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这份《意见》的后面,还附有《关于〈桑干河上〉的情况说明》。她说:
“周扬同志对于《桑干河上》稿子某些作法,我曾有过意见,但决不是因为他曾经不同意出版,所以仇视他,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件事,本不值一说(因为书早已出版了),但这次引起议论很多,迫使我不得不说这个毫无趣味的事情。”
1947年8月间,丁玲住在河北阜平县的抬头湾村,写完了的前54章。全书一共58章,这项大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陈明抓紧时间帮助誊抄复写了几份,《时代青年》的萧也牧和银行的秋晴姑娘也来帮忙。当时周扬是华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住在阜平县的城南庄,为了听听他的意见,丁玲便送了一份复写稿给他。周扬看后,提了一条意见,说书中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
丁玲写黑妮这个人物时,有一个考虑,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如何看待地主子女的问题。她觉得,应该把地主与他们的子女区别看待,所以就在书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她又不大放心,怕政策掌握不准,三月间地委书记赵振中来阜平开会时,丁玲曾经把一部分原稿请他看过,他说可以这样写,丁玲才继续写下去。现在听了周扬的意见,丁玲很重视,她立刻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做了调整,把黑妮由地主的女儿改写成地主的侄女,而且是一个孤女,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物。
10月,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文件,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大约开了一个月。彭真做报告的候批评说,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彭真的话引起丁玲的警惕,她想,这话会不会是冲着自己说的?但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彭真同志没有看过自己的小说。那就引以为戒吧。
后来萧三又告诉她一件事,说蔡树藩同志曾经问过他,说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却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听完这话,心里颇不愉快,因为这个意见周扬并未同自己说过,她想,虽然写了黑妮,但是从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不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何况这书还未写完。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是向许多负责同志去说?都是同志嘛,何必这样呢?自己是出于信任才把没有写完的稿子拿给他看,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呢?丁玲心里感到别扭。
丁玲在正定的华北联大写完了,派人到周扬那里去取回复写稿,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黑妮改写了。她期待着周扬在退回她的稿子时,能有一些详细的意见。6月1日,周扬给丁玲写信,动员她到华北局来负责文艺工作委员会,信的末尾捎带说了一句:“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评价,没有一点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丁玲满腔热情找到的这个读者,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回报了她的小说。
不久,丁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6月14日,丁玲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去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报到。那天太阳很毒,大车走得很慢,晚饭以后才抵达华北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丁玲先到组织部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周扬听到消息就过来了,要丁玲去宣传部坐。丁玲在他那里吃了晚饭。饭后周扬说出去走走,他们便到村边去散步。丁玲知道周扬找她有话谈。月初周扬给她写信说,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华北局决定设立文工委,人选有萧三、沙可夫、荒煤、赵树理等,周扬信中希望丁玲来主持。丁玲想,周扬很可能要和她谈这件事,但内心里,还是希望周扬能谈谈她的小说。
果然,周扬希望丁玲不要出国,留在华北局搞文艺工作委员会,他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萧三、李伯钊都不合适,除了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搞。丁玲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中央已经决定要我出国,请你问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后来周扬打电报问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不同意。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但是周扬没有一个字问到,对她的作品继续表示着冷淡。当丁玲主动把话题引到这上边,兴冲冲地告诉他说,自己的小说已经突击完成了,周扬的反映却是“不置一词”,不搭这个话茬。
第二天,丁玲又坐着大车颠簸了一天,晚上抵达建屏县西柏坡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路上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出村来散步,江青也在,热情地跟她打招呼。毛主席一见面就说:“啊,丁玲,好得很,几年没有见面了!”他要丁玲和他们坐汽车一道散步去。路上他问丁玲在写什么?丁玲告诉他说写了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并且希望他能够读一读。毛主席答应读她的稿子,并且很赞许地说:你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又在写“母亲”!到了野外,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又谈开了。毛主席两次重复着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毛主席的意思是在鼓励自己,犯过一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要把以后的路走好。毛主席对丁玲这几年的工作表示满意,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不能做代表,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
天快黑了,他们又坐汽车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丁玲在那里吃了晚饭。毛主席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说:我没有成绩,比不上那些大家!吃过了饭,江青陪着丁玲去看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说话说到很晚,并把丁玲送回住处。丁玲谈到周扬挽留她去华北局负责文工委的事情,周恩来笑了,说:人那么长时间都不用,现在要出国了,又要用了。
第二天,丁玲把的稿子交给了胡乔木,他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乔木问丁玲有什么希望?丁玲说,组织上派我出国,我的身份是作家,旁人要问我写了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也没有写呢?因此很想这本书请中央审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出版。胡乔木说他没有时间看,决定要艾思奇看。艾思奇看得很快,两天就把稿子看完了,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认为可以出版。丁玲临行前,乔木把艾思奇的意见告诉她,并说,要在华北出版,总得要同周扬同志商量,你先走,有了决定就打电报给你。你能在东北先出版也可以。丁玲想,看来周扬这一关是非得过了,出版不出版,听天由命吧!
丁玲走后,一天下午,毛主席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带了孩子和家人,去野外散步。毛主席问起他们对丁玲小说的意见,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毛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 7月中旬,丁玲到了大连,接到胡乔木打来的电报,对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并表示同意这本书出版。乔木就出版事还给东北局打了电报,加以关照。光华书店加紧印制,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出版了这本书。
1948年9月,丁玲在哈尔滨拿到了刚刚印出的新书,给乔木、周扬写信时说:“《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丁玲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年初,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艺写访欧文章,林伯渠到了沈阳,丁玲去看他。林伯渠要丁玲送给他一本,说江青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7月,丁玲一到平,就有人向她打听周扬阻挠出版这回事?有人还说,这里面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却大度地解释说:“我不这样看,也不是这个问题。只是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在文代会期间,丁玲也直爽地把这个意见同周扬讲了,周扬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他自己也这样解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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