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彭德怀的设想,志愿军的三个连环拳打出后,联合国军个大体重,虽不至于被打趴下,也一定被打得踉踉跄跄,晕菜了。
快速后退到三七线附近就是明证。
因此,估计在志愿军快速收手后,短期内联合国军没有反攻的可能性。
这次超出彭德怀的预想,就在志愿军停止攻击,开始休整后不到15天时间,李奇微就化被动为主动,对志愿军重拳出击了。
李奇微告诉联合国军将领:“志愿军停止进攻,那是没有力量进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进攻了!”
李奇微命令:“联合国军,扬起美国军人之精神,丢掉对中国人的神秘和恐惧,反攻!反攻!大反攻!”
李奇微的确是有真知灼见的大军事家,在没有确切信息的情况下,他预判到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
这也是中国出兵以来,联合国军统帅第一次对中国军队作出的正确判断。
尽管彭德怀有预感,但仍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彭德怀料到了,但没有料到这么快。
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么快。
李奇微这一拳打过来,如果不是彭德怀脾气硬,当时不听拉佐瓦耶夫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因为再坚持两天,志愿军的力量就完全用尽,连基本的防御力量都没有了。到那时联合国军再猛烈出击,志愿军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就像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时的朝鲜人民军一样。
接下来的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志愿军被迫打了不得不打的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是前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唯一一次被迫打的防御战。这一仗打得彭德怀好被动。
此时,彭德怀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因为,志愿军的力量基本用尽,而联合国军则恰恰相反。志愿军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刚刚进入休整,一线军队很少,加上朝鲜人民军也只有28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一线作战部队已达到23万人。这仅仅是人数方面,在军力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准备差距就更大了。
关键是,这次李奇微将军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有学者认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的被动及其后的战争结果,是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出了问题。
他们的观点是:通过几次大仗,美国人在没有闹清中国军队实力的情况下,就被打到三七线附近,已经被打蒙,于是想与中国人讲和。当时讲和对中国最有利,如果那样,中国也就可以在最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了。而毛泽东却低估了美国人的实力,不想和,不想谈,继续打,想把联合国军赶下海,赶出全朝鲜,结果随着第四次战役的进行,志愿军的实力被李奇微搞清,志愿军的战术被李奇微摸透,美国人从晕头转向中清醒过来。
这样,中国再想和,就困难多了。
这样,就使抗美援朝战争多付出两年时间,志愿军多付出了十几万人的生命。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冷战史专家。
我认为,这是事后诸葛亮。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认识有所偏颇,且不符合认识、提高、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规律。
因为,只要是人,不论多伟大,其认识都要建立在基于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战略家也不例外。
中美军队初交手,打了三仗,都是美国军队败,中国军队胜;且美国人败得很惨,中国人胜得很顺。
在现实面前,毛泽东认识到似乎美国人不那么难打。既然不那么难打,最起码能打,何必不继续作战,将美国人赶下海,解放整个朝鲜呢。
当然,现实不等于客观,现实发生的不等于客观情况;
客观需要充分、全面地了解现实;
而了解,一需要时间,二需要信息。
由于时间和条件都不具备,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虽然对美国军队非常小心,也对战局作了多种估计,但毕竟对其作战能力不完全清楚,对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等美军军官的判断力和素质不完全清楚。
特别是,战争的进程似乎证明,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实现击败美国军队这个作战目标的。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认识虽然谨慎一些,但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
于是,美国人想在三八线讲和的选项被否决、被排除,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毕竟军事实力太强大了,当李奇微摸清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拿出务实的应对策略,尤其是趁志愿军进攻无力,突然展开大举进攻时,便将志愿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对志愿军而言,面临这种情况,不但进攻暂无可能,且打退敌军,守住汉城、仁川,似乎也无可能。
此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军队这只真老虎的威力的确非常大,打晕菜可以,打趴下就很难了。
在志愿军总部昏暗的山洞里,彭德怀经过痛苦思索,展开纸张,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认识极为到位的电报,指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第38军副军长江拥辉在回忆录中也认为,由于中国军队第一次面对现代化美军,中国军人“对敌人现代化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认识不足”。
这种说法,符合实际。
居于主动怎么打都好说。被动情况下,且是突然面临被动的情况下,如何化被动为主动,那就真正要考验指挥官的水平和能力了。
考验彭德怀等中国军队将领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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