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他叫她“甜心尼娜海伊娜”(谐音鬣狗),她叫他“快乐时光刘易斯”。
几年前,路边开始出现一种新路标。很久以来,那里都有鼓励皈依的标志,那些有着大大的粉红色心形和漂亮心律线的,是反对堕胎的标志。现在展现的是的文本:
它们通常装饰着彩虹、玫瑰,或伊甸园美景的象征,画在那些话的旁边。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尼娜说,“毕竟还是一种改变。从‘上帝如此爱着的世界’开始的改变。”
“是神创说。”刘易斯告诉她。
“这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贴在这里所有的标志上?”
刘易斯说现在绝对有一种风潮来强化人们对《圣经》故事的笃信。
“亚当和夏娃。老套的垃圾。”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或者他所感到的冒犯的程度,没有超过每个圣诞节不是放在教堂前而是放在市政厅草坪上的马槽。在教堂的地盘是一回事,他说,在市政厅就不同了。尼娜的贵格会教义没有非常强调亚当和夏娃,所以当她回到家,她拿出詹姆士王的《圣经》,把故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很喜欢那前六天的壮观进程——水的划分,太阳和月亮的安置,地上走兽和空中飞禽等等万物的出现。
“这太美了。”她说,“它是伟大的诗篇。人们应该读。”
他说那和地球所有角落冒出来的创世神话一样,不好也不坏,他厌倦了,讨厌听人说它有多美,还有诗歌。
“那是烟幕。”他说,“他们对诗歌没有丁点儿影响。”
尼娜笑了。“地球各个角落,”她说,“一个科学家怎么那么说话?我敢说是出自《圣经》。”
偶尔她会趁机用这个话题揶揄他一下。但是她必须小心,不能太过火。她要注意他在哪一点上会感到致命的威胁,不敬的侮辱。
有时尼娜在邮箱里会发现小册子。她不读,有段时间她以为人人都会收到这类东西,还有垃圾邮件,提供热带旅游度假和其他各种花里胡哨中大奖的信息。接着她发现,刘易斯在学校也拿到了同样的材料——他叫作“神创论者的宣传”——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塞进他办公室的文件架里。
“孩子们可以接近我的办公桌,但究竟是谁在往我的邮箱里塞东西呀?”他对校长说。
校长说他也不清楚,他也能收到这类东西。刘易斯提到几个教师的名字,他叫他们为“秘密基督徒”,校长说不值得为此紧张,扔掉就行了。
班级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总会有的。一定会的,刘易斯说。一个病态的小圣女或耍小聪明的笨蛋试图打破进化论。刘易斯有屡试不爽的办法对付这类情况。他对捣乱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对世界历史做出宗教性的解释,可以到旁边的镇上去读基督徒专门学校,那里会欢迎他们的。问题出现得更频繁的时候,他就补充说,有公交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立马收拾书过去。
“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后来还出现过争议——关于他是真的说了“笨蛋”这个词,还是话到口边又没有说出来。可即便他实际上没有说,他也的确是冒犯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完整时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学生们采取了新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非得坚持宗教观点,先生。我们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给予平等的时间。”
刘易斯卷入了争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是教授你们科学而不是宗教。”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报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这不是要教你们那些垃圾的。”的确,事实上,刘易斯说,经过四五次的打断,提出问题的方式会有轻微的不同(你认为听出故事的另一面会伤害我们吗?如果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不也是一种宗教教育吗?),那个词也许会溜出口,在这样的挑衅下,他没有为之道歉。
“我碰巧是这个教室的主宰,我决定教什么。”
“我认为上帝才是主宰,先生。”
有人被驱逐出教室。家长来和校长谈话。他们也许想要和刘易斯谈,但是校长保证那种事不会发生。只是在后来,刘易斯才从办公室里多少是开玩笑的传言中听说了那些面谈。
“你不必为此担心。”校长说——他名叫保尔·吉宾斯,比刘易斯小几岁。“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倾听他们。需要一点鼓励。”
“我本来要劝说他们的。”刘易斯说。
“是啊。那不是我想的鼓励。”
“应该贴个告示。狗和家长禁止入内。”
“有一定道理,”保尔·吉宾斯和蔼地叹息着说,“但是我想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当地报纸上开始出现信件。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封信,署名为“忧虑的家长”或“基督教纳税人”或“从这里可以走到哪儿?”它们书写认真,段落清晰,论说有力,仿佛都是出自一个代表之手。他们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支付得起私立教会学校,但是所有家长都纳了税。因此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不受冒犯或故意摧毁他们的信仰。一些信用科学语言解释了记录被误解的过程,表面上支持进化论的发现实际上证明了《圣经》的叙述。然后是引用《圣经》的文本,预言当今错误的教育会将人引入歧途,放弃所有体面的生活原则。
语气会及时改变,变得愤慨。反基督代理人掌握了政府和学校。撒旦的魔爪伸向孩子的灵魂,他们实际上被迫在考试中不断重复遭天谴的教条。
“撒旦和反基督者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他们是一体的?”尼娜问,“贵格教对此不是太严格。”
刘易斯说,如果她不把这一切当儿戏,他能坚持下去。
“对不起,”她严肃地说,“你认为是谁写的,是牧师吗?”
他说不是,那样应该会比这更有条理。精心策划的宣传造势,某个中心办公室,提供从本地地址发出的信件。他怀疑是否有一些是从这里,在他的教室里开始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以学校为攻击目标,很可能有希望激起公众同情心的地方。
“那么。不是个人行为了?”
“这不能让我感到安慰。”
“不是吗?我以为是呢。”
有人在刘易斯的车上写了“地狱之火”四字。不是用喷漆写的——只是手指留在灰尘上的痕迹。
他的高年级班开始遭到一小部分学生的联合抵制,他们坐在外面的地板上,手持着父母的便条。刘易斯开始讲课时,他们就唱歌。
校长实行了一条规定,不准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但是没有命令他们回教室。他们不得不去体育馆的储物室,在那里继续唱歌——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的圣歌。他们的声音和体育老师刺耳的指令声,以及在体育馆地上跺脚的声音,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张请愿书出现在校长的桌子上,同时还有副本送到了本地报社。不但有家长的签名,还有来自镇上不同的教堂团体,大多是来自基要主义教堂,也有的来自英国国教及长老会教堂。
请愿书上没有提到“地狱之火”的事,也没有提到撒旦或反基督者。它仅仅要求给《圣经》的神创论以平等的时间,作为一个选择予以尊重。
“我们签名的人认为上帝被忽略得太久了。”
“简直是废话,”刘易斯说,“他们不相信平等的时间——他们不相信选择。他们是绝对论者。法西斯主义者。”
保罗·吉宾斯来过刘易斯和尼娜的房子。他不想在有可能被偷听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秘书是礼拜堂的成员。)他不太奢望说服刘易斯,但是他必须试一下。
“他们把我逼到枪口上了。”他说。
“解雇我,”刘易斯说,“雇用一个愚蠢的神创论的家伙。”
这狗娘养的很开心嘛,保罗想。但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些天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控制自己。
“我过来不是要谈论那件事的。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认为这群人有道理。包括董事会的人。”
“让他们开心开心。炒掉我。让亚当和夏娃进场。”
尼娜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保罗说了声谢谢,试图捉住她的眼神,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没有用。
“是的,当然。”他说,“我想做也不能那样做。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工会会追着我。我们会在全省出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得考虑考虑孩子们。”
你以为那可以让刘易斯动心——考虑考虑孩子们。但是他像平时一样考虑自己。
“让亚当和夏娃进场。无论有没有无花果树叶。”
“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小演讲,表明这是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些人相信另一件事。把故事压缩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大声朗读。只不过要带着尊敬的态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人们感觉被忽视了。人们不喜欢被忽视的感觉。”
刘易斯沉默地坐了很久,足够让保罗,也许还有尼娜——产生希望,谁知道呢?——但结果是,这么长的停顿只是个策略,让这个极不公正的提议落空。
“怎么样?”保罗小心地问。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整本都大声朗读出来,然后宣布,那是自我夸大和从别的更好的文化借鉴来的神学概念的大杂烩——”
“神话,”尼娜说,“毕竟神话不是真实的,只是——”
保罗觉得听她说没有太大意义。刘易斯不是。
刘易斯写信给报社。第一部分是温和而博学的,描述了大陆漂移,海洋的开口和闭口,生命不详的开始。古微生物,没有鱼的海洋和没有鸟类的天空。繁荣和毁灭,两栖类、爬行类和恐龙时期;气候的变迁,最早的肮脏的小哺乳动物。反复的试验,灵长目动物迟到的渺茫未来,类人后脚直立行走,明白火的用途,削尖石器,划分领地,最后是近期的飞跃,建造船只,金字塔和坟墓,创造语言和诸神,献祭和彼此谋杀。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克里希纳(这里语言激烈起来)而争斗,或者为是否可以吃猪肉,跪下,对着天空的怪老头号叫着祷告,他对谁在战争和足球赛中获胜很有兴趣。最后,不可思议地,弄清了一些事情,开始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决定最好扔掉得来不易的知识,把怪老头带回来,再次强迫每个人下跪,接受教诲,相信古老的废话,当我们还在上面时为什么不恢复地平学说呢?
您忠实的,刘易斯·施皮尔斯。
报纸的编辑不是本地人,刚从新闻学校毕业。他对骚动很满意,继续发表那些回应(“上帝不是伪造的”,后面有礼拜堂每个成员的签名,“作者让辩论变得低俗了”,来自宽容而悲哀的联合教堂牧师,被“废话”和“怪老头”冒犯了),直到报纸出版人说明这种争吵是老套的,不合时宜,而且令广告商灰心。快点了结吧,他说。
刘易斯又写了一封信,这封是辞职信。保罗说,它被遗憾地接受——他的话也出现在报纸上——原因是身体欠佳。
原因是真的,尽管不是刘易斯自己愿意公开的理由。有好几个星期,他感到腿部无力。当他需要在课堂里站着的时候,他就来回走动。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渴望能坐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有时他不得不抓住椅子靠背,仿佛是为了强调。有时他说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它们失去了知觉。如果有地毯,他可能被最小的皱褶绊倒,甚至在没有地毯的教室里,一小块掉在地上的粉笔,一支铅笔,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这种疾病让他很暴躁,他认为是身心失调。他在班上或任何人群面前从来都不紧张。在神经病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当他拿到了确诊书,他首先感到的——他这样告诉尼娜——是一种荒谬的解脱之感。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他说。他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但是我只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他们大笑着,沿着寂静的、铺着长毛绒的走廊跌跌绊绊,进到电梯里,人们吃惊地盯着他们——在这种地方,大笑是最不合常理的。
湖滨殡仪馆是金色砖砌的宽敞的新建筑——新到周围的土地还没有种上草坪和灌木。除了招牌,你也许会认为它是一座内科门诊,或政府办公楼。湖滨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面向湖水,而是殡仪事务承办人姓氏的巧妙组合——布鲁斯·肖。一些人认为这毫无品位。当这项生意在镇上一间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开始运作时,它属于布鲁斯的父亲,那时的名字只是简单的肖殡仪馆。它实际上是一个住家,二楼和三楼有很多房间,给艾德和基蒂·肖及其五个孩子。
没有人住在这个新的建筑里,不过有卧室和厨房设备,还有淋浴。这是为了方便布鲁斯·肖晚上待在这里,不必开十五英里的车去乡间他和妻子养马的地方。
昨天夜里就是这样,镇北部发生了车祸。一辆满载十几岁孩子的车撞到桥墩上。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春天毕业前后,或者九月开学前几周的兴奋中——刚拿驾照的司机或根本没有驾照的司机,每个人都酩酊大醉。这样的时候,你能更多地看见新来者的命运——去年从菲律宾新来的护士们——陷在陌生的第一场雪中。
尽管如此,完全晴朗的夜晚,干燥的路面,还是有两个七十岁的人,都是从镇上来的。在那之前到的是刘易斯·施皮尔斯。布鲁斯手上满满的活儿——他必须让那些死去的孩子中看,这个工作要到深夜才完成。他给父亲打了电话。艾德和基蒂夏天还是在镇上的房子里住,没有去佛罗里达,艾德过来打理刘易斯的事情。
布鲁斯刚去跑了一圈,放松一下。当他看到施皮尔斯太太停下她那辆旧本田雅阁时,他甚至还没有吃早餐,还穿着跑步的装束。他匆匆来到会客室,为她开门。
她个子很高,瘦削,灰白头发,但是动作年轻而敏捷。她今天早上看起来不是太伤心,尽管他注意到她连外套都没穿。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刚去锻炼了一下。恐怕雪莉还没有来呢。我们对您失去亲人感到难过。”
“是的。”她说。
“我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时候,施皮尔斯先生教我科学,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之一。您请坐。我知道您一定也做了些准备,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仍然是始料不及的。您想现在看看手续,还是想看看您的丈夫?”
她说:“我们只要火化就行了。”
他点头。“当然。接下来是要火化的。”
“不。他应该立刻火化。那是他的愿望。我可以拿回他的骨灰。”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指令,”布鲁斯坚定地说,“我们准备了瞻仰遗容的环节。实际上他看起来不错。我想您会满意的。”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不想坐下来吗?”他说,“您安排了瞻仰,不是吗?某种悼念仪式?很多人要向施皮尔斯先生表达敬意。你知道,我们也举行没有宗教派别的其他仪式。只是有人致悼辞,而不是牧师。如果您不想那么正规,可以让人们一起表达他们的悼念。由您决定棺材开着还是关着。不过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开着的。当然,去火化时,不是用同样的棺材。我们有很像样的棺材,但是会占用一部分开销。”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事实上工作已经做完,没有指示说不要做。像其他任何工作那样需要付费。更别提材料的费用。
“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您可能需要,等您有时间坐下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会遵照您的意愿的——”
也许那样说太过分了。
“因为没有相反的指示,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外面有一辆车停下,车门关上,艾德·肖走进会客室。布鲁斯感到如释重负。他在这一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和家属这一边打交道。
艾德说:“你好,尼娜。我看见你的车了。我想我应该进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
尼娜夜里是在客厅过的。她以为自己睡着了,但是睡得不踏实,一直能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刘易斯——在殡仪馆。
现在她试图讲话,但是牙齿在打战。这对她来说完全是意外。
“我想要他立即火化。”她试图这样说,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然后,她听到,或是感觉到,她自己的喘气声和无法控制的结巴。
“我想——我——他想——”
艾德·肖拉着她的手臂,用另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布鲁斯抬起了胳膊,但没有碰她。
“我应该让她坐下的。”他哀伤地说。
“没问题,”艾德说,“你想走到我的车那儿去吗,尼娜?我们要让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艾德摇下了车窗,把车开到镇上的老区,到了街道的尽头,转弯处俯临湖水。白天人们开车过来欣赏风景——有时吃野餐——夜晚是情人们的天下。停车的时候,艾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想法,就和她一样。
“新鲜空气够了吗?”他说,“你出来都不穿外套,不是想感冒吧。”
她小心地说:“天开始变暖了。比如昨天。”
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坐在停着的车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单独相处。
现在这样想似乎是不道德的。
“对不起,”尼娜说,“我失控了。我只是想说刘易斯——我们——他——”
又是这样。她的牙齿又开始打战了,颤抖,词不达意。可怕得令人同情。它甚至表达的不是她现在的感觉。她之前的感觉是愤怒和烦闷,因为和布鲁斯讲话——或听他讲话。现在她感觉——她以为她感觉——非常镇静和理智了。
这时,因为他们单独在一起,他没有碰她。他只是开始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立刻就好。我保证一切顺利。我明白。火化。
“呼吸,”他说,“吸气。保持住。现在呼气。”
“我不会有事的。”
“当然啦。”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击。”他干巴巴地说。
“我不是这样。”
“看地平线。那也有帮助。”
他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手绢?但是她不需要手绢。她没有眼泪。她只是在打战。
是一张折叠得很紧的纸。
“我帮你保存着这个。”他说,“在他的睡衣口袋里。”
她把纸放在手袋里,小心地,没有激动,仿佛那是医生的处方。然后她意识到他在对她说什么。
“他被送来的时候你在场。”
“是我处理的。布鲁斯打电话叫了我。发生了车祸,事情多得他应付不过来。”
她甚至没有问,什么车祸?她不在乎。她现在只想一个人看他的信。
睡衣口袋。她唯一遗漏的地方。她没有动他的身体。
艾德送她回来后,她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他挥手告别,刚一驶出她的视线,她就靠边停了下来。甚至一只手还在开车时,另一只手就在手袋里摸索出那张纸。她读着上面的文字,引擎开着,然后继续开车。
在她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有另一个信息。
上帝的意愿。
用粉笔写得很匆忙,细长而潦草。很容易擦掉。
刘易斯留给她的是一首诗。几段尖锐的打油诗。标题是——“创世说和达尔文的后裔们为了软弱无力的一代人的灵魂的斗争”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头脑里只有一个伟大思想的蠢人——
一年冬天,玛格丽特想组织一系列晚会,晚会上人们可以谈论——不是很详细地——任何他们知道和关心的东西。她的设想是给老师们举办——“老师们总是站着对被迷住的听众胡扯。”她说,“他们需要坐下来听别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改变一下。”——但是后来决定,如果非教师也被邀请来会更有趣。首先,将在玛格丽特家举办一次有酒的百乐餐。
就是那样,在一个清朗寒冷的夜晚,尼娜发现自己站在玛格丽特的厨房门外。黑暗的入口处,堆着玛格丽特儿子们的外套、书包和曲棍球棍——那时他们还在家里。客厅里——尼娜听不到那里的任何声音——基蒂·肖在继续讲自己选好的话题——圣人。基蒂和艾德·肖是“真正”被邀请的人之一——他们也是玛格丽特的邻居。艾德有一天晚上发过言了,话题是关于登山的。他自己登过山,在落基山脉,但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喜欢读的危险而悲惨的探险故事。(那晚他们喝咖啡的时候,玛格丽特告诉尼娜:“我担心他会谈论尸体防腐。”尼娜咯咯地笑着说:“但那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不是业余爱好。我想不会有很多业余爱好尸体防腐的。”)
基蒂和艾德·肖是相貌漂亮的一对。玛格丽特和尼娜都认为,如果艾德不是做这个职业的话,会是很吸引人的。长长的灵巧的手被清洗得异常苍白,让人联想,那双手曾经抚摸过哪里?曲线优美的基蒂被认为是个可爱的人——她身材矮小,胸部丰满,目光温暖,眼睛呈深褐色,声音中充满了热情的气息。对她的婚姻、孩子、季节、城镇,尤其是对她的宗教充满热情。在她所属的英国国教教堂里,像她这样的热衷者还真不多见。有人说她令人讨厌,因为她很认真,喜欢空想,特别热衷秘密仪式,比如妇女的安产感谢礼。尼娜和玛格丽特也发现很难接受她,刘易斯认为她是毒药。但是多数人都被她迷住了。
今晚她穿了暗红色的羊毛裙,戴着耳环,是一个孩子给她的圣诞礼物。她坐在沙发的一角,腿蜷曲在身子下面。只要她局限于圣人的历史和地理影响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尼娜可以接受,她希望刘易斯觉得没有必要还击。
基蒂说她被迫省略了所有东欧的圣徒,主要集中在英伦诸岛的圣徒,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那些有着美妙名字的凯尔特圣徒,是她最喜欢的。当她谈到治疗、奇迹时,尤其当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欢快和深信不疑时,她的耳环叮当响着,尼娜就感到忧虑。她知道人们会认为她轻浮,基蒂说,当她煮饭出现灾难时和圣徒讲话,但她真的相信圣徒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强大有力,对灾难和困苦以及我们生活的细节不感兴趣,我们会羞于用这些来打扰宇宙中的上帝。在圣徒的帮助下,你多少会留在孩子的世界,了解一个孩子对帮助和安慰的希望。你必须成为小孩子。而且是小小的奇迹——当然是小小的奇迹帮助我们为大大的奇迹做好准备?
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圣徒在英国国教里的地位。在基督新教中的地位。
“哦,严格来说,我不认为英国国教是新教。”基蒂说,“我不想加入。当我们在信条里说,‘我相信神圣的天主教会’,我认为它指的是整个宇宙的基督教会。我们说,‘我相信圣徒相通。’当然我们在教堂里没有雕像,尽管从个人来说,我觉得有雕像会很好。”
玛格丽特说:“要咖啡吗?”这时,大家明白晚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了。但是刘易斯把椅子挪近基蒂,差不多是友善地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相信这些奇迹了?”
基蒂笑了。“完全相信。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能存在了。”
尼娜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刘易斯悄悄地展开无情的辩论了,基蒂反对快乐的信念,反对她认为魅惑人的东西和女性的善变。当然,她信仰——她自己的魅力。但是刘易斯不为所动。他想要知道,当下这些圣徒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天堂,他们会占据先前死者、善良先辈们的领地吗?他们是怎么被选定的?难道是凭经过验证、被证实的奇迹吗?你又如何证明生活在十五个世纪前的人的奇迹呢?如何证明奇迹?以面包和鱼为例,用算术。但那是真的算术,还是感知?信念?啊,是的。那么一切都归于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在她的全部生活中,基蒂是靠着信念生活的吗?
她的确是这样。
她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科学吗?当然不。当她的孩子们生病时,她不给他们吃药。她不关心车里的汽油,她有信念——
很多谈话围绕这些事情展开,但是因为其中的紧张和危险——基蒂的声音像电线上的鸟儿一样跳来跳去,说别这么天真,你认为我完全疯了吗?刘易斯的讽刺变得更加轻蔑和致命——整个屋子里的人一直在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尼娜嘴里有股苦味儿。她去厨房给玛格丽特帮忙。她们彼此错过,玛格丽特端来了咖啡。尼娜径直穿过厨房,来到走廊里。通过后门的小窗,她瞥见没有月光的夜晚,街道边的雪堤,星星。她把发烫的脸颊靠在窗玻璃上。
厨房的门开了,她立刻挺起身来,转过头,微笑,准备说:“我正要出去看看天气。”但是当她看到关门那一刹那,艾德·肖背光的脸,她想她没有必要那样说了。他们彼此简短亲切地打了个招呼,略带歉意和婉转的笑,借此传递和理解了很多信息。
他们抛弃了基蒂和刘易斯——只是一小会儿,基蒂和刘易斯不会注意的。刘易斯不会精疲力竭的,而基蒂也会找到方法——对刘易斯同情可能就是一个办法——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基蒂和刘易斯不会对此厌倦的。
艾德和尼娜就是这样感觉的吗?厌倦别人,至少厌倦争辩和轻信。厌倦从不放弃努力的个性。
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只是说感觉累了。
艾德·肖用一只胳膊搂住尼娜。他吻了她——不是嘴唇,也不是脸颊,而是喉咙,喉咙上有激动的脉搏跳动的地方。
他要弯腰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男人,当尼娜站直的时候,吻她这个部位是很自然的。但是他高得需要屈身,特意吻她那个暴露的、温柔的地方。
“你到外面会感冒的。”他说。
“我知道。我就进来。”
到现在为止,尼娜除了刘易斯之外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从来没有接近到那一步。
性爱。性交。很长时间她不能那样说。她说做爱。刘易斯什么都不说。他是精力充沛的、有创造力的伴侣,在身体上不忽视她。也不是不够体贴。但是他警惕任何接近多愁善感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很多。她对这种厌恶变得很敏感,几乎和他一样了。
然而,对艾德·肖在厨房门外的一吻的记忆,变成了一笔财富。合唱团每个圣诞节都会表演弥赛亚,每当艾德的男高音独唱时,那个时刻就回到她的心中。“安慰你们,我的人民”像明亮的针直刺她的喉咙。那时,仿佛她的一切都获得了承认,变得荣耀,燃烧起来。
保罗·吉宾斯没有想到尼娜会有麻烦。他一直以为她是个温和的人,有她保守的方式。不像刘易斯那样刻薄。但是很聪明。
“不,”她说,“他不愿意那样。”
“尼娜,教学是他的生命。他付出了很多。有这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多少人,他们记得坐在他的教室里听得入迷。他们很可能对高中别的事情都记不得了,除了记得刘易斯。他有一种风度,尼娜。这是天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刘易斯无疑就有。”
“我对那个没有疑义。”
“所以有这么多人想来和他告别。我们都需要道别。也是对他表示敬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有这些结束,就完结了。”
“是的。我听见了。完结。”
卑鄙的语调,他想。但是他没在意。“不一定要带宗教色彩。不用祷告。不用陈述。我和你一样了解他不喜欢那一套。”
“他是那样。”
“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主持整个葬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好了哪些人可以做简单的答谢致辞。也许五六个人,最后由我总结。‘悼词’,我知道是这个词,不过我喜欢用‘答谢’——”
“刘易斯更愿意什么都不要。”
“你可以决定参与到什么程度——”
“保罗,听着。现在听我说。”
“当然。我在听。”
“如果你这样进行,我会参加。”
“那太好了。”
“刘易斯死的时候留下了——他实际上留下了一首诗。如果你这样安排,我会朗读这首诗。”
“是吗?”
“我的意思是要在那里朗读,大声读。我现在给你读一点儿。”
“好。读吧。”
“听起来是刘易斯的风格。”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尼娜,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哈勃谷家庭教师协会?”
“还有更多的。”
“我相信还有。我想你太伤心了,尼娜。如果你不是伤心过度,你不会这样的。等你感觉好些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不会。”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现在要挂了。我要去道别的。”
“哇,”玛格丽特说,“他怎么受得了那个?”
“他说他要来道别。”
“你想让我一起去吗?只是陪陪你。”
“不用了,谢谢。”
“你不想有人陪吗?”
“我想不用。暂时还不用。”
“你确信吗?你不会有事吧?”
“我很好。”
就电话中的交谈来说,她对自己真的不太满意。刘易斯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无聊地要安排什么悼念性的东西,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得到的。”所以有必要制止保罗,但是她阻止这事的方式似乎粗暴而夸张。愤怒被留给了刘易斯,报复是他的专长——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引用他的话。
只凭借她过去的平和习惯,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失去了他,让她冷漠而无言。
天黑了一会儿之后,艾德·肖敲她家的后门。他拿着一盒骨灰和一束白玫瑰。
他先把骨灰交给她。
“啊,”她说,“已经结束了。”
她感到一丝温暖透过沉重的纸板。不是立刻而是缓缓地传过来,像是透过皮肤的血液的温度。
她要把这个放在哪儿呢?不是在餐桌上,靠近她迟了的、几乎未碰过的晚餐。搅鸡蛋和沙拉,是她晚上经常吃的搭配,当刘易斯有事晚回来,和其他老师在提姆·霍顿饭店或酒吧聚餐的时候。今晚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不能放在吧台上。它像是一件笨重的杂货。地上也不行,更容易被忽略的同时也会显得是被降低到了一个低下的位置——仿佛里面装的是猫粪或花园肥料,某种不应该太接近餐具和食物的东西。
她其实想把它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安置在没有点灯的前屋的什么地方。最好是橱柜的架子上。不过这么快就放起来也不太合适。而且,考虑到艾德·肖在看着她,她这样做可能会显得像在为轻快残忍地清除障碍而准备行动,一种庸俗的诱惑。
最后她把盒子放在低低的电话桌上。
“我本不想让你站着。”她说,“请坐。请坐下吧。”
“我打扰你的晚餐了。”
“我不想吃了。”
他手里还拿着花。她问:“那些是给我的吗?”他拿着花束的形象,他拿着骨灰盒和花束的样子,当她开门时——显得很奇特,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滑稽。这是那种她会歇斯底里地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玛格丽特。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
那些是给我的吗?
它们应该是给死者的。给死者房间摆放的。她开始寻找花瓶,然后把水壶灌满了水,说:“我正要冲点儿茶。”回身继续寻找花瓶,找到了,装上水,找到了剪刀,她需要修剪花茎,最后从他手里接过了花。然后她注意到她没有打开水壶下的炉子。她几乎控制不住了。她感觉她几乎要把花扔到地上,打碎花瓶,用手指把餐盘里凝结的一团捏碎。但是为什么?她并不是生气。正是这种疯狂的努力,让她一件一件不停地做事。现在她要把锅烧热,她要估摸放多少茶叶。
她说:“你有没有读从刘易斯口袋里拿出来的纸条?”
他摇摇头,没有看她。她知道他在说谎。他是在说谎,他在颤抖,他想要深入了解她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呢?万一她崩溃了,告诉他自己感到的震惊,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说,寒冷围绕着她的心脏——当她看到刘易斯写的文字?当她看到他写的只有那些。
“不要紧,”她说,“只是几行诗句。”
他们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两个人,在礼貌和亲密之间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平衡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生活的真正内容——她和刘易斯的婚姻,有时粗糙和让人困惑,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件事的甜蜜,给人安慰的许诺,也要依赖于这些婚姻。它不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即使他们都是自由的。但它并不是虚无。尝试它,看着它崩溃,然后想到它一直是虚无,都是危险的。
她点上了炉子,准备加热茶壶。她说:“你真周到,我还没有感谢你呢。一定要喝杯茶。”
“那很好。”他说。
当他们在桌子旁安顿下来,倒满茶杯,备好了牛奶和糖——本来可能会惊慌失措的时刻——她却奇怪地振奋起来。
她问:“你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我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通常没有人问你吗?”
“不是这样多话。”
“你介意吗?如果介意就不用回答我了。”
“我只是吃惊。我不介意。”
“我也吃惊于我会问这个。”
“那么,好吧。”他说,把茶杯放在茶垫上,“基本要做的是吸干血管和体腔,这可能会碰到问题,要看有没有结块什么的,那样就得想办法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颈静脉,但有时得用心脏穿刺放液。用叫作套管针的东西把体内空腔吸干,是一条长而细的针,带着易弯曲的管子。不过,如果有尸体解剖和器官摘除,情况当然就不同了。要补进去一些东西,恢复自然的外形……”
他给她讲的时候眼睛一直小心地看着她。没有问题——她感到自己内部被唤醒的仅仅是一种寒冷和广泛的好奇心。
“这是你想要了解的吗?”
“是的。”她确定地说。
他看出一切正常。感到释然。放松,也许还有感激。他一定是习惯了人们完全回避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就此开玩笑。
“然后注射液体,是一种甲醛、苯酚和酒精溶液,经常要加染料,用在手和脸上。大家都觉得脸重要,眼皮要做很多处理,还要用金属丝捆扎牙床。还有按摩、细致的眼睫毛以及特殊化妆。但是人们容易在乎手,希望它们柔软自然,指尖没有皱纹……”
“你做那么多工作。”
“没关系。那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大多做的只是美容装饰工作。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而不是长期保存。甚至老列宁,你知道,他们不得不经常进去重新注射,这样他就不会干掉或褪色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某种夸张或舒畅,与他嗓音里的严肃混合起来,让她想起了刘易斯。她想起前天晚上,刘易斯声音微弱但是满意地对她说起单细胞生物——没有细胞核,没有配对的染色体,没有别的什么——是地球三分之二的生命史中唯一的生命形式。
“现在说到古代埃及人。”艾德说,“他们认为人的灵魂继续旅行,要花三千年才能完成,然后回到身体里,身体应该保持比较好的状况。所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尸体保存,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同等的程度。”
没有叶绿体,也没有——线粒体。
“三千年。”她说,“然后回来。”
“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放下空杯,说他该回去了。
“谢谢你。”尼娜说。接着匆忙地又说道,“你相信灵魂这种东西吗?”
他站在那里,手压在餐桌上。他叹息着摇摇头说:“是的。”
他一离开,她就拿出骨灰放在汽车客座上。然后回屋去拿钥匙和外套。她把车开到镇外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下了车,走上一条岔道,拿着盒子。夜晚清冷而静谧,月亮高挂在天空上。
这条路起初穿过长着香蒲的软泥地——现在香蒲已经干枯,看起来高而萧瑟。还有乳草属植物,豆荚空空的,像贝壳一样闪亮。一切在月光下都显得棱角分明。她可以闻到马的气息。是的——附近有两匹马,香蒲那边显现出马匹结实的黑色形体和农夫的栅栏。它们站着,互相摩擦着巨大的身体,看着她。
她打开盒子,把手伸进去,将冷却的骨灰扬到空中,或撒在地上——还有其他执拗的碎渣——撒在那些路边的植物中。这样做就像涉过浅水,然后把自己投进湖里,开始六月的第一次冬泳。起初是令人厌恶的震惊,接着是惊诧自己还在移动,被一股顽强的激流抬起——你生命的表面一片平静,你活着,尽管寒冷的痛苦继续侵蚀着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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