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后必然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研究员林毅夫就是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末就开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表示担忧，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必然要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由此，他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新农村运动”的主张。其主要观点是：

        1.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走出困境的关键。

        2.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财政支出来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不足是难以长久奏效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对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国经济能否在较短时期内摆脱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因结构原因而未实现的社会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一种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中国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其代价之昂贵也是可以想见的。

        4.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很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远未饱和。因此，一旦农村市场得以全面开拓，将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它将成功启动疲弱多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经济一起形成良性循环。

        5.开发中国农村市场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却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在于与消费耐用品不配套的基础设施。农民即使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却没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这一问题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尤甚。

        6.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中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篇于1999年倡导“新农村运动”的论文发表6年后，建设新农村的观点被中央采纳，写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里。2006年3月确定的“十一五”规划的六大任务中，头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月4日中国政府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进行新农村建设。至此，新农村建设也显现出大概的轮廓：

        1.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5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用于进行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开始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3.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元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我们不能不佩服林毅夫当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观点在中央文件里变成了“新农村建设”，“运动”改成了“建设”，不仅在用词上显得更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意义变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通过“新农村运动”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而通过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提法，则体现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意义。不仅具有自动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缓解通货紧缩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拉动困扰中国很多年的内需埋下了伏笔。我们可以预见，随着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推进，中国内需将出现跨越式增长。

        林教授提出的“新农村运动”的类似观点在海外也有。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尝试了“新农村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村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城乡差距大幅缩小。2004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1∶0.94。“新农村运动”成为韩国城乡和谐发展，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韩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参考。

        把农村发展纳入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使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新农村也将惠及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国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面貌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农村地区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没通公路、农民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的水，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中了中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需求，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温家宝总理早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将“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为农民增加消费提供便利”。商务部从此启动了“万村千乡”和“双百市场”工程，改造传统的“农家店”，财政支农力度空前加大。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官员表示，消费结构升级只有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且以城镇中上等收入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为启动点是最佳选择。今后数十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扩张将形成新的良性循环，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等一批相关产业增长→经济活动总量提高→农民向非农业转移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民收入提高并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加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的良性循环。这样的良性循环自2002年以来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真实的数字更直观：2008年，汽车、住宅、通信器材三类商品对北京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率为54.5%，特别是汽车的贡献率高达42.5%。

        与此同时，农村消费市场也逐渐走出低迷，并快速成长。

        从中长期来看，拉动中国内需的革命性因素正在形成之中。现在20～30岁的人占比很高，差不多有2.2亿人，到2015年估计有2.5亿人，还会进一步增加。这个群体人口占比那么高（占中国总人口的1/6，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一代在社会当中占比是最高的。他们的父辈现在50岁上下，是所谓中国的“婴儿潮”。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光荣母亲”政策下出生的人口所占比例很高，所以他们的子女所占的比例也很高。二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是消费力最强的。如果这个群体再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不需要结婚，还在上学，也不需要买车。如果到了35岁以上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需要储蓄，也不敢拼命消费。但二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恰好是成家立业的年龄段，婚庆请客要花钱，旅游结婚要花钱，拍婚纱照也要花钱，等等。和同辈人进行攀比的结果是，他们买消费耐用品，买房买车，所有这些所谓的配套消费一样都不能少。

        平均来看，一对夫妇的配套消费要支出5万～7万块钱不等，相当于他们3年的积蓄，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而按社会收入计算，这个年龄群体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他们又怎么消费得起？回答是，老一辈的财富向下一代的转移，尤其是现在的“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当年中国“婴儿潮”的一代人。他们储蓄了一辈子，就为两件事，一是自己养老，二是为孩子成家立业。而在孩子成家立业这个花钱当口上，他们是绝对不会吝啬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6个人买一样东西，小夫妻两个，加上父母与岳父母，6个人买一套房子，6个人买一辆车。在当今世界，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买不起的？于是，你将看到，中国正在或将出现一个高储蓄阶层的毕生储蓄的一部分向高消费阶层转移的漫长过程。即便年青一代的社会收入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这种收入从高储蓄的上一代，向能花钱的下一代转移，或者说向“啃老族”这一代人转移，将带来未来几十年中国排浪式消费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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