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邓小平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当时的汇报材料现存入中央档案馆的《军事通讯》第二期,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特别是几位发言人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邓小平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邓小平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邓小平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邓小平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邓小平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说: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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