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夏赵村住了大约三周。
2月20日给陈明的信里她还问了一句:“理事会开了没有?”指的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2月27日开幕,规模很大,党中央也很重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巴金、艾青、曹禺等老作家和谷峪、李准等刚刚冒尖的新人,都在大会上发言。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如此高规格,在作协理事会是唯一的一次。
丁玲是理事,她也很想到会上去,见见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冤情,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在西柏坡时曾经和她竟夜长谈。但是思来想去,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她不愿意戴着“反党分子”帽子,以有罪之身去见老朋友;二是她觉得在这个时候去找中央领导申诉有些不妥,他们能怎么说呢?现在不同于进城前了,不同于战争时期了,一切都有规矩和程序,还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解决吧!
丁玲听说,周扬在报告里批评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
谷峪,是文学研究所里丁玲喜欢的学员之一,他朴实,勤奋,也能写,敢于探索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三篇小说,正是他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作品之后的一种探索。丁玲担心,周扬这样讲,会不会把谷峪的锐气打掉,伤害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她跟陈明说:“谷峪不过是学了一下契诃夫的手法!”但是这些意见她不敢随便去讲,她深知周扬的厉害了。
此时周扬正在走红,他不仅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报告,还在随后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的报告登在报纸上,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里。周扬作为党在文学界最高领导的地位牢牢地确立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但是在三月里,还是有一件能够让丁玲高兴一下的事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红军的故事》,这是丁玲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根据1937年的一篇小说改写而成。
春季的一天,“组织上”终于通知她,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发,向全国文艺界传达了,《报告》中对于她的处理意见是:“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距中央批发这份报告,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几乎全党都知道的事情,当事人却刚刚知晓。而“组织上”之所以通知她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要她按《报告》的要求继续检讨,至于这份《报告》,仍旧不给她看。真是怪事!按照党的惯例,给一个同志作结论,要经过本人过目签字方才生效,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讲过:哪有共产党害怕老百姓的道理?同理,哪有共产党的文件害怕共产党员阅读的道理,而且是文件所针对的共产党员!
丁玲十分气恼。但气恼是没有用的,只能面对现实。她一面考虑写检讨,一面开始考虑写申诉,同时向“组织上”提出,尽快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她的头疼病又厉害了,医生诊断为脑神经痛,服用了很多药物也不见好转,丁玲搬进颐和园内的云松巢,在那里写她的检讨书和申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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