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科幻小说描写的是明天的现实，甚至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一个岛国的命运也许是地球命运的缩影。如果上帝收回了人类的土地和马纳，我们该向何处去？

        就在爸爸要去被淹没的图瓦卢接我爷爷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已经死了。

        梦中我可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西部高原。这儿远离海边，傍着荒凉的维多利亚大沙漠，按说不该是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地方。可是28年前，一万多图瓦卢人被迫撤离那个八岛之国时（波利尼西亚语言中，图瓦卢就是八岛之群的意思。实际上应再加上一个无人岛，共为九岛），只有这儿肯收留这些丧家之人，图瓦卢人无可选择。听爸爸说，那时图瓦卢虽然还没被完全淹没，但已经不能居住了，海潮常常扑到我家院子里，咸水从地下汩汩冒出来，毁坏了白薯、西葫芦和椰子树。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图瓦卢人与海水的斗争已经失败，只能举国迁往他乡”。

        后来我们就迁到澳大利亚内陆。我今年12岁，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在梦中我非常真切地梦见了大海。我站在海面上（？），极目朝远处望，海平线上是一排排大浪，浪尖上顶着白色的水花，在信风的推拥下向我脚下扑来。看不见故乡的环礁，它们藏在海面之下。不过我知道它们肯定在那里，因为军舰鸟和鲣鸟从海面下飞起，盘旋一阵后又落入海面下，而爸爸说过，这两种鸟不像小海燕，是不能离开陆地的。当波利尼西亚的祖先，一个不知名字的黄皮肤种族，从南亚驾独木舟跨越浩瀚的印度洋时，就是这些鸟充当了陆地的第一个信使。然后我又看见远处有一团静止的白云，爸爸说，那也是海岛的象征，岛上土地受太阳暴晒，空气受热升到空中，变成不动的白云，这种“岛屿云”对航海者也是吉兆，是土地神朗戈送给移民们的头一份礼物。最后我看到白云下边反射着绿色的光芒，淡淡的绿色像绿宝石一样漂亮，那是岛上的植物把阳光变绿了。爸爸说，当船上那些濒死的男人女人（他们一定在海上颠簸了几个月）看到这一抹绿光后，他们才能最终确认自己得救了，马上就能找到淡水和新鲜食物了。

        然后我看到了梦中的八岛之群。最先从海平线下露头的是青翠的椰子树，它们静静地站立在明亮的阳光下；然后露出树下的土地，由碎珊瑚堆成的海滩非常平坦，白得耀眼。九个珊瑚岛地面都很低，几乎紧贴着海水。岛上散布着很多由马蹄形珊瑚礁围成的泻湖，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镜子，倒映着椰子树妖娆的身姿，湖水极为清澈，湖底鲜艳的珊瑚和彩斑鱼就像浮在水面之上。这儿最大的岛是富纳富提，也是图瓦卢的首都。穿短裤的警察光着脚在街上行走，孩子们在泻湖中逗弄涨潮时被困在里面的小鲨鱼，悠闲的老人们在椰子树下吸烟、喝酸椰汁，猪崽和小个子狗（波利尼西亚人特有的肉用狗）在椰子林里打闹。

        这就是图瓦卢，我的故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但它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是因为爸爸经常讲它，还是它天生就扎根在一个图瓦卢人的梦里？但梦中我也在怀疑，它不是被海水完全淹没了吗？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5米，当南极北极的冰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时，图瓦卢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然后是附近的基里巴斯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

        我是来找爷爷的，他在哪儿？我在几个环礁岛上寻找着，转眼间爷爷出现在我面前。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又黑又瘦，须发茂密，皮肤松弛，全身赤裸，只有腰间围了一块布，就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惊喜地说：普阿普阿，我的好孙子，我正要回家找你呢。我说爷爷你找我干吗，你不是在这儿看守马纳吗？爸爸说图瓦卢人撤离后你一个人守在这里，已经守了28年了。

        爷爷先问我：普阿普阿，你知道什么是马纳吗？

        我说：我知道，爸爸常对我讲。马纳（与《圣经》中上帝给沙漠里的摩西吃的神粮不是一回事）是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一种神力，可以护佑族人，带来幸福。不过它也很容易被伤害——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很容易受伤害一样。如果不尊敬它，它就会减弱。马纳与土地连在一起，如果某个部族失去了土地，它就会全部失去。所以爷爷你一直守在这里，守着图瓦卢人的马纳。

        爷爷说：是的，我把它守得牢牢的，一点儿都没有受伤害。可是我老了，马上就要死了，我要你来接替我守着它。

        爷爷，我愿意听你的话。可是——爸爸说我们的土地已经全部失去了呀。明天是10月1日，是图瓦卢建国的80周年纪念日。科学家们说，这80年来海平面正好上升了4.5米，把我们最后一块土地也淹没了。爷爷你说过的，失去土地的部族不会再有马纳了。

        就在我念头一转的时候，爷爷身后的景色倏然变了。岛上的一切在眨眼之间全部消失，海面漫过了九个岛，只剩下最高处的十几株椰子树还浮在水面上。我惊慌地看着那边的剧变，爷爷顺着我的目光疑惑地回头，立即像被雷劈一样惊呆了。他想起了什么，急忙从腰间解下那块布仔细查看，不，那不是普通的布，是澳大利亚国旗。不不，不是澳大利亚国旗。虽然它的左上角也有象征英联邦的“米”字，但旗的底色是浅蓝而不是紫蓝，右下角的星星不是六颗而是九颗——这是图瓦卢国旗啊，九颗星星代表图瓦卢的九个环礁岛。爷爷紧张地盯着这九颗星，它们像冰晶一样的晶莹，闪闪发光，璀璨夺目。然而它们也像冰晶一样慢慢融化，从国旗上流下来。

        当最后一颗星星从国旗上消失后，爷爷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像炊烟一样轻轻晃动着，也像炊烟一样慢慢飘散。我大声喊着“爷爷！爷爷”，向他扑过去，但我什么也没有抓到。爷爷就这样消失了，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在海面上大声哭喊：

        爷爷！爷爷你不要死！

        爸爸笑着说：普阿普阿，你是在说梦话。你爷爷活得好好的。今天我们就要去接他。

        爸爸自言自语道：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孙子呢。你12岁，而他在岛上已经守了28年，那时他说过，等海水完全淹没九个环礁岛之后，他就回来。

        爸爸叹息着：回来就好了，他不再受罪，我也不再作难了。

        爷爷决定留在岛上时说不要任何人管他。他说海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亲，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完全能在海洋中活下去。食物不用愁，有捉不完的鱼；淡水也没问题，可以接雨水，或者用祖先的办法——榨鱼汁解渴；用火也没问题，他还没有忘记祖先留下的锯木取火法，岛上被淹死的树木足够他烧了。说是这样说，爸妈不可能不管他。不过爸妈也很难，初建新家，一无所有，虽然图瓦卢解散时每家都领到少量遣散费，那也无济于事。族人们都愿意为爷爷出一点力，但大部分图瓦卢人分散了，失去联系了。爸爸只能每年去看望一次，给爷爷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像药品、打火机、白薯、淡水等。虽然每年只一次，但所需的旅费（我家已经没有船了，那儿又没有轮渡，爸爸只能租船）也把我家的余钱榨干了，弄得28年来我家没法脱离贫穷。妈妈为此一直不能原谅爷爷，说他的怪念头害了全家人。她这样唠叨时，爸爸没办法反驳，只能叹气。

        今天是2058年10月1日，早饭后不久，一架直升机轰鸣着落到我家门前空地上，三个记者走下飞机。他们是送我们去图瓦卢接爷爷回家的——也许说让他“离家”更确切一点。他们是美国记者霍普曼先生，新华社记者李雯小姐，法新社记者屈瓦勒先生。这三家新闻社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件事的重磅宣传，因为——据报纸上说，爷爷提卡罗阿是个大英雄，以独自一人之力，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但爷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意味。

        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看了我们的白薯地、防野狗的篱笆、圈里的绵羊和鸸鹋。屈瓦勒先生叹息道：

        “我无法想象，波利尼西亚人，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最终被困在陆地上。”

        妈妈听见了，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平，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她尖刻地说：“能有这个窝，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

        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没有回答，弄得爸爸也很尴尬。

        这时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非常高兴，问：“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

        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自豪地说，没错，这是一种海图。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以标明岛屿位置、海流和风向，我家也有过，现在已经腐烂了。他说，在科技时代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浩瀚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虽然各个岛相距几千海里，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亚语，变化不大，互相可以听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2000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他们没有蒸汽轮船，没有六分仪，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那时，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阿里克）掌握着，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

        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说：咱们该出发了，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上了直升机，妈妈坚决不去，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当然这只是托词，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爸爸叹息一声，没有勉强她。

        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有各大通讯社，有环保人士，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所有这些人将乘“彩虹勇士”号轮船到达那儿。

        直升机迅速飞出澳大利亚内陆，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中央凸起，圆周处沉下去，与凹下的天空相连。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霍普曼先生说，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因为，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观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动的只有天上的云。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说：

        “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高更的这幅名画。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在大洋的怀抱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画的名称是：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意，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无论是人、狗、羊、猫还是那个不知名的神像，都像是在梦游中。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正在苦苦地思索着。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

        “这幅画——还不如我画得好呢。你们看，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三个记者都笑了，屈瓦勒先生笑着说：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也算是保罗·高更的知音了。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说：

        “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一旦睡醒，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挪亚方舟后，我们能向何处去？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条新挪亚方舟了。”

        图瓦卢到了。

        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妖娆多姿的岛群。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基本成了暗礁，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再往近飞，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隐现，不用说，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但——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

        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就像是复活节岛上的石头雕像。

        “彩虹勇士”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它怕触礁，只能在远处下锚。船上放下两只小筏子，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难地降落，大家从舱门跳下去，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很奇怪的，虽然眼前的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境中非常相像：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瘦骨嶙峋，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身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削一样坚硬。

        爸爸说：普阿普阿，这是你爷爷，喊爷爷。

        我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把我拉过去，揽到他怀里，没有说话。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也打量着他的草棚。棚里东西很少，只有一根鱼叉，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显然是防止浪涛把它们卷走；地上有一条吃了一半的金枪鱼，用匕首扎在地板上，看来是他的早饭。现在虽是落潮时刻，但浪子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等浪头越过去，海水迅速从木板缝隙中流走。我想，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这儿也没有床，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板上睡觉。看着这些，我不禁有些心酸——爷爷一个人在这儿熬了整整28年啊。

        爷爷揽着我，揽得很紧，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疼爱，但他一直不说话。也许28年的独居生活之后，他已经不会同亲人们交流了。这时记者们已经等不及，李雯小姐抢过来，把话筒举到爷爷面前问：

        “提卡罗阿先生，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在这个悲凉的时刻，请问你对世人想说点什么吗？”

        她说这是个“悲凉的时刻”，但她的表情可一点儿也不悲凉。看着她兴致飞扬的样子，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连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合适，有点儿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但你甭指望这个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能体会图瓦卢人的心境。爷爷一声不吭，连眼珠都没动一下。李小姐大概认为他没有听懂，就放慢语速重复一遍。爷爷仍顽固地沉默着，场面顿时变得比较尴尬。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霍普曼先生抢过话头，对爷爷说：

        “提卡罗阿先生，你好。你还记得我吗？28年前，你任图瓦卢环境部长时，我曾到此地采访过你，那时你还指着自己的院子说，海平面已经显著升高，潮水把你储存的椰干都冲走了。”

        原来他是爷爷的老相识了，爷爷总该同他叙叙旧吧，但令人尴尬的是，爷爷仍然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表情。这么一来，把霍普曼先生也给窘住了。这时爸爸看出了蹊跷，忙俯过身，用图瓦卢语同爷爷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苦笑着对大家说：

        “他已经把英语忘了！”

        凡是图瓦卢人都能说英语，尤其是爷爷，当年作为环境部长，英语比图瓦卢语还要熟练。但他在这儿独自待了28年后，竟然把英语全忘了！爸爸摇着头，感慨不已。这些年他来探望爷爷时，因为没有外人，两人都是说图瓦卢语，所以没想到爷爷把英语忘了，却记着自己的母语。这个发现太突然，我们都有点儿发愣。不知为什么，这句话使霍普曼先生忽然泪流满面，连声说：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在这28年独居生活中，他肯定一直生活在历史中，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们在一起，他已经彻底跳出今天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了。”他转向其他记者，“我建议咱们不要采访他了，不要打扰这个老人的平静。”

        他的眼泪，还有他的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其他记者当然不甘心，尤其是那位漂亮的李小姐，他们好容易组织起这个活动，怎么能让主角一言不发呢？怎么向通讯社交代？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了，从游船上下来一群人，欢笑着拥了过来，把爷爷围在中间，而把记者们隔在外边。他们都是50岁以上的图瓦卢男女，是爷爷的熟人。今天他们都恢复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打扮：头上戴着花环，上身赤裸，臀部围着沙沙作响的椰叶裙。他们围住爷爷，声音嘈杂地问着好，爷爷这时才露出第一丝笑容。

        不知道他们和爷爷说了些什么，很快他们就围着爷爷跳起欢快的草裙舞。舞会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浪不时把他们淹没，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鼓手起劲地敲着木鼓（一块挖空的干木），节奏欢快热烈。男男女女围成圆圈，用手拍打着地面。女人们的赤脚踩着音乐节拍，弯下双膝，双臂曲拢在头顶，臀部剧烈地扭摆着。大家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群中笑声、喊声、木鼓声和六弦琴声响成一片，连记者们也被感染，不再专注于采访任务了，都加入到舞阵中来。

        爷爷没有跳。他显然被风湿病折磨，连行走都很困难。他坐在人群中间，吃着面包果、木瓜、新鲜龙虾，喝着酸椰汁，这都是族人为他带来的。他至少28年没有见过本民族的土风舞了，所以看得很高兴，乱蓬蓬的胡须中露出明朗的、孩子一样的笑容。有时他用手指着哪个舞娘夸奖几句，那人就大笑，跳得格外卖力。

        后来人群开始唱歌，是用图瓦卢的旧歌曲调填上新词，一个人领唱，然后像波涛轰鸣般突然加上其他人的合唱。歌词只有一段，可惜我听不大懂，我的图瓦卢语仅限日常生活的几句会话。我只觉得歌声尽管热烈，其中似乎暗含着凄凉。这一点从大伙儿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他们跳舞跳得满面红光，这时笑容尚未消散，但眼眶中已经有了泪水。爸爸这时跳累了，坐在我身边休息，用英语为我翻译了歌词的大意：

        我们的祖先来自太阳落下的地方，

        塔涅、图、朗戈和坦加罗亚四位大神护佑着我们，

        让波利尼西亚的子孙像金枪鱼一样繁盛。

        大神收回了我们的土地和马纳，

        我们如今是谁？我们该往何处去？

        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跳舞时的欢快此刻已经消散，人人泪流满面。爸爸哭了，我听完翻译也哭了。只有爷爷没有哭，但他的眼中也分明有泪光。

        太阳慢慢落下来，已经贴近西边的海面，天空中是血红色的晚霞。该降旗了。人人都知道，这一次降旗后，图瓦卢的国旗，包括联合国大厦前的图瓦卢国旗，将从此消失，再也不会升起。悲伤伴着晚潮把我们淹没。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看着血色背景下的那面国旗。最后爸爸说：

        “降旗吧。普阿普阿你去，爷爷去年就说过，让我这次一定把你带来，由你来干这件事。”

        一个12岁男孩完全体会到爷爷这个决定的深意，就像我梦见过的，爷爷想让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接替他，继续守住图瓦卢人的马纳。我郑重地走过去，大伙儿帮我爬上椰子树，记者们架好相机和摄像机，对准那面国旗，准备录下这历史的一刻。就在这时，一直不说话的爷爷突然说话了，声音很冷：

        “不要让普阿普阿降旗。他连图瓦卢话都忘了，已经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了。”

        我一下子愣了，爸爸和周围的族人也都愣了。我想也许我听错了爷爷的话？但显然不是，这几句简单的图瓦卢话我还是能听懂的。而且我立即回想起来，自从爷爷看见爸爸为我翻译图瓦卢语歌词之后，他看我的眼光中就含着冷意，也不再搂我了。我呆呆地抱着椰子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羞得满脸通红。爸爸低声和爷爷讲着什么，讲得很快，我听不懂，身旁一位族人替我翻译。爸爸是在乞求爷爷不要生气。他说，我一直在教普阿普阿说图瓦卢话，但图瓦卢人如今已经分散了，我们都生活在英语社会里，儿子上的是英语学校，他真的很难把图瓦卢话学好。

        爷爷怒声说：“咱们已经失去了土地，又要失去语言，你们这样不争气，还想保住图瓦卢人的马纳？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我要死在这里。”

        爸爸和族人努力劝说他，劝了很久，但爷爷执意不听。这也难怪，一个独居了28年的老人，脾气难免古怪乖戾。眼看夕阳越来越低，爸爸和族人都很为难，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位记者关切地盯着我们，想为我们解难，但他们对执拗的老人同样毫无办法。这时我逐渐拿定了主意，挤到爷爷身边，拉着他的手，努力搜索着大脑中的图瓦卢话，结结巴巴地说：

        “爷爷——回去——”爷爷看看我，冷淡地摇头拒绝，但我没有气馁，继续说下去，“教普阿普阿——祖先的话。守住——马纳。”想了想，我又补充说，“我一定——学好——爷爷？”

        爷爷冷着脸沉默了很久，爸爸和大伙儿都紧张地盯着他。我也紧张，但仍拉着他，勇敢地笑着。我想，尽管他生气，但他不可能不疼爱自己的孙子。果然，过了很久，爷爷石板一样的脸上终于绽出一丝笑意，伸手把我揽到他怀里。大伙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最后仍是由我降下了国旗。我、爷爷、爸爸上了直升机，其他人则乘游船离开。太阳已经落到海里，黑漆漆的夜幕中，灯火通明的游船走远了。直升机在富纳富提的正上空悬停，海岛、椰子树和爷爷的棚屋都淹没在夜色中，海面上浮游生物的磷光和星光交相辉映。登机前爷爷说，把椰子树和草棚烧掉，算是把这块土地还给朗戈大神吧。离开前我们在它上面浇上了柴油，最后的点火程序，爷爷仍然交给我来完成。爸爸箍着我的腰，我把火把举到机舱外（怕引起舱内失火），用打火机点燃了它，然后照准海面上影影绰绰的草棚轮廓扔下去。一团明亮的大火立即从夜空中爆起，穿透水雾，裹着黑烟盘旋上升。直升机迅速升高，绕着大火飞了两圈，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同故土告别。爷爷把我拉进去，关上机舱门，我感觉到他坚硬的胳臂紧紧地搂着我。然后直升机离开火柱，向澳大利亚的方向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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