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形状就像一片扁平而宽阔的大桑叶。首府南宁，在广西的西南部。北部，有通往湘黔的重镇柳州。东部，有通往广东的门户梧州。而左右江地区，则在其西部。

        从南宁往西，一条邕江一下子分为南北两江，西北方向通向百色的叫右江，西南方向通向龙州的叫左江。左右两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称为左右江地区。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是一个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即在该地区的东兰、凤山两县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在这里，我党领导的命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从未停息过。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右江地区打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革命武装部队的到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邓小平曾回忆：“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1000人很快扩大到2000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民运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2000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俞作柏还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右江东兰的农民运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民运动领导人韦拔群。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民运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民运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邓小平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中共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邓小平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邓小平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这就是俞、李追随汪精卫改组派通电反蒋。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很快，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实权将领相继被收买，俞、李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邓小平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邓小平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邓小平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批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邓小平，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邓小平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邓小平，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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