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我荒腔走板的“解释”与“道歉”后，杨延鹏从病床上缓缓地坐起来：“找你老婆聊个天，不至于要掉脑袋吧？你不过是借机泄火，凑巧倒霉的是我。”

        我部分同意他的结论。

        “你要是为了女人动手，简单，我以后离你老婆远点儿就是。”他伸手艰难地从床头柜上去够一个橘子，“要是因为我对你办的案子指指点点，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该找韩哥和郝建波去算。”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回手拿起那个水果，在手里掂来掂去：“怎么讲？”

        杨延鹏缩着手，就像个被抢了零食的孩子：“韩哥让我扣下了部分资料，说是怕干扰你办案……今年三月初，瑞士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出一件价值六百万欧元的古董花瓶，委托拍卖的斯多莱经纪公司在扣除佣金后，将剩下的四百多万全部电汇到一个新西兰的账户上，开户人叫特瑞德·辛纳。两个月后，这个辛纳结婚了，对方是二十六岁的日裔女子。”

        我看着手里的橘子：“不会说是……”

        “你拿到的那个手机号，就是特瑞德·辛纳的。”

        “他哪来的这件古董？”

        “不清楚，但不难解释。”

        不错，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想来，郝大概是在继承到的那套房子里发现了王家的古董，甚至不止一件。一夜暴富终于彻底改变了压抑多年的他，完成了给孩子移植心脏的夙愿后，他选择了新的环境、新的婚姻、新的生活……他放过了自己曾追踪多年的凶手，同时，永远地把自己的发妻遗忘在那个阴暗、潮湿、肮脏的土坑里。

        我不声不响地剥开橘子，塞给他。

        “天底下的事，不可能都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你在侦审方面也算是人老精，马老滑。你要说苏震是凶手，应该八九不离十。但万一……我是说万一，也许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万一凶手不是他，你怎么办？”

        我冷哼一声：“好办，我赔他条命。”

        “你赔不起。”不知道是橘子酸还是他嘴里有伤，杨延鹏吃东西的表情有些痛苦，“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不该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

        “我的本分是抓贼。让一个杀人犯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才是失职。”

        “听起来还真有那么点儿嫉恶如仇的味道……”他把剩下的几瓣放在床头，捂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说道，“我在国安局那会儿，有个案子——涉密，就不跟你讲细节了——嫌疑人其实就是‘他’，我知道，错不了。虽然缺少证据，但我‘努力’让‘他’服法了。两年多以后，正主儿落网……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冤案。他被关押了两年，期间，母亲病故，老婆带孩子跑了。那时的我跟你一样，过于依赖经验，相信直觉，结果呢？脱衣服、赔钱、伪证咎责……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抵偿他蒙受冤狱的损失。”

        同病相怜的感觉很不好，我摇摇头：“你是想说，这就是我的前车之鉴？那看来我得感谢你坏了我的事，既没让苏震蒙受‘不白之冤’，又挽救了走在枉法不归路上的我，对吧，杨大善人？”

        杨延鹏诧异地皱着眉头，哑然失笑：“原来你一直以为是我给雪晶划的道……她跟我聊的时候就说证据有问题了。我想，如果不是她嫁了你以后智商飞跃，就是背后另有高人。你还真谢不着我。”

        开车下了四环路，我终于开口道：“我还一直没跟你道谢呢。”

        彬抽着烟，望向窗外：“谢我什么？”

        “没你家老爷子出马，我恐怕已经下岗了。”我随意地敲打着方向盘，“他老人家能及时现身，恐怕不单是我运气好吧？”

        “你女人给我打的电话，要谢回家谢老婆去。”彬不领情，“这事没必要谢我。”

        伯父讲情，虽说勉强保住了我的饭碗，但从正队长一抹到底、全局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我在寻觅“证据”的伊始，做梦也不曾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能把老白放出来的话生生撅回去，老爷子能量真大。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代价的吧？我不想给咱爹添太大麻烦。”

        彬没说话，嘴角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几个案子的结果都不理想，老白的位子还这么稳。干爹付出的“代价”，也许有着某种层面上的“等价交换”。谁知道呢？

        “政治部换了新领导，据说是打算跟老白抢刑侦一把手，你猜是谁？”我故意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希望能从彬口中得到证实。

        他厌烦地摊了下手，一副“关我鸟事”的样子。

        “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没想到吧？”我靠路边把车停进车位，“走，陪我上去见郝萌一面。”

        彬显然不大情愿：“你就因为个案子闯的祸，检点为上。”

        “苏震放了，郝建波也杳无音信。我答应过郝萌的事……最后好歹堂堂正正给个交代。”我扶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无终吧？”

        见到郝萌我才发觉：能拿出来说的，确实不多。

        我“取证”一节自然是不能提的，郝建波的现状更不能透露，牵连到破案过程的都得隐去；能讲的，也就是公安机关神通广大，最终将真凶缉拿归案，但苦于缺乏证据，只得放人结案。

        不巧的是，老两口刚好都不在家。

        当我鼓足勇气向郝萌说出这个无奈的结果后，面对她梨花带雨的小脸，我竟然连句“对不起”都无力再说出口。

        就像杨延鹏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这才发现，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彬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

        郝萌被彬看来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声低了下来。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却无法摆脱坐立不安的较劲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过头望向我。他的瞳孔中仿佛还残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却尽是笼罩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冷漠，以及——分明是，一种兴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

        我愕然，无言地望向那张充满稚气，却又在七年前击败了所有探员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许无关年龄。但那一年，郝萌才几岁？

        相比较，我苦心诣造的伪证，真是小巫见大。

        彬早已了然于胸，却只是旁观不语。我绝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举着装满人性碎片的万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复把玩各种简单变幻的丑陋图案。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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