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人的记忆，新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其外表跟后来的李德差不多，气质也有某些相似：高鼻梁，蓝眼睛，细高个，虽不到30岁，但看上去脸上却有刀刻一样的皱纹，饱经风霜一般。他往张国焘面前一站，一瘦一胖，一黑一白，形成强烈对比。张国焘嘀咕：他行吗？罗明那兹的目光里同样露出挑剔和不信任，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并不正眼看张国焘和瞿秋白：这两个白面书生，能领导中国的武装斗争？张国焘和瞿秋白先为国际代表搬来半个西瓜，以解武汉的暑热。

        罗明那兹说先谈工作，将装西瓜的大盘推到一边：“我奉共产国际之命，全权处理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纠正鲍罗廷的错误指导。”

        张国焘、瞿秋白仔细听着。

        罗明那兹像在背诵一篇早已准备好的发言槁：“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不能再担任书记，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陈独秀已经退出了中央领导，现在临时中央是由5位同志组成。”瞿秋白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介绍情况的间隙，刚说了两句，就被罗明那兹接了过去：“就你们俩人而言，如果能迅速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也许是罗明那兹说得太多而疲劳，也许是看到张、瞿二位对他毕恭毕敬心里得到满足，挺起的腰杆已经放下，人顿时矮了一截，手也伸向了西瓜盘，起先一小口小口地咬着，后来便大口大口，全没了“尊严”。

        只是到他吐尽口中的西瓜籽后，才恢复了原样，又开始指责中共中央：“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陈独秀有错误，中共中央也有错误，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张国焘问：“中共中央究竟犯了哪些错误？”

        说起中共中央的错误，罗明那兹滔滔不绝，大致是：中共中央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6月1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依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张国焘被他的一番话说急了，心里直反感。在他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了，我们不是沙皇统治下的农奴！

        张国焘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

        谈话一下陷于僵局。瞿秋白在他们俩人之间调解着， 希望不要各走极端。于是双方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这就是南昌暴动。

        张国焘和瞿秋白互相补充着说道：据刚才从九江来人的密报，周恩来已经到达九江，正在按计划动员兵力。他们要求中央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联是否会给南昌 暴动以实际的支持，就是说，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协助，和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的苏联方面军火和物资的支援。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这一大堆实际问题把他弄蒙了——罗明那兹看看瞿秋白，看看张国焘，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埋下头，拼命记录着哪两个人的报告，掩饰着窘迫。

        当张、瞿二人执意要他拿主意时，他又抬起头，全没了刚才的威风，声言：“一切都应请示莫斯科。”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很着急，说：“不行，这是要立即决定的事，等莫斯科回话就晚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罗明那兹双手一摊。

        “这样吧，” 瞿秋白提议，“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

        “那好，”罗明那兹顺水推舟，“叫周恩来他们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吧；至于其他各点，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罗明那兹回屋休息去了。

        张国焘和瞿秋白相对无言，颇感失望。

        许久，瞿秋白才对张国焘感叹道：“共产国际为什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他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了主意。”

        张国焘双目无神：“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几，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兹的摧残。”

        “我再找他谈一谈。”瞿秋白想让罗明那兹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情，改变他那种下车伊始的做法。

        谈过之后，罗明那兹的态度似乎客气了一些，不似昨天那种“宣读圣旨”的神情，但仍然坚持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

        在他的提议之下，中共常委会于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瞿秋白，3个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李维汉和张太雷，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还有苏联顾问加伦和范克，以及另外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伦将军首先报告，他说他今天会见了张发奎，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己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伦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可以与他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加伦将军、罗代表，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张发奎已经一边倒了。”瞿秋白将近来汪精卫、张发奎的所作所为，说了一下，力主支持南昌暴动。

        接着罗明那兹发言，他明确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电令禁止俄顾问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中共委员们都有些不解：“暴动在即，国际代表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

        其他委员沉默时，瞿秋白说话了：“国际有电报来吗？这是国际的意思？”

        罗明那兹说：“有。在我报告情况后，共产国际回电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共产国际的意思并没说不支持暴动啊。”李维汉、张太雷都嚷起来。

        瞿秋白也说：“是啊，共产国际用了‘毫无’二字，现在南昌暴动不是‘毫无’希望的问题，而是希望、成功的把握很大，可以说，国际是支持暴动的，只不过留有余地。”

        一到具体问题，罗明那兹就抓了瞎。听着中国同志议论，他也不置可否。最后说：“看来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目光在中共委员们的脸上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张国焘脸上，问道：“是否可以派你去？”

        “既然只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张国焘推辞着，“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若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若飞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罗明那兹有些着急：“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若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任务，立即起程，时间也来不及呀。”他的目光继续盯着张国焘。

        瞿秋白和李维汉也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国际的指示对前线的同志很重要。”

        张国焘确实不愿去。他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再加之共产国际没有从经济上支持，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最后他还是答应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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