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鼓吹“中国崩溃论”的人相对少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却还有一些，这是为什么？

        就像一个病毒有各种变异一样，一个“中国威胁论”也已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威胁”，譬如，廉价中国商品的“威胁”，争夺大量能源资源的“威胁”，军事现代化“威胁”，台海可能开战的“威胁”，中国走向远洋的“威胁”，破坏环境的“威胁”，对外移民的“威胁”，等等，等等。

        现在还有人说中国间谍“威胁”的。

        所有这些威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未来将以什么姿态站立于国际舞台，以什么途径实现“崛起”，“崛起”之后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如何处理与既有的秩序和体制的关系。从欧洲地理大发现以来列强的兴替的历史显示，大国多以武力征服和战争铺平其上升之路。中国虽然不会走这样的道路，但如何“崛起”？中国人应当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说到“崛起”，我就会想到张令澳老先生。老先生早年供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又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专责分析战略情报，现已92岁高龄，却仍机智、敏锐。他跟我一谈现代化，二谈中国崛起，三谈经济全球化。他说他不怕问题，不怕磨难，只怕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坚持走到底。

        老人的担忧可以理解。要想消除老人的担忧，大家的担忧，就要如锦涛同志在6·25讲话里所指出的那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锦涛同志的6·25讲话不是既讲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又讲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后面那三个性不容忽视，跟我们“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很大关系。

        您说我们“前进道路上”又有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也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后面两个“前所未有”，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也说了，他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怎样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呢？这就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锦涛同志说：“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给全世界一个巨大的信心，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有人解读锦涛同志的6·25讲话，说高调论述四个“坚定不移”，特别是突出宣传“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就是因为近期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一是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现在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二是认为改革开放没有到位，没有解决问题，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变，改用“民主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等来取代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

        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对这样两种思潮的最好回答。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从改革开放以来做得非常好的那些事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继续崛起，使我们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更加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新期待。

        有一些人很真诚，希望我们发展得更好更快，也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老是在那儿说我们的坏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糟了，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富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造成当前社会是“人吃人”，“是五千年之最坏”，“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今日中国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锦涛同志为什么要在6·25讲话中说“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不说别的，就拿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吧，有一些人是有一些误解。他们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以为那样一种“一大二公”、“同工同酬”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那样一种短缺经济下面的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和谐社会。要是那样一种社会供应水平很低的社会也能说是和谐社会，那么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的原始社会不是更和谐吗？

        有些人衡量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就是基尼系数。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凡是有农民起义的年份，总是基尼系数最高。

        计划经济时代，基尼系数很低，只有0.18，0.2都不到。但是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八级工资制。

        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二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所以说，光看基尼系数不行。短缺经济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一定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物质成果、没有生活质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能持久吗？不能持久。真正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还是改革开放，还是邓小平时代。没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分享、共享。

        一个共建，一个共享，这是锦涛同志所特别强调的，6·25讲话上也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现在6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已经覆盖了社会保障，将来还会覆盖更多农村居民，包括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共享。也就是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所说的“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这样一种共享，这样一种改善，当然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物力、财力的支撑，当然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和谐。但是，这样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和谐又不能超越我们的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充分地利用，以此保证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好，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能如预期的那样，接近日本的经济总量。至于到了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更向前发展了，那是另一回事。

        那时我们的人均GDP应该是在3000～4000美元之间了吧？

        也许汇率到那时会有一些变化，人民币会升值，去掉这些因素，我们的人均GDP应该是在3000～4000美元之间，就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等程度。有着10多亿人口的中国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水平，那是非常好的。我们全体人民分享、共享的资源也就更多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使我们在世界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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