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回忆，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风分子。

        2002年6月5日，徐刚向笔者回忆说：一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内容是批判胡风，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楼上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个会议主要追查两个人，一个严辰，一个李又然，追查他们和胡风分子的关系。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白朗还跟严辰拍了桌子。后来让李又然讲他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诗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徐刚那时年轻，坐在靠门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还要靠门，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会场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会议内容对外保密，从参加者中间找人，成立了几个小组，整理会议记录。徐刚和袁静一个组，袁静比徐刚年长十岁，那时还是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1957年才调去天津作协。他们白天开会做记录，连夜整理、打印成册，常常是吃完晚饭就开始干，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搞完。徐刚对历史不了解，会上有人提出姚蓬子，徐刚写成“姚碰子”，幸亏有袁静把关。后来，就换成专门的工作人员记录了。再后来会议扩大到七十人，会址改在全国妇联礼堂，那个礼堂可以容纳百十人。9月6日最后一次会周扬讲话后，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里没有礼堂，作协开大会，一般借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靠东边的出版总署礼堂，或是位于宝珠子胡同的全国妇联礼堂。

        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党组在9月30日将会议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报给“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就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开法，十分讲究策略。

        会议本来是冲着丁玲去的，但一开始却没有直奔主题。《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年底党对于《文艺报》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辩护。”

        顺藤摸瓜，很快，会议的矛头一转就进入了主题：“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先是追查匿名信，由匿名信追到陈企霞，再从陈企霞追到丁玲，追到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时，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起承转合，顺理成章，一点“预谋”也没有，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群众揭发。如此一来，会议主持人便天衣无缝地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洗刷得干干净净。

        《报告》接着说，从8月6日的第四次会议开始，便“集中地对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对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而尖锐的批评。”前三次会只是虚晃一枪，只是一个铺垫，到了第四次会议才亮出真实意图，与会者方才恍然大悟。陈企霞退居次席，女主角丁玲登场，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靶子，照妖镜把她死死锁定，满会场举座皆惊！最吃惊的是丁玲本人：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而且是“反党”，还有个“集团”！

        正是在第四次会上，提出了“反党暗流”和“小集团”问题。

        紧接着，从8月8日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开始，参加人数和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持人刘白羽说：“我们的会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样进行思想批判、整顿文艺界队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请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他几个协会党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规模的扩大，表示着问题性质的升级，斗争火力的升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丁玲。

        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列举大量材料，说明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之前和会议初期，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她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最早是田间，因恐慌而至于自杀，后被处分。马烽第八次会上发言，遭到严厉批评，指为对党不坚定分子，以后，就有了十一次会上的再次发言。康濯在领导者的口中（周扬同志）说成是脱离反党联盟较早的，会上便一再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那次党组扩大会开完以后，马烽下决心离开北京回山西去搞创作。很受丁玲喜爱的李纳，曾经是文研所的学员，她是因为崇拜丁玲才从云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这个善良文静的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徐刚回忆，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来回搓裙子，她告诉徐刚说：“我怕呀！”

        而曾经住在文研所里写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陈学昭，揭发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这个外表文静、又不常居北京的女子，手里竟掌握着这许多杀伤力极强的重磅炮弹，让丁玲和会议参加者们都大出意外，不能不对她重新认识，另眼相看。

        本来，康濯也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会上有人揭发说，康濯和陈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将”，是丁玲反党的“左右手”，一个把持文讲所，一个控制《文艺报》，成为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但是由于康濯先是积极揭发，继而又猛烈批判，将功折罪，所以他就成了揭批丁陈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他：“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康濯先是被提拔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肃反五人小组（刘白羽、严文井、张僖、阮章竞、康濯），后来又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在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中，康濯又曾两次反戈一击，并且因此落得一个“汤裱褙”的绰号。政治斗争，把许多善良人的魂灵都扭曲了。

        丁玲哪里见过这个架势，突如其来，乱棍齐下，她不知所措。她怎么会“反党”！但她有口难辩。她一下子从天上掉进地狱，被愤怒的火焰灼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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