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开过马里诺这辆道奇公羊皮卡。若不是眼前处境尴尬，我或许会觉得很有趣吧。我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五英寸，体形瘦长，外表没什么奇特怪异之处。我常穿牛仔裤，但今天没穿。我希望自己从装束看来就像个首席法医或律师，除了要去犯罪现场，其他时候通常穿着合身套裙或法兰绒长裤搭配运动外套。我的一头金发短而利落，脸上化有淡妆，身上除了印章戒指和手表外不戴别的饰物。我没有文身，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种会开着辆威风凛凜的深蓝色卡车在路上狂飙的人，车上还装着铬黄色条纹挡泥片、无线电扫描仪和可以连上民用频段双向无线电台的大型接收天线。

        我沿着第六十四号公路往西开回里士满，这样走比较近。我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因为单手操控这种大车并非易事。从没度过这样的平安夜，越想越觉得沮丧。通常这时候，我的冰箱和冰柜里都已塞得满满的，酱汁和汤也已煮好，圣诞树也装饰完毕，我沿着州际公路开车，觉得孤苦落魄，突然想到不知道今晚该睡在哪里。应该是安娜家吧，可是我恐惧我们之间那种难以避免的僵硬气氛。今天早上我没看见她，一股无奈的绝望感压在我身上，仿佛要把我压进椅子里。我呼叫露西。“明天我必须搬回家。”我对她说。

        “你干脆到酒店来陪我和蒂恩吧。”她提议。

        “你们到我家来如何？”开口要求别人什么对我而言很难，但此刻我需要她们陪伴，真的需要。基于许多理由。

        “你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到？”

        “至少一起过圣诞节的早上吧。”

        “一早就去。”圣诞节清晨露西从来不到六点就起床。

        “我会早点起床，然后我们一块儿回我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几天的白昼最短，还得等好一阵阳光才会出来，拂去我内心的沉重和焦虑。进入里士满市中心时已经天黑。六点零五分抵达安娜家，发现博格坐在她的车里等我，车前灯将黑夜照得通亮。安娜的车不见了，她显然不在家。不知为何这让我心中一阵忐忑，也许是在担心她得知博格要来和我会面才刻意避开。想到这里，我又记起这一阵很多人找安娜谈过，她可能被迫吐露了我在极度脆弱的时刻对她倾诉的那些事情。我打开车门时博格下了车，不知道她对我驾驶这车是否感到惊讶，就算如此她也没表现出来。

        “走之前你需要进屋子拿什么东西吗？”

        “等一下，”我说，“你来的时候泽纳医生在家吗？”

        我感觉她愣了一下。“我几分钟前才到的。”

        避重就轻，登上门前台阶时我心想，然后打开大门门锁，关掉警报器。玄关一片昏暗，巨大的吊灯和圣诞树彩灯都没点上。我给安娜留了张字条，谢谢她的友谊和关照，并告诉她我必须回家去过节，相信她必定能谅解。最重要的是，我要她相信我没生她的气，我了解她和我一样都是迫于现实。我只说现实而非人为因素，是因为我已经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拿枪抵住她的脑门命令她说出关于我的事。下一个或许是罗奇·卡加诺，除非我被起诉。一旦我成为被告，尚多内案的审判就没我的事了。我把纸条留在安娜那张一尘不染的毕德迈式床上，然后上了博格的车，开始向她叙述我这一天在詹姆斯城的所见，包括那个废弃的露营地和在那里发现的浅色毛发。她一边聆听一边开车，对路况熟悉得有如已经在里士满住了半辈子。

        “假设没有发根，”最后她问，“还能不能证明毛发是尚多内的？通常都没有吧。以前你的那几个犯罪现场的毛发也都没有发根，对吧？那两个，金兰和布雷的。”

        “没有。”我说。听到说是我的犯罪现场，我有些心惊。这些犯罪现场才不是我的，我在心底驳斥。“是掉落的，因此没有发根，”我告诉博格，“不过我们可以从毛干采得线粒体DNA，所以我们绝对可以证明露营地的那些毛发是不是他的。”

        “请你解释一下，”她说，“我不是线粒体DNA专家，当然也不是毛发专家，况且那还是他的毛发。”

        DNA是个艰涩的话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分子层面的生命阐释无异于天书。警察和检察官都爱DNA的功用，但对于那些科学理论却是避之唯恐不及。早先还有笑话说，有人甚至连DNA都拼错。我开始解释，当细胞内，比如血液细胞、肌肉组织细胞、精液细胞和发根细胞等，存有细胞核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核DNA。核DNA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因此我们只要握有某人的DNA，就等于掌握了他的一切，并且可以拿任何他身上的东西，譬如在犯罪现场留下的细胞样本，来作DNA分析比对。

        “可以直接拿露营地发现的毛发跟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作比对吗？”博格问。

        “很难。”我回答，“就这个案例来说，检查显微特征无法得到什么结果，因为他的毛发缺乏色素。顶多只能说，两者的生物形态类似，或者相当一致。”

        “无法说服陪审团。”她说出她的忧虑。

        “绝对不可能。”

        “要是我们不作显微比对，辩方会拿它做文章，”博格说，“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作比对。”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不妨试试。”

        “拿苏珊·普雷斯身上发现的和你那几个案子里的采样作比对。”

        “可以。”我再次保证。

        “说说毛干吧。毛干的DNA又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线粒体DNA存在于细胞质内，而不是细胞核内，也就是说，线粒体DNA是头发、指甲、牙齿和骨骼的遗传性DNA，是组成身体骨架部分的分子。线粒体DNA有功能限制，因为它只是遗传自母亲。我拿鸡蛋比拟。我告诉她可以把线粒体DNA想成蛋清，核DNA则是蛋黄，这两者无法拿来作比较。但只要有了血细胞的DNA，就等于拥有整个鸡蛋，可以拿比对者的线粒体——也就是蛋清来作比较。我们已经握有血液样本，因为尚多内已被逮捕，在住院期间被采下血液样本。我们有了他的DNA的完整档案，可以拿他血液样本的线粒体DNA和其他毛发样本的线粒体DNA作比对。

        博格凝神听着，一字不漏，而且似乎懂了。和以往一样，她没做笔记。接着她又问：“他在你的住处留下毛发了吗？”

        “我不知道警方有些什么发现。”

        “既然他时常掉毛发，我想他就很可能在你的屋子里留下一些，甚至他跑出去的时候在雪地里也掉了一些。”

        “很有可能。”我赞同地说。

        “最近我读了些关于狼人的书，”博格转向下一个话题，“有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狼人，或者用尽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试图让自己变成狼人。巫术和魔法、撒旦崇拜、噬咬、喝血。你想尚多内会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loup-garou？狼人，或者想要变成狼人？”

        “因此可以借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我说。我一直认为这会是他的辩词。

        “十六世纪初期匈牙利有个女伯爵，伊丽莎白·巴托里·纳达斯第，绰号嗜血女伯爵，”博格说，“据说她曾将六百余名年轻女性加以凌虐、杀害，然后浸泡在她们的血液里，相信这样能让她青春和美丽永驻。熟悉这事例吗？”

        “没什么印象。”

        “这个女伯爵把这些年轻女子关在地牢里，把她们养胖后取她们的血，浸浴其中，然后逼迫其他女囚将她身上的血舔干净，据说这么做是因为嫌毛巾的触感太粗糙。她把鲜血涂满全身，”她思索着说，“关于这事例的文字记载都遗漏了这个重点。在我看来，这当中含有性的意味，”她语气平淡，“这是性谋杀事件。犯案者再怎么相信鲜血的魔力，实质上玩的都是权力与性的游戏。无论是漂亮的女伯爵还是生长在圣路易岛的畸形男子，道理是一样的。”

        车子拐入坎特伯雷路，进入豪华木屋林立的温莎农庄。黛安·布雷就住在这小区的另一头，她的房子和通往市中心、车声嘈杂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墙之隔。

        “我愿意用我的右手臂交换尚多内肚子里的墨水，”博格说，“说得明白些，我很想知道他这些年来都读了些什么书——除了他说的他父亲给的那些历史书和他为自我充实而读的书以外。譬如说，他有没有读过嗜血女伯爵的故事？他把血涂在身上，会不会是因为他相信这样能治愈他的疾病？”

        “我们已经知道他时常在塞纳河里洗澡，还有这里的詹姆斯河，”我回答，“究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希望能神奇地治愈自己的病。”

        “《圣经》里的典故。”

        “也许吧。”

        “说不定他也看《圣经》。”她又说，“他会不会也受了那个法国连环杀手吉勒斯·卡尼尔的影响？杀害并吃掉小男孩，还在满月的时候号叫的那个？中世纪，法国有很多所谓的狼人。因为这罪名被起诉的就有三万人，你能想象吗？”博格显然看了不少资料。“还有另一个奇怪的说法，”她又说，“在狼人传说中，被狼人咬的人也会变成狼人。也许尚多内是想让那些人变成狼人，以便拥有一个红粉知己，一个和他一样的怪胎伴侣？”

        种种奇特的说法不断涌出，听多了便不觉得怪了。博格只是在模拟辩方可能会提出的说辞，他们会借此转移陪审团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凶案的残酷本质，转而同情尚多内的躯体畸形、心理残疾和异常状况。倘若辩方能证明尚多内的确相信自己是另类生物，是狼人、怪物，那么陪审团很可能会认定他无罪，无须送进监狱，甚至会有人对他产生同情。

        “银弹辩护策略。”博格指的是只有用银弹才能杀死狼人的迷信说法，“我们有一大堆证据，但当初辛普森案中的检方也是手握铁证。辩方采用的银弹策略必然是：辩称尚多内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

        黛安·布雷的住处是一栋有着复斜屋顶的白色豪宅。尽管警方已经将现场封锁并清理过，这儿仍旧弥漫着死亡气息。任何人，包括博格在内，若要进入私宅，都必须先征得屋主（就此案而言则是托管人）的同意。我们在车里等候布雷的弟弟艾瑞克·布雷为我们开门。

        “你或许已经在葬礼上见过他了。”博格提醒我，艾瑞克·布雷就是那个抱着骨灰瓮的男子，“告诉我，你认为尚多内有什么能耐说服一个老到的女警开门？”博格的思绪从法国中世纪的怪人那儿飘回到眼前真实存在着的屠宰场。

        “这问题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畴，博格小姐。你最好还是提些关于尸体和验尸结果的疑问比较好。”

        “别管什么专业，只谈问题。”

        “这是因为你认定我已经沾了污点出庭无望，至少不会在纽约出庭，是吗？”我直言不讳，“老实说，我这次被抹黑已到极限。”

        我停下来看她是否知道。见她不吭声，我直接挑战她：“赖特可曾暗示过你，我对你可能没什么帮助了？大陪审团正在调查我，就是因为他的糨糊脑袋认为我和黛安·布雷的死有关系。”

        “不止他暗示过我，”她望着布雷那栋阴暗的屋子，镇静地回答说，“马里诺也和我讨论过这件事。”

        “一堆秘密交易。”我嘲讽地说。

        “照理讲，大陪审团只能关起门来讨论，但目前还没正式开始。它只是被赖特当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打听你的事，电话账单呀，银行结单呀，看大家会透露些什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作过证。”

        她说得好像这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我恼火起来，情绪激动。“要知道，我也是有血有肉的，”我说，“也许对你来说起诉谋杀案只是家常便饭，可是对我并非如此。我已经一无所有，不能再失去我的清白，那等于要我的命。他们居然以为我做得出这种事！居然！他们以为我会做出这种我一辈子都在斗争的事？我怎么会去使用暴力，怎么会去蓄意伤人？我无法冷静面对这种指控，博格小姐，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羞辱了。真的。”

        “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吗？”她望着我说。

        “随时欢迎。”

        “首先，这事一定会被媒体揭发，你也很清楚。我会抢先召开记者会，会尽快。庆幸的是，你没有被革职，没有失去高层的支持，真是奇迹啊。政客总是见风使舵的，但州长对你评价极高，他不相信是你杀了黛安·布雷。如果他能发表公开声明，而大陪审团又没有决议起诉你的话，你就应该没事。”

        “你和米歇尔州长讨论过这件事吗？”我问她。

        “我们曾经有过接触，算是旧识。他担任检察长的时候我们共同审理过一个案子。”

        “对，我知道。”再说我问的也不是这个。

        一阵沉默。她望着布雷的屋子，里面没有灯光。这时我指出这符合尚多内的作案模式：先把门廊的灯泡拿掉，或者拔掉电线。当目标受害者开门的时候，他便能隐身于黑暗中。

        “我想听你的意见，”接着她说，“我相信你一定有想法。你是个非常敏锐又经验老到的调查员，”她语气笃定，直截了当，“非常清楚尚多内对你做了什么，对他作案模式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

        她就这么提起尚多内攻击我这件事，令我颇不舒服。尽管她只是在履行职责，我还是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因为她的态度过于客观，而她的避重就轻也让我很不满。我很厌恶我们的谈话总是被她牵着走。我实在忍无可忍，我也是人啊，也希望她能多少表示一点同情。“早上有人打电话到停尸间，自称是本顿·韦斯利。”我把这难题丢给她，“你知道罗奇·马里诺·卡加诺的事了吗？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我又气又怕，声音都在发抖。

        “他恐怕会消失好一阵，”她像是对状况了如指掌，“不像他的作风，不过如果他重操故技我也绝不会惊讶。骚扰、伤害、恐吓，或攻人软肋以示警告。我觉得在案子开庭以前他都不会和你正面接触，甚至都未必现身。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他就是这样，这浑蛋，老是躲在背后搞鬼。”

        我们沉默片刻。她在等我降低门槛。“好吧，我的意见，或者推测，”最后我说，“你真的想知道？那好。”

        “我想知道。你很适合担任次席。”她所谓的次席就是次席检察官，意指在案子审理期间担任她的协作检察官和搭档。这话若非恭维就是嘲讽。

        “黛安·布雷有个朋友，时常来找她。”我跨越藩篱，开始陈述我的推测，“安德森警探。她对布雷着了魔，被她耍得团团转。我想尚多内可能先监视了布雷一阵以收集情报，在这期间注意到了安德森的频繁上门。出事那天晚上，他等到安德森离开后——”我望着那栋房子，“立刻上前去，把门廊的灯泡扭下来，然后敲门。布雷以为是安德森回来想继续争吵或者和解什么的。”

        “因为她们时常发生争执，老是吵架。”博格顺着情节推测。

        “外人看来，她们之间是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我继续往隐秘的深处挖掘。我不该深入调查这一部分，但我还是往下说。“以往，安德森发了脾气后会回去。”我说。

        “案发之后你曾经和安德森谈过。”博格连这都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大概是马里诺。

        “没错。”

        “是当晚安德森在布雷家里吃比萨喝啤酒时发生的争执？”

        “她们吵了起来——是安德森挑起的，于是她生气地离开了，不久有人敲门。和安德森以往折返时同样的敲门方式。他模仿她的敲门方式，就像他找上我的时候模仿了警方的口气一样。”

        “怎么个敲法？”博格问。

        我在车前坐椅中间的置物板上敲了敲。三次，很用力。

        “安德森都是这样敲门的？她不按门铃？”博格问。

        “你和警察合作这么多年，应该知道他们很少按门铃，因为他们时常遇到门铃出了故障的住家，有的根本没有门铃。”

        “有意思的是这次安德森没有折返，”她说，“可万一她折返了呢？你有没有觉得尚多内已经料到她那晚不会回来？”

        “我也想过这问题。”

        “也许是她离开时的神情让他有这感觉？还是他已经失控，管不了那么多？”博格思索着，“或者是色欲强烈得超越了恐惧，让他不在乎被撞见？”

        “或许他察觉到另一件重要的事，”我说，“安德森没有布雷家的钥匙，一向都是布雷开门让她进去的。”

        “没错，可是第二天早上安德森回来并且发现尸体的时候，大门并没有上锁，对吗？”

        “但这并不表示他闯进屋攻击布雷的时候大门没锁上啊。他杀害金兰的时候在门上挂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还把店门锁上了。”

        “可是我们无法证明他进入布雷家之后也把门锁上了。”博格又说。

        “这点我的确没有把握。”

        “他很可能根本没锁门。”博格认真推理起来，“很可能他一进门两人就开始追逐了。他在卧室对她百般凌虐的整个过程里，大门都是没上锁的。”

        “这表示他已经完全失控，不在乎冒风险。”我指出。

        “噢，我觉得‘失控’这词不太妥当。”博格自言自语似的说。

        “失控并不等于疯狂，”我提醒她，“除了自卫杀人以外，所有杀人凶手都是失控的。”

        “噢，说得好。”她点头，“这么说布雷开了门，门廊灯坏了，他站在黑暗中。”

        “他在巴黎对史雯医生也是用这方法。”我告诉博格说，“那里还有好些受害者，作案模式相同，有几回尚多内还留了字条在犯罪现场。”

        “狼人这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博格补充说。

        “他弟弟托马斯的尸体在港口集装箱里被发现的时候，现场也有一个木箱上留有他的签名。”我说，“总之他最初在巴黎犯案时就开始在现场留字条了。有天晚上他找上史雯医生的家门，但不知道她的丈夫在家。他是厨师，平常都是晚上工作，感谢老天，那晚他凑巧请了病假。史雯医生打开大门，尚多内听见她丈夫在房间里叫她，便逃走了。”

        “她看清楚他的样子了吗？”

        “恐怕没有，”我转述史雯医生对我说的话，“外面一片漆黑。她只记得他穿着体面的深色长大衣，围着披肩，两手插在口袋里。他谈吐不俗，说他的车抛锚了，想借用电话。接着他发现屋里有其他人，于是拔腿便跑。”

        “她还记得别的吗？”

        “他的气味。他身上有股动物的臭味，感觉像是湿漉漉的狗。”

        博格忽然发出怪声。此时的我已逐渐熟悉她的一些小怪癖。当她觉得事件特别怪异或恶心时，脸颊肌肉常会一缩，随之发出一声鸟鸣似的细细尖叫。“这么说来，他先是找上那里的首席法医，接着又找上这里的首席法医，也就是你。”她刻意加重语气，“为什么？”她在坐椅上转身，手肘靠在方向盘上，面对着我。

        “为什么？”我重复道，仿佛这是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仿佛她根本不该这样问。“也许该有人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怒火再度蹿起。

        “显然是预谋，”她说，“精神异常的人不会这样深思熟虑、有计划地犯罪，刻意挑选巴黎和这里的首席法医。两位都是女性，都负责他的受害者的验尸工作，因而和他有了某种荒谬的亲昵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比情人更亲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等于是目睹了一切。看见他碰触、噬咬了哪些部位，触摸了他曾经触摸的身体，看着他和那些女人做爱——因为那正是尚多内和女人做爱的方式。”

        “很恶心的想法。”她的心理剖析很令我反感。

        “有固定模式，有计划，一点都不随便。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他的模式，凯，而且得摒弃个人好恶和情绪。”她停顿了下，“面对他的时候你不能抱着私人情感，不能被仇恨淹没。”

        “我没办法不恨他这样的人。”我坦白地说。

        “真的厌恶或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难花时间和心思，也不会有兴趣去研究他。可是对尚多内我们必须保持兴趣，强烈的兴趣。我需要你对他保持兴趣，前所未有的兴趣。”

        博格这番话我并不反对，她只是指出一个关键点，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把心思花在尚多内身上。“我一向都是被受害者驱使着，”我博格说，“从来就没想主动花时间去探索那些浑蛋罪犯的内心世界或灵魂。”

        “你也从来不曾牵涉进这类案子，”她说，“从来不曾被当作嫌疑人看待。我可以帮你脱离这困境，但需要你的协助，让我进入尚多内的内心世界，进入他的心灵。我要你别再恨他。”

        我沉默不语，强忍着绝望和愤慨的泪水。我不想再被尚多内剥夺一丝一毫。“你怎么帮我？”我问她，“你在这里又没有司法权，黛安·布雷案不是你的案子。你可以根据莫利诺法则把布雷案运用在苏珊·普雷斯案的起诉上，但我却被隔离在外，因为我正面临里士满大陪审团的调查。若有人蓄意让我背黑锅，陷害我为杀害布雷的凶手，让人以为我精神错乱，我就更不可能参与其中。”我深吸一口气，心脏猛烈撞击着。

        “还你清白的钥匙也是我在找的钥匙，”她说，“苏珊·普雷斯案。你怎么可能跟这案子有任何牵扯？你又怎么可能篡改这案子的证物？”

        她等着我回答，好像我有答案似的。她的问题令我不知所措。我跟苏珊·普雷斯案毫无瓜葛，这是当然的。

        “我的问题是，”博格又说，“倘若苏珊案的DNA分析报告和这里甚至巴黎的几件案子里DNA样本的完全一致，那不就表示所有这些案件里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觉得陪审员不见得会信服这一点而忽略合理的怀疑，只要找出可能的杀人理由就够了。”我回答，尝试在进退两难之境中扮演魔鬼的辩护者，“那把带有布雷血迹的尖头锤是在我的屋里发现的。有收据可以证明我买了一把尖头锤，但它已不翼而飞。这一切就像冒烟的枪那么显而易见，不是吗，博格小姐？”

        她按着我的肩膀。“回答我，”她说，“你杀人了吗？”

        “没有，”我回答，“没有，我没杀人。”

        “很好。如果是你干的，那我就完了。”她说，“我需要你，她们需要你。”她望着车窗外那栋冰冷空寂的房子，意指那些遭尚多内毒手的受害者，那些没能逃过一劫的女性。她们需要我。“好吧，”她回到我们此行的目的上来，“他闯入她的大门。屋里没有打斗迹象，他一直等到两人进了房间，也就是进了卧室时才开始攻击。我们没发现她试图逃跑或自卫的迹象。难道她没设法拿枪？她是个警察，她的枪到哪里去了？”

        “我只知道他强行进入我屋子的时候，”我回答，“他曾试图拿外套蒙住我的头。”我尽量替她解惑，感觉像在谈别人的事。

        “这么说他可能是用外套或什么盖住布雷的头，让她无法动弹，然后把她押进卧室？”

        “也许吧。警方一直没找到布雷的枪，据我所知是这样。”我说。

        后视镜里有车灯闪过，我转头看见一辆旅行车驶入车道。

        “她屋内还丢了一些钱，”我补充说，“两千五百美元，是当晚安德森送来的。这是安德森的说法。”那辆旅行车在我们后方停下。“如果她没骗人，这是卖处方药得来的钱。”

        “你认为她说的是实话吗？”博格问。

        “全部吗？我也不知道，”我回答，“也许钱和枪都被尚多内拿走了，也许安德森第二天回来发现尸体后拿走了钱。不过老实说，我很难想象她看了主卧室的情景还会有心情在屋子里逗留。”

        “就你给我看的那些现场照片而言，我也有同感。”博格说。

        我们下了车。我没能一眼认出艾瑞克·布雷来，不过对他依稀有点印象。他是个衣着得体的漂亮男子，年纪和他那不幸的姐姐相仿，四十岁左右。他将一把连着张纸标签的钥匙交给博格。“上面写有警报器密码，”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们。”

        “很抱歉让你跑这一趟。”博格从车后座拿起相机和厚档案夹，“而且还是在平安夜。”

        “我知道你们在执行任务。”他语气单调地说。

        “你进去过吗？”

        迟疑着，转头望着屋子。“做不到，”他一时情绪激动，哽咽起来，然后摇着头回到车内。“我不知道我们有谁能……”他清了清喉咙，透过敞开的车门对我们说话。车内灯亮着，圣诞音乐叮当响。“能进去收拾她的东西。”他看着我，博格赶紧介绍我们认识。他显然早已看出我是谁。

        “这一带有不少专业清洁服务公司，”我委婉地告诉他，“我建议你或你的家人进去之前先找他们整理一下，例如麦斯特公司。”我见过太多亲人惨死于住所的不幸家庭，任谁都不该亲手去处理亲人的血迹和四处飞溅的脑浆。

        “我们可以不陪他们进去？”他问我，“那些清洁人员？”

        “只需要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钥匙盒里。他们不需要你在场，会自己进屋料理一切，”我回答，“他们都是受法律约束，保过险的。”

        “我就想这么做。我们想过把这房子卖掉，”他对博格说，“等你们办完事情以后。”

        “我会通知你的，”她回答，“你本来就有权任意处置这房子的，布雷先生。”

        “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还有谁会买。”他嗫嚅着说。

        博格和我默不作声。或许他说得没错，没有谁会要一栋发生过凶杀案的房子。“我已经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过了，”他语气平淡，却依旧难掩内心的愤怒，“他们说没办法接这笔交易，说很抱歉什么的，反正就是不想接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凝视着那栋死气沉沉的黑暗住宅，“其实我们跟黛安不怎么亲近。她不是那种能够融入家庭或朋友堆里的人，她只关心自己。我知道我不该说这种话，不过这真的是事实。”

        “你经常和她见面吗？”博格问。

        他摇摇头。“我应该是最了解她的，因为我们只相差两岁。感恩节那天她开着辆全新红色捷豹跑车上我家。”他苦笑着摇头，“那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卷入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里了。说真的，我并不意外，”他长长地吁了口气，“事情变成这样，一点都没让我觉得意外。”

        “你知不知道她参与了毒品买卖？”博格把档案夹换只手抱着。

        室外越来越冷，那栋暗淡的屋子有如黑洞一般要把我们吸过去。

        “警方提过。黛安从来不和我们谈她在做什么，老实说，我们也很少问。据我们了解，她连份遗嘱都没有，让我们很是头疼。还有她的那些遗物。”他坐在驾驶座上抬头看着我们，夜色遮掩不了他的忧伤，“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桩命案带来的后遗症何其多，它们是电影或报上看不到的：受害者的亲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我把名片给了艾瑞克·布雷，告诉他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按照惯例告诉他，可以在法医学院找到一本非常实用的小册子，书名是“警方离去后的自救之道”，作者叫比尔·詹金，几年前他的小儿子在一场快餐店劫案中被殃及而死亡。“你的许多疑问应该可以在里面找到解答，”我说，“很遗憾，每一桩暴力死亡事件都会制造一大群受害者。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实。”

        “是啊，女士，这是真的，”他说，“还有，你手头有什么资料我都想看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这情况，”他念个不停，“万一你有任何问题，就找我。我会待在车上等着。”

        他说着关上车门。我胸口一紧，对他的苦楚感同身受，但对他那遇害的姐姐却难以产生同情。事实上他的那番话让我对她更加反感。她甚至连自己的血亲都无法诚心对待。我们走上门前台阶，博格闷不吭声。我感觉她紧盯着我，不放过我的每个动作。她看得出我对黛安·布雷和她带给我的种种打击依然心存芥蒂。我没试图加以掩饰，事到如今，这还有何意义？

        博格抬头看着门廊灯，那里由艾瑞克·布雷的车前灯微微照亮，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小圆球形玻璃灯罩旋于底座上。警方在草地上那株黄杨木附近发现了玻璃灯罩，显然是尚多内丢弃的。接下来只要把灯泡旋下来就行了，这简单得很。“一定很烫手，”我对博格说，“我想他应该拿什么保护手指了，也许是外套。”

        “上面没有指纹，”她说，“据马里诺说，没有尚多内的指纹。”这倒是新闻。“不过这并不奇怪，他可能真用了什么包住灯泡，防止烫伤。”她补充说。

        “灯罩上呢？”

        “也没有指纹。不是他的指纹。”博格将钥匙插入门锁，“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他手上包着什么东西才旋的。就是不明白他怎么够到那盏灯的，相当高呢。”她打开大门，警报器开始鸣叫。“你觉不觉得他可能是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了？”她走到警报器控制板前，输入密码。

        “说不定是栏杆。”我说，俨然成了尚多内的行为分析专家，只是不甚喜欢这角色。

        “在你那里呢？”

        “很容易，”我回答，“他只要爬上栏杆，靠着墙或门廊上端稳住身体。”

        “顺便告诉你，你家的灯罩和灯泡上也没有指纹，”她说，“不是他的指纹。”

        客厅里的时钟滴答响着。我记起黛安·布雷死后我第一次踏进这里时的惊讶——满屋子答答鸣奏的时钟收藏品，以及奢华冰冷的英国古董。

        “钱，”博格站在客厅中央，环顾着欧式沙发、旋转书柜和乌木餐橱，“果然没错。钱、钱、钱，这不像警察过的生活。”

        “毒品。”我说。

        “真不是开玩笑，”博格的目光四处游走，“自用兼贩卖。只不过她有一些替她跑腿的人，包括安德森，以及你的前任停尸间助手，他将原本该冲进水槽里的处方药全都私藏下了。那叫查克什么的家伙。”她抚摸着金色锦锻窗幔，抬头看着窗框。“蜘蛛网，”她说，“那些灰尘绝不是最近这几天才累积的。她的生活很不简单。”

        “一定的，”我说，“单靠贩卖处方药给黑市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外加一辆新的捷豹。”

        “这让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我逢人就问的。”博格朝厨房走去，“黛安·布雷到底为什么会搬到里士满来？”

        这我回答不了。

        “无论找什么借口，绝不是为了工作，绝对不可能。”博格打开冰箱，里面几乎是空的。健康麦片、柑橘、芥末酱、奇妙酱、一盒昨天过期的半脱脂牛奶。“有意思，”博格说，“这位女士似乎很少在家。”她打开食品柜，发现里面有一整排金宝浓汤罐头和一盒咸脆薄饼干。另外还有三罐高级橄榄。“配马丁尼用的？她常喝酒？”

        “她死的那晚没喝。”我提醒她。

        “没错，血液酒精浓度只有百分之三。”博格打开一扇又一扇橱柜门，直到发现藏酒的地方，“一瓶伏特加、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两瓶阿根廷红葡萄酒。不像经常喝酒的人，也许是担心影响身材，而吃药至少不会发胖。你上回来这现场，是你第一次进她的房子——进这房子？”博格问。

        “是的。”

        “可是你的住处距离这儿只有几条街。”

        “我路过时见过这房子，远远地从街上看见的，但从没进来过。我们没有私交。”

        “可是她想和你做朋友。”

        “有人告诉我她想和我共进午餐之类的，想多了解我一些。”我回答。

        “马里诺说的。”

        “就是马里诺告诉我的。”我肯定地说，对她的问话方式已逐渐习惯。

        “你认为她被你吸引了吗？”博格若无其事地问，又打开一扇橱柜门，里面是玻璃杯和餐盘，“有不少人向我暗示她似乎是男女通吃。”

        “有人问过我。我也不知道。”

        “倘若她的确迷惑你，你会觉得困扰吗？”

        “可能会不自在。”我坦承。

        “她时常上餐馆？”

        “据我了解是这样。”

        博格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怀疑她其实已经知道答案，只是想听听我的说法，比较我和他人的认知差异。她问的有些话隐隐呼应着那次炉边谈话中安娜提到的问题，我不禁怀疑她是否也找安娜谈过了。

        “很像那种掩饰非法活动的店面。”博格查看着水槽底下，那里只有几瓶清洁剂和一些干海绵。“别担心，”她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不会让他们在法庭上问你这些，关于你的性生活之类。我也不会提到她的私生活，我知道这不该是你的专业范围。”

        “不该？”这说法有些奇怪。

        “问题在于，你知道的有些事情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她亲口告诉你的。她确实跟你说过——”博格打开一个抽屉，“她经常独自在外面用餐，坐在巴克黑德餐厅的酒吧里。”

        “她的确这么跟我说的。”

        “于是某天晚上你约她在停车场碰面，并和她起了冲突。”

        “那是为了证实她和我的停尸间助手查克是否有瓜葛。”

        “结果确定有。”

        “很不幸，果然有。”我回答。

        “于是你和她起了冲突。”

        “没错。”

        “查克就该被关起来。”博格说着走出厨房，“如果那不是道听途说，罗奇·卡加诺就有权质问你，而我不能提出反对。就算能，对我们也毫无帮助。你必须了解这点，以及别人会因此对你产生什么看法。”

        “目前我比较关心的是大陪审团对我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她在走廊上停下脚步。走廊尽头的主卧室门半掩着，给这犯罪现场又增添几分凄凉冷清的气氛。博格瞥了我一眼。“我不熟悉你的为人，”她说，“坐在大陪审团席位上的所有人也都不熟悉你的为人。这个女警官已被谋杀，而你的说辞是：当时是她激怒了你而不是你激怒了她；她的遇害和你毫不相干，尽管你认为她死了对每个人都好。”

        “你是从安娜或赖特那里听来的，对吧？”我激动地问。

        她沿着走廊前行。“快了，斯卡佩塔医生，再过不久你就会变得麻木了。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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