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赖春安是在梅州监狱。

        据悉，梅州监狱关押的大多是重刑犯人。赖春安本来是死罪，因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且有重大立功表现，退赔较彻底，于是就保住了一条命，被判为无期徒刑。

        从监狱的大铁门进去，要走一段较长的路，才能到赖春安的监区。监区里面布局规整，气氛森然。院子里不时能遇到队列整齐的犯人队伍，喊口令，唱队列歌曲，兵营气氛很浓。惟一不同的是，四周都是高墙，有电网，有武警战士来回在哨位上游动。

        赖春安被叫到中队部办公室。赖春安被叫到办公室时，因为没有他的座位，就很习惯地站在墙根。管教大声说：“赖春安，回去把你的凳子搬来。”赖春安就答应一声出去，不一会儿提个塑料凳子回来了，那是个树根状的东西，就像小孩儿的玩具。于是赖春安便又靠墙根坐下。他本来就有些矮胖，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更显矮胖了。他很平静地看着我们。看来，赖春安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那个原来在普宁市很霸道很威风的“赖局长”不见了，狱中生活仅仅一年，就把他又弄到了生活的原点，就像他20多年前刚刚入伍没穿军装之前那样。那时的赖春安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样子。当他从田间第一次进入接兵部队的办公室，一定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畏首畏尾。

        赖春安的脾气很暴烈。这是我们听审问过他的人讲述的。见到赖春安那天，我们看到他脑袋靠前的部位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是被钝器击打过留下的。我们以为是他当兵时留下的伤痕，于是便问：“赖春安，你头上的伤是自卫反击战时留下的吧？”

        赖春安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算是对我们的回答。

        事后有人告诉我们，他头上的伤哪是打仗留下的？那是他在审查时留下的。

        审查时，赖春安趁人不注意，朝墙的棱角撞去，头皮撞得翻着肉，血泉水一样冒着……

        但是赖春安仍然没有死，他被救了过来。

        接下来，我们问：“普宁骗税搞得那么凶，你怕不怕？”

        “当然怕了。”

        “怕，你为什么还要搞？”

        他挠了挠光溜溜的头，说：“不搞不行啊。”

        “为什么？”

        “不搞就完不成税收任务。”

        我们有些不解，就问：“那么人家按规矩办事的地方，不是也照样完成了税收任务？”

        “……”赖春安没有回答。

        我们接着对他说：“全国税收增长一直高于GDP的速度，难道人家也跟普宁一样走歪道吗？”

        “要是一开始就不搞虚的，也就没事了，”赖春安拉大了嗓门说，“税收计划都是逐年递增的，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但是，普宁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虚开、骗税早就有了，基数一年一年地被抬高。你不搞，就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你这个局长就当不成。”

        潮阳、普宁的问题的确很值得人们思考。这两个地方之所以成为骗税的重灾区，虽然与骗税分子活动猖獗、一些政府部门助纣为虐有关，但是与我们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不健全也不无关系。目前，我们考核一个干部称不称职，最重要的就是看数字。没完成任务，往往一票否决。如果上届领导班子的数字有水分，接任的那位领导就要倒霉了。除非你不想当官，如果想当官的话，你的数字还得往上升。于是，就得水分上面再加水分。于是，像潮阳、普宁那样，以前财政数字都是虚假的，下一任还得在这个虚假的数字上加码。数字不上去，就只能搞歪门邪道。

        用数字考核干部，在各地似有推而广之的趋势。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码到成功；下联：从下到上，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化。这里的数字如果仅仅是掺水，危害还小些，如果像潮阳、普宁那样，用从国库里盗出来的钱垫上去的话，其危害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数字可以成为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果随意加重数字的砝码，使它成为考核干部成绩的惟一指标，就会使老老实实办事的人吃亏，而让那些名利思想严重的甚至是投机钻营的人钻空子。

        我们在潮阳采访时，有的税务干部把当地政府部门与骗税分子搞到一起比做“击鼓传花”。这个“花”是已经点燃引信的炸药，只要锣鼓一响，每个人都会拼命地往下传“花”，以免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也与这个“击鼓传花”相类似，没有严格的离任考核制度。干部往上升的时候，升前是否有问题，往往被忽视。你升官了，就等于离开了是非之地，至于升前是不是有不良行为，是不是靠非法手段获得政绩，没人追问。一些干部在被绳之以法之前，早已劣迹斑斑，然而却能官运亨通、屡屡晋升。这种“既往不咎”的干部任用制度，就会给赖春安这样的人一个侥幸心理，赶紧出成绩，赶紧往上升。只要一升，就万事大吉，就一切OK了。

        接下来，我们提了一个曾令我们困惑的问题：“赖春安，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当着大家的面，赖春安淡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刚开始还有点刺激，有兴奋感，但到后来，就没有感觉了。之所以还接受别人的钱财，只是因为习惯，因为规矩。”

        赖春安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慢慢地解释道：“所谓规矩，就是一切都用钱来换，这就像到商场买东西一样，你要那东西，必须掏人民币，这是常识，是规矩。虽然，我到后来见钱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我还是接别人送来的钱，主要是不能坏了这规矩……”

        我们相信赖春安此番说的全是真话。一切已尘埃落定，他已没有必要再为自己遮遮掩掩，一切修饰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赖春安的堕落固然与其私心过重以及欲望膨胀有关，但私心并不是赖春安所独有。私心是人性的共有弱点，只不过有人善于控制、有人较为放任而已。如果把赖春安的堕落仅仅归结为自私和贪婪，不免失于简单。赖春安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其自身的因素，也与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关。在潮阳和普宁，领导干部的腐败已不是一人两人的问题。赖春安现象给我们的巨大警示，就是单个的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赖春安这样的腐败分子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一种现象，一种文化。

        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不得不屈从由赖春安们形成的腐败概念、腐败现象和腐败文化，不得不屈从这些由深厚腐败土壤所产生的不可逾越的“规矩”。

        正如赖春安所说，他本人见到钱一点也打不起精神了，但他却仍像一个无精打采的看门人一样，要对这个规矩负责，给钱才能进得门来。

        赖春安虽然是自己主动来到工作组的，但要他放下顾虑，交代全部犯罪事实，需要工作组领导做进一步的工作。

        检察官李光将说：“赖春安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他不是那种太工于心计的人，也可以说性子有些直，但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刚开始他认罪态度好，有些像竹筒倒豆子，哗啦一下子倒出来，想速战速决，并且有些向我们讨价还价的意思。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看，我够意思吧，希望你们也够意思，从宽处理我。他想得太过简单了，也可以说太不懂法律。任何犯罪嫌疑人一进入法律程序，就要完全服从于法律自身建构的规律，它有一套科学而完备的体系，你必须走完这个长长的隧道才能看到结果。但是，赖春安是一个性急的人，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他凭想当然揣度司法部门，揣度审查部门，一旦不符合自己的主观预期，立时就闹起了情绪。加上考虑家庭比较多，便走极端，想一死了之。趁看管人员不备，拿脑袋撞墙，头皮都翻了，后来又咬舌头，缝了三针。在我们的教育下，不久他又稳定下来。他不仅交代自己的罪行，还检举揭发了别人，有立功表现。我们起诉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况，并与辩护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赖春安最后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赖春安虽然有万贯家财，但没见他大肆挥霍。他不嫖不赌，也没有听到他有包养情妇的传闻。他之所以不动这些钱，可能已经预料有朝一日可能锒铛入狱。他想用这些钱去赎回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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