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本我想起来就要流泪的书。
广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人来了,无数的人走了,无数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产生,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死亡,甚至是个体的消失。一个偌大的城市,一条生命的消逝,绝不比垃圾箱里一条已经僵硬的猫的尸体更加值钱。
我的意思是,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成功”后躺在沙发上剔牙,顺便打几个饱嗝。相反,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我是不想提及的,假若早几年,我也许会因为回忆而哭泣。我不是娘娘腔,动辄会为晴风雪雨而哀愁,相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广东,一个不够坚强的男人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卷好铺盖滚蛋,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你对我的话产生怀疑,那我告诉你我初到广东前三年的大体状况:
第一年没钱回家,第二年在《经济时报》,第三年回家时母亲已头发花白,修自行车的父亲头发也掉光了。
双亲一个有糖尿病,一个有心脏病,哥哥车祸后赔了一大笔钱。我有一个亲戚当时在镇上一所学校当校长,算是个很有体面的人,在这一方穷山恶水里算是有些“人脉”的。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等我大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可以托他帮我谋一个糊口的职业,最好能去学校当老师。看着父亲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的心里像被堵了一块巨石。求人的滋味儿太难了,我拦住父亲,告诉他我不想做老师。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绝不回家。
我父亲是个修车匠,经常把一摞毛票放在家里,我每天去上学,就从里面抽三角钱出来“过早”(吃早饭),绝不多拿一分钱。后来,也许是看我吃的挺多,小孩子要发育身体嘛,就由三角钱涨到了五角,但我还是只拿三角,我知道家里赚钱的艰辛。
我从小就恨那些家里有钱的人,他们家里有钱,就可以欺负别人。偏偏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因此挨了不少打,我右手的一根骨头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可以说,对于家境相对富裕的那些人,我天生有着排斥心理。直到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就能和我拉近许多距离。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父母,怕孩子惹事,怕孩子出事,我小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因为到长江里洗澡,所以夭折了。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湖泊星罗棋布,都是长江分出来的支流。湖多,鱼也多,因下河洗澡捕鱼而失足溺水的事很多。我的那几个同学,起初只有一人落水,既而施救,不断被拽入水中,遂成一惨剧。溺水而亡的尸体一时半会浮不上水面,就有小舟来回逡巡,用五爪铁钩探寻。当事者的父母在水边哭的死去活来,晕厥数次,跪求得一完尸。盖因尸体如不当天找到,会被流水带到下游,于隐蔽处发臭腐烂,也不得而知。大约快天黑的时候,铁锚一沉,就听人喊:在这里!紧跟着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的父母于是很怕我也死掉,对我看的很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我随便到一个乡里去,当一个老师,每月拿三四百块钱的薪水,闲时搞一下家教,补贴家用。这当然是个谋生活的途径,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也是早晚能达成所愿的,但我不想就这么活着。我说我想出去,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
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走,你们能给我提供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放我走。
在农村,作为一个儿子,我其实做的挺糟糕的,因为我实在太想卓尔不群了。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是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小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争论,热爱思考,这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离家出走。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我应该留在农村,找个月薪七八百元的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并被晚会上人工掀起的小高潮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吧。他们应该从小给我也定了个五原则:不要瞎想;如果瞎想了,不要嚷嚷;如果嚷嚷了,不要当真;如果当真了,不要说走就走;如果说走就走,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三个原则:
我不当老师;
我不进工厂;
我不求人。
第一条原则我是很坚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毕业,对教育已经心灰意冷。我毕业的那个学校,是全国三类的专科院校(后来升本),录取分数线很低,可想而知,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会拥进来,里面的大部分人只为了拿个大学毕业证。抱着这样的“伟大理想”,校园生活有多精彩你就可想而知了,完全没有未来老师的样子,整天拿着家长的钱干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真难想象他们今后怎么在三尺讲台上为人师表。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黄昏恋,和一个大一的女孩子有了一段不太成功的感情。我们当时还小,幼稚得吓人,考虑问题不周到,后来肯定是要分手的,到最后,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她的家不在本地,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曾经的小女友,后来找了个老公,也在广东打工,每月挣一千八百块钱,买不起房,就想离婚。我当时已经混的人模狗样,她在电话里诉苦,说还是很想我的,能不能念个旧情,借点钱给她,好让她的老公买房。或者,直接离婚,跟我过。
我当时在想,大学时你嫌地方远(其实也就是一个市里的两个县),现在我在广东,你反而要投怀送抱。这样的女人坚决不能要,好马不吃回头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也许我真的很绝情吧。我也很看不起她的男人,没钱买房可以想办法,但是把自己的女人像鹰一样撒出去,用肉体换钞票,实在是下下之策。
这些事情对我有些影响,但是不算深,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太清苦,社会地位很低。可能这两年好了点,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除了不想当老师,我还不想进工厂。在广东,进工厂的含义就是背着铺盖卷,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但过程很难,男的要舞刀弄枪,女的要牺牲色相,总之不容易。
我有几个亲戚,年轻时在工厂里混,老了就下岗,住在低矮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家四五口人,屋子只有二十多平米,竖条结构,像一枚巨大的口琴。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工厂里加工的衣服,除此无他。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小就受穷,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后,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再加上在我周围,教师和工人职业的亲属朋友,很难有快乐的生活。这不得不让我沮丧,也对我的择业观产生了影响。
至于不求人,就是性格方面的事了,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自尊心很强,永远不会在熟人面前卑躬屈膝。
在大学期间,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我在那所师范大学里待了几年,谈过“黄昏恋”,玩过“夕阳红”,但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当过家教,开过补习班,还卖过电脑,通过这些赚了一些钱。电脑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组装一台电脑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我最初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只知道我要靠这个赚钱。为此,我专门去了武汉的电脑城,专门跟踪那些从事电脑生意的商人。比如,他们是在哪里拿到的显卡,哪里的机箱是最便宜的,谁是一级代理商,通过跟踪都可以查清楚。有时候跟踪的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碗热干面,接着跟踪。这样,十几天下来,电脑生意的整个流程,找谁买哪些零件最实惠,就全明白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小官,就召集班干部,让他们在班里宣传买电脑,就说“他们的表哥”在武汉从事电脑生意,找他们买可以享受优惠,每台给他们四五百块钱的回扣。就这样,我算是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知道自己有经商的头脑。当时在学校,和我一样想办法赚钱的人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在等着毕业后找个老师的工作混吃等死,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经商,一半从政。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人生也埋下了伏笔。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学生时代是很幼稚的,一个班级,八九十条枪,头皮凑在一起,能吃一个盒饭,就是兄弟。但是踏入社会,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几个同为中文系的校友,大学里开始谈恋爱,小鸳鸯成双入对。毕业后,随着打工潮一起去了广东,身无长物,听到昔日同窗有发迹者,赶去投奔。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自然要拍些马屁,反而为发迹者所不齿。我曾听一个混的比较不错的同窗,很得意地跟我讲这些事,反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求我的吗?”
然后一脸鄙夷地说:“就像狗一样。”
我观察过一些大学毕业后“飞黄腾达”的校友,之前在校园里,我认为校园是一块净土,而且是人的一生中唯一的那么一块。在校园里遇到的善良人、好兄弟,到了社会也许会变;在校园里遇到的极品,几年之后也许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外打拼那么多年,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被社会浸染、熔炉,他还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助力。
新西兰《奥塔戈每日时报》网站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未来的举止仍难预测》,语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戴维·香博先生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身份认同: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演讲中,戴维·香博先生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事实上,他将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
我的同学,昔日的大学校友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尖酸、刻薄、冷漠、温情、善良、不温不火,等等,十年之后,他们还会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会加倍。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的只是追求、坚持以及珍惜梦想。只有在你不停的去主动靠近它的时候,它才有可能照进现实。
2000年1月1日晴
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
少时,老师曾在课堂上提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抢答,老师颔首期待。我说:“我想在山坡上放一群羊。”话音未落,全班已是咯咯哈哈笑得一片狼藉。老师用纤纤玉指点着我的前额,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别人都想当科学家、工程师,偏偏你想当个羊倌儿!”我又不知轻重地反驳道:“老师,要是人人都不放羊,哪里有羊肉串吃?”全班再次笑倒。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你,你,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真的,我当时真想在山坡上放一群洁白的羊,骑一匹高大的白马,在蓝天之下,绿草之上,绕着羊群畅快地奔跑,把牧羊鞭在空中甩得叭叭作响……
后来,我当然没能当上羊倌儿,故乡已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像白云一样飘来飘去的羊群。我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平庸的工作,过着虫子一样的生活,交着一群虫子一样的朋友。更不可救药的是,我爱上了虫子们。
居家时,常透过隔壁敞开的门,艳羡地注视我的邻居,一对这个城市再平常不过的中年夫妻。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妻子下岗后在家当主妇,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相互依偎着看电视,目不转睛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看,并且相互讨论,猜测剧情。有时,丈夫看累了,就把头埋在妻子的怀里,香甜地睡着了。有时,妻子轻轻按下丈夫的头,为他拔一根闪亮的白发。有时,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很自然地对视一会儿,然后一齐心领神会地微笑起来。这两只虫子的生活细节,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神秘而温暖的力量。
也曾遇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人,其“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气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光荣梦想,“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入仕追求,听起来直让人耳热心跳。然而无论成功与否,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不堪,或者奔若惊兔极度疲惫,或者深感失落凄凄惶惶,全不如虫子们逍遥自在。
上天安排了一个村庄,必然要造就一口井,虫子也有虫子存在的理由。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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