交要求，反对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所持的正义立场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他为建立和发展两国友谊所作的积极贡献，强调他和毛主席、周总理是中坦友好关系的缔造者。我还明确表示支持他和他领导下的坦盟。他频频点头，深为感动。后来他在会见我国家领导人时还再度提及此事，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别的驻坦使节都以为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落西山，但中国大使却很了解他，支持他，实在难能可贵。在何英大使与尼雷尔的那次会见中，尼雷尔态度诚恳，热情友好，谈话气氛非常融洽。在告辞的时候，尼雷尔破例从四层楼陪送何大使的楼下门口，并亲自将何大使的车门打开，送他上汽车，招手送车消失。这真是非同寻常的亲切举动。后来，连坦盟的书记都曾说，他们的主席将一位大使送下楼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更不用说给打开汽车门了。

        经过这次会见和交谈，建立和加深了何英大使与尼雷尔的诚挚友谊，促进了中坦两国关系的发展。实现了陈毅外长要求的，巩固了在东非的工作阵地。

        何英在肯尼亚入乡随俗，甚至鼓起勇气喝了生牛血

        在肯尼亚，肯雅塔真是太热情好客了！

        乔莫？肯雅塔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挺着大大的肚子，长着一把胡子，两眼有点充血，手里总握着一根柄头刻成大象的黑檀木拐杖，手上有一只大得显眼的镶金玛瑙图章戒指，常爱穿一件欧洲式的苏格兰呢上衣和一条宽松的法兰绒裤子。喜欢炫耀，脸上总有一种热情愉快的笑脸。

        他常解释自己很胖的理由，是说他出生时族人们按风俗酿造了特制的啤酒倒在田地里以享神灵，他们为他倒得太多了。他具有丰富的经历，在英国曼彻斯特与恩克鲁玛是老相识，他娶有一个英国妻子，他数次去过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学校学习。他主张对妇女施行割礼；他写过一本有名的人类学研究的书《面对肯尼亚山》，对他所属的吉库尤部族风俗习惯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笑说，俄罗斯的纯朴农民常常擦擦他的黑皮肤，看它是否真是黑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而染成黑的。二战时，曾在德国纳粹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独立前不久，又坐过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他说，大凡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前英国佬都要将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送至“监狱大学”培训以番，象恩克鲁玛和我一样。在坦噶尼喀的中国使馆作客，他说他喜欢中国菜，不喜欢欧洲人的肉罐头。

        肯国当时的领导人肯雅塔是非洲老一辈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在非洲有较大影响。中国对发展与肯尼亚的关系十分重视。肯尼亚争取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斗争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这两年来，何英与肯雅塔结识而成为很好的朋友。肯雅塔等肯尼亚主要领导人到达累斯萨拉姆来，何英都要去他们的住地看望，也常请他们来中国使馆作客。肯雅塔也数次邀请何英去肯尼亚访问。

        肯尼亚是东非一个重要国家，在经济上比坦噶尼喀、乌干达都要发达，首都内罗毕是东非的交通枢纽，是个现代化的城市，繁华、美丽，街道整齐有致，树木葱笼，有“非洲伦敦”这美称，是国际著名的政治与商业活动中心之一。在内罗毕，介绍他认识肯国各方面的负责人，还请他去游览市郊保留的大片原始森林，那儿有近两万多头各种野兽和数不清的禽鸟。肯雅塔很重感情，表示肯国独立后不仅要同中国建交，而且还要帮助中国同别的国家建交。用何英的话来说：中肯两国建交问题，实际上在肯尼亚独立前就谈妥了。

        一九六三年秋冬之间，何英又应邀到内罗毕来访问。肯雅塔热情主动地对何英说：大使先生这两年工作很有成效，与坦国周边好几个国家进行的建交谈判之中，有的已经建交了。我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交情较深，我要帮助你发展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我写信给你带去，他一定会接见你。

        肯雅塔兴致很高，让肯国二号人物奥延加作安排。奥延加特意安排何英与埃塞俄比亚驻肯尼亚总领事一起，离开内罗毕到驱车去奥延加的家乡旅行。何英在回忆文章里记述了他入乡随俗而生饮牛血的情景——

        他（奥延加）是肯尼亚的卢奥族首领，按照该部落的习俗，他们要用一种经过发酵的牛血款待客人，以示尊敬。牛血是用一根管子插入牛的血管里发出来的，盛在缸子里。存放一段时间发酵后，那颜色是又红又白，就像脓血一样，其味道可想而知，但据说是一种极富营养的饮料。埃塞俄比亚总领事说他们埃塞俄比亚有这种东西，他也常喝，这次他就不喝了，让远方的贵客多喝些。肯尼亚朋友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不喝，就是对主人不敬了。于是，我端起碗，鼓起邕气喝了半碗。也许正如俗话说的“虚不受补”，当天晚上我就闹肚子，此事迄今仍历历在目。

        回到内罗毕的第二天，是个晴天，在这个高原城市，何英往南眺望，可以看见著名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那白雪皑皑的顶峰。他在眺望之中，还想起前日饮牛血的经历，顿生感慨，联想起自从出任驻坦噶尼喀大使近两年来，所开展的与东非其他国家的建交谈判工作。

        在他到任后，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中国使馆忙碌起来了。

        当时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不多，而进入六十年代后，在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下，一个接一个国家宣布独立。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很重视已同中国建交国的作用与影响，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外交部制定的方针是：不仅努力争取和那些独立后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而且对那些独立后已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也尽力做工作，力争其改而同新中国建交；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建交的具体方式和程序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充分谅解某些非洲国家的处境。

        何英主持下的中国驻坦噶尼喀大使馆，除了致力于加强和发展中坦两国的友好关系外，还积极设法与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及高级官员多联系与接触，以开展谈判建交的工作。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中，东非国家的领导人与政府首脑相互来往比较频繁。何英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可以接触到坦噶尼喀周边国家的国王、首相或总理、议长之类的高层人物，例如肯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肯雅塔、赞比亚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卡翁达、乌干达的奥搏特总理及布隆迪的国王、首相、议长等，何英或者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拜访，或者请他们来中国使馆作客，尝尝中国菜，看中国电影，作友好交谈，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何英在布隆迪有理有节地抵制搞“两个中国”，退出庆典活动

        布隆迪是赤道附近非洲心脏的地带的一个国家面积不大，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余万人，夹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和坦噶尼喀两国的中间。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布隆迪宣布独立，其执政党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在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尚不一致。新华分社记者高粱曾两次去该国了解情况，台湾也先后派人两次去活动。布隆迪政府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但他们在外来势力的压力下，也邀请了台湾代表参加庆典，据说是可能不把台湾来人视为正式代表。何英向国内汇报后，国内决定指派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并授权他相机与其谈判建交问题。何英也做好了万一出现“两个中国”情况的对策准备。

        何英带着使馆二秘周南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抵达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在机场受到了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机场上只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二十六日，何英去已经布置好的庆典大会的会场上开始时也只飘扬着中国国旗，庆典委员会所发的贵宾名单中也只有中国代表而没有台湾代表，议长和庆典委员会主席等均向何英解释，台湾来人只被当作一般的旅游者。二十六日这天，台湾驻刚果（利）“大使”沈某跟随着刚果（利）总统卡萨武布来到了布琼布拉。庆典于二十七日举行，何英早晨到会场，发现挂有台湾旗。何英当即向布方提出交涉。布议长表示将通知政府立即降下台湾旗并查办悬旗人，而布外交大臣则表示此事棘手难办。当日中午，外交大臣向国王瓦姆布扎引见各国代表时，台湾代表竟然在场。为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情况，何英在表示遗憾并做了有关说明后当即退场，也不再参加其余的庆祝活动。当晚，布议长到旅馆会见何英转达了国王瓦姆布扎的意见。议长对何英说，布方了解你不能继续参加庆典活动的困难，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国王请你放心，我们只打算同中国建交而不会同台湾建交。翌日，何英向报界发表声明后，即返回达累斯萨拉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何英应邀再次到布隆迪访问，二十一日何英同首都达成建交协议并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不久中国便在布隆迪首都设立大使馆并派出了首任大使柳雨峰。

        何英在乌干达、赞比亚的建交谈判获得成功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乌干达宣布独立。乌国也采取了与布隆迪同样的做法，既邀请了中国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也邀请了台湾代表。这次何英经请示国内，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改变了派政府代表出席的做法，派驻坦使馆参赞李钧持陈毅外长致奥博特总理的电文去坎帕拉会见其本人，当面阐明中国不能派政府代表出席庆典和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对其处境表示谅解。奥博特总理听后作了解释，并希望何英在庆典后到坎帕拉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庆典结束一个星期后，何英应邀前往坎帕拉。两天后，十月十八日，何英同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主人告诉何英，在何抵达坎帕拉前一天，在参加了庆典后一直赖在坎帕拉不走的台湾驻刚果（利）“大使”沈某，得知何大使即将到达，只好悄悄离开了。中乌建交后，国内任命何英兼任驻乌干达大使。

        他和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导人卡翁达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卡翁达每次来达累斯萨拉姆，都要与何英见面。卡翁达也说，等国家一获独立，就与中国建交，并只承认一个中国。后来，北罗得西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宣布独立，国名改为赞比亚，卡翁达在独立的次日宣布同中国建交。

        中法建交秘密谈判结束回到北京，周恩来想起了非洲大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心情是很兴奋的。

        周恩来在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戴高乐派来的秘密谈判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双方签署了中法建交的《谈话要点》，送走富尔，回到北京。那几天，周恩来意识到随着西方大国法国与中国建交，中国外交将打破美英大国的封锁实现一个新的重大突破。

        他在兴奋之中，很快就联想到非洲。他让秘书与陈毅副总理联系，尽快安排时间和陈毅讨论即将出访非洲亚洲友好国家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及会后，他访问了欧洲数国及亚洲数国。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后，他和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等已经数次访问过亚洲的友好国家，非洲大陆目前还是新中国领导人尚未涉足访问的空白地区。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至六三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增至三十多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已独立的埃及、摩洛哥、苏丹、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加纳、索马里、坦噶尼喀、乌干达等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其他尚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有了经贸往来。几内亚总统杜尔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还先后访华。中国和非洲的交往日益频繁。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联合国每年把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所进行的表决；他敏锐地注意到，至六三年秋天的联大，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增加，亚非国家已经超过联合国成员国的半数，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变化。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从各方面反馈来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中国被迫进行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一是中国不参加美、英、苏三大国的所谓核禁试条约，使一些非洲国家在苏联、美国与印度的反华宣传的影响下，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了误解。因此，中国领导人需要出去澄清事情的原委，这将消除中印边界战争和禁止核试验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对来访的非洲领导人的回访，同时又可以在非洲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政治优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了周恩来的有关活动：

        十一月十二日，与陈毅谈即将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

        十二月二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过渡阶段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在讲国际形势中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出访时间基本定了下来，为六三年年底和六四年年初，将在访问中度过六四年元旦。

        周恩来是十二月六日飞离北京的。他先飞至广州，在解决了向香港同胞增供淡水的石马河分级提水的供水工程方案后，于九日离开广州来到昆明。

        自从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前夕从香港起飞的中国政府包机被引爆失事，为了周恩来飞往万隆而开辟了从昆明飞望仰光的航线，昆明就成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欧亚友好国家的往返重要基地。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出访，都以昆明为基地而经仰光中转。

        将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西亚非洲司长王雨田、新闻司长龚澎及英文翻译冀朝铸、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原、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已于十二月九日先期离开昆明飞往东非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将在参加了该国的独立庆典后，飞往开罗与周恩来汇合。

        周恩来在昆明率领出访人员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非洲大陆及非洲陆续独立的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遥远而陌生的。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访问涉及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形势动向，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最仔细的，在有的篇页里，可看见他逐字逐句标重点、划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迹密密麻麻。甚至在吃饭或是散步时，他想起什么就会忽然用一两个非洲问题考问身边的助手。

        “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起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昂起机头，从昆明机场腾空而起，朝埃及首都开罗飞去，开始了新中国总理的首次访非之行。周恩来在登机前，在机场候机厅里还接见了参加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刚回国的运动员。

        为周恩来总理非洲之行使用的空中交通工具，是费了一番考虑的。

        “波罗的海”号专机，是包租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当然这是洋名字。那个时候，中国的领袖人物还没有象样的专机。建国不久，百业待兴，国家困难，中国民航还没有远飞出国门的翅膀，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是空军的苏制里-2运输机改作的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不密封，只能坐十四个人。比好些亚洲国家都不如，真是委屈了泱泱大国的首脑人物。周恩来去附近友好国家出访，开始乘坐的是包租印度或者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还发生过美蒋特务策划的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周恩来幸免于难。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周恩来乘坐自己国家的飞机，六〇年四、五月间访问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等国，出发去仰光时是坐里-2专机，遇恶劣气流爬高至四千米高空，就颠波得很厉害，而且供氧不足。从仰光飞新德里，就换坐伊尔-18。周恩来极力主张中国民航的飞机要飞出国门，曾于一九六三年初，同意民航与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同中央的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做准备。在此之前，中国专机飞出国门最远的一次，是刘少奇主席乘伊尔-18访问印度尼西亚。这次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欧洲，最远的航程要飞至西部非洲大西洋岸边的加纳与几内亚，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后因空军尚无把握，才决定通过荷兰驻华公使联系包租两架荷兰飞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非洲的主要城市都有航线，机组人员都十分熟悉。

        新中国总理首访非洲，每飞抵一地都遇到大批的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连周恩来乘坐的这架飞机也曾经成为记者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英国记者兼作家迪克.威尔逊这么写道——

        周恩来乘坐的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曾经这么评述——

        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首脑，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近时，你真不敢想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飞机在仰光和卡拉奇稍事停留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等国大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说——

        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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