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达时露西还没醒，我正在煮咖啡。我开门让他进来，门外的景色让我心情更加低落。里士满在一夕间变成了冰雪世界，听新闻说折断的树木枯枝阻断了市区多处交通要道。

        “遇上麻烦了吗？”我关上大门。

        “那得看你指什么？”马里诺把食物放在一旁，脱下外套交给我。

        “交通？”

        “我装了防滑链，但昨晚半夜才回家，真是累坏了。”

        “喝点咖啡吧。”

        “我不喝那种不正宗的玩意儿。”

        “危地马拉咖啡豆，保证正宗。”

        “小朋友呢？”

        “还在睡。”

        “噢，这么幸福。”他又打了个大哈欠。

        我在采光良好的厨房准备新鲜水果沙拉。窗外，河水如白锡般缓缓流动，岩石像裹了层釉，林木在熹徽晨光下熠熠生辉。马里诺倒了杯咖啡，加了大量的糖和奶精。

        “你要来一杯吗？”他问。

        “黑咖啡就好。”

        “不用提醒，我知道。”

        “我从不抱任何期待，”我说，从橱柜里拿出盘子，“尤其对男人。他们总是用门德尔遗传学说当借口，给自已忘记关乎女人的重要细节找种种理由。”

        “是吗？我倒可以列举一大堆桃丽斯更健忘的证据，她用完我的工具从不记得放回原位。”他在说他前妻。

        我在长桌上准备早餐，他东张西望想抽根烟，我阻止了。

        “我猜东尼从没给你准备过咖啡。”他说。

        “他除了想让我受孕，没为我做过任何事。”

        “看来他没有尽全力，除非是你不想要孩子。”

        “是不想要他的孩子。”

        “现在呢？”

        “还是不想要他的孩子。”我把一碟早餐端给马里诺，“坐吧。”

        “喂，等等，早餐只有这些？”

        “那你想吃什么？”

        “天哪，医生。这不叫食物，这他妈的只是带着几粒黑点的绿色薄片。”

        “这是我要你带来的奇异果，你又不是没吃过，”我好声好气地说，“要不我再替你热几个百吉饼？”

        “这还差不多。多加点奶油干酪。有罂粟籽口味的吗？”

        “要是你今天做毒品检验，准会因吗啡呈阳性反应。”

        “别再给我任何零脂肪的垃圾，简直跟吃面团没什么两样。”

        “不，有差别，”我说，“面团好吃多了。”

        我没帮他涂奶油，是为他的健康着想。马里诺和我之间的情谊已超乎工作搭档，甚至普通朋友，我们通过某种方式互相依赖而又彼此心照不宣。

        “说说你做了什么，”我们坐在落地窗前的餐桌旁，他说，“我知道你整晚没睡。”他大咬一口百吉饼，伸手拿果汁。

        我向他叙述夜访艾丁太太的经过，提到我写的那封短信，告诉他已将信传真给那些我不认识的对象。

        “他到处发传真，唯独没有传到他的办公室，这有点奇怪。”

        “往办公室传过两次。”我提醒道。

        “我得和他办公室的人谈谈。”

        “祝你好运。但千万要记住，这些人都是记者。”

        “我一向不敢招惹他们。对那帮混吃等死的家伙来说，艾丁只是另一个值得报道的话题。他们只在乎如何获取第一手资料，在为艾丁死亡难过的同时，窃喜有独家新闻可报道了。”

        “我还没想那么多。但我觉得不管他跟办公室里的哪个同事关系比较密切，那人只会更加小心，不透露任何口风。我甚至不知是否该因此责怪他们，但侦办命案总会让一般人觉得很可怕。”

        “毒物检验结果出来了吗？”马里诺问。

        “希望今天可以拿到。”

        “太好了。如果能肯定含氰化物，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向进行后续调查。我会把事情向督察解释清楚，还要想想他妈的该怎么处置切萨皮克警察局的那帮饭桶。然后，我要向韦斯利报备这起案件是凶杀案，他会要求我提供证据，他的处境也很尴尬。”

        听到他的名字我又心烦意乱，看着窗外深色巨石河岸间缓缓流动的涩滞河水，东方的阳光为灰色云层镶上金边。我听到露西的房间传来淋浴声。

        “睡美人好像醒了，”马里诺说，“她要我载她一程？”

        “我想她今天得困在这个偏僻的工作室。我们该走了。”我说。我办公室的会议通常是早上八点半召开。

        他帮我一起把盘子扔在洗涤池里。短短几分钟内我穿好大衣带上医务包和公文包，正要出门时露西出现在客厅，她裹着浴衣，头发还是湿的。

        “我做了个梦，”她沮丧地说，“我们睡着时被人开枪射杀了，九毫米口径的子弹从背后射穿脑部。凶手弄出抢劫的假象。”

        “是吗？”马里诺说着掏出兔皮手套，“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吗？只要我在这里，就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可你不在这里。”

        他意识到她对此十分认真，疑惑地看着她。“你昨晚吃错药了？”

        “梦里的情节就像电影一样，肯定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她眼睛浮肿疲累。

        “要跟我一起去办公室吗？”我问她。

        “不，不用了。我没事。最后，我梦见自己好像被一堆尸体包围。”

        “你不是要去找其他探员吗？”我担心地说。

        “我们本来打算去练习封闭式循环氧呼吸，但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心情穿潜水衣潜进充满氯臭的室内游泳池。我还是待在这里等车修好再离开吧。”

        在开往市中心的路上，马里诺和我都没说话，笨重的轮胎眶眶当当在马路上压出齿痕。我知道他在担心露西，觉得自己伤害了她。要是有别人敢这样对露西，他会挥拳找那人拼命。从露西十岁起马里诺就一直看着她长大，是他教会她开手动挡小卡车和射击的。

        “医生，我想问你，”收费亭前防滑链的节奏慢下来，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露西不会有事吧？”

        “谁都会做噩梦。”我说。

        “嗨，邦妮塔，”他和收费员打招呼，把通行证从窗口递给她，“你什么时候才会把雪铲干净？”

        “别怪我，队长，”她把通行证还给马里诺，栅门升起，“不是说你会负责清理吗？”

        我们继续前行，她爽朗的声音一路跟随。每个收费亭的服务员都戴着橡胶手套，深怕碰触到别人，念头至此，我不禁觉得悲哀。我不知我们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大家都生活在密闭气泡里，如此就可避免死于伊波拉病毒和艾滋病这类疾病。

        “我觉得她好像哪里不太对劲。”马里诺摇上窗玻璃，继续刚才的话题。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珍妮特在哪儿？”

        “和她家人在阿斯彭。”

        他直视前方继续开车。

        “经过马特家的事，我不怪露西有点反应过度。”我说。

        “她本来就是个爱找麻烦的小鬼，”他说，“但她不会因为这点事反应过度，不然联邦调査局怎么会把她调到人质救援小组。要是你每天都跟那些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或恐怖分子周旋，还得拼命压抑情绪，表面上你能若无其事，可晚上也会噩梦不断。”

        他从十七街出口下高速公路，取道休柯坡的一条旧圆石巷，接着转向十四街北边，那就是我在市区工作的地方。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办公室是栋矮小敦实的水泥建筑，我时常觉得那灰暗窄小的窗子像一双呆板又多疑的小眼睛，俯瞰着东边那片不堪入目的景象。抬眼望得见悬在头顶的高速公路和铁轨，在远处截去半片天空。

        马里诺驶入停车场。或许由于路况的关系，车子少得可怜。我从紧闭的隔间前门走出来，打开旁边另一扇门。扶着栏杆沿斜坡走进停尸间，我听到走廊里工作人员的嘈杂声。刚穿过的解剖服被丢在冰柜旁，解剖室的门大敞着。我进去时，我的副手费尔丁正从解剖台上一具年轻女子的遗体上拔出软管和导尿管。

        “你溜冰来的？”他问，对我的出现毫不惊讶。

        “差不多。我来借辆车，我现在没车可开。”

        他俯身观察盘绕在死去女人下垂左胸上的一个响尾蛇刺青，看到蛇信指向她的乳头时不禁皱了一下眉。

        “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把自己搞成这副该死的德行？”费尔丁说。。

        “我只能说，文身师已尽可能做了最完美的收尾。”我说，“看看她下唇内侧，说不定连那里也有刺青。”

        他拉开她的下唇，里面歪歪扭扭地刺着：FUCK YOU！

        费尔丁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刺青相当粗糙，她看起来又像飙车族，我猜她一定是监狱的常客。”

        “真是料事如神。”他抓起一条干净毛巾擦脸。。

        我这位副手每次擦洗手臂都像要把皮肤擦破，往往在别人都没觉得热时就已经汗流浃背。他是位合格的法医病理学家，开朗大方，热心助人，我相信他也是个忠贞不渝的丈夫。。

        “可能是吸毒过量。”他在写字板上描下刺青图案，“我猜她一定是庆祝新年乐极生悲。”

        “杰克，”我对他说，“你处理过几次切萨皮克分局的案子？”

        他继续画图。“没几次。”

        “最近呢？”我问。

        “没有。怎么了？”他抬眼望着我。

        “我认识那边的一个探员，觉得他行事诡异。”

        “和艾丁有关吗？”他冲洗尸体，死者的深色长发顺着不锈钢解剖台流泻下来。

        “没错。”

        “你知道，诡异的是艾丁曾经给我打过电话，应该就在他过世的前一天。”费尔丁拿开水管。

        “他找你做什么？”

        “我正好在这儿处理一个案子，没能跟他通话，现在想想真是悔不当初。”他拿着宝丽来相机爬上活梯给死者拍照，“你会在城里待多久？”

        “还不确定。”我说。

        “好吧，要是需要我去潮水镇帮忙，我绝对义不容辞。”闪光灯闪过，他等着照片显影，“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实话，吉妮怀孕了，我们很想去度个假，她喜欢海边。告诉我那个奇怪的探员叫什么，我会留意那家伙的。”

        “我正希望有人愿意过去。”

        闪光灯又闪了一下，我想到了马特的海滨小屋，但无法决定是否该让费尔丁夫妇住在那里，甚至住在附近。

        “你留在这里更好，”他又说，“希望马特医生不会待在英国不回来了。”

        “谢谢你，”我十分感激，“每星期可能得麻烦你替我跑几趟。”

        “小事一桩。能帮我拿一下那台尼康相机吗？”

        “哪一台？”

        “哦，那台N-50单反，应该在那边的柜子里。”他指给我看。

        “我们来排个工作表，”我把相机递给他，“但你和吉妮不要去住马特医生的房子，相信我，我自有理由。”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他拉出一张照片交给我。

        “马里诺、露西和我的车胎都在新年被人戳破了。”

        他放下相机，震惊地盯着我。“真该死，你觉得这种事寻常吗？”

        “不，一点也不。”我说。

        我乘电梯上楼，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艾丁送的圣诞椒，忽然像挨了狠狠一拳般一惊。我不想把它摆在书橱上，捧起来又不知该如何处置。我走来走去，心烦意乱，不知所措，最终还是把它放回原位，不忍搬出去让下属们触景伤情。

        我望向邻近的罗丝办公室的门道，见她不在并不感到意外。这位秘书年纪大了，就是晴天也懒得开车过来。我挂好大衣，仔细环顾四周，很高兴一切都维持原状，除了保洁人员的清扫会比平常晚几个小时。没人愿意来这里，要来也是在州政府的派遣下不得已而为之。鲜有人待得长久，更没人愿意到楼下去。

        我从前任首席法医那里继承了这个位子，更换门上的名脾后，这里就再见不到烟雾弥漫的景象。前任法医病理学家凯戈尼喜欢找警察和殡仪馆负责人来喝波本，还直接触摸尸体，似乎从不在乎多波域光源或脱氧核糖核酸。

        还记得在他死后我第一次被带进办公室的情景，。我被介绍为他的继任者。乍看到那些他引以为傲的男性展示品，我差点想回迈阿密，其中一样是从被奸杀女人胸部取下的植入硅胶。

        我认为前任首席法医不会喜欢他现在的办公室：禁烟，不懂礼节和自命不凡的人都会被请出去。橡木家具是我自行添购的，一块惹眼的机织沙鲁克地毯覆盖着原来的瓷砖地板，除了几盆热带榕属植物没有任何艺术摆设。就像精神科医生一样，我不想在墙上挂任何会煽动情绪的画作，更希望所有空间都摆满柜子和书。此外，凯戈尼一定会对我用来重现案发现场的玩具车、卡车、火车这些小摆设嗤之以鼻。

        我花几分钟时间审阅文件框里的文件，镶红边的死亡证明由法医出具，镶绿边的则不然。另一些报告也在等我批准。电脑屏幕上的信息则提示我查阋电子邮件。所有事情都可以暂缓，我这么想着返回走廊，看还有谁来上班。我走进前面的办公室，只看到克莉塔，而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斯卡佩塔医生，”她有点意外，“我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现在回里士满对我而言应该是明智之举，”我说着拉把椅子坐在她的办公桌旁，“费尔丁医生和我将共同代理潮水镇的职务。”

        克莉塔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佛罗伦萨，妆容很浓，裙子很短，认为打扮得光鲜靓丽就能得到自己一直热盼而不得的幸福。她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手执双焦放大镜，将惨不忍赌的照片依案件编号分类，旁边有一份用餐巾裹着的热狗，大概是刚从隔壁自助餐厅买来的。她喝了一口饮料。

        “我想路上的冰已经开始化了。”她说。

        “太好了，”我微笑道，“真高兴你在这里。”

        她把照片一张张从找盒中拉出来，心情似乎不错。

        “克莉塔，你还记得泰德·艾丁吗？”

        “当然，老板，”她情绪急转直下，快哭出来了，“他每次来都让人很愉快，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死了。”她紧咬着下唇。

        “费尔丁医生说，艾丁上皇期来过电话，”我说，“我猜你应该还有印象。”

        她点点头。“是的，老板，我记得。事实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他跟你说话了吗？”。

        “是的。”

        “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

        “他要找费尔丁医生，但医生的电话占线，我就问他要不要留言。我们打趣了几句，你知道的，他总是这样。”她眼睛发亮，声音有点颤抖，“他问我是不是吃了很多枫糖浆，说我一定吃了很多糖说话才这么甜美，然后他约我出去。”

        她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继续听着。

        “当然，他没有那个意思。你知道的，他总是把‘我什么时候可以约你出去’挂在嘴边，但其实并没有那个意思。”她重复一遍。

        “如果他真的约你出去，也挺不错啊。”我由衷地说。

        “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怎么知道？”

        “他说改天会带她过来，我觉得他应该对她很认真。我记得她叫劳伦，其他就没什么印象了。”

        我想艾丁这种名草有主的说辞，应该同他对我下属的恭维如出一辙，难怪他接近我的机会比靠电话联系的记者要多。转念间，我怀疑他是否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提到找费尔丁医生有什么事吗？”我站起身。

        她努力想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翻着那些惨绝人寰的照片。“对了，我想起来了，是关于放射线，他想知道如果有人死于辐射会有什么征象。”

        “哪种放射线？”

        “我当时以为他要做某种X光机的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害怕恐怖分子在邮件里放炸弹，媒体做了许多相关报道。”

        我记得在艾丁家搜查时没发现任何显示他在进行这种研究的文字。我返回办公室处理其他事务，回了几个电话。几小时过去了，马里诺进门时，我正在吃晚点太多的午餐。

        “怎么忽然跑这里来？”看到他我有些意外，“还有半个金枪鱼三明治，你吃吗？”

        他把两扇门都关上，没脱大衣就坐下来，神情令我紧张。“你跟露西联系过吗？”他问。

        “离开家后就没再跟她联系过。”我放下三明治，“怎么了？”

        “她打电话给我了，”他瞥了眼手表，“大概一小时前。她想知道怎么跟丹尼联系，好打电话问问他车子的事。她听起来醉醺醺的。”

        我盯着他沉默半晌，然后移开目光。我甚至不用确认此事的真实性，因为他一直非常了解露西。

        “我现在该回去吗？”我静静地问。

        “不用吧，我想只是一时情绪不佳，过一阵就没事了，好在她现在没车可开。”

        我深吸一口气。

        “我觉得她现在没什么大碍，只是应该让你知道情况，医生。”

        “谢了。”我面色凝重。

        我并未流露出担忧的神色，希望露西酗酒只是太想离开这里。她堕落自弃的那段日子，曾因酒后驾车差点意外身亡。如果不是我推测的原因，她今天早上令人费解的举动以及马里诺告诉我的她怪异的行径就有些反常了。我不知该怎么做。

        “还有，”他起身时说，“你不会就这样让她回学校吧？”

        “不会，”我说，“当然不会。”

        等他离去，我在关上的门后呆立了好一会儿，纷乱的思绪如同我家窗前涩滞的河水，我甚至不知自己究竟是生气还是害怕。忆及每次要为露西倒酒或请她喝啤酒的情景，遭背叛的感觉就油然而生。我愈想她的过去和她差点毁掉的生命就愈发绝望。一瞬间，其他恐怖画面排山倒海而至，它们出自一个自诩上帝者之手，我相信外甥女就算竭尽聪明才智也无法了解这股黑暗力量，无法了解我从中感受到的邪恶。

        我穿戴好大衣手套，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我正准备去和前台打招呼说要离开，电话铃响起，我理所当然以为是露西便接了起来。结果是切萨皮克分局局长，他说他叫斯蒂尔斯，刚从芝加哥调来没多久。

        “很遗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他听起来很诚恳，“但我得跟你谈谈我局里的罗切。”

        “我也正想跟你谈他，”我说，“或许你能向我解释他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根据他的说法，问题在于你。”他说。

        “太荒谬了，”我难以遏制心中的怒火，“简单点说，斯蒂尔斯局长，你的探员在调査过程中行为不检点、不专业、妨碍公务，我不得不禁止他进入我的验尸间。”

        “你知道，内政部将着手调査这件事，”他说，“你可能要过来一趟，我们得好好谈谈。”

        “什么罪名？”

        “性骚扰。”

        “这个罪名最近倒挺流行，”我讽刺地说，“我可不觉得我对他有控制权。他是替你工作，不是我。依照定义，性骚扰是基于滥用自身职权，但在这个疑案里角色是颠倒的。你的探员对我性暗示，在这些暗示没有得到响应时他就开始实施侵犯。”

        斯蒂尔斯一思索。“在我听来，你这是言语攻击。”

        “对，听起来像一堆废话。但如果他敢再碰我，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对方不语。

        “斯蒂尔斯局长，”我接着说，“我认为，眼下最该关注的是你辖区的那起案件，我们不如花点时间讨论泰德·艾丁？”

        “好的。”他清了清嗓子。

        “你知道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吗？”

        “没错，我听过简报，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太好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侦办这起案件。”

        “没错，每个死者的死亡原因我们都应努力查清，但艾丁这件案子对我来说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越听越怒。

        “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觊觎那些南北战争遗物——或者说在搞收藏？距他潜水点不远处有几艘战舰，他显然是在打捞那些炮弹时溺亡的。”

        我恍然大悟，罗切一定已经向他报告过艾丁的事，否则就是这位局长曾在报纸杂志上看过艾丁发表的打捞河底宝物的文章。我并非历史学家，却也马上察觉这种说法推出的结论有多荒谬。

        我对斯蒂尔斯说：“你辖区里的最大水战发生在梅里麦克号与莫尼特号之间，那在数英里之外的汉普顿路一带。我从没听说过停泊战舰的伊丽莎白河附近曾发生过什么战争。”

        “斯卡佩塔医生，我们无从得知真相，不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时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人被枪杀、有东西被炸毁、有垃圾被倾倒。当时不像现在，有摄像机或成千上万的记者。顺便一提，我是个历史迷，读过很多有关南北战争的书。依个人浅见，我相信这个叫艾丁的家伙潜入水底确实是为了那些遗物。他从自己的机器吸入毒气死亡，不管手里握有什么，比方说探测器，都掉到淤泥里了。”

        “我正以谋杀案的标准侦办这起案件。”我坚持道。

        “那么，我无法苟同，原因如前所述。”

        “希望在我告知检察官后，她会同意我这么做。”

        局长没有说话。

        “我猜你无意邀请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人员参与办案，”我接着说，“你已决定把这起案件当成意外死亡结案。”

        “就这一点来说，我想破头也找不出麻烦联邦调査局的理由，我已经这么告诉他们了。”

        “好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克制以免摔掉电话。

        “该死，该死，该死！”我满腔怒火，抓了自己的东西往外走去。

        下楼来到停尸间办公室，我拿走墙上的钥匙，走到室外停车场，打开偶尔用来运尸体的深蓝色厢型车的车门。这辆车虽说不像灵车，但还是没人希望它出现在自家车道上。车内空间宽敞，深色车窗内挂着与殡仪馆灵车类似的窗帘，后部座位被撤掉，底板上有钉子固定的夹板，以防运输时担架滑动。我的停尸间管理员在后视镜上挂了几个空气芳香剂，雪松的气味浓得发腻。

        我打开驾驶座车窗，向大街驶去。马路不是很潮湿，高峰时段的堵车也不太严重。微湿的凉爽空气扑面而来，我盘算着一件必须做的事。不多久，我在回家途中的一座教堂前停下车。通常我只在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紧要关头，才会想到教堂。我在斯里乔普特路和格罗夫大道交叉口转弯，开进以砖瓦砌就、大门永远敞开的圣布里奇特教堂停车场。此时正是匿名戒酒会的聚会时间，我事先知道，刻意避开以免干扰他们。

        我从侧门进入教堂，经过众多守护圣殿的圣徒雕像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幅彩绘玻璃，在教堂坐席最后一排坐下，想点根蜡烛，但这个仪式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时废除。我跪在长椅上，为艾丁和他的母亲祷告、为马里诺和韦斯利祷告，而在心底最私密幽暗的角落，我为外甥女祷告。我合眼静跪，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开始舒缓放松。

        傍晚六点左右，我准备离开，走到教堂前廊时看到图书室门口亮起了灯。冥冥中似有人指引我走向那个方向，也许是至圣者准备抗击邪书，也许我将聆听神甫的教义训诫。进去时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将书归回书架。

        “斯卡佩塔医生？”她惊喜地问道。

        “晚上好！”我因忘了她的称呼感到内疚。

        “我是爱德华太太。”。

        我这才想起，她掌管教堂的社会服务，还负责培训刚饭依天主教的信徒，有段时间我应该也是培训对象，因为我望弥撒的次数少之又少。她身材娇小微胖，从未进过修道院，但依然会让年轻时的我产生好修女会有的那种愧疚。

        “我很少见你这个时间来。”她说。

        “刚好路过。”我回答，“我刚下班，应该错过晚祷时间了。”

        “只有星期天才有晚祷。”

        “对哦。”

        “见到你真高兴。”她审视着我的脸，我知道她看得出我内心的不安。

        我随意浏览书架上的书。

        “需要我帮忙吗？”她问。

        “教义问答书。”我说。

        她走到房间另一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这是本大部头，我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理智。我现在身心俱疲，也许只有露西才有余睱读它。

        “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她好心地问我。

        “可能去跟神甫告解几分钟就没事了。”我说。

        “奥康纳神甫正好去医院巡视了，”她的眼神还在试图搜寻，“我可以帮你吗？”

        “应该可以。”

        “就坐这儿吧。”她提议。

        从朴实木桌旁拉出的椅子，令我不禁怀念起小时候在迈阿密教会学校就读时坐过的那些。那时的自己不知为何总是对课本充满期待，我渴望学习，只要与家庭不相干的事对我而言都是神赐的祝福。爱德华太太和我如朋友般面对面，但话很难出口，因为我很少如此率性而谈。

        “我无法告诉你所有细节，我目前的工作牵扯到一些复杂情况。”我说。

        “我能体谅。”她点点头。

        “我想说的是，我无意间读到一本崇拜撒旦的书，它并非在颂扬恶魔，该怎么形容昵，总之是一种邪说。”

        她不作回应，直视我的眼睛。

        “还有露西，我二十三岁的外甥女，她也看了这本书。”

        “所以你感到困扰？”爱德华太太说。

        我深吸一口气，觉得自己很可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呢，”她说，“我们绝不能低估恶魔的力量。我们应该暂且回避，时机成熟时再予以反击。”。

        “我根本躲不开，”我说，“恶魔不断将死者送到我门前，我必须看那些材料。我夜里被噩梦弄得心神不宁，我外甥女行为反常，她花了很多时间读那本书。我十分担心她，所以才来这里求助。”。

        “‘继续汝应做之事，汝将从中学习并坚信不疑’，”她引诵这段经文给我听，“这不难。”她微笑起来。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话。”我回应她。

        “斯卡佩塔医生，你告诉我的困扰并不会立刻获得解决，我无法对你伸出援手，驱除你面对的黑暗和噩梦，我想奥康纳神甫也做不到。这里没有针对上述问题的任何仪式，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我们一定会这么做。但你和露西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你必须做的就是重拾你的信念。”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又强调一次。

        “好极了。回去要露西多祷告，最好常来教堂。”

        回家的途中我一直在想，过了今天是否一切就能否极泰来。但一跨进家门，我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还不到七点，露西竟已躺在床上。

        “你睡着了吗？”我摸黑坐到她旁边，抚着她的背，“露西？”

        她没有理我，我则庆幸车子还没送回来。我一直担心她已开车回夏洛茨维尔，真的怕她重蹈覆辙。

        “露西。”我又喊了一声。

        她缓缓转过身。“干吗？”她应道。

        “只是看看你怎么了。”我故作镇定。

        我看见她揉眼睛，才知道她没有睡觉而是在哭。

        “怎么了？”

        “没什么。”

        “肯定有事不对劲，趁现在我们来谈谈。你根本不像原来的你，我想帮你。”

        她没有回应。

        “露西，我会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开口。”

        她还是不做声，可我看得出她盯着天花板时眨了眨眼。“珍妮特跟他们说了，”她说，“她把我们的事告诉父母了，结果他们勃然大怒，根本不顾她的感受，就像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她愈说愈生气，起身靠坐在床头，把枕头垫在背后。“他们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谈谈。”

        “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我说，“我只能说问题出在他们身上，你们并没有错。”

        “我不知道她打算怎么办。最糟的是，我们担心局里发现。”

        “所以你更该振作起来，做真实的自己。”

        “也许吧，我不知道。”她更加沮丧，“我讨厌这样，太痛苦了，老天真的太不公平。”她将头倚在我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过得轻松一点？”

        “我不确定你是否真想和我一样，”我说，“我这辈子也轻松不到哪儿去，几乎没一件事能让我觉得从容自在。你和珍妮特若能豁出去，就能过得幸福。前提是，你们要真心相爱。”

        她深吸一口气，缓缓朝空中吐出。

        “别再伤害自己了。”我从黑暗房间里的床沿起身，“那本书在哪里？”

        “桌上。”

        “我的工作室吗？”

        “嗯，我把它放回去了。”

        我们四目交会，她眼睛闪闪发亮。

        “你知道吗，过度沉迷不是好事。”我说。

        “你不也一直沉迷其中，就像赌马一样。”

        “你错了，”我说，“赌马时要知道自己何时该下注，何时该收手。你必须看重对方的实力，而非对它不屑一顾，否则你一定会输。你最好学会这一点。”

        “知道了。”她心平气和地说，视线瞟到我放在床脚的教义问答书，“那是什么，难道我今天整晚都得读那个？”

        “我特地从教堂借来的，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

        “别提教堂了。”她说。

        “为什么？”

        “我是被上帝遗弃的子民。像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除了下地狱或坐牢别无他途。你不会了解遭到孤立是什么感觉。”

        “露西，我这一生几乎一直孤立无援。要是你是医学院班上仅有的三名女生之一，你不知道会遭到什么样的歧视，或者在法律学院因生病错过几堂课，根本没人愿意借笔记给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从不让自已生病、不借酒消愁，更不会躺在床上无病呻吟。”我知道这些话过于严厉，但不得不说。

        “这是两码事。”她说。

        “你情愿相信这是两码事，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找到自怜自文的借口。在我看来，遗弃和排斥一切的人是你自己，不是教堂，也不是社会，当然更不是珍妮特的父母，他们纯粹是一时无法接受。而你的行为比这一切都更为恶劣。”

        “我很恶劣？”

        “听好，我受够了。”我说，“你以后来我家，不准再喝得醉醺醺的还用毯子蒙着头，我已经为你操了一整天心。当我想帮忙时，你却拒我和其他人于千里之外。”

        她死死盯着我，闷不吭声。最后她终于开口：“你真是为我才上教堂的？”

        “为自己，”我说，“但你是我们谈话的焦点。”

        她拉开毯子起身。“‘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我停在她房间门口。

        “出自教义问答书。我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修过宗教课。你要吃晚饭吗？”

        “你想吃什么？”我问。

        “随便吃点就好。”她走过来紧紧抱住我，“姨妈，对不起。”

        我到厨房打开冰箱，没看到任何想吃的，接着又开了冷藏柜，但食欲已随先前平静的心绪消失无踪。我只吃了一根香蕉，煮了壶咖啡。八点半，长桌上的无线电通话器忽然响起，吓我一跳。。

        “六〇〇呼叫〇一。”空中飘来马里诺的声音。

        我拿起麦克风回应：“〇一。”

        “方便打个电话给我吗？”

        “号码。”我说，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

        我工作室使用的频段可能受到监听，碰到紧急机密的案件时探员们尽量不使用无线电。马里诺给我的是公用电话的号码。

        他接电话说：“很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发生什么了？”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故意溜到外面打给你这个电话，因为我知道你希望我们联系你。”

        “快说。”

        “真该死。医生，非常遗憾，我们刚找到丹尼。”

        “丹尼？”我一头雾水。

        “诺福克办公室的丹尼·韦伯。”

        “你说刚找到他是什么意思？”我紧张得咬紧牙关，“他做了什么？”我马上联想到他因开我的车被捕，要不就是出了车祸。

        马里诺说：“医生，他死了。”

        我久久无法言语。

        “天哪，”我靠着长桌，闭上双眼，“天哪。到底怎么回事？”

        “听我说，我认为你最好亲自来看看。”

        “你在哪儿？”

        “休格街尽头的旧火车隧道，你的车停在一个街区外的利比丘公园里的坡道上。”

        我没再多问，抓起医务包和枪，告诉露西我必须出门，可能今晚回不了家。我非常熟悉隧道所在的市中心贫民区，无法想象丹尼究竟因何而去那里。他原计划跟他朋友分头把我的奔驰和露西的复古巨无霸开回我办公室，那里的行政人员会在后门与他们会合载他们去公共汽车站。教堂山距法医办公室不远，但我还是不明白丹尼为什么把我的车开去那里，而非他应赴的地点。我应该不会看错他的为人。

        我沿西卡瑞街疾驶，行经幢幢屋顶由黄铜与石瓦砌就、高大的黑色铁门深锁的砖造豪宅。下属死了，我驾着停尸间的厢型车超速行驶在城市最美的一带，一切似乎都不真实。我烦恼着自己又丢下露西独处，甚至不记得出门时是否启动了警戒装置、关掉了信号感应器。我的手不住颤抖，只想来根烟。

        利比丘公园是里士满七个古老庄园区之一，坐落其间的百年老宅和希腊风格建筑，被大力鼓吹古迹维护的人士从颓败的边缘和犯罪的魔爪中挽回，修整得焕然一新。大部分居民都很高兴有这样的改变。但我不愿住在这个毒品泛滥的住宅区或者说贫民区附近，我不想每天接到的案子都牵涉自己的邻居。

        闪烁着红蓝警示灯的巡逻车停靠在富兰克林街两侧。天色已暗，我勉强辨认出八角露台上那座高矗在花岗岩基座上面对詹姆斯河的士兵铜像。我的车被穿制服的警察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居民纷纷从阳台探身观望。我放慢速度，没有看到车哪里受损，但驾驶座的门敞开着，车里的灯亮着。

        二十九街以东，道路蜿蜒而下至低洼区著名的休格街，这一带是弗吉尼亚的红灯区，妓女们在此招揽生意，可能还有走私买卖。我略有耳闻，但不很确定。翻新的住宅出人意料地成为恶房东索取高额房租的摇钱树。陡坡上茂密的林木中就是二十年代便已废弃的C&0隧道。

        记得有一次我乘警察局的直升机飞越这一区，在树丛间瞥见隧道幽暗的洞口，铁轨枕木松疏斑驳，火车车厢和铁路工人似乎早已被尘封在隧道内。我实在想不通丹尼为什么会来这里。至少他该考虑自己受伤的膝盖。我把车停到路边，尽可能靠近马里诺的福特车，但马上就被记者发现了。

        “斯卡佩塔医生，停在坡上的那辆车真是你的吗？”一名挤到我身边的女记者问道，“我知道那辆车登记的是你的名字。它是什么颜色的？黑的吗？”她锲而不舍地追问，我未作任何回应。

        “你能对我们简单说明为什么它会停在那里吗？”一名男子将麦克风凑过来。

        “是你把车开过去的吗？”另一人问道。

        “或者你的车被偷了？是死者偷的吗？你认为这和贩毒有关系吗？”

        四周吵吵嚷嚷，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发问，我根本开不了口。最后几名警察发现了我并大声吆喝拦阻。

        “喂，让开！”

        “我们是记者。”

        “请让这位女士通过。”

        “拜托，我们是在犯罪现场工作，希望你行个方便。”

        马里诺忽然过来抓住我手臂。“一群跟屁虫。”他瞪着他们，“小心脚下，到达隧道前得先穿过一片树林。你穿的什么鞋？”

        “我没问题。”

        街边岔出一条长而险峻的小径。在灯光照射下，刈出一条带状地，仿如月光照在危机四伏的海湾，两旁的树木融入被风搅动的斑驳暗影。

        “千万小心，”他再三叮嘱，“满地都是烂泥巴和狗屎之类的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我问。

        我打开手电筒，照着脚下的泥泞窄路，看到荆棘丛和冬季树之间，碎玻璃泛着白光，卫生纸和被丢弃的破鞋肆意散落。

        “看来附近居民已经把这里当作垃圾掩埋场了。”他说。

        “他膝盖受伤，无法来这种地方。”我说，“怎样才能更靠近一点？”

        “抓紧我的手臂。”

        “不，我要自己去看。”

        “抱歉，你不能独自下去，我们不确定是否还有人埋伏在下面某处。”

        “那里有血迹。”我用手电筒照着，我所在之处往下六英尺的落叶上闪着几大滴血。

        “上面血迹更多。”

        “你是指街上？”

        “不。血迹很可能从这里开始，直到陈尸处。”

        “好，来吧。”我环顾四周，小心前行，马里诺谨慎地跟着我。

        警方在树木间围上黄色警戒带，尽可能维持这个区域的安全，截至目前，我们都无法确定出事地点的确切范围。出了树林，旧火车铁轨沿我南边的河向西延伸，渐渐消失在隧道豁口里。在那里，我才看到尸体。丹尼·韦伯上半身仰躺，下半身侧卧，手臂和腿呈不自然的角度，脑后有一大摊血。我打着手电筒慢慢查看，发现他的毛衣和牛仔裤上沾着大量泥沙和草，还有一些树叶和残渣黏在他头发里的血块上。

        “他是从斜坡上滚下来的，”我注意到他大红色运动支架的系带已经松落，尼龙搭扣上沾着碎屑，“在他躺成这个姿势前就算没死，也差不多了。”

        “没错，很明显，他在坡上遭人枪杀。”马里诺说，“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他受伤后或许试图脱身，在此过程中流血了吗？他挣扎了一段路，最后体力不济一路滚下坡。”

        “他可能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我的声音开始哽咽，“你看到他膝盖上的支架了吗？你能想象他如何努力从这条路慢慢滑下来吗？你知道拖着一条行动不便的腿该如何往前挪动吗？”

        “那个杀人不贬眼的家伙相当于捏死一条鱼缸里的鱼。”马里诺说。我没回应他，用手电筒光束照亮一路通往大街的草丛和垃圾。几滴暗红色血迹散落在历经天气和时间揉躏而呈灰白色的被踩瘪的牛奶盒上。

        “找到他的钱包了吗？”我问。

        “在他的后口袋，十一块钱和信用卡都原封不动。”马里诺说，目光游移不定。

        我拍了几张照，跪在尸体旁将他反转，想看清楚他受创的后脑。他颈部还有温度，身下的血已经凝固了。我打开医务包。

        “麻烦你过来一下，”我交给马里诺一张摊开的塑料布，“在我量他的体温时，请你拿着这个。”

        他用塑料布挡住尸体，我褪下丹尼的牛仔裤和内裤，发现里面沾满了粪便。有些人会在死亡瞬间大小便失禁，有时这也意味着当事人当时惊吓过度。

        “你觉得他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吸毒才导致这种下场？”马里诺问。

        “从没想过，”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

        “比如说，他日子过得似乎还可以？我是指，他赚多少钱？”

        “他一年的薪水是两万一，我不知道对他来说是否够用。他和家人一起住。”

        尸体温度三十五度，我把温度计放在医务包上以测量此时的气温。我挪动他的手臂和腿。除手指和眼部的小块肌肉已经开始呈死后僵直的现象，丹尼大部分身体部位尚有余温，像生前一样柔软，我俯身靠近他，还能闻到古龙水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味道。确认他的身体全被罩在塑料布下之后，我把他翻过来检查背后是否有其他伤口，更多血汩汩渗出。

        “你什么时候接到通知的？”我问马里诺，他正缓缓走向隧道，手持手电筒在一片纠缠的藤蔓与灌木丛中搜索。

        “有个居民听到附近有枪声，七点零五分左右拨了九一一报警。十五分钟后我们就找到了你的车和他的尸体，因此两小时前我打了电话给你。检验结果如何？”

        “他几乎是冻死的。他衣服穿得不少，但长时间暴露在零下十五度的气温里还是难逃一死。我这里差不多了，麻烦你帮我把所有袋子拿上去。丹尼那位帮忙开露西车子的朋友有消息吗？”

        我手捧棕色纸袋，套着橡胶手套的手腕小心护着这些细小的物证，从这些子弹碎片和指甲里的毛发与肉屑能判断丹尼是否曾与袭击者搏斗。但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无论当时情况如何，我相信丹尼都会像过去被告知的那样做出反应。

        “可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朋友是谁，”马里诺说，“我可以派一小队人到你办公室查査看。”

        “好主意，我们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否试图与我们联系。”

        “呼叫一〇〇。”马里诺对便携式无线电通话器呼叫，我则继续拍照。

        “一〇〇。”无线电调度员回应。。

        “请联系此刻距十四街和富兰克林街法医办公室最近的人员。”

        丹尼在背后遭人射杀，就算枪口不是直接抵着他，距离也相当近。正要询问马里诺有关弹壳的细节时，我听到一阵熟悉不过的声音。

        “啊，糟了，”嘈杂声愈来愈大，我大叫，“马里诺，不要让他们靠近。”

        但已经来不及了，媒体的直升机盘旋着准备降落。捜寻地面的光束扫过隧道和跪在空地上的我，我满手脑浆和血迹。树叶、沙尘和枯枝漫天飞舞，我在刺眼的强光下赶紧遮住眼睛。我听不见马里诺猛力挥舞手电筒对天空喊叫的声音，只想拼命挡住尸体。

        在第七频道那帮浑蛋有意无意地破坏现场时，我已经用塑料袋包住丹尼的头，拿一块塑料布罩住他的身体。直升机的乘客登机门已经开启，摄影人员从黑夜里现身，为十一点的晚间新闻将聚光灯朝我身上猛照。直升机轰鸣着开始撤离。

        “他妈的全该下地狱的家伙！”马里诺怒吼，在他们后面猛挥拳头，“我要毙了你们这帮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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