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玉虽秀才出身，却一身武人的刚烈之气。当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在将与几十万奉军交火之际，这位直军总司令的“战前动员”曾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唯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

        真是咬钢嚼铁！如果战败，我就自杀，反正发妻已逝，儿子（嗣子）就当猪狗一样杀了也无所谓——有这样视死如归的指挥者，哪个将士不用命？于是，就有了直军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常胜将军”傲视九州的威风。民国九年至十三年（1920年～1924年），气吞山河的吴佩孚真是不可一世！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季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万不料肘腋生变，部将冯玉祥突然叛乱，回兵京城，一举囚禁了曹锟大总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成为冯氏政治资本的“北京政变”，不光使强盛一时的直系猝然兵败，还使吴佩孚这位军事天才直坠万丈深渊，再也无力爬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上来了。

        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其生亦未能复原；但深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锟个人权力欲的膨胀和治国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在冯玉祥发起的兵变之后，曹本人成为中南海里的高级囚徒，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苍天给吴氏圆梦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系的张作霖主动与他握手言和并同盟“讨赤”。那会儿，曹锟已经被迫下野，也到天津当寓公去了。饶有意味的是，吴佩孚极少再与这位三哥联系。

        论年纪，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但论从政辈分，他却比人家矮一头。张作霖贵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时，他才不过是炮兵团长。数年过去后，当张作霖已经是国内政坛举足轻重的奉军“老帅”时，他不过是新接任的陆军第三师师长。

        对了，这儿有个有趣儿的故事：前几年，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驻节那儿的张作霖会晤，他因屡屡插言而被张作霖羞辱了一把。人家指着他对曹锟明知故问：“三哥，这是谁啊？”曹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时军阀们素以兄弟相称。厚道的三哥不知是计，还表示惊讶：“咳！你还不知道？他是我第三师的师长吴子玉嘛！”狡黠的张作霖遂开始挖苦：“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搀和什么？要是师长能参加的话，俺奉军有好几个师长哩！”颇有自尊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恨恨地说：“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胡子不是指张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张作霖并非满脸胡须。“胡子”是对土匪的另一种叫法，吴佩孚是骂张作霖早年当过土匪。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当年吴师长的厉害——就在国民党军一路上招降纳叛，“北伐”声势越来越大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暮春，入主北京城的张作霖邀在武汉当“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捐弃前嫌，结为战略合作伙伴。为了面商如何剿灭他们所共同痛恨的“过激主义”，两位巨头约定在中南海相会。

        是年6月28日，吴佩孚从长辛店起身进京。一直担任吴军参谋长的张方严先生于1949年后回忆过这次重要的会晤（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是日，张作霖身着便服，态度潇洒，谦恭有礼地在门前迎吴，见面时高喊“大哥”，作揖为礼，即导吴入室。（穿便服是精心设计的，如此相见，一是为表兄弟情分而非军务公事，一是为行礼方便——如着军装则须行军礼，部下应先向上司举手致敬，问题是，两人谁是上司？）

        坐下后，张即开口说：“过去一切错误承兄弟海涵原谅，实感终生有幸。”（直奉双方的幕僚们已经把吴对张的谅解传达回来，故老张要表示感谢。）

        吴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也有许多不是之处。”（瞧！吴大帅也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接着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即转入正题（即部署北洋各军全力对付国民党北伐的战事）。

        你看，这个吴秀才是够厉害吧？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带兵大获成功的例子，前清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然而，由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帜的敌手蒋介石一手抓进攻，一手抓收买，且两手都很硬；也由于没有政治信仰的北洋部将们不是期冀保存实力便是向往升官发财，结果纷纷转向，竟把枪口瞄向了自己。如此一来，仅一年，当年的“常胜将军”就一败涂地！最后，竟连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洛阳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率其众多亲随与卫队旅一路撤退。退至武汉，又被多年的老部下撵走！走投无路的他只好乘舟溯扬子江而上，一直退进四川，才在杨森的收留下安顿下来。

        被北京政府授予“森威将军”的杨森，本非正统北洋军人，是吴佩孚主持大局后陆续提拔其为陆军十六师师长、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四川省省长的。知恩图报的杨将军把三峡口上的奉节白帝城倒出来，请吴大帅在此安居。不料，国民政府的通缉令马上追来，而拒不命的杨森，后来竟被国府以“庇护吴逆佩孚”为由免去本兼各职！民国人物，多有传奇，见利忘义卖主求荣者多也，舍己感恩义薄云天者亦不乏其人。

        我曾三上白帝城。

        长江三峡最诱人的历史遗物是悬棺，而白帝城可算是万里长江上的最大一具悬棺——多少历史朽骨和秘笈被永远封存于这座小小的江山之巅了。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后，在此一命呜呼，恢复刘汉王朝的宏愿自兹飘落江底；后来，落魄的杜甫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望着一江浊浪和无边落木，肝肠寸断地吟下了一堆千古绝唱，一代圣用诗句宣告了他对世间的绝望；而近代建于白帝庙西侧的那幢小小的西洋楼，又像活棺材一样闷住了吴子玉这位失意大将军的冲天豪气，使他反反复复闻到了刘备、孔明、杜甫这些落魄国士之阴魂的幽泣。

        这座位于白帝城之巅的“永安宫”附近的三层西洋小楼，原是一位川籍小军阀建的，因周身涂白，故被当地人称为“白宫”。白宫的建筑风格与朱壁飞檐的白帝庙极不协调。在遭受一连串的背叛之后，吴佩孚只得率亲兵入川借地安身。杨森将军安排吴大帅在此居住，图的是客人“永安”。

        巴山蜀水，派系林立，军阀众多，杨森只能让吴大帅屈就于远离城市的小山头上。如此一来，吴大帅就像白帝庙堂里的众多三国偶像一样，被东道主供奉起来了。

        老吴不是阿斗，明白自己的处境，便天天听滔滔江水低哭，看森森夔门紧闭。这位风骨嶙峋的丈夫，对成为王、败为寇的道理理解得透着呢！于是，他一次次用诗来检讨自己，意气颇低沉。

        且读以下三首：

        我昔屠刀未放下，气吞七雄小五霸。

        宁知世事不可为，刚愎自用遭人骂。

        

        往事不堪重提起，魂魄收入诗囊里。

        世外有世天外天，从前种种昨日死。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

        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巫山凄咽雁孤鸣。

        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刚愎自用”，因为“疏狂”。他想起英雄末路的项羽，感叹自己未能与敌寇搏杀的遗憾，最后，是一声长叹：从前的一切，都已经死了！

        单从“言志”来讲，他比别的下野军阀强，他能把心里的苦闷抒发出来。

        日本人闻讯，以为有隙可乘，遂由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乘快艇逆水而上，专程登上白帝城拜访吴大帅，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连同弹药，支援他东山再起。

        不料，吴子玉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风头最健时，他拒绝了苏联人的拉拢；穷途末路时，他摒弃了日本人的诱惑。民国以降，如玉帅般一片冰心对国者，有几人？

        悲情吴佩孚！

        他太固执于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如何折腾，他决不制止，更不会取而代之——朝野无人不晓：曹大帅正是倚重了吴子玉才得了江山。但在曹锟匆忙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家元首以后，他这个头号功臣却躲得远远的（退回洛阳），决不肯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焦急地劝他速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老段恰好也派来代表与之接触。他却大谈起“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国民军将领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惜乎哉！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晚生了两千来年！

        不过，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坦荡荡的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上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那个一边整理着被砍歪的帽子一边嘟囔着“君子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学生子路不也是个例子？无论古今中外，在政治舞台上，不讲权术的演员只配出演悲剧角色。

        关于吴的个人悲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论：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坑，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发行的，那个时候就能在这样一部权威的“史”中“偏袒”一个前朝军阀，可见吴佩孚的下场着实有些让人惋惜。

        不过，随着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怜悯：难道，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这也许就是吴佩孚成为悲情人物的最根本的原因！

        现今已成孤岛的白帝城里，了无吴氏遗迹。庙里有三国时期蜀国王侯将相们的塑像，庙外有罕见的周恩来题写的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全诗，亭柱上镌有杜工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联句，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且有过峻拒倭寇拉拢的壮举的历史名人吴子玉销声匿迹，尽管他在此书写过大量的诗文。

        现在的西洋楼，门外挂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木牌。一楼是卖白帝城古碑拓片和当地书法家作品的门市。我没兴趣。想登二楼一览，总以为吴氏会把英雄末路的心态镌刻在哪层楼的哪根柱子上。有人在窄而陡的木楼梯口拦住我，用麻辣味儿十足的川语说：要看哪一国（个）的字嘛？要买就在一楼买好喽！

        在白帝城，我没找到一页与吴佩孚有关的纸——无论是遗碑拓片还是文字介绍。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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