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领风骚整四年。皖系虽说垮台最早（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繁的人。前面说了，他最后一次离开天津，即应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邀回到北京当上了临时执政。

        按说，皖系军队最早被直系打败，而他过于刚直的执政作风也未见得让人喜欢，但因他是北洋系里最有资望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得势，凡到“得”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当时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唯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1924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有条理，进而统一全国。

        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官衔，是他请来的章士钊为他想出了这个名分。在天津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权力。段氏沉吟良久，称是。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一共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段此次出山之前，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订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善后会议之议，得到了另两位盟友的支持。于是，段遂通过报章将其方案公布。

        孰料孙氏自广东启程时，发布了《北上宣言》，倡言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国民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彼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善搞群众运动的革命党在各地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向北京政府施压。

        段执政不为所动，于孙中山抵京后公布了善后会议代表名单。他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在一百六十六位与会代表中，孙中山排名第一，其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总统黎元洪、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和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他们之后，才是除直系以外的各地军方巨头、社会名流（包括北大教授胡适）、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等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为数不少。面面俱到矣！

        孙中山恼怒不已，非但本人抵制此会，而且通过汪精卫等随行的国民党大员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者，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解体。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段氏的“善后会议”，还是孙氏的“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订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段氏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则属一个极其渺远的政治目标，在当时，更像是一场偏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秀——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说废就能废了？对内由国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哪年才能实现的人间美梦？

        善后会议因孙中山的逝世而休会了几天，历时两个月结束。会上，段主持草拟了新宪法。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这一切，还都是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进行的。

        从晚清戊戌变法时即被时人尊为国士的梁启超，曾在段的上一届政府内担任过财政部总长，对段氏的最后一次复出，他有过一句很高的评价：

        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美国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论这一段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再次发动了兵变，这一次是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他只好从此作别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思路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

        不仅我如此，连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唯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皇城根儿杂乱密集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它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才使得这个名载史册的大影壁被违章建筑所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我一直想去找找东城区交道口一带的府学胡同，因为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逐出京城时，就把在这条巷子里的大宅子送给了铁杆小兄弟兼干女婿段祺瑞。老袁很精明，他被遣出京，性命能保住就不错了，哪有再回京城居住之念想？况且也没给外人，给的是干女儿。

        袁与段的共同旧居，如果尚存于北京城区里多得令人窒息的水泥楼群里，该有多引人入胜啊！

        当然，府学胡同不光有当年的袁公府或曰段公府，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也是我一直想看的地方。于是，在京出差的某天，找了个没事儿的下午，我从齐鲁宾馆后的什刹海岸边，在一个小修车铺里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块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车后踩个十几分钟，就找到了府学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端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标准砖楼。没见清代大宅院的影儿。胡同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文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彼此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公府，但门外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跟段祺瑞无关。

        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吧？

        不过，进去后，找到旧识王鸿年处长时，才知它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兄除送我有关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这里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总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不过，东头的老房子早在多年前就拆净了，原址上建了一片居民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或红或灰的方砖楼。

        府学胡同里两位近百年中历史巨子的故居，真的永远不存在了。

        我沿宽街骑回到了平安大街，在以前的铁狮子胡同驻足。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段血淋淋的往事——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下午，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镇压了请愿的学生。枪声响后，不少人当场仆倒在大影壁的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北方国民运动的北大教授李大钊也是其中一位，枪响时，他也跑进了这座大影壁后的卫队旅的马厩里，“状极狼狈”（《京报》1926年3月20日语）。等人群一轰而散之后，军警和市民将仆地者送往附近医院，但已经死了四十七人，伤了数百人。

        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我想知道，执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

        当然，我还想知道，第二天《执政府令》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准备好了带铁钉的棍子，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天在场的朱自清写过，他看到确实有学生带着“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不过，朱氏没看到有带铁钉的木棍。

        我确实想知道，同一起惨案，出现在各报纸上，事发经过竟是如此的不同——若干家报馆说，学生请愿秩序井然，但一到国务院门口即遭卫队“诱杀”（鲁迅语）；另有若干家报纸则说：游行者喊着口号冲击执政府，以致十几个卫兵都关不上大门了，鸣枪警告无效后，子弹才射向人群，云云。到底哪个声音告诉我们的是真相？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是否属实？死难者中，为什么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梁启超说，他既对政府的危机处置措施之“荒谬”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也“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不能完全宽恕”。梁导师的话，也许更能启发我们对惨案性质的认知。

        绝大部分人所不知的，是下面这个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

        3月19日清晨，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待了他们。

        顾问们问：

        “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呢？”……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当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这是苏联人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书中的一段话。李鸣钟乃冯玉祥副官出身的国民军将领，时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督察总监。

        真乃一叶知秋！仅此一段，即可窥见当年苏联人对整个事件的操纵。只不过国民军将领也没有料到事情已糜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没继续“顾”上让他们过“问”，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没发生。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千夫所指的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人，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西方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段的最后一处住所，在距府学胡同不远的朝阳门北小街旁边的仓南胡同里，那是他被推举为临时执政后，被冯玉祥安排进去的。

        惨案发生后仅二十二天，亦即4月9日，背叛了吴佩孚并把段祺瑞迎进北京的冯玉祥部突然再次发动政变，这次是要“讨段迎吴”了。先前，冯将所部改称国民军，要迎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坚决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但仅过了一年多，国民军的将领们又联名通电“惟玉帅（吴佩孚，字子玉）马首是瞻”，要彻底推翻“反动军阀”段祺瑞了。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委实令人看得头晕眼花。

        是日深夜，从大沽口前线总指挥调任京畿警卫总司令的鹿钟麟，突然派出大刀队监视市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五千余人分守九城门和交通机关，并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然后，一队士兵直扑仓南胡同欲擒获段执政！

        倔强的老段，不屈于威胁。庞大的执政卫队也布防街头不肯相让。双方军队对峙良久，经人斡旋后，才各自撤兵。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恐地看到了鹿总司令签署的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杀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

        然而，令冯玉祥大失所望的是，段祺瑞不肯就范，第二天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各省发布了“十万火急”的通电：

        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

        并且，与国民军老大冯玉祥交情甚笃的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也于12日致电外交使团：

        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部突然进入京城，令鹿钟麟猝不及防。此师乃吴光新一手带起来的部队，而吴既是前任陆军总长，更是老段的妻舅！

        而被国民军将领所“迎”的吴佩孚也偏偏不买他们的账，反倒复电，令国民军“全体缴械”。

        政变流产。国民军不得不撤离京城，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具体指挥下，据守南口以抵御奉直联军的追击。临走之前，鹿总司令强索北京银行公会两百万现款为军费。

        老段复归执政府执政，但已经灰头土脸。

        贾德耀等早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3月20日）即提交了内阁总辞职的报告，一直未被他批准，此次未遂政变后，这位安徽老乡再一次向他递交辞呈。而他本人也心灰意冷，曾向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各系巨头问计，并表达了辞职的意向。“奉张”的回电很有意味，抬头称他“段芝老”而非“段执政”，显然人家已经不拿他当国家领导人了。至于那个处事不肯通融的直军统帅吴佩孚，根本就不理睬他，非但不屑于复电，反倒直接给占领京城的唐之道电令：

        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

        是年，老段已六十又一，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是高龄；四面楚歌，独困垓下，经年操劳，心力交瘁，他自知其政治生命到了完结的时候，只好于4月20日通电全国：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指鹿钟麟逮捕他的兵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

        这一天下午一点半，他携眷属偕十几位内阁成员乘专车离京赴津。走之前，他发布了从政史上的最后一道政令：批准贾德耀辞呈，特任胡惟德署国务总理——“署”乃清代沿习下来的官制，即“代理”。

        在一片骂声中，段祺瑞时代结束了。

        看完大影壁，我再回过头来，盯着对面的那座金瓦灿烂的清代衙门看上一眼。

        最早知道这座建筑是当年的铁狮子胡同里的中华民国执政府，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的那一年，当时乘13路公交车经过此站。但一直到1999年腊月某天，我才第一次走进这座华丽而又破落了的大门里。

        与那些典型的明清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阔门后面，竟是一座完全西洋化的灰砖建筑！正中是三层的塔楼，最高处嵌着圆钟，两翼是联栱柱廊，房间都缩在廊后，正门雨搭上方有一矩形大红牌，写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硕大的新潮装饰把原先的历史意蕴糟践得不伦不类。

        尽管目光避不开这道遮了不少风光的大牌子，但我和同事刘延军还是能从整座大楼上观赏到壮丽的砖雕艺术！从楼门，到翼楼；从天花板，到门窗。

        高大的门厅直贯三层，有点像进了教堂里的感觉。磨花水泥地的中央，已经被时代蹭得有些凹陷了。从中央的楼梯拾级而上，宽大的走廊里寂静无人。

        整座主楼真也到了年久失修的模样了，外廊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细看看，木梯皆朽，廊栏也腐，廊角的蜘蛛网上也挂满风尘。但整个大楼的砖结构一如既往地坚实似铁、瑰丽似锦。

        这座大楼与东边的那幢小一点儿的砖楼，都是晚清时兴建的海军部。最早这儿是雍正时代的和亲王府，和亲王弘昼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几经变迁，到了晚清，这儿成了皇家的贵胄学堂。等列强纷至沓来的时候，清廷赶紧破旧立新，用办海军的部分经费建造了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众所周知，当年兴办海军的款子主要挪给了整修颐和园用，那是为慈禧老太太祝寿的献礼工程，余下的才专款专用，包括这座办公楼。

        到了中华民国，这儿成了最早的总统府和国务院驻地，袁世凯当选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在此院上班，陆军总长段祺瑞当然也天天来此登楼办公。后来，袁大总统去了中南海，此地唯余国务院。段祺瑞最后一次复出时，重回此楼，让总统府与国务院合为一体了。北洋时代结束后，驻军北平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把他的二十九军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搬进这里；日占时期，这里成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的华北日军总司令部，另有“兴亚院”也挤在院里；抗战胜利后，国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他的众多部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这个庞大的西式建筑群才结束了显赫数朝的历史，成了新中国的学者扎堆儿的研究机构——正楼归人民大学，东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几所研究所。

        铁打的灰墙流水的朝代，如此底蕴丰富的一座名宅，哪是段祺瑞一人所独享？所以，只说它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或许，在此辟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为合适。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黩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果然，我从一本《北洋人士话沧桑》的小书中觅到了依据，只是，当得知这位国家领导人“亲日”的真实动机后，我惊得半晌无语！原来，他用的是罕见的“赖账法”！

        有文字为凭（注释与分段为笔者所为）：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着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瞧，那会儿政府当家人多么有趣儿！）

        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冯国璋真够实在的，哥们儿之间，不讲任何客套，也可见其性情之直率。）

        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老段性急，一听就火，而且上纲上线，不会好好说话的毛病又犯了。）

        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

        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

        （言之有理！冯大总统被他说得动心了，不过，一国之君自有他的忧虑，于是……）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

        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

        这一段文字实在太精彩！我不忍删减一字，整个把它搬进了我的文章中。这段史料，是北洋时代的亲历者恽宝惠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所讲，一位叫王毓超的老先生把它记了下来，并于1990年10月写进此书中。该书印数虽仅寥寥一千五百册，但其史料价值已使我如获至宝！

        你看，北洋政府的治国方略竟是在麻将桌上搓出来的，这国家能昌盛吗？直系与皖系两位首领的关系除了称兄道弟外，还得靠输点赢点来弥补感情，这友谊能持久吗？当然，此一段追记中最主要的，还不是真实披露了最高层的内幕，而是赤条条表明了段祺瑞甘愿负骂名的动机——

        要统一，就要开战；要开战，就得有钱；中国穷，只能外借；国强后，借了不还！

        从国际信誉上讲，借款不还，是有点耍赖了，但对长期以来就没对我们仁义过的恶邻，这样的做法也委实不算过分！从明朝起，倭寇就没停止骚扰我中华，到清朝晚期，他们又通过一场甲午战争拿走了我们太多的东西，包括台湾岛，包括辽东半岛，包括各口岸重镇的租界，包括几亿两白银，包括千金难赎的民族尊严。以牙还牙，圣人就是这样教导的。据此来看，老段没错。

        事实证明，老段的确没错，他的“赖账法”成功了！蒋介石先生统一中国后，尽管国家还没来得及强大，但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不予承认。

        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老实说，我感觉自己距这位面目可憎的故人越来越近。

        但刚刚要靠近段祺瑞，却又被其旧宅的守卫挡出很远。尽管有文物官员持证交涉，但门口腰佩手枪的军人还是正告：请勿入内——里边没通知。

        这是在北京朝阳门北小街旁的仓南胡同里，我面对一座神秘莫测的大院。

        打听到这个地方，真是费了些时日。是一位离休老干部为我揭开的谜底。那天我去看他，说起去府学胡同没找到段公馆时，老人笑了：刚解放的时候，我就在“老段府”里工作嘛！

        因为知道老人做过军事情报工作，所以当下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果然，老人又说：日本人那会儿，成了军情部门占用的禁地，一般人休想入内。解放后，也一直是部队住着。

        仓南胡同是个略似“L”形的小巷，自北向南再弯向东边，位于朝阳门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之间。巷子不长，但门牌5号的大院却历史绵长。元代时该院曾是座太庙，到了清朝，太庙的原址上建起了康熙第二十二个儿子允祜的贝勒府。不过到了乾隆爷那会儿，袭居此府的允祜之孙永芸因罪被发配边疆，宅第也被没收，后来废为空府。民国十四年（1925年）深秋，被请北京担任执政的段祺瑞被安排进这里。从此，“仓南胡同5号”也就成了“段公府”。

        在这条胡同西南方向，有三条更加弯曲的胡同，三巷共享一名，曰“吉兆胡同”。吉兆胡同因地形而得名，本名“鸡爪胡同”，后讹为“鸡罩胡同”。因该巷也能通往“老段府”，故许多老北京以为吉兆胡同就是段之旧居所在，人们还编造出一个有陷害老段之嫌的故事：话说段祺瑞寓此后，甚觉被罩不吉，遂令首都警察总监将巷名改为“吉兆胡同”。不过，事实却是，早在段祺瑞来此之前，“鸡爪”就已成了“吉兆”。

        两人瞅着大门处的“军警民共建单位”的标志牌，瞅着三三两两出入的军人和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们，我这个住过驻军家属院的人知道，此地已经是军方的一座家属大院了。

        满院里只有火柴盒样的方楼，清末民初的建筑一丁点儿也看不到。

        前几年，一位叫谭伊孝的女士曾进去察看过，在《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里，她详细记录了该建筑的变迁：

        该宅占地面积为22642平方米，四周环以围墙，围墙皆用大城砖砌成。宅坐北朝南，原大门已不可考，段祺瑞寓此时，对原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门为铁门，门内有一巨大的地球仪，一只雄鹰傲居于地球仪上，表现了段的野心。原建在中轴线上的屋宇仅存一大殿，为两卷勾连式，上覆灰筒瓦，面阔九间，殿前有民国式走廊，廊前有一环绕院子中心的水池，池上前（南——原注）部有三座小石桥，后有二座石桥。池底下铺设电缆。殿后有一四合式大方院落。院内东、西、北三面有民国时代建的“洋房”，北为二层，东、西各一层，均带走廊。廊柱为瓜棱水泥柱。该院东、西两侧各带一四合院。大殿东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据说是段祺瑞的母亲住的。大殿西侧有一座两层窗户、实为一层的大厦，面阔十三间，进深九间，平顶。前有走廊，廊内有方型砖柱。大厦内为灰顶，水泥地玻璃门窗，据说段祺瑞执政时，曾在此召开过国务会议。平时为舞厅，靠墙有一圈椅子，可放下，亦可贴墙收起来。现在，该宅内除上述大殿、方形院、洋楼等建筑还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余建筑都已改建。大厦顶上又接了一层，变为三层楼房，方形院东、西厢原为一层平房，现为和北面对称，也改成二层楼房。原环中心建筑之水池早已无水，北面的石桥也在一九八三年被拆除。大殿东的小楼虽存，但在其周围用灰砖砌了一圈围墙。住宅的四周盖了多幢六层宿舍楼。……大门内的地球仪及鹰早已拆除。

        谭女士没写到的是，现在北京正阳门前的那两个石狮子，就是从这“老段府”大门前移去的。这是《北京地名典》告诉我的。

        后来，我与段祺瑞家族委员会主席段君宜女士结识，听她讲过有关此处的情况。这位1937年出生的段公府的大小姐说，他们一家是在1950年搬出来的，记得家里有很大的庭院，有很美的假山，有很多的房子，最好看的是八角楼，她跟父母都住在里面，室内有一架德国的大钢琴。有一天，父母告诉她要搬家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抱着心爱的猫咪与弟弟段少仁一起下楼、出大门；她还记得，住在一起的姨妈一直在哭。

        “当兵的帮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盛芳胡同，一个有十四间房子的大宅院，部队还按月供给一百二十斤（市斤）小米，大概是当房租吧，并承诺，要把我和弟弟养到大。”但一年以后，小米即不再提供了，而且，盛芳胡同的住宅是要给房管所缴房租的。失去生活来源的段家只好再次搬家，搬到了附近更小的一处小院，“这会儿只剩七间房了”，段女士说。从搬出仓南胡同5号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听说八角楼还在，住着军方某某人。“六十多年了。”老太太神色有些凄迷地叹道。

        在段女士出生十三年前，她的曾祖父段祺瑞入住了这所庞大的宅院，从距此不足两公里的铁狮子胡同（今平安大街）执政府下班回来，到后花园内的小楼上去诵他的《金刚经》。

        然而，在其位就得受其乱，阿弥陀佛也不能保佑老段免遭侵害。他终于被国民军赶走，并于数日后彻底离开此宅去了天津。

        对了，时下有一种说法，说惨案发生后，段氏闻死伤众多学生，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从此开始天天念佛为无辜罹难的亡灵超度。

        老实说，这几年，我倒是读了一些有关惨案的文字，实在没找出此说的出处。如同说“三一八”惨案是段氏下的杀人令一样，说他因此案而极度内疚以至于因此信佛一说，同样属于无稽推测。老段笃信佛教，与“三一八”无关；“长跪不起”更是谁也没见过的戏剧化场面。借历史故事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不可当真，更不可传播，否则我们只能又回到曾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老路上了。

        离开仓南胡同时，我难免淡淡地遗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没能走进这位军阀时代的末路英雄的私宅与内心。

        终于，在没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段祺瑞跟前。

        不过，是在京西的万安公墓。

        话说当年，国府依段氏家属意愿，以专车送段祺瑞灵柩北归。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7日，灵车驶离上海，9日晚抵达天津，即受到中央驻华北最高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将军的代表以及津门故交的恭迎，并于翌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1日一早灵车离津，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北平前门站，规模盛大的迎梓仪式登时开始，平、津、冀、察最高行政长官及市民三千多人到场，可以想见场面之盛。

        移灵时，段氏子女手捧先父遗嘱齐刷刷跪在站台，二十一声礼炮依次震动着古都，宋委员长以山东话诵读的《祭文》让许多人在猎猎风中为之动容。宋氏祭文称颂逝者“有大功于国家者六”，除“三造共和”等五项外，其中一项竟与我家乡青岛有关：

        欧战既起，公独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实行参战。公理战胜之后，我乃能出席巴黎之会，遂使青岛全区、胶济一路，收回主权，德奥俄三国取消租界，国际地位，由此增高，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五也。

        之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盛大的公祭仪式上，宋委员长再致祭文，历数段氏的国家功绩：

        呜呼！先生命世之英，重光华夏，拯我烝民。开陈大计，应天顺人。整军经武，陶铸群伦。誓师马厂，凶逆荡平。参加欧战，国体愈尊。复我祖地，还我胶青。通商裕课，力尽齐盟。凡兹大节，施乾转坤。丰功伟烈，永垂汗青。……

        尚飨！芝泉老人！自诩对历史有兴趣的青岛人，竟从未深究家园复归祖国与段氏有多少关系。以往对段氏力主参加欧战，并因之与大总统黎元洪闹翻一事，每每陷于“府院之争”的细节里而一脑子浆糊，却从未从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厘清党同伐异之浮云，看明白此公参战决定之伟大、光荣与正确，实在抱愧先贤！

        我欲因之思路名，想起青岛芝泉路的命名，顿时豁然开朗——芝泉老人在世时，尽管已远离政坛，但其功德已有口皆碑。青岛市政当局以其字命名一条新路，既是对老人施善义举的适度褒奖，更是对斯人赢回青岛的一种恒久感戴！

        段氏努力使中国参战，未发一枪一炮成了战胜国，因而顺利收回了青岛，难道不值得纪念吗？

        欧陆参战，俾国际地位之提高，眷怀前徽人已渺；

        马厂誓师，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后死责方殷。

        这是担任过段内阁时的代秘书长和内政部次长的薛笃弼先生的挽联。他比宋哲元更简约，把段氏的历史功勋凝固在了“欧陆参战”和“马厂誓师”两件事上，足可见民国时期的段氏的公众形象确实与我们所知的那个委琐反动的军阀头子模样相去甚远！

        八十人抬棺的规模，成了中华民族“皇杠”的谢幕之巡行。之前，此杠房倾巢出动，抬过光绪，抬过慈禧太后，抬过袁世凯，也抬过孙中山，段祺瑞是最后一位享受这种哀荣的中国人。

        三日公祭之后，段氏被停厝于西山卧佛寺旁新建的屋子里（建房费是宋哲元将军筹集的），以待日后隆重下葬。《北平晨报》已经发出消息《段前执政决明春国葬》。

        然而，明春，北平情势越来越令人窒息。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极快地占领了北平，并征占了西山。段氏的棺木不能继续安放于古刹旁边了。段宏业无奈，只得将亡父匆匆葬于白石桥附近的一位亲属的坟旁，待抗战胜利后再正式礼葬。

        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但内战硝烟弥天而起，国府节节败退，哪有心思顾得上安置段祺瑞？一年，两年，三年，开春时，西山成了中共中央的驻地，段氏遗骸不可能再回西山矣！直到1964年，经最高领袖同意，段宏业才在距西山脚下的北京万安公墓里安葬了父亲。

        不过，若非知道段氏的字，即便走到其坟前，也仍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之墓”里埋的是谁。

        我是无意中在万安公墓里碰上段祺瑞的。那是在1998年9月24日中午。知道这是一所民国时代的名人墓园，却不知道段氏也埋在这里。

        那天一早从北京劲松的陕西汉中市驻京办出发，一路问了不下十个人，总算找到了万安公墓，不过，天已近晌。当时，万安公墓已经恢复对外销售墓地，见我不请而至，销售部里坐着聊天的两位女子有些喜出望外，忙站起来问我：是给老人选地儿吧？接着就把我往墙上的墓穴图表前引。我忙说明来意：想看看李大钊的墓，或者还有其他名人的墓。她俩的热情陡然消退，而且一退就退回座椅上，说，进去找吧，不少解放前的名人都埋在这儿呢！

        于是，阒无声息的万安公墓里，就我一个游人，开始漫无边际地寻找。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墓有指示牌外，其余的上千座墓皆无指南。从墙上的图表上我已经知道，该墓园以“金、木、水、火、土”排序，在“金”区“舜”组的最西北角，有一座墓与众不同，墓碑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坚决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死者是谁的架式。因好奇，我走过去，却极意外地见到了不大的石碑上刻着“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谁能知道，这就是堂堂一代民国军政巨头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其跟前拔脚而过。

        而且，段墓跟李大钊的墓，相距不远，最高统治者和被他下令通缉的国家要犯，竟同眠于这块土地上了！

        最初的墓，就是如此的普通。满目荒芜，无人问津。

        拍了几张照片，我默默折回。那一次造访，我还不知道此碑乃段之老友章士钊所题。

        1963年，正是段宏业找到章士钊老人，章请示了毛泽东以后，有关部门才准其遗属在此购买了墓地。也幸亏“文革”时进万安公墓“破四旧”的革命小将们均无文化，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何许人也，故而段墓得以不动声色地避在墓园一隅，侥幸躲过一劫——国家与民族之空前大劫。

        2003年9月，我二访万安公墓。找到段墓时，但见圹位已扩为标准的双人墓，墓碑也更新为更高的水磨石碑，碑文依旧像章士钊的手迹，却多了不少字：

        墓前，有白酒一壶，酒盅两个，有一小束枯萎了的花儿。显然，墓主人的孙辈或曾孙辈后人来过。威风凛凛的段祺瑞，死后如此凄惶，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此地此墓，当然与逝者生前的身份不符。一位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身后事，历来应由后世的中央政权料理，而非孑然遗族来延续香火。当然，文明达不到一定高度的社会，是没有人敬畏历史的。

        也许有一天，此墓主会再被迁葬，或迁往西山卧佛寺旁的某处宽敞的“风水宝地”，或移柩于黄山怀中。那时，一定是堂堂正正的礼葬；之后，一定是体体面面的景区。

        在同一个“金”区里，我还见到了两位名噪一时的民国军人韩复榘和马占山的墓。那边更新也更大的一座，是数年前过世的作家萧军的墓。比比别人的永久住处，老段那向隅独居的家，益发显得寂与冷。

        回城里的时候，我让朋友杨志鹏的“帕萨特”多跑了点儿路，从平安大街又走了一趟，为的是经过那座硕大的灰砖影壁和宏伟大门时，我再看上一眼。

        还是那垛重见天日的巨大影壁，还是那座气宇轩昂的旧朝衙门。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眼下这里不会有变化，门口的文物保护牌也还没来得及更换呢！

        现在人们还顾不上建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不屑于重新描摹一个耿介的军人执政者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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