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科学院,关于职称的各种事情听到的实在不少。
科学院属于众星云集的地方,您要是眼力好,走大街上就能看见比如数学家王元夹着个包闷头走过来,或者看见分支权威杨乐在排队买馒头……教授多是很正常的。
人家开玩笑,从中关村88楼扔十块板砖下去,能砸着十个教授,四个正的、四个副的——剩下两个挨砸的是卖光盘的。
科学院的职称自成体系,教授不叫教授,叫研究员;副教授不叫副教授,叫副研究员;工程师呢,叫做助理研究员,总的数量的确很多。
但是平心而论,科学院的研究员我感觉不是多了,是少了,因为它的晋升体制非常严格。萨爹1960年出北大,70年代是长城0520的生产组长。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王先生是研制组的组长,那都是总理亲自接见的级别哦——重要啊,中国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嘛!生产完了出去作报告,人家看职称都发愣不信——这两位不过助理研究员,就是一普通工程师啊。
萨爹的副研究员,是80年代中期才评上的。没办法,僧多粥少。
对比外地很多院校医院教授满天飞的情况,科学院这方面有些屈人。而优点就是拿出去个顶个,确实厉害。您看80年代中关村公司遍地开花,信通、鹭岛等等,都是号称技术实力雄厚。其实当时科学院派出去“做买卖”的,都是手头没项目的副研和助研,真正的好手那才舍不得放呢。当然后来发现公司赚钱,很多骨干同志后悔,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萨娘在她那行里算是学术带头人,可她的专著怎么出来的我知道啊,那是有萨爹做“黑高参”也。就是现在,科学院放出去一个副研,别的地方出个教授来招架也未必抵挡得住。
这些人都是人尖子。
什么叫人尖子?萨爹当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进科学院,华老接见,就是个普通教室。华罗庚一身粉笔末,在黑板上现出题考,考得萨爹才20多分,那叫一寒碜。后来问问身边各位师兄,说每个进来的都这样考,华老手里能拿20多分,你够牛啊。
当时科学院是官本位,职称是行政干部决定。60年代你要在中关村最好的宿舍楼上往下扔十块砖头,能砸八个处长,四个正的、四个副的——还有两个是卖大白菜的。那时候分房等等都按级别,研究员是处长级别,副研究员是副处长级别。科学院的研究员屈指可数,还有死一个上来一个的怪招限制着。处长副处长可是没有名额限制,所以同一个级别,行政干部是科技人员的四五倍。因此,科学院当时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干部拿,这就是权啊。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就是科研的停滞不前。不是人才不多,不是大家不干,是我们的体制不行,项目安排不合理,搞的研究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真的是人才积压啊。比如杨乐、张广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时候,都不过是副研究员。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楼房里悄然流逝呢?现在想来还令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和痛切。我记得那些风流儒雅的叔叔阿姨们每年都有两次两眼发红,仿佛吃错了药的时候。一次是分房,一次是评职称。唉……
后来总理专门见郭沫若,说,你个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
让总理一批,好了一点儿,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郭沫若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全国就是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危险嘛”,谁是领导阶级的原则问题嘛。所以科学院的职称问题一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上来才有了转机。老邓敢下手,在科学院搞“五子登科”: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压力挺大,但是老邓肩膀绝对够硬。
具体负责的两个人,科学院的人至今缅怀——胡耀邦和张劲夫。
萨娘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北调回北京来的。萨也是8岁开始,才有了和自己母亲亲密接近的机会。
不过职称这个问题好像很长时间都没能完全解决,因为科学院为中央直属,不像地方上那样对职称问题能够“搞活”。2001年我回去,还听说有一位因为职称问题得癌症去世了。我知道她的水平,国家烟草局在全国的管理系统,就出自她的手笔,然而,评研究员,她的年头还没熬够——至死都没熬够。
其实,现在的职称已经没有过去所附加的那样多物质好处,但是知识分子“好名”的习惯是没办法的。
因为科学院人对职称的珍重,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话。当年我们家买来一台电脑,人家公司负责送货安装。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安装,萨爹又是敬茶,又是上点心。等人家走了还一个劲儿地对我们兄弟感慨,让我们向人家学习。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萨爹递过来小伙子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安装工程师”的字样,萨爹感慨:“我30多才评上工程师,看看人家……”
唉,真是食古不化啊,这事儿直到萨弟暑假打工,那皮包公司也给他印了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名片,萨爹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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