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还是7月22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飞抵延安，他带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反共的文件。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

        周恩来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任命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任命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友三）、高（树勋）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钟麟）、朱（怀冰）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党仍然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

        国民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盘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做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

        这天，何应钦双手捧着一份文件对周恩来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中央就国共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请周先生阅后我们再进行谈判。”周恩来接过文件，严肃地问：“是必须执行的命令，还是有可商榷的提示？”何应钦答曰：“我认为基本上是属于前者。”周恩来于是说：“那就等我审阅过贵党的《中央提示案》后，报告我中央并有了明确指示后再举行会谈吧！”周恩来收好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遂蹙着眉头微微地合上双眼，进入最为深沉的凝思。他深知，共产党不仅要和日本人进行殊死搏斗，还要面对国民党的打压。面对国民党的提案，周恩来非常的谨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实告诉他，与国民党合作，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共中央并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却无法接受冀察两省的狭小区域，提出必须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蒋介石对此根本拒绝，甚至周恩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亦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

        在国民党人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竟在黄桥镇被陈毅的新四军一举击溃，华中国共两党军事优劣的对比明显易手，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将领更加坐卧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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