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六年前联邦调查局试图揭穿他的真面目以来，德克斯特已经决定没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不仅如此，他还设立了几条防线以隐藏自己的地点和身份。

        其中一个措施是，他在纽约有一套一居室小公寓，但不在布朗克斯区——那里也许会被人认出来。他是连家具一起租赁的，每季度准时付房租，而且总是付现金。这样，不管他住不住在那里都没有引起官方的任何注意。

        他的手机只使用那种按通话次数计算话费的SIM卡。这种SIM卡他买了很多，每用一次就扔进东河里。只要打手机时是在路上，保持通话简短，并在通话结束后就扔掉SIM卡，即使是国家安全局，其技术设备能窃听通话并追溯发话源头，也无法查明这些用完就扔掉的SIM卡是什么人购买的，而且也无法向警方指明通话的地点。

        另一个手段是老式的公用电话亭。从一个话亭里拨打的号码，当然是可被追踪到的；但这种电话亭有几百万个，除非某一个或某一排特定的电话亭受到了怀疑，否则很难去窃听会话，确定发话人就是要追捕的人，追踪到发话地点，并及时把一辆警车派到那里去。

        最后，他还使用名声不好的美国邮政系统，给他的信件会寄到纽约市内离他的公寓相隔两个街区，由一个遵纪守法的韩国人经营的一家水果蔬菜商店的信箱里。一旦这份邮件或这家商店受到了怀疑或监视，这种方法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他拨打了杂志里那条启事附的手机号。他是用自己手机的一次性SIM卡拨打的，并且驾车去了很远的新泽西州农村地区。

        史蒂夫·埃德蒙毫不犹豫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用五句话说明了在他外孙身上发生的事情。复仇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美国有好几家很大的剪报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办。他选了后一个，去了它在纽约的数据库，并支付了现金。

        有许多资料可以确认史蒂夫·埃德蒙的身份，还有两篇文章介绍了几年前他的外孙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在波黑失踪的事件。这都是《加拿大星报》报道的。看来这位求助者是真实的。

        德克斯特再次打电话给那个加拿大人，并口述了他的条件：一笔数目可观的行动经费，一笔预付金，以及把季利奇成功交付美国司法机关的奖金。第三笔费用如果行动失败则免予支付。

        “这对于一个我没见过面，而且显然不会见面的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呢。你可以拿上它然后蒸发。”加拿大人说。

        “那么您，先生，可以返回去找美国政府。我假定您已经去过了。”

        电话的另一头一阵停顿。

        “好吧，我把钱汇到哪里呢？”

        德克斯特给了他一个开曼群岛的银行账号和一个纽约的邮政地址。“把钱汇到银行账户上，把其他详细资料寄到邮政地址。”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加勒比海开曼群岛的那家银行将通过其内部的电脑系统从十几个不同的账户里汇集款项，并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开立一个记贷账户。该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位荷兰公民，他可以出示一本完美的荷兰护照从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邮件寄到了布鲁克林区的韩国人水果店，由收信人阿米塔奇先生收取了。信封里装着私家侦探在一九九五年和二○○一年春天的详细报告，以及米兰·拉耶克的证词。美国各情报机关都没有向这位加拿大人出示过关于佐兰·季利奇的任何档案材料，所以他对那个人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最糟糕的是没有照片。

        德克斯特去了新闻媒体资料室，这是如今查阅最近历史的主要途径。任何引起过注意的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媒体记者去报道，一般都会拍照。但佐兰·季利奇差不多逃过了所有新闻记者。

        与喜欢张扬、爱出风头的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不同，佐兰·季利奇讨厌拍照。他显然极力回避任何公开场合。这方面，他类似于某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如人称阿布·尼达尔的萨布里·阿尔巴纳。

        德克斯特在《新闻周刊》里查到了波黑内战的一篇特写报道，报道描述了塞尔维亚的所有军阀，对于季利奇只是匆匆提过几次，很可能是缺乏材料。

        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季利奇在某个鸡尾酒会上，显然经过剪切和放大，因此有些模糊不清。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由贝尔格莱德警方档案提供，显然是回顾贝市泽姆恩街区黑帮时代。仅靠这两张照片，不管是少年还是成年的季利奇，如果在街上擦肩而过，德克斯特都没法认出这就是他要寻找的对象。

        那个被称为私家侦探的英国人，提到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私家调查机构。现在已经是战后，米洛舍维奇早已倒台。南斯拉夫的首都——季利奇出生、长大并且由此消失的地方——似乎就是调查应当开始之处。德克斯特从纽约飞到维也纳，然后转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并登记住进了凯悦酒店。从他的十楼房间的窗户望下去，眼底下是这座千疮百孔的巴尔干城市。在近一公里远处，他可以看到拉茨纳托维奇在大堂里被枪杀的那个酒店，尽管当时有一群保镖簇拥着。

        一辆出租车把他载到了那个叫钱德勒的私家调查机构，主人仍是那个想当菲力普·马洛的德拉根·斯托伊奇。德克斯特假称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一万字小传。斯托伊奇点点头。

        “人人都知道他。娶了一个流行歌手，一个妖艳的女子。那么你想从我这里了解些什么呢？”

        “实际上这方面我所需要的情况基本上已经足够了，”德克斯特说，现在他的美国护照上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巴尼斯。“但我还是想提一下我的第二个想法。在贝尔格莱德黑社会，有一个与拉茨纳托维奇同时代的人，名叫佐兰·季利奇。”

        斯托伊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可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他说。“他从来不喜欢接受采访，不喜欢被拍照，甚至不喜欢谈论自己。胆敢刺探过他、让他坐立不安的人……已经被‘走访’过了。关于他的资料不是很多。”

        “这我明白。那么贝尔格莱德市内最主要的剪报材料机构是哪一家？”

        “这没问题。确实有一个，它的名字叫VIP，在弗拉察尔有一间办公室，总编辑是斯拉夫科·马尔科维奇。”

        德克斯特站起身来。

        “你就问这些？”自称是巴尔干地区的马洛的斯托伊奇问道，“很难开发票呢。”

        美国人取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放在了写字台上：“每条信息都有一个价格，斯托伊奇先生，即使只是一个名字和地址。”

        另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到了VIP剪报机构。马尔科维奇先生正在吃中饭，因此德克斯特找到一家咖啡店，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并喝了一杯当地的红葡萄酒，一直等到他回来。

        马尔科维奇先生如同刚才那位侦探一样悲观。但他还是在办公室的电脑数据库里查阅了一下，看看存有什么资料。

        “有一条，”他说，“是英语的。”

        就是《新闻周刊》里那篇关于波黑内战的专题报道。

        “就这个？”德克斯特询问，“这个人可是很厉害、很重要、很有名气的。肯定有他的一些痕迹吧？”

        “问题就在这里，”马尔科维奇说，“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还很残忍。这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是没有争议的。他似乎在离去之前抹去了关于他的每一份记录，警方记录、法院记录、国立电视台、新闻媒体等等。家庭、学校同学、以前的同事，没人愿意谈论他，都受到了警告。先生，这个人就是这么厉害。”

        “你是否记得，最后一次有人试图要报道他是什么时候？”

        马尔科维奇想了一会儿。

        “你提醒我了，我听说有人曾经尝试过，但结果一无所获。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季利奇消失之后，有人试图要写一篇报道。好像被取消了。”

        “是谁呢？”

        “我的消息源说是贝尔格莱德当地的一份杂志，叫‘OGLEDALO’，意思是《明镜》。”

        《明镜》杂志依然存在着，其编辑依然是乌克·科贝奇。那天是付印日，但他还是同意抽出几分钟时间接待这个美国人。当他听到询问内容时，他失去了热情。

        “那个该死的人，”他说，“我希望我永远没有听说过他。”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一位年轻的自由撰稿记者。很好的小伙子，敏锐、热切，想找一份领月薪的正式工作。当时我没有空缺的位子，但他恳求给他一次机会。所以我布置给他一项任务。他叫彼得罗维奇，斯兰奇科·彼得罗维奇。才二十二岁，可怜的孩子。”

        “他怎么啦？”

        “他被汽车碾了过去，这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把自己的汽车停在了他与母亲一起居住的公寓楼对面，然后去过马路。一辆奔驰车从街角开过来，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冒失的司机。”

        “非常冒失。把他反复碾了两次，然后驾车走了。”

        “真令人沮丧。”

        “就这么杀人灭口了。即使在流亡中，季利奇也照样能够在贝尔格莱德雇凶杀人。”

        “有受害人母亲的地址吗？”

        “等一等。我们送过一只花圈，肯定是送到那套公寓里的。”

        他找到了地址并向他的客人道了别。

        “最后一个问题，”德克斯特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六个月之前，刚过完新年的时候。给你一句忠告，巴尼斯先生。还是写写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事吧。那比较安全，因为他已经死了。别去碰季利奇，他会杀了你的。对不起，失陪了，今天是付印日。”

        那个地址是新贝尔格莱德二十三号楼。德克斯特在宾馆里买那份的市区地图上找到了新贝尔格莱德。那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市区，夹在实际上并非蓝色的多瑙河及其支流萨瓦河之间，隔着这两条河流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遥遥相望。

        在共产党当政时期，住宅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工人阶级建造高大的公寓楼。于是在新贝尔格莱德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用混凝土浇灌成一个大蜂窝，里面的每一套小公寓都有一扇房门通向一条长长的、朝一侧敞开的走廊。

        有些楼房保养得稍好些，有些则很破败。这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档次，以及维修的档次。二十三号楼里爬满了蟑螂。彼得罗维奇夫人住在九楼，电梯已经坏了。德克斯特可以一口气跑上去，但他不知道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是如何去对付的，尤其是他们似乎全都是瘾头很大的烟民。

        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那里看望她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估计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塞－克语。凯悦酒店总台的一位漂亮而聪敏的姑娘，接受了他的请求愿意帮助他。她正在为结婚而积钱，在下班后工作一个小时能赚到两百美元是很划算的。

        他们在七点钟到达了，去得正是时候。彼得罗维奇夫人是一位清洁女工，每天晚上八点钟要出发去河对岸的办公楼里通宵打扫卫生。

        她是那种被生活压垮了的人，那张布满了皱纹和没有生气的脸说明了一切。她很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去快七十岁了。她的丈夫在工厂里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补偿；她的儿子被杀死在她自家的窗户底下。如同赤贫的家庭突然有富人来访，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德克斯特带来了一束鲜花。她上次收到鲜花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宾馆服务员安娜姑娘把那些花分插在这个小小的破败房间里的三个地方。

        “我要对发生在斯兰奇科身上的事件写一篇报道。我知道这样做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但我也许能够揭露那个害死他的坏人。你愿意帮助我吗？”

        她耸耸肩。

        “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我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

        “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尸身被搜查过了。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他们搜查了尸体？就在街上？”

        “是的。”

        “他有什么文件吗？他是不是留下过什么笔记？在这套公寓里？”

        “是的，他有过一堆纸片。还有他的打字机和钢笔。但我从来没去看过它们。”

        “我能看看吗？”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被他们拿走了。全部拿走了。甚至连打字机的色带也被拿走了。”

        “警察？”

        “不，是那些人。”

        “什么人？”

        “他们回来过。车祸两个晚上之后。他们逼我坐在一边的角落里，到处搜了一遍。拿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他曾经为科贝奇先生工作的东西一件也没有留下来？”

        “只有一张照片。我当时忘了那张照片。”

        “请给我说说那张照片。”

        经安娜翻译后，那张照片的来历和事情经过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了。在他死去之前三天，斯兰奇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去参加了一个新年酒会，但红葡萄酒玷污了他的西装。他的母亲把它放进一只洗衣袋里准备以后去洗。

        在他死后，这事就没有意义了。她也忘了那只洗衣袋，歹徒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问她。当她整理死去的儿子的衣服时，那件沾有葡萄酒污渍的西服倒了出来。她快速地去掏了掏口袋，看看儿子是否忘了钱，但她摸到了一张半硬半软的卡片。那是一张照片。

        “你还保留着吗？我能看看吗？”德克斯特问道。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角落里的一只针线盒。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在没有防备时被拍到的，他在最后时刻看到了摄影师。他试图抬起一只手去掩盖自己的脸，但照相机的快门抢在了前面。他被正面拍摄到了，挺着腰杆，穿着一件衬衣和便服外套。

        这张照片是黑白的，没有专业摄影的清晰水平，但经放大和增强之后，是德克斯特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照片。他回想了一下他在纽约发现的、现在放在他的手提箱夹层里的那张少年时期的照片，和在鸡尾酒会上的那张照片。它们全都有点粗糙，但肯定是同一个人。是佐兰·季利奇。

        “彼得罗维奇夫人，我想买下这张照片。”他说。她耸耸肩，用塞－克语说了些什么。

        “她说你可以拿走照片。她对它不感兴趣。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安娜说。

        “最后一个问题。在死去之前，斯兰奇科是不是离开过一阵子？”

        “是的，十二月份。他离开了有一个星期。他不肯说他去了哪里，但他的脸晒黑了。”

        她送他们到了楼梯口，旁边是已经坏了的电梯。安娜先下楼梯。当她走得听不见他们说话时，德克斯特转向这位同样失去了孩子的塞尔维亚母亲，用英语温柔地说话了。

        “夫人，我说的话也许你一个词都听不懂，但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能把这个恶徒抓到美国的监狱里，这部分是为了你。”

        她当然没有听懂，但她报之以一个微笑并说了声“哈瓦拉”。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天之内，德克斯特已经学会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谢谢你”。

        他已经让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在抵达郊区的安娜家时，他让她下了车，给了她两百美元。在返回市中心的路上，他再次审视这张照片。

        季利奇站在一处开阔而空旷的水泥或沥青地坪上。在他身后有一些像仓库一样巨大而低矮的建筑物。在一座建筑上，有一面旗帜在微风中飘扬着，但它一部分在照片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从画面之外伸进来，但他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出租车司机的肩膀。

        “你有放大镜吗？”

        司机听不懂，但德克斯特用手势比划之后他明白了。司机点点头。他的车门杂物盒里有一面放大镜，用于阅读城区道路图。

        从左边伸进照片里来的那个长而扁的物体能够看清楚了。那是一架飞机的翼尖，但离地不超过六英尺。所以不是一架商业客机，而是一架轻型飞机。

        然后他认出了背景里的那些建筑物。它们不是仓库，而是机库。不是能遮蔽客机的大型机库，而是用于私家飞机或商务飞机的较小型，这些飞机尾翼高度极少超过三十英尺。那人是在一座私人飞机场，或者是在一个航空港的商务飞机区里。

        宾馆里的员工给他提供了帮助。是的，贝尔格莱德市内有好几家网吧，全都开张到很晚。他在一家快餐店里吃了饭，然后坐出租车去了最近的一家网吧。他登陆他最喜欢的搜索引擎，要求查阅世界各国的国旗。

        死去的记者拍摄的照片里，机库上面飘扬着的旗帜是黑白单色的，但显然旗帜里有水平的三道条纹，其中最底下的那条颜色最深，看上去像是黑色的。如果不是，起码也是深蓝色的。

        当他浏览世界各国的国旗时，他注意到差不多有一半的国旗都在条纹上饰有某种标识、皇冠或其他图案。他在寻找的这面国旗则没有这种花饰。那就把数量降到了另一半。

        只有横向条纹，条纹里没有标识的国旗不超过二十几面，而且底部条纹是黑色或者接近黑色的只有五面。

        加蓬、荷兰和塞拉里昂的国旗全是三道横向的条纹，最下面的那一条是深蓝色的，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示出黑色。只有苏丹和另一个国家的旗帜的最底下条纹肯定是黑色的。但苏丹的国旗在靠近旗杆处有一个绿色三角形，纵跨那三道横条纹。剩下来的那面国旗在旗杆处有一道竖向条纹。盯着这张照片，德克斯特可以分辨出第四道条纹；不是很清楚，但确实存在。

        靠近旗杆处的是一道红色的竖向条纹，加上从上到下的绿、白、黑三道横向条纹。季利奇正站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某一个机场里。

        即使在十二月，一个白皮肤的斯拉夫人照样会在阿联酋被晒黑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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