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的作品《卡廷惨案》，给我的触动点之一是：他们都有名字。

        “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战俘，在无理性、无秩序的战争状态下，两万多名波兰军人，在卡廷森林遭到屠杀，但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们的名字还是留了下来。后人都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冒着风险保留他们的档案和遗物，使他们不至于湮没和被遗忘。

        记住他们，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是最好的纪念。因为，记忆，也需要命名，也需要语言文字为它们划出边界，像熊秉明先生所说，画家给自己的画作起个名字，其实是“像扎下一个木杆拴住一头羊”。文字，是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的木杆，拴住记忆所针对的那些真实存在的往昔。

        “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而言，曾经是没有边界的，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三十万”，但我们终于开始让他们的面目清晰起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方面：“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于2009年年底出版面世，至此该史料集总卷数有望达八十卷、字数达四千万，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系统描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历史资料。”其中，由学者用七年时间整理的八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几年前就已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目前已收录遇难者信息卡片14961张，除重复调查者外，本次史料集共收录13000余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

        尽管与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相比，与他们所提出的目标“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相比，我们做得还不够。但《遇难同胞名录》的出版，说明我们终究进了一步，我们开始尝试，记住他们每一个人，使他们不至沦于湮没和遗忘。

        不止战争，即便是灾难中的遇难者们，我也想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是叫“田五妹”，还是“张阿毛”？我想知道，他们都在什么样的年纪遇难，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有没有亲人在纪念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住，并传下去，是最好的纪念，是最好的缅怀。

        真的，时光在飞逝，记忆在逐渐模糊，幸存者已经濒临死亡，战争或者灾难留下的废墟被推倒建上了新的房屋。一次又一次的情景再现，让痛感也变钝了。何况，一直以来，个人体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常常被挟裹在“集体痛感”中下落不明。于是，战争和灾难仅仅成为一个凄美的象征物，我们意识到了要“痛”，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痛”。

        也许，“痛”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痛”落实在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且传下去。在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给他们一个坐标。

        让他们在我们的记忆里，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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