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

        政坛耆宿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阐明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功利主义的使节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国家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移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财。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天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之一的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欣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最喜欢的女儿黎绍芬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某日，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轮船公司老板黎绍基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姐黎绍芬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属入住家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黎元洪在英租界寓所里因脑溢血猝逝，享年六十五岁。

        那一刻，正是末任北洋政府的元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毙命于日本人预埋的炸弹。

        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伐军的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漆着黑漆的楠木棺材里，他的寿衣既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将军的戎装，而是那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缀着大总统的金质徽章——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的。

        他的死，何尝不也是北洋时代寿终正寝的象征？

        他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第十天，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的新国旗；第十七天，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尽管奉军还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的统辖下，但是，北洋时代真的结束了。

        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对担任过这个政府首脑的黎元洪表示出了不小的敬意。因为，他们于这位下台元首之死有难逃之责——北伐军打到鲁南时，先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今枣庄煤矿），后又向该矿摊派军饷一百万元并限期缴清。在北伐的大本营广州当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黎氏等中国大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就是绑票。遭绑的黎元洪受此重创，心绪大坏，在马场看赛马时忽然昏迷，几天后便溘然辞世。

        6月8日，战火尚未熄灭之时，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优恤令：

        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兹闻遘疾弥留，犹廑（勤）国计，追怀遗烈，怆悼尤深。

        所有丧葬典礼，着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他的那位国士朋友章太炎则以一副挽联说尽故人一生：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佞寇”不言而喻，“谯周”则是三国蜀汉的一位大学问家，写《三国志》的陈寿即其弟子，但其力劝后主降魏的行为一直被后世史家诟病。章夫子此处用谯周的典故，意在暗讽那些在北洋及国民党时期都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所谓“政坛大佬”。

        令人意外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里当寓公的段祺瑞也赶来吊唁。两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谅久矣，虽说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来。但闻黎元洪过世，刚强的老段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面对长眠了的政敌，不禁老泪纵横！

        用国民政府提供的万元丧葬费，家人们把这位喜欢西方文明的前总统安葬在了他在德租界特别一区中街的“黎氏容安别墅”院里，墓为西洋式的。

        大殓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在北平发起公祭仪式。北海公园成了吊唁场所，新扎的素彩牌坊上缀满白花。牌坊上的横批没什么新意，就是这种场合常见的“名垂千古”四个大字，倒是两边的挽联言简意赅，分别是“首义”和“护国”，只四个大字就把他毕生的功劳都浓缩在里面了。蒋总司令用一场过于庄重的祭奠来弥补自己对共和元勋的亏欠。

        五年之后，黎元洪与正妻吴氏的灵柩迁往武昌暂厝，两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安葬了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活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民国元勋”匾，国民党中央、军方、各省市代表、外国人士，以及多达五万多名武昌民众参加了这一迟到的葬礼。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终于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褒奖。

        后来，我曾找过天津河北路二百八十三号，史料上记载，那是原英租界茂盛道上的黎元洪旧居的地址。但见车流湍急如汛期之海河——此址已拓宽成了天津市内的交通干线，哪里还有半点民国建筑的影子！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处遗宅也不复存在，据知现址是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馆，是黎元洪的第一处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楼，共一百七十一间屋，可见其公馆之阔绰。几座小洋楼中，最有名的乃戏楼。每到传统节日与辛亥革命周年日，黎元洪便广请宾朋来家看名家唱戏，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国一分子”。后来，那条街上的北洋旧人的寓所越来越多，抬头不见低头见，使他不得开心颜，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购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馆建成后，他的元配夫人留在旧宅居住，他只在逢年节时才过去邀请故旧赏堂会。

        历数津门豪宅，没有哪一个下野了的国家领导人能比黎元洪过得更潇洒也更从容。

        我是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白丁，得不到他的邀请，所以就不去他的硕果仅存的戏院——今天的天津小光明影院去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也看不到任何黎氏遗迹了。现今的观众，谁还能在萧条的银幕上隐隐看出叠印着的一个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馆面目全非，但北京的东厂胡同里却大致如旧。不过……

        我有些心惊地发现，考学家夏鼐的雕像后有捆着的包裹，而其西侧也有什么东西被用塑料袋扎得紧紧的，像要搬家的模样。看看窗上的蒙尘和门隙间的封条，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劲风折断的满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风中分明透露出的一丝丝让人发冷的不祥信息。

        莫非，这座著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至整个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已经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举世独有的大片明清建筑为牺牲物的“旧城改造”工程虽让不少如在下之类的“恋古癖”们太息，但也多少宽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华度与“世界化”程度，当然也顺便生产出一些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巨贪——“顺天府”的前任“父母官”不就栽在这条大街的南端吗？

        现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清时的“东堂”）得到安慰性的照料，从南头看到北头，谁能再说这是一处举世仅有的东方皇城里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仅是陈年老屋，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远不再重现。患了“统一模样症”的新建筑们好则好矣，但你能知道这一座摩天厦与那一片光幕墙是矗立在哪国哪地，又体现着一种什么文化吗？

        我欲因之祷上苍：保留东厂胡同这座庞大的名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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