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娜一踏进门就听REM乐队用欢快的歌声告诉她，没人喜欢悲伤的教授。像往常一样，基特把六张CD放在书房的播放器里，按下随机播放键就出了门，任由它在那儿播放。他无法忍受寂静，刚恋爱时她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次她带他去钟爱的德比郡散步，却惊愕地看着他在背包里塞满了CD。有好几次她回到家时都能听到基特书房里的音乐声和卧室里的电视机像公牛般的吼叫声。似乎周围越嘈杂，他就越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菲奥娜则需要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工作，这是难解的矛盾。因此，当他们第一次谈到要同居时，菲奥娜坚持说不论买什么房子，都必须给她提供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最后他们在达特茅斯公园附近找了一处又窄又高的房子。它从前的主人是一个摇滚音乐家，把阁楼改装成了隔音的音乐工作室。这为菲奥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小窝，可以躲避基特那些无休无止的嘈杂声响。

        菲奥娜放下包，走进基特一楼的书房，关掉音乐。美妙的寂静安抚了她的大脑。她上楼在卧室换下运动装，穿上居家服，然后吃力地爬上最后的两段楼梯，来到办公室。她最先看到的是电话答录机上的闪光：十五条信息。她敢打赌这些都是那些记者打来的，但她现在没心情听他们说话——更别说回复了。

        把手提电脑放在桌上时，菲奥娜发现已经有一堆纸躺在传真机的托盘上，仿佛在指责她的不理不睬。贝罗卡尔警长真是动作神速。她打起精神，拿起文件，回到楼下。

        她在冰箱里找到了晚餐——就像基特说的那样。她忽然好奇地想，基特的粉丝中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位创作了许多血腥暴力场面的作家，竟然会在一天的劳碌写作之后以给爱人做美食为消遣。菲奥娜微微一笑，给自己倒了一杯索维农葡萄酒。等到烩饭加热好了，她就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手里拿着西班牙来的传真和一支铅笔。她瞥了一眼钟表，决定在开始研究这些报告之前先看一下重要新闻。

        深夜新闻在熟悉的旋律中开始。镜头聚焦到新闻播报员严肃的脸上。

        “晚上好。今晚新闻速递有：被指控犯下汉普斯特荒野谋杀案的男子，在初审法官指控警方实施诱捕之后，被当庭释放。”头条新闻，菲奥娜毫不惊讶地记下来。

        播报员身后的屏幕从节目图标变成了中央刑事法庭外的照片。“今天在老贝利法院，被控残忍强奸并杀害苏珊·布兰佳的男子在初审法官的命令下被释放。玛丽·迪兰西法官说，毫无疑问伦敦警方这次行动中诱捕了弗朗西斯·布雷克，这一行动‘与政治迫害无异’。她还说，警方无视缺乏过硬证据的事实，执意认定弗朗西斯·布雷克先生是凶手。我们来连线国内事务记者丹妮尔·卢瑟福，她今天出席了庭审。”

        一个三十多岁、被风吹乱了棕色头发的女子热切地注视着镜头。

        “当迪兰西法官下令释放弗朗西斯时，法庭内出现了愤怒的声音。带着双胞胎婴儿在汉普斯特荒野散步时被杀害的苏珊·布兰佳，她的家属，因法官的判决和弗朗西斯在被告席上的得意欢呼而出离愤怒。

        “但法官不为所动，而是谴责伦敦警方的做法。她称那是对现代民主社会的侮辱。警方根据一位犯罪侧写师的建议行动，设置了一个圈套，企图用一位漂亮的女警探骗取弗朗西斯的感情，然后引诱他承认犯下谋杀罪。这个圈套耗费了数千英镑的预算，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但弗朗西斯依然没有直接供认。然而，警方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据，于是将他送上了法庭。

        “辩方称，不论布雷克先生说了什么，都是那名女警探的引诱所致，是他为了取悦她所扮演的角色而故意说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官的支持。在被释放后，已被羁押八个月的弗朗西斯声称要索取赔偿。”

        一个接近三十岁、有着黑色短发和深陷眼窝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中。麦克风和录音笔挤在他的面前。出人意料地，他彬彬有礼，时不时地向下瞥一眼手中的纸片：“我一直在声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法庭终于为我洗刷了冤屈，但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失去了工作、家庭、女友和名誉。我明明是无辜的，却被迫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我要起诉伦敦警方并要求赔偿。我真诚地希望他们以后在准备陷害无辜的人的时候，能够三思而后行。”说完他抬起头，眼里迸出愤怒与憎恨。菲奥娜忍不住颤抖。

        画面再次切换。一个高个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走向镜头。他低着，嘴抿成一条线，两边站着两个穿着雨衣、面无表情的男人。记者高声说道：“负责此案的警官——史蒂夫·普雷斯顿警司拒绝就这起案件发表评论。在稍后的声明中，苏格兰场宣称，他们将不再积极寻找和杀害苏珊的凶手有关联的其他人。这是丹妮尔·卢瑟福在老贝利法院所做的报道。”

        新闻播报员说稍后会对此案的背景进行深度解读。菲奥娜关掉电视。她不需要听他们回顾这个案子。她之所以对苏珊谋杀案念念不忘，不是因为警方公布的尸体照片有多血腥，也不是因为事发现场离她家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虽然这些已经足够骇人，更不是因为凶手的手段有多残忍：他在死者十八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面前侵犯并刺杀了他们的母亲。

        汉普斯特荒野谋杀案之所以对菲奥娜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导致她与苏格兰场分道扬镳。菲奥娜和史蒂夫自研究生时代起就是好友，他们当时都在曼彻斯特大学读心理学。和很多学生时代的友谊不同，尽管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但彼此间的友情一直延续了下来。当英国的警察看到与心理学家合作可以帮助查到重罪犯人时，史蒂夫很自然地咨询了菲奥娜。由此两人间开始了一段硕果累累的合作，菲奥娜缜密的数据分析方法正好与警察们的经验和直觉相得益彰。

        在发现苏珊尸体的几小时内，史蒂夫确信这正是菲奥娜可以尽情施展才华的案子。用这种方式杀人的人绝对不是新手。史蒂夫从菲奥娜那里了解到很多，加上他自己也读了很多相关的书，所以他知道这样的杀手会令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蒙上一层阴影。但凭借她的才能，菲奥娜至少可以推断出凶手有着怎样的生活轨迹，她甚至可能可以指出他居住的区域——警察们看到的东西在她的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在侦查的早期阶段，弗朗西斯作为候选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在凶案发生时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荒原上，正跑着离开一片浓密的灌木丛。而那片灌木丛所在的一小块空地正好遮挡了苏珊的尸体。一个遛狗的人在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在那里发现了尸体。弗朗西斯是一家殡葬公司的经理，警察们认为这表示他对死亡有一种执迷；他青少年时代还在肉铺工作过，警方认定这意味着他不会反感血腥场面；他成年后没有犯罪记录，但在年少时被警方警告过两次，一次是因为他点燃了一只垃圾桶，另一次是因为他袭击了一名比他小的男孩；而且，他对当天早晨自己在汉普斯特荒野上做了什么闪烁其词。

        只有一个问题：菲奥娜认为弗朗西斯不是凶手。她对史蒂夫这么说了，也一直对愿意倾听的人这么说。但她提出的侦查方法显然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媒体群情激昂，在他们的怒视下，史蒂夫被迫实施了逮捕。

        那天早晨，他出现在她大学的办公室里。她看了一眼他严峻的表情，说：“有坏消息，对吧？”

        他摇摇头，一屁股坐进面向她的椅子上：“我也不喜欢这消息。我都争得面红耳赤了，但有时候你就是得屈服于政治。我真不知道局长怎么想的，他把安德鲁·霍斯福斯拉进来了。”

        安德鲁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了好几年。每当有调查这家医院的独立报告出炉，它就名声扫地一次。他依靠一种被菲奥娜说成是“矫情”的方法来进行侧写，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获取灵感并以此为荣。“如果他能看到自己以外的东西，也许还不错。”她曾经在听了他的讲座后如此讥讽道。安德鲁·霍斯福斯的第一个大案误打误撞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就开始吃老本，从不落下任何向媒体发言或是接受采访的机会，说任何他们想听的话。当警察根据他的侧写抓住罪犯时，他就第一个跳出来邀功；当他们失败时，他从不承认是自己的错。现在有弗朗西斯这样一个嫌犯，菲奥娜可以肯定，安德鲁会给出和弗朗西斯形象相符的凶手侧写。

        “我退出。”她斩钉截铁地说。

        “相信我，你不退出都难。”史蒂夫苦涩地说，“他们决定无视你的专业意见和我的个人看法，正在安德鲁的指挥下搞那个圈套。”

        菲奥娜恼怒地摇摇头。“哦，上帝啊！”她愤怒地说，“这主意太糟了。即使我认为弗朗西斯真的是凶手，这主意还是太糟了。如果你们起用一位有多年心理治疗经验的心理家来搞诱捕，也许还能得到点在法庭上用得到的东西，但是很可惜，让安德鲁这样的笨蛋来指导那个女警员注定要酿成悲剧。”

        史蒂夫用手拨弄他那日渐稀疏的黑发，把它们从额头上往后推了推，说：“你以为我没跟他们说过吗？”他沮丧地把嘴唇抿成一线。

        “我肯定你说了，我也知道你和我一样气愤。”菲奥娜看向窗外。她决不能表现出不甘，即使是面对史蒂夫这位亲近的朋友。“那就这样吧。”她说，“我和苏格兰场算完了。我不会再和你，还有你的同事合作了。”

        史蒂夫了解她的为人，知道在她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时与她争辩是没用的。他对自己的专业意见被驳回感到极度气愤，甚至在脑海中一度闪过了辞职的念头。但他不像菲奥娜，他的专业技能没法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他不耐烦地抛开这个想法。“我不怪你，菲奥娜。”他凄惨地说，“不能继续跟你合作，我很遗憾。”

        恢复镇定后，她看着他，语气温和地说：“在这事儿结束以前，我将不是唯一一个你需要道歉的人。”那时，她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变得很糟糕。警察们迫切地想要逮捕嫌犯，又有一个装腔作势的心理学家在一旁迎合他们，所以直到把人关进去之前，警方是不会罢休的。

        菲奥娜没有感到一丝喜悦，尽管她很早就猜到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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