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是个让丁玲高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在苏联留学的儿子蒋祖林回国探亲，乘坐国际列车抵达北京。丁玲亲自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祖林1953年8月去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潜艇设计制造，离家已经四年。

        蒋祖林向笔者介绍说，当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三千人之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个城市。莫斯科至北京间的国际列车，每周只有两班，为了缓解运输压力，开始领导不提倡留学生回国休假，后来感到留学生也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又规定，学满三年以上的可以回国度假探亲，路费自理。

        丁玲与祖林这一对母子的感情非常深厚。上一次母子相见还是1954年12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完会，她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祖林陪伴她四天，这一别又是两年半了。为了能在国内多住几日，祖林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用平日积攒的1200卢布，买了列宁格勒到北京的往返火车票，6月9日他从列宁格勒启程，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回国之前，他已经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那里，听到一点妈妈“犯错误”的消息，但是妈妈来信中却从未谈过这件事，他心存疑惑，很不放心，这也是他急于回国的原因之一。回到家里，家还是那么温暖，妈妈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天晚上，丁玲向祖林谈起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情况，并告诉儿子：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作家协会已经开了三次党组扩大会，会上的发言都认为1955年斗争我是不应该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党组扩大会现在暂时休会。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遗留问题，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丁玲还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诗人艾青是丁玲一家人的好朋友，听说祖林回国探亲，在北京饭店搞了一次小型的聚餐。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蒋祖林回忆：“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那是一次好友的相聚、文化人的相聚，席间必是谐语叠出，笑声不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些天真的才子们，浑然不觉滚滚乌云正向他们压过来，还在尽情地享受这一次“最后的晚餐”。此后不久，丁玲、艾青、江丰、朱丹等就遭到批判斗争，相继被打为右派。

        祖林到家第二天，妈妈同他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说可以去青岛住些日子，参观海军基地，看看潜水艇，萧劲光司令员曾表示欢迎丁玲去海军看看，当然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一家人都放心不下“反党集团”问题的最后处理。丁玲说：“那我们就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景色也好。”

        1957年的夏天北京热得早，六月下旬的气温就达到了摄氏30度，但颐和园要比城里凉快许多。丁玲与祖林在云松巢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充分享受这难得的重逢。云松巢在万寿山下，是一个白墙花瓦相围、松柏掩映的小院落，其名取自李白的诗句“吾将此地巢云松”。院子里有好几棵很大的松树。久别的母子，有多少话要说啊。白天他们很少出院子，傍晚，当游人渐稀，飞鸟归巢的时候，他们才踱步于湖光山色之间。那些天，丁玲的心绪很好，同儿子在一起，她什么话都可以谈，他们忆起许多往事，忆起丁玲的母亲，忆起1951年夏天毛主席来云松巢看望她的情景。

        这一年，祖林27岁了，作为母亲，丁玲自然十分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她已经看好了一个姑娘，是作家李纳的妹妹李灵源。这姑娘漂亮，聪明，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事业上很有发展。李纳在延安时，曾经是祖林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又是丁玲的学生，与他们母子都很熟识。为了促成这桩婚事，丁玲邀请李纳姐妹来到颐和园，一起度过了三天。

        祖林与灵源相处得很好，第一次见面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的感情发展很快，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分手时候总是难舍难分。7月中旬，灵源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丁玲在萃华楼饭庄设家宴为她饯行。就在这天晚上，祖林同灵源确定了爱情关系。这件事让丁玲十分欣慰，她亲自领着儿子，在东安市场的首饰店，为未来的儿媳挑选了一个浅紫色的宝石领花。

        那些天还有一件让丁玲高兴的事情，智利诗人聂鲁达夫妇来中国访问，丁玲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是老朋友了，1951年9月，聂鲁达和苏联作家爱伦堡代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来华，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宋庆龄授以奖金，丁玲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她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陪同爱伦堡夫妇、聂鲁达夫妇去上海、杭州参观游览，回到北京，又设家宴款待，并找来贺敬之、徐光耀等青年作家作陪。

        尽是一些好兆头，丁玲和喜欢丁玲的人，都沉浸在乐观之中，深信不疑地等待着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一种不知内情底细的乐观，一种不懂政治的文化人的乐观。一场空前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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