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街的购物中心很像水湾商场，只是不在水边。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区的北面，是那种披满钢化玻璃，开放又明亮的购物胜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饭，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达等奢侈。一小时之内我还有约会，又要处理两起意外死亡和一桩自杀案，但我现在迫切需要放松。

        我对马里诺很敏感。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医学院。

        在霍普金斯，我们班只有四个女生。刚开始我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每当教授叫我名字时，椅子砰砰作响、纸张噼啪翻动原来并非巧合。过去的试卷四处流传，但总没有我的份儿也不是偶然。当我有几次错过上课、必须借笔记时，那些借口——“你认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给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那个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里，我像只小昆虫，只有被陷害的份儿，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最残酷的惩罚是隔离。我从来不认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退学了，另一个弄到神经崩溃。生还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对他们的报复。

        我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但马里诺又把它们带了回来。这次我比平常软弱，因为这几个案子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不想单独对付，但马里诺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对马特·彼得森如此，对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缓作用，明亮的阳光在前车窗上眨眼。购物中心的两扇玻璃大门一开，就吹进了春天的微风，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拥挤。我一边等着买色拉，一边闲望路人。一对对年轻人靠着小桌谈笑。我注意到有些满怀心事的职业女性，身着昂贵的套装，独自一人啜着低卡可乐，或是细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猎物，一个大公共场合，那四个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这类快餐摊收了她们点的菜单。

        但有个很重要却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那四个被谋杀的女人并不在同一个区域工作或居住。她们出入同一家餐厅、银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满很大，每个区都有主要的商业区域和兴盛的购物中心，人们一般很少跨区消费。像我一般都去西区的购物中心或餐馆，只有上班时例外。

        那个收下我希腊色拉点菜单的女人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巡视，好像觉得我很面熟。我不悦地猜想她是否看过星期六晚报上的照片。再说每当弗吉尼亚中部发生耸人听闻的谋杀，本地的电视台就会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我曾在电视上露脸的录像或那种法庭素描，说不定她看过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隐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令我不能如愿。全国的女性首席法医屈指可数，所以记者对抓拍我或从我口中挖消息特别热衷。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容貌出众”、“金发闪耀”、“端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形容词。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那里有群人蓝眼睛淡肤色，与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瑞士、奥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保罗·卡利亚里。她坚信我们同这些名人是亲戚。但据我所知，贝里尼、皮萨诺和提香虽然对维罗纳画派有影响，但他们其实是威尼斯人；诗人但丁则是佛罗伦萨人，在教廷之争后遭到放逐，便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维罗纳不过是他去利维尼奥途中的歇脚处。老实说，我的直系祖先是铁路工人或农夫，两代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个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拥抱这温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满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饭饱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绿灯，看到街对面有两人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出，那眼熟的金发使我自然地转过身去。是比尔，鲍尔斯，州检察官。他戴着一副墨镜，似乎正与州公共安全处处长诺曼·坦纳专注地讨论。刹那间，鲍尔斯直瞪着我，但并来回应我的挥手致意。也许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再挥手。之后，这两人就消失在拥挤的无名脸孔与匆匆步履中。

        冗长的等待后，绿灯亮起。我过街走到一家电脑软件店时，立刻想到了露西。进店后我发现有一款软件她一定会喜欢，不是电脑游戏，而是历史入门，介绍艺术和音乐，还有问答。昨天我们在公园租了一条小脚踏船游湖。她把船驶进喷泉，让我来了个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样冲她泼水。我们喂鹅吃面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头都变成冰蓝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飞回迈阿密，下次见面得等到圣诞节，如果今年我还有机会看到她。

        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讲授谋杀侦查课程，以及投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和引导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这个计划最有创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区域小组，结合一个调查局的分析专家与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组警探。里士满警察局在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就申请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支持。马里诺不仅是里士满的警探，也是韦斯利在本区队的同伴。

        “我来早了，”韦斯利向我道歉，跟着我走进走廊，“我直接从牙医那里来。如果你在我们交谈时吃午餐，我不会在意。”

        “嗯，可我会在意。”我说。

        他好像突然想到这一点，一无表情的脸出现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凯戈尼医生。你知道，他常在验尸间的桌上放些奶酪饼干，操刀半途会停下来吃点心，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彼得有偏见，我承认这一点。”

        “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他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说吧，当调查局决定选用他参加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时，我们作过背景调查。我知道他在哪里长大，怎么长大。有些事你永远无法忘怀，它们会永远刺激你。这样的事总会发生。”

        他说的这些我都想得到，马里诺出身贫寒，家世不足与外人道。他同某类人在一起时永远觉得举止失措。那种拉拉队队员、校花等美女从不多看他一眼，因为他不上台面，因为他父亲的指甲下有泥，因为他太“平凡”。

        以前我听那些警察说这类故事足有一千遍了。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个子大，又是白人，他们借身上的枪与警徽让自己显得更大、更白。

        “我们不应该替自己找借口，本顿。”我接口道，“因为我们不会因罪犯有破碎的童年就赦免他们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被赋予的权力，去惩罚那些提醒我们记起破碎童年的人。”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完全了解马里诺的心情，对于他的愤怒我也很熟悉。上法庭面对被告时，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论收集的证据有多确凿，只要被告长相端正，穿着干净整齐，那么，十二个陪审员在心里就无法相信他有罪。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但必须有证据。马里诺握有证据吗？他真的在找吗？

        韦斯利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展一下身躯。“彼得有他的本事，你会习惯的。我认识他多年了。”

        他走出门，在走廊上左右张望。“见鬼，他到底去哪里了？掉进马桶了不成？”

        韦斯利结束了与我们有关的丧气公务，消失于午后艳阳高照的人世间。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需要他的关注与时间。

        我们决定不等马里诺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显然厕所之旅把他带离了这栋大楼。我也没时间闲猜。就在我把卷宗锁回桌子里时，罗丝抱着一堆卷宗走了进来。

        她郑重其事地停下来，嘴角一派严肃。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我不想听的事情。

        “斯卡佩塔医生，玛格丽特在找你，她要我一看你开完会就告诉你。”

        我的不耐烦想都不想就显露了出来。楼下有尸体要验，有一堆电话要回，我要做的事足够半打人忙碌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件。

        罗丝交给我一沓要签的信，像个威严的女校校长般从眼镜下瞧着我，加了一句：“她在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件事很紧急。”

        罗丝不会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怪她，但我确实很恼怒。我想她知道整个州系统的所有哪怕芝麻大的小事，但她的行事风格是只指出消息来源，绝不直接奉告。换句话说，她尽量避免做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信差。她在我的前任凯戈尼医生手下效力了大半辈子，大概是很倒霉的经验，让她养成了这么一套明哲保身的办法。

        玛格丽特的办公室在走廊中间，一个小房间，灰石墙同大楼其他部分一样漆成那种无精打采的淡薄荷色。不论地扫得多勤，深绿的瓷砖地板看起来永远灰蒙蒙的。在她办公桌和所有其他桌柜表面，都是印有数据的打印纸，柜子里塞满各式手册，打印机电线、备用带子和一盒盒磁带。完全看不出任何个人特色，没有照片、海报、装饰品，真不知道玛格丽特怎么能同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一起过活。但话说回来，我还没看过有哪个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不是这副模样。

        她背对着门，正瞪着电脑屏幕，膝盖上放着一本程序设计手册。我进来时她转过身把椅子转到一边。她脸色凝重，黑色短发乱七八糟，好像曾经用手指耙过，深色的眼睛显得心事重重。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开会，”她开口了，“吃完午饭回来，就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

        她交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若干要数据库找出数据的指令，我瞪着它，一时之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有人在找个案的名单，上半页列出项目，下面是几个简单的句子，要数据库找出某个案子。第一个要找的姓是彼得森，名是洛丽。下面是回答，“无此项资料”。第二个要找的是我们的数据库里所有姓彼得森的死者。

        洛丽·彼得森的名字不在单子里面，因为她的档案还在我的桌子里。我还没有交给办事员。

        “你什么意思，玛格丽特？你没有打入这些指令？”

        “绝对没有，”她激动地说，“也没有别的办事员打进去。不可能。”

        这下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起来了。

        “星期五我离开时，”她接着解释，“和平常一样在下班前把电脑定在响应模式，所以你可以从家里打进来指令。一旦处在响应模式，没有人可以用我的电脑。除非你通过另一台电脑，经由调制解调器打进来。”

        这种说法有道理。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的电脑联机，我们称她的电脑为服务器。虽然局长一直催促我们与街对面卫生与社会服务局的主机联机，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些数据都非常敏感，很多案子还在侦查之中，所以我拒不从命，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把所有数据输入与数十个其他机构合用的中央电脑，无疑是自找麻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漏洞。

        “我没有从家里打进来。”

        “我也不认为是你，”她说，“你没有理由打入这些指令，你最清楚洛丽·彼得森的档案还没输入。是别人干的，但不是前面的办事员，或其他医生。除了你的个人电脑与在验尸间的那一台，别的都只是终端机。”

        她提醒我终端机只包括屏幕与键盘。我们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办公室的服务器相连。如果服务器关闭或出现故障，而它在响应模式时是关闭的，那么终端机也是关闭的。换句话说，星期五晚上洛丽·彼得森遭谋杀之前，这些终端机就已经不能使用。

        数据库是在周末或今天早上遭人侵入的。

        有外人侵入。

        这个人熟悉我们使用的相关数据库。我提醒自己，这种数据库很普遍，也不是很难学。打进电脑的号码是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就列在部门电话簿上。如果你的电脑装有信息软件，又有兼容的调制解调器，而你也知道玛格丽特是我们的电脑分析师，然后以她的分机号码来试，是可以打进来的。但你只能到此为止，无法使用任何办公室的程序或数据，除非有用户名及个人密码。

        玛格丽特透过她的有色眼镜瞪着电脑屏幕，眉头微皱，啃着拇指。

        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怎么可能？用户名与密码，怎么可能有人知道？”

        “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只有几个人知道，斯卡佩塔医生。你、我和其他医生，还有几个输入数据的打字员。而且我们的用户名与密码与我给市政府的不同。”

        虽然我负责的每个市政府都有一个与这里相似的电脑网络，但他们只运用自己的数据，不能直接与中央办公室的数据联机。老实说，我不认为其他办公室的法医会做这种事。

        我作了个蹩脚的猜测。

        “说不定有人乱猜，但走运猜中了。”

        她摇摇头。“几乎不可能。我很清楚，以前我就曾改过别人的个人密码，但忘记改成了什么，所以只好瞎猜，试了三次后电脑就不再给你机会，电话线自动切断。而且这个版本的数据库不喜欢有人非法入侵，如果你要找数据，但打进的讯息错误，数据库索性关门大吉。”

        “密码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我问，“譬如说，别人能在电脑里找出来，又或者是个程序设计师？”

        “不可能。”她很确定，“我一直都很小心。是有这么个系统名单列有用户名和密码，但你必须知道正确的路径才找得到。无论如何，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已不再使用，为的就是防止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没说什么。

        她迟疑地看我的脸色，看我是否不高兴，眼睛里有没有透出怪她或生她气的意思。

        “太糟了。”她脱口叫道，“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干的。而且数据库管理员也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数据库管理员代表一种授权，它可让特定的人，像玛格丽特或我，有权取得所有图表并自由运用数据库。如果它无法使用，就好像有人告诉我，我的大门钥匙不能再用来开门。“你说不能用了是什么意思？”我发觉要保持平静越来越不容易。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的密码失效，要取用任何图表，必须要重新设定才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她越来越沮丧，“说不定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重新设定，变更密码。”

        “先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眼下只要不输入洛丽·彼得森的档案，那么不论入侵者是谁，至少他找不到想要的数据。”

        “这一次是没有。”

        我僵住了，瞪着她。

        她的脸阵青阵白。“我不确定。万一以前发生过，我也不会知道。因为以前没有用回显。你看这些指令，”她一指那张纸，“是在别的电脑上打的指令，但出现在这部电脑上。我通常不用回显，所以当你从家里打入时，你的指令不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星期五我走得很匆忙，可能不小心没关掉回显，或把它开了。我不记得了，但它是开的。”她满面愁苦地加了一句，“我想这未尝不是好事。”

        我们同时转过头。

        罗丝站在门口。

        她脸上的表情……噢，别又来了！

        她等我走出门口才说：“科罗尼高地的法医在一号线，一个阿什兰的警探在二号线。局长的秘书刚才打来——”

        “什么？”我插嘴道，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埃伯格的秘书？”

        她交给我几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答道：“局长想见你。”

        “真是的，他到底想干吗？”如果她再告诉我，我得自己去了解详情，我一定会发脾气。

        “我不知道，”罗丝说，“他的秘书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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