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母亲在卖百科全书。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把那叫作“上街”。

        “你母亲最近经常上街吗？”她们会这样问，我一般都说不是，她不再出门了，但是我知道她们知道我在说谎。“没什么时间烫衣服，”她们又继续同情地说，查看着我的上衣袖子，“她要上街就没有时间烫衣服啦。”

        我感到母亲的古怪荒诞和尴尬行为给我造成的压力——姑妈们一次只是表现出一点点——落在我怯懦的肩上。我不想评判她，来获得他人的恩惠，像被抛弃的孤儿，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同时我还要保护她。她永远不会明白她多么需要保护，免受两位老妇人略带困惑的幽默和难对付的礼节的伤害。她们穿着深色棉布裙子，有新鲜的浆洗烫熨好的白色细麻布领子，戴着陶瓷花胸针。她们的房子有报时钟，每过一刻钟准时响起；还有要浇水的蕨类植物，非洲紫罗兰，钩编的长而窄的桌布，有花边的窗帘，以及笼罩在一切之上的过于清洁的蜡和柠檬的香味。

        “她昨天来拿我们给你做的烤饼。好吃吗，我们想知道软不软？她说她被困在杰里科路了。独自一人，被困在路上！可怜的伊达！但是想到她一身泥，我们又忍不住笑！”

        “我们要擦洗客厅的油毯。”格雷斯姑妈带着歉意说，好像她不想让我知道似的。

        从这个有利的观点来看，母亲确实疯了。

        她开着我们的三七年雪佛兰，转遍了瓦瓦那什所有的高速路和小路，开过碎石路、土路和羊肠小道，只要她认为这样会找到一个顾客。她的车上带着千斤顶和铁锹，还有一些厚木板，以防路上遇到泥水坑。她一直在开车，似乎离前轮十英尺处的地面裂开也不会让她吃惊；到了乡下的死角时，她就拼命地按喇叭；她一直担心木桥不够结实；什么都不会把她逼到危险的容易塌方的路肩上。

        那时战争还在继续。农场主们靠卖猪、卖甜菜或玉米最终赚了些钱。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花钱买百科全书。他们考虑的是冰箱和小车。但这些是紧缺之物，与此同时，母亲不屈不挠地拖着她的书箱，想方设法进入他们的厨房、散发葬礼气息的冰冷的前屋，小心但乐观地讲述知识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对这种东西都很冷淡，认为没有它照样可以生活。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它对孩子来说是好东西。母亲指望的就是这种心理。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就是相信你所销售的东西，那么母亲就是快乐的。对于她来说，知识不是冷酷的，不，而是温暖可爱的。以她现在的状况，知识甚至可以成为纯粹的安慰：知道苏拉威西海和碧提宫的位置，把亨利八世的皇后们排好顺序，了解蚂蚁的社会体系，阿兹特克人屠宰祭牲的方法以及克诺索斯宫的管道系统等。她讲这些事情往往很入迷，她可以对任何人讲。“天哪，你母亲懂得的知识真多呢。”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轻松地说，我看出她们并不是真羡慕。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知识仅仅是一种奇异古怪的东西，像瘤子一样突出。

        不过，我情不自禁地分享了母亲的相同爱好。我喜欢那一卷卷的百科全书，喜欢在我膝上打开时它们的分量（充满神秘而美妙的信息）；我喜欢安静稳重的墨绿色镶边和装订，书脊上蜘蛛网一般的沉默而有节制的金色字母。它们可能向我展示出一场战斗的钢雕版画，发生在荒野上，背景里有一座城堡，或者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血腥场面，溺死，砍头，马匹痛苦的样子，都以某种歌剧风格的华丽来描绘，给人一种绝妙的非现实感。在我印象中，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天气总是戏剧性的，带有预兆；大地会蹙眉不悦，大海在暗淡或有灰色金属光泽的阴影中闪烁。这里是夏绿蒂·科黛走在通往断头台的路上，苏格兰玛丽女王走向通往绞刑架的路上，大主教劳德从监狱的铁栏后向斯塔福伸出祝福之手——没有人怀疑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样子，黑色长袍，举起的手和苍白的脸，镇定自若，英勇无畏。百科全书当然也提供其他信息：各种甲虫，各类煤炭，发动机内部结构的图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烟熏火燎的阴暗日子里拍摄的阿姆斯特丹或布加勒斯特的照片（可以从那些小而高的四方形小车看出来）。我特别喜欢历史。

        产生这种兴趣一开始是偶然，然后我很快开始有意地从百科全书上学习。我对记忆的偏好也异于常人。记住一系列事实对我是不可抗拒的测试，就像试图单脚跳过障碍。

        母亲想到我可能对她的工作有帮助。

        “我自己的女儿也在阅读这些书，她学到的知识简直令我震惊。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你知道，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黛尔，把从乔治·华盛顿到现在的美国总统背一遍，好吗？”或者说说南美的国家和首都。主要的探险家，他们是哪国人，都去了哪些地方。请把日期也说上。我会坐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哇啦哇啦、喋喋不休地背出来。我摆出一副严肃、要和谁比试比试的表情，不过大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心里有一种怦怦跳的满足。我知道我背得出。谁会因为我知道基多在哪里而不喜欢我呢！

        事实上，有些人还真是如此。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可能是抬头在欧文的脸上看出来的，他没有办法把人尽皆知的两个日期、首都或死去的总统串在一起，正苦恼地，把一长条嚼过的口香糖悄悄绕在手指上。或许我是从乡村孩子转过去的脸上那种敏感复杂的尴尬表情上看出来的。终于有一天，我不想再这样做了。这个决定来自生理层面；耻辱感刺痛着我的神经末梢和肚子里面。我开始说：“我不知道——”但是要撒这种谎真是太痛苦，太让人害羞了。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

        母亲尖声说：“你是不是恶心了？”

        她担心我就要呕出来了。我和欧文都是特别爱当场呕吐的人。我点点头，从椅子上滑下来，躲到车里，捂着肚子。当母亲过来时，她看出情况还要更糟糕些。

        “你自我意识太强了，”她以过来人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喜欢呢。”刺痛又开始了。的确，我确曾喜欢过，她这样说很不恰当。“害羞和自我意识，”母亲自负地说，“我从来不敢奢求的东西。”她启动了车子。“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父亲家族的有些人房子要烧塌了都不肯当众开口讲话。”

        那以后，每当被问到——轻轻地问——“你今天想回答些问题吗？”我就会缩到座位上，摇摇头，捂着肚子，表示我的疾病很快就要发作了。母亲不得不放弃，现在当我星期六和她一起开车出去时，我和欧文一样，成了免费而无用的货物，不再能分担她的事业。“你耍性子装傻，那可不关我的事，”她说，“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我还朦胧地渴望着冒险，欧文也是如此，至少在较为具体化的层面。我们都希望去买一种装在袋子里的金黄色糖果，像一块块水泥，放在舌头上几乎马上就能融化，在那间挂着马具、散发着马的气味的乡村商店里就有卖的。我们希望至少能在卖冰汽水的地方停下来加油。我希望到波特菲尔德或蓝河那么远的地方去旅行，和诸伯利不同的城市，有不为我们所知的起源的神奇城市。走在那些城市的大街上，我感觉自己的默默无名就像一个装饰，像孔雀拖着的长尾巴。但是到了下午某些时候，这些希望就开始退潮了，或者是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总是留下一个空隙。在母亲这一方面，一开始推动她来这些地方的明亮残忍的力量也会有所消退。天快黑的时候，冷风从车底的一个小洞钻进来，发动机疲惫的噪音，乡间的冷漠，会让我们互相和解，让我们渴望回家。我们驶过我们喜爱的乡间，却毫无知觉——没有起伏，没有平地，而是断断续续的不可辨认的节奏；低低的山丘，灌木丛生的山谷，沼泽，树林和田野。高大的榆树，各自耸立，每一棵都显露出清晰完整的形状，注定毁灭，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辨识不出。它们像微微展开的扇子，有时也像竖琴。

        在四号高速公路上，从三英里外的高处就能望见诸伯利。中间是河滩，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泛滥，瓦瓦那什河隐藏的河湾，河上的桥漆成银色，悬在黄昏里，像一个笼子。四号高速公路也是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可以看见邮电局和市政厅的塔楼彼此相对，市政厅异国情调的塔里藏着有传奇色彩的钟（战争开始和结束，有地震或大洪水时都会鸣响），邮电局的钟楼四四方方的，事实上很是实用。城市几乎等距离分布在主街两边。我们回来的时候，街灯勾勒出它的轮廓，差不多像一只蝙蝠，一只翅膀微微翘起，翅膀尖上支撑着没点灯的朦胧的水塔。

        母亲决不会什么都不说就放这幅景色过去。“那是诸伯利。”她可能只是简单地这么一提，或者说：“哎呀，那边是大都会了。”或许模糊地引用一首诗歌，大概是说离开与回归都是通过同样的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令人厌烦的讽刺，还是充满真正的感恩之情，诸伯利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仿佛没有她的默许，她的接纳，这些街灯，人行道，荒野中的堡垒，这座城市或公开或秘密的模式——一个庇护所和一个神秘的所在——就不会存在。

        我们的历险和归途，还有世界，都被她的这种神秘骇人的权威所笼罩，对此我还无计可施。

        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夏天才回到弗莱兹路尽头的房子。父亲来吃晚饭，在这里过夜，直到下雪的季节；那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半天待在这里。

        我们租的房子在河水街尽头，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那种看起来比实际要大的建筑；有高而倾斜的屋顶——二楼是木头的，一楼是砖的——饭厅有凸出的窗子，前后都有走廊；前走廊有一个多余的小阳台嵌进屋顶，实际上是无法进入的。房子的所有木制部分都漆成灰色，很可能是由于灰色比较耐脏，不像白色那样要经常重新粉刷。天气暖和的时候，楼下的窗子上安装有遮阳篷，有条纹的那种，已经褪了色；这惨淡的灰色和倾斜的阳台令我想到海边——阳光，还有风中坚韧的草。

        不过这是一套城里的房子；它的一切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有时我会想起我们的旧房子，它扁平苍白的前脸，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带着被遗弃的、有些负疚的隐隐的痛苦，就像你想起你不再喜欢与其一起玩乐的祖父祖母。我怀念河水和沼泽就在近旁，还有冬天极寒肆虐，大风雪把我们关在房子里就像躲进诺亚方舟。但是我喜欢秩序和完整，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这些只有局外人能看得出来。冬天下午从学校回家，我感觉整个城市都围绕着我，所有的街道，河水街，曼森街，约翰街，维多利亚街，休伦街，还有奇怪的喀土穆街；克拉女士时装店橱窗里薄纱的晚礼服像淡淡的番红花；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唱着“荣光中写下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我，我的名字！”塞尔利特商店笼中的金丝雀，图书馆里的书，邮电局里的信件，翻印的奥利维亚·哈维兰德和埃尔罗·弗林的照片，莱森戏院外的女装——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城市里有度假的士兵，穿着卡其布制服，散发着莫名的野蛮气息，好像燃烧的味道；有漂亮耀眼的姑娘，每个人都知道她们的名字——玛格丽特·邦德，桃乐茜·盖斯特，帕特·蒙蒂——而她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除非她们愿意知道；我看着她们从高中走下坡来，穿着皮毛镶边的天鹅绒般光滑的靴子。她们一起走着，散发出光芒，像夜晚的灯火一样，映得她们看不到世界其他的一切。虽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帕特·蒙蒂——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笑了一下，我做起有关她的白日梦——她救出溺水的我，然后她成了护士，照看我，当我几乎死于白喉病时，冒着生命危险用光滑的手臂轻摇着我。

        如果是星期三下午，母亲的房客弗恩·道夫提，会在家喝茶，抽烟，在餐厅和母亲聊天。弗恩嗓音低沉，会用不着边际的漫谈、咕哝和大笑来对付母亲较为锋利简洁的评论。她们聊城里的人，聊她们自己；她们的谈话像永不干涸的河水，是我触摸不到的戏剧，生活的酵母。我会走到餐具柜的镜子那里，看投影在里面的屋子——暗色的壁板，暗淡的光线，黄铜灯具像一棵枝叶分布均匀但却长歪了的小树，五条树枝僵硬地弯曲着，树梢上是玻璃花。为了它们在镜中组成一个场景，我可以让母亲和弗恩像橡皮筋一样拉伸，歇斯底里地摇晃，让我自己的脸悲惨地垂向一侧，中风一般。

        我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那幅画带来？”

        “什么画？什么画？”

        “睡椅上那幅。”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经常在想——我们农场上的厨房，父亲和班尼叔叔很可能正在煎马铃薯作晚餐，用没洗过的锅（为什么要把好好的油洗掉呢？），炉子上烘着棒球手套和围巾。我们的狗梅杰——母亲从不让它进屋子——睡在门前的脏油毯上。报纸铺在桌子上代替桌布，床上是带狗毛的毯子，猎枪、雪鞋和洗衣盆挂在墙上。臭味弥漫的单身汉的舒适生活。睡椅上有一幅画是母亲很早以前画的——那时的日子可能还是悠闲，晴朗，柔情绵绵的——那时他们刚刚结婚，画中有一条石路，山间小溪，一个戴红围巾的小姑娘赶着羊走在路上。山和羊看起来很相似，波浪起伏，团团簇簇，灰色中透着青紫。很久以前我以为那个小姑娘就是母亲，画上是她年轻时荒凉的乡间生活。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她从《国家地理》杂志上临摹的风景。

        “那幅啊？你想把它放在这里吗？”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在我们的谈话中，我经常试图引导她，以得到答案，或有所发现。我特别想让她说它是留给父亲的。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一次那是为父亲画的，那是他喜欢的风景。

        “我不想把它挂在人们都能看见的地方，”她说，“我可不是什么艺术家。只是无聊才画画。”

        她开了个女士派对，邀请了考特太太，有时称作劳雅·考特太太，百斯特太太，她先生是商业银行经理，和其他在街上聊天认识的人，还有邻居，弗恩邮电局的同事，当然还有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她请她们做奶油鸡烤饼、柠檬馅饼和结婚蛋糕，她们照做了。）派对提前安排好了。女士们到了前厅，先要猜罐子里有多少颗豆子，把数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晚会进行中有猜谜节目，从百科全书上选出的小测试题，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后者通常很难顺利进行，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女士不明白怎么玩，或者太害羞，还有铅笔和纸游戏，写下一个男人的名字，折叠起来，传下去，写一个动词，然后再写一个女士的名字，折叠起来等等。最后打开所有纸条，读出来。我穿着粉色羊毛裙和前开襟的短上衣，开心地给大家分花生。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在厨房忙个不停，微笑着，不屑一顾的样子。母亲穿着红色连衣裙，半透明，点缀着小小的黑蓝色紫罗兰，像刺绣的一样。“我们还以为她裙子上是甲虫呢，”埃尔斯佩思姑妈悄悄对我说，“它让我们大吃一惊！”那以后派对就不像我原来设想的那么美好了；我注意到一些女士没有参与什么游戏，母亲的脸兴奋得发热，声音充满做作的热情，当她弹钢琴时，学过声乐的弗恩会唱“没有爱人的生活是什么？”这时，女士们都显得拘谨，远远地拍着掌，好像这只是在炫耀。

        下一年，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事实上会不断地对我说：“你们那个寄宿的女人怎么样了？没有爱人的生活如何？”我会解释说那是一部歌剧的片段，翻译过来的，她们就会大叫：“哦——是吗？我们还一直在为她感到难过呢！”

        母亲希望她的派对会促使别人也举行这类的聚会，但是没有，或者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继续举办桥牌会，母亲说那是愚蠢、势利和假充内行。她渐渐放弃了社交生活。她说考特太太是个无知的女人，一次知识测试中竟然不清楚尤利西斯·恺撒是何许人——她还以为是希腊人呢——还犯了语法错误，混淆主格和宾格——附庸风雅的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冬天，她加入了“伟大图书”讨论组，在市政厅会议室隔周星期二聚会。除了她，小组还有五个人，包括一个退休的医生，库伯医生，他表面很虚弱和谦恭，实际上却傲慢专横。他头发纯白，柔软，戴着宽领带式的围巾。他妻子在诸伯利住了三十多年了，几乎还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哪条街在哪里。她是匈牙利人。她有时会告诉人们她的名字，很华丽，像浅盘上的鱼，泛着银色光泽，鳞状的音节完整无缺，但是没有用，全城没有人能发出那些音来，更不要说记住了。开始时母亲很喜欢这对夫妇，一直想结识他们。应邀去他们家时欣喜若狂，看着他们在希腊度蜜月的照片，喝红酒，以免冒犯他们——虽然她不喝酒——听他们在诸伯利经历过的可笑而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和知识分子。她的这种敬意一直坚持过了《安提戈涅》，到《哈姆雷特》时感到有点泄气了，在和《资本论》之后变得越来越黯淡悲观。好像任何人都没有思想，除了库伯夫妇自己；他们懂得的东西更多，他们见过希腊，听过h．G．威尔斯的讲座，他们总是正确的。库伯夫人和母亲意见不统一，她搬出母亲没有读过大学的事实，只念过——母亲模仿她的口音——落后的高中。母亲评价了他们讲给她的故事，确定他们有迫害综合征（“那是什么？”弗恩问，因为这类词汇刚开始流行），甚至可能有一点儿精神错乱。当时她没对我们提过，他们的房间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喝了那红酒之后她不得不使用的厕所，也让人感到恐怖，满是黄色的浮渣。你从不清洗厕所，读柏拉图又有何益？母亲问完这话，又转到诸伯利的价值观上来。

        第二年她不再去读书小组了。她报名参加了西安大略大学开办的叫作“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函授课程，她还给报纸写信。

        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儿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着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像幻灯片一样，投射在当前的混乱背景上。

        一开始，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出现的是那座房子。在一条长长的小巷尽头，有铁丝栅栏，两边都有松弛的铁丝窗格，在田野中间，那里的石头——寒武纪前地盾的一部分——像骨头从肉中支出来一样伸出泥土。我从来没在相片里见过的房子——也许它从来就没有照片——也没听母亲描述过，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烦的平淡语气说起：“那只是一间木屋——从来没有粉刷过。”尽管如此，在我脑海里，它就像在报纸上见到的一样普通——所有木屋中最光秃、黑暗和高大的一间，简单而熟悉，却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围困着恶魔，就像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

        而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叫艾迪·莫里森的小女孩，我想一定是又瘦又高，留着短发，因为她母亲要确保她没有虚荣心，放学后会走长长的令人担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午餐桶敲打着她的腿。难道不是在十一月，地面冻得硬邦邦，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从铁丝上耷拉下来？是的，树林就在附近，幽灵般怪异，奇怪的断续的风把一条条树枝卷起。她会走进房子，发现火已经熄了，炉子冰冷，盘子和煎锅里凝固着男人们晚餐留下的油。

        没有父亲的影子，也没有哥哥们的迹象，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不在家里逗留。她会穿过前屋，来到父母的卧室。在那里，她往往发现母亲跪在床上，在弯身祈祷。她现在能想起的，是母亲弯曲的背，比母亲的脸更清晰，窄窄的肩膀，脏脏的宽大晨衣外面套着灰色或茶色毛衣，脑后稀疏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绷得很紧，露出白得不健康的头皮，像大理石或香皂一样白。

        “她是一个宗教狂。”母亲谈论着那个跪着的女人，其他时候，她会发现她仰面躺着，哭泣着——为了母亲不想了解的原因——用一块大而潮湿的布压着前额。有一次，她对基督教的笃信达到了疯狂的最后阶段，屠夫们就要来了的时候，她漫游到谷仓，想把一头小牛藏在干草里。讲述这些事情时，母亲的声音变得生硬，她相信自己受骗了，她的气愤和迷惘从来没有减轻。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我告诉过你她干了什么吗？我说过钱的事吗？”她吸了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啊。她继承了一笔钱。她的一些家人有钱，他们住在纽约州。她得到了两百五十美元，不是很多，但当时还是很值钱的，你知道我们不富裕。你觉得这是贫穷。我们的贫穷没人能够想象。我记得我们桌子上的油布，磨出了窟窿，可以看得见光光的木板。已经成了碎片了。是破布不是油布。我有鞋穿也是穿男孩子的鞋，从哥哥他们那儿捡剩。那种农场连繁缕都不长。圣诞节我得到了一条海军蓝灯笼裤。我告诉你，我非常开心。我知道天冷起来是什么样子。

        “哎。母亲拿到钱，订购了一箱子《圣经》。快递过来的。是最贵的那种，圣地的地图，书页上有金边，耶稣的话都用红色标出。精神贫困的人才是真正的贫困。精神贫困有什么了？她花得一分钱都没剩下。

        “然后，我们就要出去发《圣经》。她是给那些异教徒买的。我想哥哥们在谷仓里藏了一些。我知道他们藏了，但是我不会蠢到要那样想。八岁我就穿着男孩子的鞋走遍了乡间，发《圣经》，连手套都没有。

        “一个好处是，那让我永远地摆脱了信仰。”

        一次她吃了黄瓜同时喝牛奶，因为她听说这两样东西合起来有毒，她希望死掉。她的好奇多过伤心。她躺下，希望在天堂里醒来，那是她听说过那么多次的地方，但是睁开眼睛却是另一个早晨。那也对她的信仰造成了影响。当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哥有时从城里给她买糖。他在厨房桌子旁刮胡子，用一面镜子对着灯。她认为他很虚荣，他有胡子，他收到女孩子的信从来不回信，而是随便放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地方。母亲对此似乎并不赞成。“我对他不存什么幻想，”她说，“我猜他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现在住在新威斯敏斯特，在渡轮上工作。另一个哥哥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寄贺卡来，她也给他们寄。他们从来不写信，她也不写。

        她恨的是二哥。他做了什么？她的回答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他邪恶，傲慢，凶残。凶残的胖子。他给猫吃爆竹。他把一只青蛙绑起来，剁成了碎块。他在牛饲料槽里溺死了母亲的小猫，它叫米斯蒂，后来又不承认。他还抓住母亲，把她绑在谷仓里折磨她。折磨她？他虐待她。

        用什么？但是母亲从来不往下说了——那个词，虐待，她像吐血一样吐出来。于是我就自己想象她被绑在谷仓的样子，就像绑在树桩上，她哥哥，一个胖印第安人，叫喊着，在她旁边窜来跳去。但是她还是逃脱了，没有被剥掉头皮，没有被烫伤。故事进行到这里时，没有真正涉及她阴着脸说虐待的原因。我还没有意识到接近性的话题的边缘时笼罩她的那种忧郁。

        她的母亲死了。她本来是去做手术的，两边乳房都有肿块。母亲经常说，她死在手术台上。在手术台上。我小时候经常想象她挺直身体躺在普通的桌子上，就躺在茶杯、番茄酱和果酱中间。

        “你伤心吗？”我满怀希望地问，母亲说是的，她当然伤心。但是，她没有在这种境遇里久留。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很快她就要毕业了，她通过了入学考试，想到城里去读高中。但是她父亲不同意，要她待在家里管家直到嫁人。（“上帝呀，我会嫁给谁呢？”每次母亲讲到这里总会生气地叫道，“在这所有人都因为同系繁殖而变成斗鸡眼的世界尽头？”）在家里度过悲惨的两年后，她从一本她母亲的旧高中教材上自学了一些东西（她母亲结婚前是老师，然后突然迷上了宗教），她违抗了父亲的意志，步行九英里进城，每听到马蹄声就躲到路边的草丛里，担心是父亲他们赶着旧马车来抓她回家。到了卖鸡蛋认识的一处寄宿公寓，她敲门问能不能住在这里，在厨房帮工，招待客人。老板娘收留了她——这是个讲话粗野的好心人，大家都叫她席勒婆婆——暂时帮她瞒住了父亲，甚至还给了她一条粗毛呢花格裙，裙子太长了，第一天早上她穿着去上学，站在都比她小两岁的全班同学面前，按照在家自学的方式读拉丁文时，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每每回忆到这里，母亲都不禁会发抖，显出自怜的样子；她对过去年轻的自己感到惊奇。哦，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可以选择被谁人评判，完全赤裸，困难重重，狂欢而得意，那么那就是她的时刻。后来，也许会有妥协和错误发生，她虽然可笑却牢不可破。

        就在寄宿公寓，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剥蔬菜，泡在水里准备午餐之用。清洗夜壶，喷撒滑石粉。那个镇子没有冲水马桶。“我是靠清洗夜壶来赚学费的！”她经常这样说，不管听众是谁。有很多人使用夜壶。银行职员，国家无线电台的接线员，教师拉什小姐。拉什小姐教会了母亲缝纫，给了她很多美利奴羊毛做衣服，一条黄色有花边的围巾（“它成了什么？”母亲愤怒而忧伤地问），还有古龙香水。母亲喜欢拉什小姐，她帮她清理房间，将盘子里和梳子上的头发留下，凑够了就用头发做了个小麻花辫儿，绕成环儿系在绳子上，当作项链。她就是那么喜欢她。拉什小姐教她识谱，在放在席勒婆婆前屋她自己的钢琴上练习，尽管她很少弹，她还是记得那些曲子怎么弹。《用你的眼睛为我干杯》，《塔拉的竖琴》和《阿盖尔漂亮的玛丽》。

        后来，漂亮、会刺绣又会弹钢琴的拉什小姐怎么了？她嫁人了，死于难产。孩子也没活下来，像一个蜡做的娃娃躺在她的怀里，穿着长裙，母亲见过。

        过去的故事总是讲不完，一遍又一遍，直到死亡，我想是这样。

        比如，夏天的一个早上，席勒婆婆被发现死在床上，那时母亲刚完成四年的高中学业，席勒婆婆答应借给她一笔钱去读师范学校，等她当了老师再还。有一张字据，但是没有找到，或许，母亲认为，席勒婆婆的侄子和他妻子找到但是毁掉了。他们继承了房子和财产。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人。

        所以母亲必须去工作了，她在欧文湾的一家大商店工作，很快就负责纺织品和小饰物。她和一个年轻人订了婚，他一直像一个影子——当然不是她二哥或席勒婆婆的侄子那种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也不像拉什小姐那么睿智可爱。不知什么原因，她被迫解除了婚约。（“他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她遇到了我父亲，他一定是她想象的样子了，因为她嫁给了他，尽管她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绝不嫁给一个农夫（他经营的是饲养狐狸的农场，曾经以为他会以此发家；那真的有什么区别吗？），他的家人已经开始对她说些不友善的话了。

        “但是你爱他。”我会坚决而热切地提醒她，想要这一点永远确定下来。“你爱他。”

        “那是当然。”

        “你为什么会爱他？”

        “你父亲总是彬彬有礼。”

        就只是这样吗？我感到困惑，觉得这里少了点儿什么，虽然也很难说究竟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头的。她的故事的开始是黑暗的幽闭，痛苦，然后是勇敢、挑战和逃离。挣扎，失望，更多的挣扎，有好心人也有恶棍。现在我希望，就像在所有重要的令人满意的故事中一样——有荣耀，有回报。和父亲结婚？我希望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希望她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弗莱兹路的尽头，我经常看着她走过院子，去倒洗碗水，高高地举着洗碗盆，像个女祭司，步履从容庄严，然后姿势优美地把水抛过栅栏。那时我觉得她是个强大的统治者，也很满足。她仍然有力量，但也许不像她认为的那么强大了。可她一点儿都不满足。不是一个女祭司。她的肚子总是大声地发牢骚，她不理会它所传达的信息或一笑了之，却让我尴尬得无法忍受。她的头发像棕灰色的草皮或灌木丛，每次烫发都变成小羊毛卷。她所有的故事都将以她为结局吗，以她现在的样子，只是以诸伯利我的母亲的身份？

        一天，她到学校来了，代表百科全书公司给以“为什么买胜利公债”为题的优秀论文颁奖。她还要去波特菲尔德、蓝河和斯特灵的学校，那个星期她很自豪。她穿着糟糕的男子气的深蓝色套装，只在腰部有一枚纽扣，戴着栗色毡帽，她最好的帽子，但是我苦恼地发现上面有细细的灰尘。她做了简短发言。我眼睛盯着前面女孩的毛衣——淡蓝色，有块状的羊毛突出来——好像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就可以让我不至于淹没在耻辱中。她那么与众不同，轻快、满怀希望而直截了当，戴着她的栗色毡帽，开些小玩笑，自以为很成功。为了两分钱，她就会开始大谈她自己的学习经历，走九英里进城，还有夜壶。谁的母亲像她这样？人们对我做出狡猾、幸灾乐祸和怜悯的表情。突然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了——她说话的语气，不计后果匆匆忙忙的动作，她活泼可笑的手势（随时可能把校长桌子上的墨水瓶打翻），最要不得的是她的天真，她不知道别人在笑她，还认为这样就可以侥幸成功。

        我憎恨她卖百科全书，憎恨她演讲，还有戴那种帽子。我不喜欢她给报纸写信。她那些关于地方问题、提倡教育和妇女权利、反对学校必修宗教课等等的信，会署名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其他的信会出现在城里报纸为女通讯员准备的版面上，那些信她使用笔名伊达公主，是她崇拜的丁尼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它们充满冗长的装饰性描写，有关她逃离的乡下（今天早上，奇异的银霜结在每个枝条、每根电话线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令人陶醉——），甚至还提到我和欧文（我的女儿很快就要长大成人了，也忘记了她的新身份，在雪中嬉戏），真叫我羞愧得牙根都疼。除了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别人都会对我说：“看见你妈妈在报纸上的信了吗？”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轻蔑、优越感和沉默的忌妒，那些人一辈子可以静静地待着，不必做任何不平常的事，说任何不平常的话。

        我其实和母亲很相似，但总是隐藏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有怎样的危险。

        我们住在诸伯利的第二年冬天，有人来访。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锄人行道上的雪。我看见一辆大卡车在雪堤间缓缓开过来，几乎没有声音，就像一条鲁莽的鱼。美国车牌。我还以为是迷路的人。经常有人开到河水街的尽头——那里根本没有人费心立上“此路不通”的标志——等他们到达我们的房子前面就会开始疑惑了。

        一个陌生人下了车。他穿着大衣，头顶灰色毡帽，冬天还戴着丝绸围巾。他高大笨重，下垂的脸上带着忧伤和傲慢。他令人恐慌地向我伸出手来。

        “过来向我问好！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肯定你不知道我的！”

        他径直向我走过来——我像木桩一样钉在地上，手里还拎着铁锹——吻了我的脸颊。甜甜酸酸的男性气味；美容水，不舒服的胃，干净的浆过的衬衫，某种秘密的毛茸茸的不洁之物。“你妈妈是艾迪·莫里森对吧，呃？”

        没有人再管母亲叫艾迪了。这让她听起来很不一样——圆润，懒散，简单。

        “你妈妈叫艾迪，你是黛拉，我是你舅舅比尔·莫里森。这就是我。嘿，我吻了你，你还从来没吻过我呢。你们这里管这叫作公平吗？”

        这时母亲带着随意的刚涂上去的口红从房子里出来了。

        “啊，比尔，你从来不提前通知，是吗？不过不要紧，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语气里有一种严肃，好像在争辩什么论点似的。

        那么真的是她哥哥了，这个美国人，我的亲舅舅。

        他转身朝车子招手。“你可以出来了。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会咬你。”

        另一边的车门开了，一个高个子太太慢慢地，费了些力气才和帽子一起出来。那帽子一侧高一侧低，支着的绿色羽毛让它变得更高了。她穿着中长的银狐毛皮大衣，绿裙子，绿色高跟鞋，没有穿胶皮套鞋。

        “那是你舅妈尼萝。”比尔舅舅对我说，好像她听不见或者不懂英语似的，好像她是地球上某种可怕的生物，需要专门鉴别似的。“你从来没见过她。你见过我，但是那时你太小了不记得。你没见过她。我是去年夏天才认识她的。以前见你我还是和卡丽舅妈一起，现在我娶了你尼萝舅妈。我们是八月份认识的，九月份结的婚。”

        人行道的雪还没有清理干净。舅妈尼萝的高跟鞋磕磕绊绊地走着，抱怨着，说鞋里进了雪。她可怜地呻吟着，像个小孩子。她对比尔舅舅说“我差点儿扭伤了脚踝”，旁若无人。

        “很快就到了。”他鼓励地说，拉着她的胳膊，搀扶着她走过人行道，上了台阶，穿过阳台，让我想起中国的小脚女人（我在市图书馆借来的《大地》里读到过），对于她们来说，走路是稀少和不自然的活动。我和母亲没有和尼萝打招呼，我们跟在后面，在光线很暗的厅里，母亲说：“欢迎你们！”比尔舅舅帮尼萝脱掉大衣，和我说：“来，把这个拿去挂起来。单独挂，可别和干活的脏衣服挂在一起！”摸着毛皮，母亲对尼萝说：“你应该去我们农场看看，你可以在活物身上看见这样的毛皮。”她的声调诙谐而不自然。

        “她是说狐狸，”比尔舅舅告诉尼萝，“就是你大衣的材料。”他又对我们说：“我想她甚至不知道毛皮是从动物背上割下来的。她以为是在商店里加工的呢！”尼萝显得很惊异，也不太高兴，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的人，忽然被凭空扔到了外国，周围每个人都说着做梦也没听过的语言。适应新环境可能不是她的强项。为什么要适应呢？那会让她怀疑自己的完美。她是完美的，比我开始想的要年轻，也许只有二十二三岁。她的皮肤洁白无瑕，像粉红的茶杯；她的嘴就像是从勃艮第红酒色的天鹅绒裁下来贴上去的，她的气息甜美无比，还有她的指甲——让我震惊、喜悦，又有些许的疑惧，仿佛她太过分了——它们被涂成了绿色，来搭配她的衣着。

        “很漂亮的大衣。”母亲不失尊严地说。

        比尔舅舅抱歉地看着她。“你丈夫做这行赚不了什么钱的，艾迪，都被犹太人控制着。那么，你家里有咖啡这东西吗？让我和我的小妻子暖和起来？”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种东西。母亲和弗恩早上都是喝茶或波斯特（粉类冲泡饮料），那样比较便宜。母亲把大家带到餐厅，尼萝坐下，母亲说：“你不喝杯热茶吗？我们的咖啡全都喝光了。”

        比尔舅舅从容应对。不要茶，他说，如果没有咖啡了他要去买些回来。“城里有食品店什么的吗？”他问我。“这城里一定有一两间。像这样大的城市，还有街灯呢，我看见了。我们开车去买些食物吧，让她们姑嫂好好聊聊。”

        大车中散发着奶油巧克力的清香味道，我摇摇晃晃地坐在他旁边，一路途经河水街、曼森街、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在一排畜拉雪橇后的“红色前线食品店”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食品店？”

        我没有表态。假如我说是，而却没有他想要的东西怎么办？

        “你妈妈在这里买东西吗？”

        “有时候。”

        “那么，对我们来说这里就不错了。”

        从那辆车上看去，那些拉雪橇的牲畜和放有几袋饲料的雪橇，“红色前线食品店”，还有整条街，显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诸伯利不再是我想象中那样独特和永久，而几乎是勉强凑合的，简陋不堪，根本够不上档次。

        商店刚刚改成自助的，是城里第一间。过道窄得推不了购物车，但是有篮子可以挎在胳膊上。比尔舅舅要推车。他问城里有没有别的有购物车的商店，有人告诉他没有。决定之后，他开始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叫出货物的名字。好像商店里没有别人似的，好像只有当他叫他们，问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才会复活过来，好像商店本身不是真的，只是在他说他需要的那一瞬间才拼凑起来的。

        他买了咖啡和罐装水果、蔬菜、干酪、枣儿、无花果、布丁混合料、通心粉和热巧克力粉，还有牡蛎罐头和沙丁鱼。“你喜欢这个吗？”他不断地问，“你喜欢这些吗？你爱吃葡萄干吗？脆玉米片呢？你要冰淇淋吗？冰淇淋在哪里？你喜欢什么口味儿的？巧克力的？你最喜欢巧克力吧？”最后我都不敢看任何东西了，不然他都会买的。

        他停在塞尔利特橱窗前，那里有散装糖果柜。“你一定喜欢糖果。要哪种？甘草糖？水果果冻？花生糖？我们掺合着买一些吧，三种都要。那会让你很口渴的，花生糖吃了口渴。我们最好再买些汽水。”

        这还没完。“这里有面包店吗？”他问。我带他去了迈克亚特面包房，他买了两打水果馅饼，两打表面撒了糖和坚果的小圆面包，半英尺高的椰味蛋糕。这就像我在家中读过的一个幼稚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设法实现了她的所有愿望，那种一下子过完所有日子的故事，结局当然总是悲惨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她爱吃的所有东西。我过去经常拿出书来，为了好玩把里面对食物的描写读了又读，不去理会随后降临的惩罚，因为神仙总是不喜欢贪婪之人。不过现在我认识到，太多真的不行。甚至欧文最后也会对这种白痴的慷慨感到沮丧，打破了奖励和开心的平衡。

        “你像个神话中的教父。”我对比尔舅舅说，我想显得我并不幼稚，而且还带点儿讽刺，我还想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表示恐怕我并没有充分感觉到的感激之情。但是他把这当作简单的孩子气，我们到家后还重复给母亲听。

        “她说我是神话中的教父，不过我还得付现金！”

        “我不知道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比尔，你得带回家一些。”

        “我们从来不会从俄亥俄州开车来这里买食物。你收起来吧。我们不需要。只要有巧克力冰淇淋做甜品，我就不管别的了。我爱吃甜食的口味从来没有变过。不过我瘦了一些，你知道，从去年夏天以来，我减了三十磅。”

        “你还是不需要战争救济。”

        母亲撤掉粘着一天的茶渍和番茄酱的桌布，换了张新的，她把它叫作马德拉桌布，那是她婚礼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小个子。小时候特别瘦。两岁时，差点儿得肺炎死掉。妈妈救了我喂养我。我很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变胖了。”

        “妈妈，”他说，带着忧郁的奢望，“她真是地球上的那种圣人。我告诉尼萝她应该了解她。”

        母亲惊异地看了尼萝一眼（她们姑嫂相互熟悉了吗？），但是没有说她是否认为这是个好注意。

        我对尼萝说：“你要带小鸟儿图案的盘子还是带花儿的？”我只想让她说话。

        “没所谓。”她说，声音很微弱，看着她的绿色指甲，好像它们是她在这里的护身符似的。

        但是母亲在意。“摆上和桌子搭配的盘子，我们还没有穷到只有一套盘子！”

        “你穿尼罗绿是因为你的名字是尼萝吗？”我问，还在刺激她。“这种颜色叫尼罗绿吗？”我认为她是个白痴，但是我却疯狂地崇拜她，感激她掷下的每个小而无味的单词。她达到了女性装饰的极致，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完美的造物存在；看着她，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这么漂亮。

        “我的名字叫尼萝只是巧合。”（她可能连“巧合”这个单词的发音都不太准确。）“在我听说尼罗绿之前它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

        “我不知道还有绿色的指甲油。”

        “你得订购。”

        “妈妈希望我们待在农场上，一直过同样的生活。”比尔说，遵循着自己的思路。

        “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住在农场上。你在那里连繁缕都种不了。”

        “经济方面不总是唯一要考虑的，艾迪。还要考虑靠近大自然。没有这些——你知道的，到处跑，做些对你没好处的事情，过奢侈的生活。忘了基督教。妈妈觉得这种生活不错。”

        “自然有什么好的？自然完全是一种动物掠食另一种动物。自然仅仅是大量的浪费和残忍，也许从自然的角度不是，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就是这样。残酷是自然的法则。”

        “我不是那个意思，艾迪。我不是说野生动物之类的。我是指我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没有多么舒适的条件，我同意你的话，但是我们生活简朴，辛苦工作，空气新鲜，妈妈是我们的精神榜样。她去世得早，艾迪，她死得很痛苦。”

        “打了麻醉剂的，”母亲说，“严格说来，我希望她死的时候不怎么痛苦。”

        晚饭时，我告诉舅舅她卖百科全书的事。

        “我去年秋天卖了三套。”她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她只卖了一套，还在努力争取两个有希望的客户。“现在乡下有钱了，你知道。是由于战争。”

        “对农民兜售赚不了什么钱。”比尔舅舅说着，趴在盘子上慢条斯理地吃着，就像老人一样。他看起来很老。“你说你卖什么来着？”

        “百科全书。书。是精装的。我小时候要是在家里能有这样一套书让我放弃什么都行。”这大概是我第五次听她这样声明了。

        “你受了教育。而我没有。那没有影响我。你不能卖书给农民。他们很理智。不会随便花钱。钱不是买那类东西的。钱是要用来投资的。如果你目标明确的话，钱要投在财产和投资上。”他开始长篇大论，讲有关买卖房产的事情，夹杂着复杂的追溯，不断纠正细节。买进，卖出，再买进，建造，传闻，威胁，风险，安全。尼萝根本没听，而是把盘子上的罐头玉米推来推去，用叉子一次刺起一粒——这种孩子气的把戏，是甚至我和欧文都不能逃脱处罚的。欧文一声不吭地吃着，口香糖粘在大拇指指甲上，母亲没有注意。弗恩不在，她去镇医院看她妈妈了。母亲听她哥哥讲话，带着不赞成但又参与其中的狡猾表情。

        她的哥哥！这才是关键，这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这个比尔舅舅是母亲的哥哥，这个可恶的坏男孩，天性残忍，狡猾，敏捷，恶魔一般，是那么可怕。我一直盯着他，试图把那个男孩从这个淡黄色的人身上拉出来。但是我找不到他。他消失了，窒息了，像一条小斑点蛇，曾经有毒又活跃，埋在一袋粉里边。

        “记得毛虫吗，它们总是爬到马利筋草上？”

        “毛虫？”母亲怀疑地问。她站起身，拿来一个小的铜把儿刷子和平底锅，那也是结婚礼物。她开始扫除桌布上的碎屑。

        “秋天它们爬到马利筋草上。它们是在找奶，你知道——草里面的汁。它们喝光它，变得很胖，昏昏欲睡，然后钻到茧里去。她在草上找到一只拿进房子里——”

        “谁呀？”

        “妈妈，艾迪。还有谁会惹这个麻烦？你回来时它已经在那了。她发现了这只毛虫，拿进来，把它放在门上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不会伤害它，但是我像男孩子一样爱玩。它在茧里待了一冬天。我忘记了它在那里。复活节晚餐后我们坐在那里——复活节星期天，外面刮着暴风雪——妈妈说：‘看呀！’看，她说，我们都朝门上看，那个东西开始动了。茧刚刚变薄，它从里面拉动着，努力着，累了就停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工作。它花了半个小时，或许四十分钟，我一直盯着看。接着我们看见蝴蝶出来了。好像茧最后变得虚弱了，像破布一样掉了。那是一只黄蝴蝶，有斑点的小东西。它的翅膀低垂着，粘在一起。它要努力展开翅膀，不停地努力，让一只翅膀拍动起来。然后是另一只，等两边都有点儿力量了，就低低地试飞一下。妈妈说：‘看看它。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你们在复活节看到的。’千万别忘记。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后来它怎么了？”母亲不偏不倚地问。

        “我不记得了。不会坚持很久的，那样的天气。不过，很好玩儿——一只翅膀，一只翅膀地展开。慢慢飞一下。第一次用它的翅膀。”他带着歉意笑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笑。然后他看起来很疲倦，还有些失望，胳膊交叠在肚子上，那里发出威严的、必不可少的消化的声音。

        那是同一座房子。同一座房子，在那里，母亲过去经常发现火熄灭了，她的母亲在祈祷。在那里，她把牛奶和黄瓜一起吃下肚，希望升到天堂里去。

        比尔舅舅和尼萝待了一整晚，睡在前屋的沙发上，可以拉出来搭成床的那种。尼萝长长的、散发着香水味儿的、瓷釉般的四肢是那么亲密地放在舅舅那一身懒肉旁边，迎着他的气味。我没有想象他们可能还会做什么，因为我想使人发痒的性游戏只属于小孩子，体面的大人是不做的，他们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只是为了生小孩。

        星期天早上，他们一吃完早餐就走了，我们没有再见到他们。

        几天后母亲突然对我说：“你舅舅快要死了。”

        差不多是晚饭时间，她在煮香肠。弗恩还没有下班，欧文刚练完曲棍球，正把冰鞋和棍子放回后厅。母亲把香肠煮得硬而闪亮，外表颜色很深；我们总是这样吃。

        “他快要死了。星期天早晨他坐在这里，我进来烧水，他告诉我的。他得了癌症。”

        她继续用叉子翻滚着香肠，报纸上撕下来的字谜完成了一半，放在炉子旁边的台子上。我想起比尔舅舅去闹市区，买黄油烘饼、巧克力冰淇淋和蛋糕，拿回家来吃。他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他胃口一直很好，”母亲说，好像她也在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活不长了，胃口却好像并没有减小。谁知道呢？也许吃少一点儿，他能活得久一些呢。”

        “尼萝知道吗？”

        “她知道什么有什么要紧。她嫁给他只是赚点儿饭票。她会过得不错的。”

        “你还恨他吗？”

        “我当然不恨他。”母亲快速而有保留地说道。我看着他坐过的椅子，有一种害怕被玷污的恐惧，不是对癌症而是对死亡本身。

        “他说他在遗嘱里给我留了三百美元。”

        那么现在，除了回到现实，还能做什么？

        “你打算拿那笔钱来做什么？”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的。”

        前门开了，弗恩走进来。

        “我总可以买一箱《圣经》吧。”

        弗恩刚一进来，欧文就从另一扇门进来了。屋子里仿佛有一只翅膀或一把刀一闪而过，疼痛的感觉非常强烈，但是迅疾消失了。

        “有一个四个字母的埃及神，”母亲说着，皱着眉在思考字谜，“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伊希斯。”

        “伊希斯是个女神。你真让人感到意外。”

        不久，雪开始化了；泛滥的瓦瓦那什河漫过河岸，冲走了路标、栅栏柱和鸡舍，然后退去；路上几乎可以划船了，母亲下午又开始外出了。父亲的一个姑妈——是哪一个无所谓——说：“现在她不能给报纸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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