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幼年的时候，住在北京东四的一条胡同里。

        东四胡同的房子都很老，很讲究的，院子都是高门楼，门口有雕刻狮子或者葵花的门墩，一个院子都是好几进。可惜既是文物，又要住人，加上知识青年返城，大搞搭小平房运动，每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都给搞得不伦不类。往往一个滴着灰油的烟筒嘴边，就是一幅前清时候的花鸟画，精巧的砖雕让洋灰抹了半截。

        这个地方的人也是一样，参差不齐，藏龙卧虎，不起眼的地方就有些颇起眼的人物。满清贝勒爷的后裔自不必说——我有个同学就是那样的家庭。去他家那规矩可多了，举个例子来说，您要是想走人，可不能拍屁股就走，要面对主人，一边寒暄着，一边退着出去，要是让人家看见后背，就要笑话您没教养。他家的院子里地震以后堆了好多木料，他就在木料里头养兔子。老太太信佛，只让喂不让杀，兔子们便把木头当森林，在林间空地大修防空洞，到最后他家自己都不知道院里边藏了多少兔儿爷。贝勒世家的老爷子往椅子上一坐大马金刀，那个派头可不是端的，后来看清宫戏，就老想起这位爷来，那时候他前额头发掉光了——好像是因为工作和放射线的关系——可是亮得冒油，目光锐利，就好像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样让人不能仰视。萨的观察，其实旗人多相貌俊秀，文质彬彬，修养很好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多年提笼架鸟养出来的。他们的脑子都很好使，脑门正中有一条凸起的棱线，也许就是特征？

        胡同里头都是国槐，到了初夏满胡同都画满了绿色。我们的民族大刃无锋，槐树最能够体现这种民族精神。潇洒飘逸，又不那么剑拔弩张，从容端庄，又和市井很亲近，且随处都可生长，就如世界各地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一样。槐树能活很多年，比松树不差，潭柘寺甚至有唐槐。胡同里的槐树活不了那么久，但也都饱经沧桑，像下棋的老头儿一样傲视众生。不过胡同里下棋的老头儿，就是图个清闲，消磨时间，论水平都比较臭棋篓子。

        这些槐树底下，是一座座灰色的院落。当年，这可都是名人的府第，从我们家前面数，第一家墙外面有一排汉白玉的拴马桩。萨小的时候喜欢去拉里面拴马的铁环，有次被一只阴险的蝎子狠狠地打了伏击。那是抗战前热河督军汤玉麟的办事处兼私宅，后来住过日本兵，解放军进城一下子就占了它，改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八一大院”。胡同里的小孩有个规矩，不跟八一大院的孩子打架，因为他们遗传了父辈的军人秉性，打起架来玩命，而且非常团结，不像其他的孩子如乌合之众一触即溃。第二家呢，是军统大特务马汉三的宅院，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精巧的花园痕迹。现在住了有七八家人家，变成一个大马蜂窝，连门房都住了一户。据说马选中这里是因为此宅风水很好，而他刺杀戴笠巨案发作，落得个枪毙的下场，其眼力十分可疑。加上东城区人民政府正好在他门前修了一座老式的公共厕所，夏天的时候恐怕可以把一切神灵从院子里熏跑，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

        转过来向后街走，拐弯的地方有一座也很漂亮的四合院，它的风水大概也不错。我的姑姑们经常到那院里找一个巧手的“小姐姐”学做活儿（北京土话，缝纫的意思），我的姑姑们出嫁时都有一手好手艺，一半来自萨的祖母，一半大概也来自“小姐姐”的指点。姑姑们出嫁了，“小姐姐”呢，自然也要嫁人。她嫁给谁萨不太清楚，倒是她的儿子经常上报纸，还去了德国。在那儿，大伙儿叫他“中国杨”。萨的祖母是个十分现实的老太太，她看到杨晨的报道，对我们说，他家的孩子不愁找对象了。

        不过，街坊里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侯珍女士。侯珍女士是侯宝林先生的女儿，有和她父亲相似的眉毛和嘴巴，为人热情而厚道。侯耀文兄弟现在誉满神州，可是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侯珍女士。她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如果没有侯先生来看女儿，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她有这样有名的父亲。在侯珍女士的院子里，萨曾经见过几次侯先生，记得他的形象是褐色的鸭舌帽盖住头顶，穿着格子的比较长的大衣，因为见到他都是在院子里，没有看到他脱了外套是什么样。他的脸比较长，眉毛也很长。不过侯先生在生活中并不是爱说笑的人，从不记得他给大家讲过笑话。他来，家里就像没有人一样，连收音机的声音都很小，因为院里有一家工人上夜班的，怕吵了人家。他是很慈祥，很有文化的那种类型，简单地概括，是一个典型的忠厚长者形象。

        侯珍女士说，她父亲做艺和做人一样认真，不是那种天生的笑星。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文艺工作，而希望他们能够从事科技方面的行当。侯珍女士擅长医学和绘画，但是更令她父亲满意的是大儿子侯耀华，他是个成绩很好的化学工程师。至于他后来忽然走火打进艺术圈，一变比他弟弟还火，老爷子大概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1966年“文革”开始了，这股野火把东四胡同里的门墩、狮子破得面目全非，今天走在那些幽深的胡同里，您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狮子是完整的，红卫兵留下的斑驳的斧劈刀痕，诉说着一个荒唐的时代。

        石头狮子不能幸免，肉身的人又怎么能够逃脱呢？萨的祖父也被批斗了，理由是来抄家的红卫兵搜出了几匹上好的布料，如获至宝地审问老人剥削的历史和变天的阴谋。我的祖父浑身颤抖，两行清泪。红卫兵在院子中点火把几匹布付之一炬。我的祖父是15岁坐在火车顶上闯关东的硬汉子，大概这是他成年后唯一的一次流泪。祖母讲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浑身颤抖。当初公私合营时，弟弟到法院告他，劳改到老爷山，在人家看管之下管果木，我的祖父都不曾想不开。可是对这几匹布他要流泪。因为家道完了，而我有三个姑姑，这是我的祖父想方设法给女儿留下的嫁妆。飞腾的火焰可能在告诉我可怜的老祖父，用什么送女儿们出嫁呢？写到这里，就想到网上时不时看到“文革”红卫兵们的回顾，他们津津乐道当时的派别，让我们知道有新红卫兵、老红卫兵，还有当时的纯洁与冲动。而在萨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无论是新的还是老的，一个也不想原谅。

        侯先生知道了。

        有一天就来了个小伙子，说是侯先生的徒弟，侯先生让他给我的祖父送来一棵树。祖父看看，是一棵小树苗。还有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您院子里还有地儿吧，送您棵树吧，桃三杏四李五年，我的这棵是桃杏，您试着种种，看看是三年能结果呢，还是四年？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安慰的字儿。我小的时候对这个很不理解，长大了才明白这树苗代表的含义。无论三年还是四年，它代表的意思都是一样。

        那就是——希望。

        有了希望，不论三年还是四年，都过得很快。我的祖父把它种在了跨院里。不知道是三年还是四年，我小的时候，就是吃着这甜甜的杏子长大的。萨的眼里，没有比春天杏花盛开时更美的季节了。侯先生没有骗人，这真的是一棵桃杏，果子特别大，特别蜜。我的祖父活到86岁，他去世的那年，侯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侯先生走得很安静。那时候我的祖母去探望侯珍女士。侯珍女士告诉她，老爷子临终的时候，拉着侯珍的手不松开，好像有心事。末了儿，等没人的时候，说，我求你个事儿。爸爸对女儿这样说，显然是非常罕见的了。等侯珍女士答应了，老爷子才说，菜市口东街原来有个饭馆，我当年说相声的时候穷，家里人口多，就借了人家两袋面。这么多年了，你去看看，那家人家还住在那儿么？或者访访人家的后人，替我还给人家。侯珍女士说着就流泪，说，那年头，什么借啊，其实就是拿啊。老爷子脸皮儿薄，就一辈子背着这个债。老爷子说，生前不好意思说，死后，要还了这个债，他在那边儿才心里安生。

        后来萨走南闯北，碰上过好多次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想起侯先生这句“心里安生”，就有了答案。

        某天和北京的祖母通电话，说起来侯珍女士，就想起了侯老先生的故事，也想起了东四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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