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史上最旷日持久的人事战争
2005年，柳传志61岁，倪光南66岁，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已经是可以在家安享晚年的老人，这一年，柳传志还在为联想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的问题而苦恼，倪光南则仍旧坚守着科学的态度在寻找中国It业的出路。他们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并且都不再为当年的“倪柳之争”说更多的话。
这是两个合作达十年之久的人，这是两个在可怕的时代就早早种下信任之果的人，这是两个曾经互相造就的人，这还是两个在联想史上反映不同侧面的人。在分手之前，他们共同为联想打造了中国电脑产业的奇迹，在分手之后，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各种不同的传言和故事甚嚣尘上，纷争的“状纸”甚至一度摆上了罗干和朱镕基的案头。
10余年，倪光南和柳传志共同制造了中国企业史上最旷日持久的一场人事纠葛，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正义者？谁又是那个在背后伸出黑手的人。
《联想局》版本：技术神诋的倒掉
在现有的已出版的文字中，分析倪光南和柳传志多年的战役，几乎均以柳说为主，迟宇宙的《联想局》如此，凌志军的《联想风云》亦如此。
迟宇宙认为，“倪柳之争是柳传志在自为而非自觉的阶段，为自己及联想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是一个又一个小局累积而出的大局，它的结局是倪光南自联想彻底出局，变成联想史上的一个名字，一个符号，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零和状态。”
可以说，是柳传志自己造就了神，又毁掉了他。
谁是倪光南？
倪光南的出现，在《联想局》中被认为是“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事实上，这个离奇角色到目前依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之一。
倪光南1939年生于浙江镇海，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现东南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参予研制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并和伙伴研制成功汉字输入系统。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导。
1974年，倪和柳有了第一次接触。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同样来自科学院的两个人住到了一个房间，“柳觉得倪是个可以吃大苦的人”，倪钦佩“柳的文学功地和表达能力”，迟宇宙说。
开始是美好的，而后来的力邀，这更被传说了很多版本。
1984年，柳传志和11元老创办了“联想”，1985年早春，倪光南决定加入联想，倪的加入在当时被柳认为是联想的一次新生。
“我们决心选择自己的产品，他（倪）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去。”
柳传志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曾经被描述为三顾茅庐，柳自己则说，怕夜长梦多，还专门跑去做倪光南的妻子的工作。
迟在书里则对这段邀请进行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描述，说倪“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他后来表示自己这次加入“一是汉卡一同的确需要强有力的市场推广，二则是信得过柳传志等人。”（这和后来两人之间的信任的崩溃是多么奇妙的改变）
倪成为了联想人，21年前的这一步，现在看来是如此匆忙，一个是用功且成就斐然的科学家，手上有一个科学成果希望推广，另外一个则希望迅速拥有一个产品，然后帮公司实现成长。
就这样，倪和柳走到了一起。
联想造神
也许是出于对这位优秀的企业家的尊敬并希望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技术上的神诋，早年的柳传志几乎是自己一手策划起了对倪光南的造神运动。
首先是答应倪的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会。
除了这些条件，柳传志还应承下倪提出的任何要求，对于人们的质疑，柳传志如此解释：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中，我觉得公司的品牌宣传很重要，……我在外面宣传已经挺多的，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我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
柳还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关南：“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另外，就是为了科技形象。”
柳说的仅仅是一些表面的语言，事实上，迟宇宙在书中一再表示，把倪光南塑造为技术神诋的过程中，柳传志几乎到了毫无原则的地步。
1989年的一个事件，是柳传志打造的倪光南神话的一个顶峰。
“1989年，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的时候，柳传志叮嘱周晓兰（时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在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要追求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起来。周晓兰执意要给一个说法——到底是谁的错。柳传志知道周晓兰的委屈，但他依旧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到：‘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在柳看来，倪必须被塑造成没有任何瑕疵的技术领袖。
在这期间，倪和柳的配合被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甚至说，“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企业必须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肠液史中都有过这样的配合，你们已经具备了起飞的条件。”
在联想的1980年代，柳在创造一个属于倪的时代，而倪在这个时代里，享受着一个技术领袖最宽阔的空间和自由，他所站立的位置，就是柳传志本该站立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个阶段：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
独行者
在迟宇宙的书中，联想出现倪柳之争更多的是人事上的原因，而非市场和技术，技工贸还是贸技工的不同看法。
在90年代初期，在柳的纵容下，倪的感觉如日中天，所有公司的人事、管理和一切常规的制度都不在他的眼下。
对于这段日子，柳和倪都有清醒的认识。
柳传志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则说：“从1984年到1990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柳传志的绝对信任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做技术的倪光南毕竟不是在管理上强势的柳传志。
首先对倪光南开始反感的据说是张祖祥——张是联想的创业11人之一，并且曾经是倪光南亲密无间的战友，当年的邀请人中，就有他。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增加倪光南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加。不久，倪柳之争就公开化了。”迟宇宙在书中说。
另外一个联想的关键人物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则被认为是无法柳传志再也无法调和的开始。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乘机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在车队造谣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也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
柳传志提出给倪光南换司机倪光南却还是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他没有等待回函。迟宇宙在书中颇为无奈的认为，倪光南的不予回信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柳传志，也迫使柳传志放弃再次沟通的希望。
“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十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十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两个合作十年的人，两个曾经如此彼此欣赏的人，在经历了这样一次偶然的变故后，开始走向一个荒唐的新起点。
混乱的战役
迟宇宙的《联想局》对于倪柳的最后战役，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他的标题就显示了这种模糊的趋向。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当年6月，柳传志因病住院，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柳传志低估了倪光南，尽管他可以在企业内部把倪光南束之高阁，但对于一个拥有广泛人脉和巨大科学声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言，他有太多的途径可以让柳传志奔命于这场纷争了。
迟宇宙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的告状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
“1997年，倪光南的状纸递到了朱镕基和罗干那里，朱镕基和罗干均做了批复，罗干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相关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路甬祥常务副院长21日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要调查组‘把事实彻底搞清楚，向中央写个报告’。
“1997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了呈报‘罗干同志并呈基同志’的《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调查报告中所提之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并未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对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管理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管理。
“8月31日，联想董事会出具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说：‘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3年均超过100%地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9月10日罗干批示：‘拟同意中科院党组的调查报告中对联想集团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的意见。对联想集团要继续给予支持，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使联想集团更加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计算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请镕基同志阅示。’第二天，朱镕基批示：‘同意罗干同志批示。’”
所有的告发似乎在1997年达到了高峰，而在这个高峰后，倪柳之争已经到了必须有一方承认失败的地步。在迟宇宙的书里有过一段让笔者惊异的描述，更让人惶惑于这段人事战役的离奇。
倪光南1997年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1.2亿资金。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曾与倪光南对话。
“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据说，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有过这样的对话，但流言的压力，必须让一个人离开联想。
有一个可以确切的消息是这场战争在表面上结束于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这一天，在中国科学院7楼会议室里，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茂朝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人民币。
“当事双方——柳传志和倪光南都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说他没料到9月2日会对他公开解聘。他对记者说：‘联想无权解聘我’，‘联想想搞臭我’。4天后，倪光南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发了一封题为‘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致‘联想董事会’的公开信，要求给他申诉机会并请不要‘解聘’其工作成果。”
但这样的申述在巨大的旋涡面前，显得如此虚弱，被激怒多年的柳传志则说：“如果早知道倪光南会如此地告状，我后悔请他进公司。”
1999年倪柳的结局是彷徨而无奈的，一方面是是“倪光南又通过互联网向联想董事会发布了《我的自我批评》，说解聘事件促使他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50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而当倪光南对着电脑敲击完最后一个键的时候，柳传志正躺在北京301医院中，他的秘书及时把《我的自我批评》打印出来送到他手上。他希望给倪光南写一封信，但四易其稿，最终作罢。
“公关部随后送来一份‘官方文件’作为柳传志回复倪光南的参考。其欢迎倪光南的积极态度，以冠冕之语调鼓励倪光南积极向前看。柳传志看完后愣了半晌，最终点头同意：‘就它吧……’”
“就它吧”，柳传志用这样3个字，惆怅地结束了两人之间长达5年战役。
联想历史上最眩目，在今后也将不可能出现的一代技术神诋就这样轰然倒下了，在迟宇宙的笔下，没有人是失败者，但又都是失败者。
《联想风云》版本：最后的进攻
到底是倪光南造就了柳传志，还是柳传志造就了倪光南？这似乎是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一直试图说明的问题，在他看来，倪柳的逆向，到最后其实是人性的问题，当倪光南想尽办法要“搞倒”柳传志，并且认为柳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品质、剽窃国家财产的问题的时候，柳对倪光南依旧给予积极的评价。
两个不同的人，对于对方攻击所采取的不同办法，本身就是位置使然：柳传志是话语权的拥有者和绝大部分媒体无法得罪的中国企业领袖，而倪光南则是一个在以自身名誉和“对国家对联想的责任”奔走的科学家。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们之间，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1985年最重要的事”
从任何一个版本来看，倪柳的初恋都是美好的。
1985年12月，联想成立1年召开了它的第一次总结大会。柳传志在会议上对成立了一年的公司进行了总结。
“——Kt8920大型计算机，获得利润60万元；——中国科学院购买500台IBM的计算机，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柳把公司成立最重要的一件定义为倪的加盟。
迟宇宙的描述同样在凌志军的书中找到痕迹。
“倪光南个人生涯最辉煌的顶点发生在1985年他进入公司以后，此前他始终默默无闻，而公司早期的历史中也处处闪耀着倪光南的光芒，……有些人认为‘没有倪光南就没有了联想，甚至就联想2个字，都是得益于倪光南的发明。’”
早年的联想和倪光南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没有联想，倪光南的汉字系统不可能如此快得走向市场，而没有倪光南，联想也不可能在早年找到支撑起公司的拳头产品和技术领袖。
凌志军判断认为“倪和柳走到一起，更多是双方的需求”。
“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研究超过，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超过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柳传志显然明白什么能够打动倪光南，他用一句话就说服了倪光南，他对倪光南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超过都变成产品。”
凌志军给这段历史加了一个标题：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
是啊，当两者找到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历史是和谐和美好的。但没有人会想到1985年最重要的事，若干年后却成为了联想最头疼的事。
从来只有一个领袖
如果要回顾倪早年的风光，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正是公司宣传的作用，而非技术上的成就让他熠熠生辉。
在凌志军的《联想风云》中这一点更加浓烈。
“今天我们回顾公司当时的宣传品，可以发现记者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倪光南身上，当然有时候也会寻找别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拍摄倪光南的时候，觉得他的身边应该站个学生，顺手来过李岚，穿件白大褂，权当替代，那个春天是属于倪光南的，别人都是配角。……柳传志私下指示公关部：在我们公司，只许宣传一个人，就是倪光南。”
当时的新闻稿，也更多的把倪光南作为一个改革中的实干科学家来宣传。
“倪光南同志以出色的才华和顽强拼搏精神，在计算机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倪光南）为国家创造了上千万元的财富，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堪为中年科学家的楷模。”
媒体更以锦上添花的手法对倪光南进行了包装。“最具市场眼光的科学家”、“才华横溢的研究员”、“成绩斐然的爱国者”、“具有改革观念的科学家”、“大牌专家”、“开路者”、“联想汉字系统之父”……倪光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联想。
我们不得不哑然，这和若干年后媒体给予柳传志的光环是多么接近——“中国企业家领袖”、“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国It领域的引领者”、“联想之父”——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成为了联想对外的旗帜。
倪光南身上光环的消退，和汉卡的走势成了两条相辅相行的线条。
1990年，在倪光南的主持下，联想发布了七型汉卡，开创了汉卡销售的新纪录。倪光南试图让汉卡成为联想永远的摇钱树，他甚至对充满担心、怕对手跟进的下属们说：“不要紧，我们不断推出新的版本，他们跟不上。”
“至少在1992年之前总工程师的想法一直都很成功，联想汉字系统的销售数量，（1992年前）每年以7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到1992年10月，汉卡累积销售已经超过60000套，这意味着全国的微机中每10台就有一台装了联想汉卡。”凌志军说。
在华美的外衣下，一场巨大的市场危机已经出现——汉卡的命运在微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早已经被注定。
“1992年8月，公司销售领导小组组长刘金全对全体销售人员坦率得描述了一副黑暗图景：‘计算机市场硝烟弥漫，剑拔弩张，国内外的计算机同行都以联想集团为竞争对手。’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汉卡的销售量已经在1991年12月达到了创纪录的1701套以后，就开始下滑，在1992年财年的最初四个月，只售出5555套。完成计划的67%。”
而1992年，倪光南的汉卡已经研究到第9代，也就是说，在他不断完善他的汉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被市场抛弃了。当时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曾经对倪光南说：“你要用户插上你的汉卡，难道让他拔掉原状的显示卡？”
联想必须面对新的市场选择，柳传志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向：是继续靠技术去宣传公司，还是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新的产品？或者把重点放到代理贸易上？
1992年的12月，联想汉卡销售了2664块，超出预定目标164块，这成为了汉卡最后的疯狂。
在同一个时期，微软与联想签署协议合作开发“ORKS中文版”，当年被倪光南枪毙的软件汉字输入系统的研制正式开始，硬件汉卡的尽头，已经清晰可见。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柳传志还是认定公司需要倪光南这面旗帜。
和迟宇宙一样，凌志军认为，倪光南和联想大家庭的决裂的开始，同样源于人事和管理上的不同看法。
1993年极少介入公司日常管理的倪光南提出解除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他相信李勤应该为1993年联想历史上首次停滞不前而负责。他甚至希望拉来柳传志和张祖祥采取一样的行动。
凌志军认为裂缝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从这一刻开始，也许连柳传志都开始意识到如果继续任由倪光南发挥在联想的巨大作用，“可控制联想的基础上”的他，也许将根本不可能再控制联想（倪光南介入联想管理是执行他董事的职能还是他希望脱离技术而转向公司管理，把联想带往他所认为可以到的更高点，不得而知。）。
倪柳的彻底分手的开始，凌志军的描述和迟宇宙的并无二致，首先是倪光南对公司在安排司机的问题上，和李勤有了一次公开的大争辩，认为给自己开车的司机不安全，并且传真柳传志要求更换司机。这一刻起，柳传志的内心，开始有了酸楚，他相信，联想，又到了确立新的领袖的时候了。
“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在司机问题上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凌志军写到。
柳传志写了一封长信给倪光南，希望用信笺来进行摊牌和安抚，但失效了，凌志军和迟宇宙的一致说法是，倪光南并没有把这封信放在心上，他似乎依旧认为自己的这位过去把他塑造为神话的小老弟，仅仅是有点脾气罢了。
于是，第一个“不”正式登场。在上海的集成电路项目上，在是制造“中国芯”还是继续走市场渠道的关乎联想未来的战略抉择上（当时杨元庆已经开始推广E系列家庭电脑），梦想为自己找到另外一个技术的新起点的倪光南第一次被柳传志拒绝了，他发函给倪光南和当时与倪光南在一起负责中国芯计划的吕谭平，他提出了四个在上海设立开发中国芯的设计中心的条件，并且认为一一无法达到。
倪光南和柳传志的这次意见相左，在我看来，也许是联想历史上唯一一次在战略的问题上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后的对话是无力的。
在和柳传志见面讨论无果后，倪光南最后质问柳传志：“你说，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如果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柳传志反问。
倪光南说：“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为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个悲剧。”凌志军说。
最后的攻击或纷乱的人性
和迟宇宙分析的不同，倪在凌志军的书中更像一个“在内部自我感觉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既而到处申述，或者申述无效的受冤者”，而柳传志则一会怒气冲冲，一会儿又无奈而感伤。
未经证明的后来的三次会议上的争吵气氛决定了一场悲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个人行为的不同认知，成为了一个新阶段的主流。
柳传志认为倪光南“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则在会议上分别说了如下的话：我永远和你没完、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凌志军的这些描述并没有说明来自会议纪要还是其他的文件，但从语言的粗暴来看，很难想象会出自一个温和、忠厚的知名科学家之口。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凌志军在书中颇为无奈地说，“他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柳传志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金额超过1000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也就从此完蛋。”
他即而描述柳传志的反应：
“1994年的最后几个月，柳传志一提到这个事情就激愤不已，他对张祖祥说：‘老倪说昧心话，把我给告了。’张祖仍然想从中调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柳传志又何尝不知道，但是他说：‘你也应该考虑我的感受。’”
从公司恩怨到个人纷争，倪柳早期的争斗方向，开始往个人的细节上倾斜。
倪柳之争的第一个高潮在1995年到来，这一年倪光南刚刚成为中国工程学院院士，“迫切地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
倪光南开始把状纸递到更高的层面，他到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他检举柳传志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惠州联想工业科技院的产权不明不白，他还透露柳传志曾经突然撤换财务总监，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扩张到了43.3%。
“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柳传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1995年中关村正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因为同样是院士的王选的存在，方正正在不断更换总裁，联想的境地当然也非常奇妙。
来自科学院的调查组第二次进驻联想，柳传志的委屈可想而知。
在给科学院的书面发言里，柳传志写到：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传志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更进一步的表态了。
而在这次书面发言后，中国科学院也第一次为这场让自己左右为难的斗争做出了决定，1995年6月30日，联想董事会宣布免去了倪光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的职务，并对倪光南所反应的柳传志问题做出了一一解答。
倪光南在科学院层面彻底输掉了比赛。
在这次会议上，凌志军认为柳传志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具备感染力的演讲之一，他回顾了这段纷争的来龙去脉，回忆了和倪的过去，解释了纷争中的种种因果，他判断和倪的矛盾是“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象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最后，柳传志说：“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眼泪忘情自由的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
同样在会场上的倪光南则平静很多。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让所有失败者都惊讶的平淡，在这个仅仅600来字的演讲中，似乎只有最后一句话，表明他将继续斗争下去，他说：“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柳的平静仅仅过了2年，这期间他们如何相处不得而知。可以揣摩的是，倪光南已经无法相信中国科学院会在这件事情上给予自己支持，他开始寻求更高的部门来帮助自己。
1997年3月，更高级别的调查组进驻联想，这支几乎囊括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审计署、监察部和中纪委等各部门人员的调查组由中南海直接指派，朱镕基和罗干进行了批示。倪光南已经不相信科学院能够“主持公道”了，他把举报信直接递交到了中国证监会、国资委和党中央。
著名It记者刘韧对柳传志在接受调查进行了如下描述：“柳传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了一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我还干活不干？’”
柳传志的心态可以理解，毕竟他以为自己的麻烦早已了解。何况，这次来的风暴显然更为猛烈。
倪柳之争从2年前开始就变的更加扑朔迷离，旁观者更能够说明问题，凌志军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叫唐旭东的人的观点——他是联想条约法规部的负责人，因为对公司有违法乱纪行为的监查权，他看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材料——他告诉凌志军：
“倪光南的告的事情触到了一个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对你的人格，人品的怀疑，是触犯刑律的问题了。”
在某种程度上，倪光南和柳传志都出现了人性上的纷乱，到底谁是正义的，到底谁又是把立场放在联想的位置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
第三次调查在5个月后有了结果，和第二次调查并无两样，罗干甚至找来路甬祥让他转告倪光南，表示国务院对倪光南的信不再批示。
倪光南的最高状纸也失效了。但他依旧认为自己是在向腐败做斗争，在和凌志军的交流中，他把倪柳之争归结于私仇：“过去我们在科技路线上没有分歧，我们10年合作，一直很好，他举不出在1994年以前反对过我的任何一件事情，很明显，是因为我告了他以后，他才开始反对我做的事情。”
倪光南彻底把柳传志归结为一个玩弄权谋者、一个腐败和导致国家巨大损失的人，对于这一点，凌志军没有说出来，也没有写出来，但倪的这些言语，已经说明了一切。
迟宇宙和凌志军关于倪柳之争的最后一幕进行了几乎相同的描述，倪光南的最后出局，其实早在1997年就已经被注定，2年后的解聘，可以认为是整个联想的一致判断。
在凌志军的书中，有两段柳传志对倪光南的评价让我们对这段几乎令人哑然的争斗有了些须温暖的感觉，在被无数次攻击后，柳传志评价说：“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
另外，而在所有的结论都被定性后，他依旧保留了对倪光南的某种尊敬，他对凌志军说：“倪光南在这一方面（钱财上）有一身傲骨。”
1999年的后半期，对于倪柳而言，都是极度疲乏的。他们似乎也已经不想再为这个问题而互相攻击了。但一篇发表在计算机世界上，名为《裂变的痛苦》的稿子的出现，让倪柳之争从内部吵到了外界，然后在本该结束的21世纪，进入了新的无序和无奈——一如这些网络所本身拥有的特质。
网络版本：“倪说”的诞生
如果没有网络，倪柳之争未必有后来的突然大热。
在旷日持久的倪柳网络大论战中，更多的观点和难以考究的材料开始纷繁的出现了，倪的同情者似乎也首次超越了柳传志的支持者，开始占据上风。
另外一方面，联想在21世纪的多次变故也让这个被认为中国最优秀的高科技企业成为了众人的焦点，“联想原罪”、“联想不是我的家”甚至引发了两次大辩论，这也在客观上，把倪柳之争重新带出了水面。
关于倪柳的网络版本，我认为主要存在二大观点。
争论一：联想原罪？
21世纪的头一年，对于联想而言是忙乱的，这种忙乱更多是源于刊登于1月3日《计算机世界》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用八个版的篇幅、题为《痛苦的裂变》的特别报道首次披露了联想成长过程中的倪柳之争，这也是第一次在权威的国家级媒体上出现了联想不想听到的声音。据传媒消息，联想在此间停止了对《计算机世界》高达千万元的广告投入。联想集团称：由于该文有大量失实报道，集团法务部正在与各方磋商提请诉讼事宜，此前双方必须停止所有的经济往来。
由此开始，一系列质疑联想的稿子开始甚嚣尘上，其中“BLOGAY”（博客为什么）上的《质疑联想原罪》，更因为大量内幕的揭批而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网站。
王育琨在《失去联想》中具体描述了《痛苦的裂变》促使联想怒撤2000万广告费的经过和原因。
“由于联想对中文媒体强大的控制力，关于‘柳倪之争’的讨论，信息不对称，成了一边倒，除联想官方言论外，‘反方’意见几乎不能发表。2000年1月3日，《计算机世界》新千年第一期以8个整版篇幅发表《痛苦的裂变》，因为该文涉及‘柳倪之争’的根源，且不合联想官方口味，被联想处以停止近2000万广告费的惩罚，那么，《痛苦的裂变》究竟在哪里冒犯了联想？这点联想没有挑明。
本来，这篇文章是《计算机世界》记者蒋青玥通过对计算所和联想发展的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它探讨了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产业化、企业和研究所关系等问题，不应引起联想官方的反感，但文章披露了某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这可能得罪了联想官方，例如《痛苦的裂变》专题中《缠绕的痛苦和委屈》一文，专门写“柳倪之争”，蒋青玥这样写道：
“倪认为柳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为，柳传志在没有通过北京联想董事会的情形下，私自将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借来的钱转借了552万美元给一个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导远的吕谭平等四人。”
“港方人员于1998年离开了香港联想的经营管理层，带走了约2亿股的股票，但贸促会仅有1500万股权，原本素昧平生的香港人没花多少力气，便依仗联想人劳动创造的财富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而为联想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倪光南和柳传志等创始人却几乎赤贫（2000年1月的柳传志还没有拿到后来的股权）。”
“柳的这种贷款行为可能已构成违法。因为国家明文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准借贷资金，贷款给私人负债持股也是违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调查结论中确认，柳传志向港商提供巨额贷款确有其事，但未对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评价，并指出柳个人确实并未从中获取好处。”
也许还有一些，但仅仅这些披露，恐怕就足以若恼联想官方了。
首先，吕谭平等人在香港联想上市后确实成了数十亿港币的富翁。联想曾大张旗鼓的在媒体上宣传联想想出多少个“百万富翁”，但为什么出了几十亿港币的“亿万富翁”反而不宣传？非但不宣传，连披露一下都要受到制裁呢？
……吕谭平等与香港联想原来的另一股东贸促会相比，“贸促会仅有1500万股权”，为什么吕谭平等能比贸促会等多拿1.8亿多股呢？是因为借了552万美圆，简单做一个除法，吕谭平借钱买到的股票价格大约为3美分（合港币2毛多），而据联想老员工说，香港联想上市时，他们从股市上买到的股票是港币2元多。更令人羡慕的是，吕谭平不但拣了便宜货，而且连腰包都不用掏，难怪联想有人说，“如果当初这552万美圆借给我，我不就成吕谭平了。”刚进联想时吕谭平不过小康水平，这552万美圆他当然承担不起，好在一切有联想担着。
后来联想官方为平息由此引起风波，曾大力宣传吕谭平的贡献，好象不给吕谭平这么多好处就对不起他。现在高科技公司给干股也是有的，不过拿“干股”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做贡献。哪有箱吕谭平一样，拿了2亿干股（后来联想股票1分4，就是8亿股），造成香港联想巨亏，然后抛股套现后，就金盆洗手，一走了之呢？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之后，网络上质疑联想的稿子越来越多，质疑联想的最大声音往往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是股权迷雾，特别是香港联想的问题上的负债持股，如王和蒋所说，柳传志凭什么借522万美元给吕谭平？（柳传志后来在凌志军的书中公开对调查组解释是出于北京联想控股香港联想的前提条件。）第二是联想在早年的创业当中，有多大程度是钻了国家的空子，柳传志到底有没有用非法的、灰色的手段为联想聚敛财富？
这两点和倪光南当年的告发也不谋而合，倪光南始终认为，是柳传志借款给吕潭平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另外柳传志个人有腐败和经济问题，这在他给国务院写的信里都有明确表示。
2005年1月当年撰写《痛苦的裂变》的蒋青玥在他创办的hY博客上发表了一封给审计署的公开举报信，在信中他表明了自己介入“倪柳之争”的过程和立场：
“我从1999年9月2日，中国联想集团召集新闻发布会，公开开除倪光南院士以后，开始以记者身份介入此事。……《痛苦的裂变》长篇报道，因其中4000多字触及“柳倪之争”的根本问题，首次在主流媒体上质疑：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柳传志在资本运作中可能已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而导致当时柳传志主导的联想集团停止了在计算机世界报业集团每年约20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投入……
……
联想自《痛苦的裂变》之后，开始不断解密并向舆论界抛出一个又一个关于“柳倪之争”的解释。我从未间断对于此的关注，并于2003年5月开始，试图继续对它进行调查。无奈，因我当时在健康上已因劳损过度，患病一年有余，加上一些未曾预料的干扰……进展实在缓慢……
……由于《痛苦的裂变》已经直接触及“柳倪之争”最要害问题，此后，联想已经自行地，不断解密，也有几位出色的记者，就此采写了一系列详实的报道。虽然他们全系“柳说”，“倪说”们几乎找不到场所发言。
……我的调研、采访过程、全部证据都放在hy博客中“质疑联想专题”中，它也可看作2000年1月3日，“痛苦的裂变”之续集。
在能够查到的所有的文字中，只有这篇文章直接点明了作者想要看到的结果——和倪光南要和柳传志干到底一样——作者如此希望自己在告发柳传志事件中能够得到一个结果：“20万元人民币起家的联想，走到今天，我认为柳传志是有功的，至于功过是五五，还是四六开，恐怕尚需时间检验。主观意愿上，我个人并不希望近60岁的柳传志受到过于严酷的责罚，我个人希望，在刑事上，他为自己过错受到如同刘晓庆那样的处罚。”
争论二：淡化倪光南？或倪光南为什么？
在凌志军、迟宇宙甚至更早年的《联想为什么》等书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成功的联想，在80到90年代，似乎也只有联想的微机是他们看到的，而在联想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试图涉足的领域非常之广泛。为什么所有的见诸媒体的文字，刊的书籍很少涉及联想的其他产业板块或者曾经试图进入并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板块呢？又为什么，除了汉卡之外，倪光南对于联想个人电脑、联想打印机、联想OFFIC、联想程控交换器方面作出的独特贡献从来没有人去正式分析呢？
淡化倪光南或者将灯光下的倪光南仅仅集中在一点，几乎成为了所有公开文字的基础。
网络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倪光南的技术第一能够长期进行下去，今日的联想也许不仅仅在个人电脑领域成为领头羊了，甚至可能在通信设备领域同样成为另外一个华为（当时联想在通信设备领域领先华为）。
方向东如此评价技术上的倪光南：
“对于倪光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再不屑的人都得正视倪光南这20年来的技术眼光，从汉卡、微机、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都是最好的印证。直到今天，细心的人都可以发现（我想柳传志应该比任何人都会明察秋毫），没有一个公司作为背景、近乎一无所有的倪光南，依然顽强地在中国It业四处点燃技术之火，无论是国产CPU、集成电路、自主NC、国内Linux还是永中Office，都深深打着倪光南的烙印，星星之火随时都会燎原。倪光南会有弱点和缺点，但是在技术判断的敏锐和技术追求的执着上，业内可能还找不到第二个人。……今天谁要低估倪光南，谁可能就会跌眼镜！谁要是高估联想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谁也会跌眼镜。”
也许对于技术的推崇让网络上大批博客热衷于挖掘倪光南在技术上的闪光点，很多人在评价倪柳之争的时候，往往会认为倪是一个偏执的科学家，是一个创新精神闪耀的全身心投入的实干者，而把柳定义为一个轻技术而重工贸的企业家。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早已经决定了谁会是失败者。
立场决定了语言。当这些技术至上的“业内人士”一次又一次站在这块石头上不断重申倪光南之于联想的价值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苛求他们——毕竟在联想1994年前的历史中，几乎每一件产品的出现，都离不开倪光南的殚精竭虑。
但是，很少有媒体和记者们，真正去了解这方面的真相并将之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当联想越长越大的时候，退步和牺牲的往往是个人，曾经被联想送进监狱的孙宏斌如此，倪光南也如此——联想已经容不得个人来打击了，哪怕他是亲密的友人还是曾经的功臣。
方向东无奈地认为：迄今为止，为联想带来创新的最多、功劳最大的人，依然是倪光南，依然无人可比。可以说，联想如果与创新有关联，那么这个链结上一定有一个大大的名字叫“倪光南”。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名字“创新”般地消失了，……斗争的失败者已经永远不可能卷土重来，倪光南已经是真正的“赤脚”企业家。斗争的胜利者名利双收，江山一揽，永远是“伟大”的企业家。
他的指向明确而犀利。
方兴东的博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倒柳挺倪”的最大阵地，几乎在他所有的稿子里，都表明了个人对技术至上的倪光南的支持，在联想一方面，则更倾向于杨元庆而非柳传志。
除此之外，大量网友在意的则是“倪光南为什么”？
当旷日持久的争辩耗费掉这个曾经中国最具备创新意识的科学家的激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在这场悬殊的战斗中一直走下去？
是如他所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蒙受重大损失？”还是在一些书中认为的“个人受到排挤和打击后，出于找回公正的位置？”、或者是“为了挽回一个院士的荣耀，继续走技术至上的道路？”再或者“出于人格上对柳传志的鄙视和个人的攻击？”
抛开两人之间的恩怨是非，方兴东的一句话倒可以作为这场战役的一个补白：
“倪柳之争最大的损失，不是两人的损失，而是由此造成联想技术研发的断裂。十多年建立的研发精英队伍后来几乎流失殆尽！”
在这个意义上，倪柳之争都是失败者。
两个老人的最后命运
人性的战争从来不可能在一个阶段的历史中找到位置，当把它放到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清晰而淡定地看到更多的真相。
2005年，柳传志61岁，倪光南66岁，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已经是可以在家安享晚年的老人，这一年，柳传志还在为联想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的问题而苦恼，倪光南则仍旧坚守着科学的态度在寻找中国It业的出路。
他们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并且都不再为当年的“倪柳之争”说更多的话。
我更愿意以网络上一个叫薛冰雷的作者的一句疑问，暂时发落了这个话题：倪光南需要我们这么迅速的立传么？（把联想从20万，带到数百亿资产的、在很多方面令人肃然的柳传志难道不是吗？）
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作为依旧在不同领域坚持着的两个老人，我们还远远没有看到透着光亮的终点。
周荣桥：财经研究者，《案例》特约研究员。著有《最糟糕情况下的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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