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21队劳动改造。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过来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然后她被押上一辆汽车。

        那天深夜，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陈明也同时被捕。从此，他们就音信隔绝，断了联系。

        其实，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时，还有些留恋地回过头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确有些留恋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她留恋那里每天的一份报纸、每月的一本《红旗》杂志。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宝泉岭农场21队好许多，她不必再干繁重的劳动，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

        除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顶头衔：“叛徒”！大概，此生翻身无望了。

        同一天，陈明也被告知：决定释放；不定问题，也不提什么问题；恢复原级别、原工资，分配工作；脱职期间的工资补发；新的工作地区在山西长治，具体工作到后再定。

        随后，丁玲早一天，陈明迟一天，他们一先一后，来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在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安家落户。

        两人分别整整六年，劫后重逢，自然悲喜交集，感慨万分。可是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大笑，丁玲见到陈明，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紧紧握着她的手往屋子里面走，说：“两个人在一块就好！”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又有了一个“家”了。那一年，丁玲71岁，陈明58岁。他们要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度余生了。

        丁玲和陈明过的是两个老人的日子，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与农民为邻，相处得很好。生活是平静的，就像缓缓坠落的夕阳。与儿女又恢复了书信联系，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也就略觉宽心。陈明写了一首诗，描述丁玲的生活和心态：“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处境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短瞬的欢喜很快就沉寂下去。“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丁玲有时候不无凄楚地想。

        但是整个政治形势还是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6月初，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7月16日，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奉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决定由当地党组织给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7月18日，老顶山公社党委召开了为丁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丁玲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拥护，衷心感谢”，同时，她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

        这时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摘帽了，她想要把“反党集团”，特别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彻底查清楚，重新做结论，她要重获一个清白。因为她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

        早在3月下旬，11号文件发布之前，祖林来到了嶂头村。他1960年回国，分配到上海工作，这一次是从北京开完会，特意转道而来，给妈妈传递消息的。在北京期间，祖林走访了几位延安时代的同学，听到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他还听说，平反工作归中央组织部管，部长是胡耀邦。

        丁玲和陈明有些兴奋了，胡耀邦，他们在延安就熟悉，那是个热情、公正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陈明在胡耀邦任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体验过生活，耀邦对他很关照，还请他帮助修改过和谷岩同志编写的战士识字读本。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一次他们在王府大街散步时偶遇耀邦，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跟他们握了手，什么话也没有说，眼神中掠过一丝惋惜和同情。丁玲和陈明对那眼神记得很清楚。他们心里一下子燃起解决问题的希望，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些都记不大清了，他们翻箱倒柜，从北大荒农场返还的物品中，找到一张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是载有“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消息的那一张，还有一本陈明的笔记本、一份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批判丁玲的总结发言。依据这些材料，丁玲在陈明帮助下，给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

        “胡耀邦同志：从报纸上看到你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极为欣慰，谨祝工作顺利和身体健康！最近，我就与个人政治生命问题有关的事实，写了一份材料，现呈上，请你们查阅审处。考虑到您和同志们的任务重，时间紧，而类似的问题或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的材料尽可能简短扼要，需要时当另作补充。

        “这次写材料，目的只在向党说明事实，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澄清政治问题，从而能解脱四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为党工作，努力弥补由于过去的错误而曾给党带来的损失。我决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责任在自己首先犯了错误，向党隐瞒了历史问题的重要情节，以后在重大的政治运动中，有时又不能正视历史，顾虑重重，说了一些过头话。”

        丁玲在随信所附的材料中，“就有关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事实方面，向党申述：（一）关于叛徒问题；（）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三）1957年划为右派问题。”

        4月20日，陈明携带丁玲的这份申述材料去了北京。祖林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的同学苏绿野，时任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长，给予协助，提了一些建议。陈明找到乃兹府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但是耀邦同志不在家，陈明留下了申述材料。那天是4月29日，北京城里洋溢着五一节的气氛。过完节，陈明就接到通知，中组部约他去。5月6日，他在中组部见到了柯里同志，柯里告诉他，这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耀邦同志看了丁玲的申述材料，很关心，事情正在解决中，还要耐心等待。在京期间，陈明还去看了王震，王震对丁玲的事情也表示关心。5月8日，陈明返回山西。

        胡耀邦对丁玲的事情的确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以“中组字94号”文，给汪东兴副主席打报告称：“丁玲给耀邦同志写信，提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她为叛徒的问题，1955年中央宣传部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她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请求重新审议，核查事实，作出正确结论。另外丁玲还提出，她1975年经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现在年老得病无人照顾，希望能允许她回到北京居住。我们研究，丁玲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负责复查。鉴于丁玲年老得病可让她和她丈夫陈明到太原市居住，不必回京。如同意，由我们告山西省委。妥否，请批示。”报告并附上丁玲写给胡耀邦的信及申述材料。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期是4月29日，就是陈明把材料送到胡耀邦家里那一天。胡耀邦当天看了，当天批了，当天就办了，真是雷厉风行。

        一个月之后，5月30日，汪东兴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中央组织部意见办理。”

        6月5日，中央组织部致函中央宣传部：“现将汪副主席关于复查丁玲问题的批示复制件和本人申诉一并转去，请收。丁玲和她丈夫到太原居住问题，我们已通知山西省委。”

        一周之后，长治市革委会人事局的几位同志来到嶂头村丁玲家，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丁玲：省委组织部转来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说按照中央指示，把丁玲陈明安排到太原居住，现在正在准备房子，搬家日期另作通知，如果感觉身体不好，可以先到太原的晋祠休养所疗养，那里是山西最好的地方。

        但是丁玲不愿意定居太原。她和陈明考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从长远想，还是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第二天，6月13日，丁玲给“山西省委组织部并请转中央组织部”写信说：“我衷心期望、殷切请求党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实事求是地，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核查历史事实，审理当时给我所作的政治结论，从而允许我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给以具体的任务。至于迁居问题，希望能根据我的年龄和身体，按照政策规定，允许我和儿子或女儿住在一起，以便生活上经常有所照顾，精神上也有所慰籍。”同一天，丁玲又给祖林写信说：“自然太原生活条件、政治条件要比这里好。或许是先解决一下生活问题，改善一点，然后再谈其它。或许有把我放在太原的意思。”“去太原，我们认为，在我们来说，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同儿女在一起。”

        7月6日，中组部办公室给丁玲复信说：“丁玲同志：来信收悉。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关于你提出和儿子住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意见，可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住太原。”这封信由山西省委组织部转给她。那就服从组织的安排吧，何况又是“暂住”，她和陈明同意了。

        就在丁玲努力要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她从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看到林默涵的一篇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这是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林默涵的一个发言。文章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这不还是在重弹1957年的老调么？弹调子的又是1957年参加过整她的人！丁玲读后非常气愤，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还要继续压着我不让翻身吗？她在写给祖林的一封长信中说：“林副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这次读了林副部长的发言全文，觉得他很有气魄，很有权威，帽子比二十年前更大了，可是很空，缺乏具体事实。我亦拟写点读后感。”

        丁玲十分担心，这一篇文章，会给自己落实政策昭雪冤案带来新的阻力。压了我二十年，还不让我伸腰见天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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