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怕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两三天的时间，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主席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幅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暄天，爆竹齐呜，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狂欢持续了三天。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全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而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悠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主席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一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最好的瓜果送到毛主席办公桌上一办公桌是个乒乓球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有。主席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小礼堂的周围摆放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主席“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便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重大问题才同毛主席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一一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并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政府。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到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布署了曾克林、李运昌，杨成武、肖华、吕正操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

        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人部队虽有美国的公开的大量援助，怎奈他们自己下争气，忙于“劫收”，腿也短，手也短、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驻守在山海关，把住大门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好不容易才派出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最。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刘少奇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一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主席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一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待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满意，欣然接受，昂首而去。

        剩下徐向前，在那里坐立不宁，实在按捺不住，便起而请战，要求攻取太原。毛主席微笑着回答说：“我没有忘记你，但你目前有病，还是首先治好病，养好身体要紧。太原之敌路断援绝，跑不掉的。这个任务就留给你，等你恢复健康之后去完成。”

        周恩来则独挡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主席则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在这一时期，我们不仅让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而且允许美国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延安和各主要解放区设立联络组并到各地视察，执行调解任务。至于他们没有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只好收兵回营，承认完全失败，那可不能怪我们。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会晤。

        这时，斯大林莫明其妙地插了一手）也许他的主观意图是执行雅尔塔会议的协议），他通过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主席正在为这封电报生气的时候，斯大林紧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主席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最后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经过几天的准备、毛主席由王若飞陪同去重庆，周恩来、博古在重庆等候。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赫尔利是个粗鲁而下识事体的家伙，他第一次来到延安时，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一天上午，毛主席专程去拜访他，他趾高气扬，大放獗词，说什么中共应该把自己的军队全部交出来，归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编制、统一指挥。这样做，就可以得到美国供给的大炮、机关枪、飞机等等装备，否则就没有出路，而且美国人要骂你们的。毛主席冷静地回答说：“大使先生，你们美国有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牛油、面包，那都是你们的，你们自己享受好了，你们美国人吃饱了要骂人，那也是你们的自由，尽管骂好了，可以天天骂。而我们有小米加步枪，属于我们自己享受。井水不犯河水，各归一途。”此外，还有许多挖苦的话，够赫尔利受的了。

        这次，他来接毛主席，当毛主席和代表团成员登上飞机后，他最后登机站到机舱门口，两手抓住门边，身子往后一仰，大声怪叫起来，好似野兽获得了猎物。他的举动引起了在场欢送毛主席的干部们强烈不满，纷纷质问同来送行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包瑞德说：赫尔利是个粗鲁无知的莽汉，他是放羊娃出身，野性未改。

        毛主席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斗争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等等。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主席归来。

        在毛主席离开延安后不几天，即9月14日上午，延安机场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驻山海关的将领曾克林和苏联一位军官卫斯别夫、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曾克林在锦州同他们相遇，谈得很投机，苏联这位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密感，仅仅出于好奇，想看看八路军总部是个什么样子，一时兴起，便驾机前来。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情况，也没有通讯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飞机一降落，便受到杨尚昆和伍修权的迎接和招待。第二天下午，彭真带他们到了军委一一八路军总部王家坪，会见了朱德总司令。接着，尚留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来同他们座谈，刘少奇主持了座谈会。刘少奇要曾克林介绍东北的情况，曾克林对八路军进入东北、进驻沈阳的经过、部队的扩大以及苏军的态度等作了详尽的汇报。又过了一天，16日清晨，彭真告诉曾克林：他和陈云、伍修权要搭乘他们的飞机去东北。于是这天下午，他们同机离开延安，到山海关降落。

        毛主席在重庆历时月余，“双十协定”拟就，仍由张治中陪同返回延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的干部有4000余人，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因为这时中央机关干部基本上都离开延安去了前方。我上前迎接毛主席，并请他给大家讲话。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大意是说：这次到重庆同蒋委员长会谈，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日内就要发表一个文件，叫“双十协定”。这是初步的收获，但还有许多没有谈到，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以后应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总之，打开了局面。毛主席讲完又转向我说：“你请张先生讲话。”我走向张治中先生，请他给大家讲话。张治中讲话如下：“我把毛主席迎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其次，他听说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去了东北，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最后听到高岗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私下对我说：“西北这么大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为什么要往东北跑？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都要进大城市，只想过好的生活，不想吃苦，这算什么态度？！”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的话简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厂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令人担忧的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佳，我每天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想还是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去了。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拍了电报给斯大林，请派两名医生来。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我到得近前，他叫我暂时不要给斯大林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佯着急于什么？！”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他再没有说什么。

        这时江青出面了。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到了安塞真武洞，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疗养所。去了以后，毛主席又觉得完全脱离了机关，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更着急。我每天去看他，他都要问许多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他再也呆不下去了，要求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在柳树店的一个多礼拜时间，毛主席每天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群众访问遍了，因而也完全掌握了那里的情况。

        王家坪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请了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缺少医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以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

        派来的医生就是阿洛夫和米大夫。阿洛夫对延安很熟，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了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机场的跑道走向，飞机着陆了。毛主席走上前去，亲自迎接，紧紧地抱住孩子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

        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江青的事又来了。她要我把阿洛夫约到一问空屋子里谈话，尽管屋内屋外别无他人，她还是把门关了起来，她对阿洛夫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只有她知道（有些恕不能书），要阿洛夫注意检查并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阿洛夫回答说：“根据我和米大夫二人对毛主席的身体检查，认为他身体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但毛主席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使他反应异常。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可能松驰下来，也不要用琐细事情去麻烦他。可以肯定，他绝无中毒现象。因为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多月之后才发作。希望多多调养，让他好好休息。”阿洛夫和米大夫还劝毛主席多走动。到野外新鲜空气中去活动。于是在1946的初春的一天，为毛主席组织了一次春游。同行者有蔡畅同志，毛主席的爱子岸英却不在身边。

        岸英回到延安以后，毛主席很高兴，得到很大安慰，有些翻译工作也由他替我代劳了，使我减轻了负担。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岸英回来时已20多岁，求偶心切，加之在苏联长大，已是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接受不了，江青再吹耳边风，毛主席甚感烦恼。岸英回到延安，又引起美军观察组的关注，岸英会讲英语，于是每次周未舞会包瑞德必到场，而且总是扯住岸英说长道短。由于这种种原因，毛主席把岸英打发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去了。

        毛主席和蔡畅一行到了延安南郊十里铺附近，下车后在丛林中漫步。但毛主席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寻访。他把周围的碑文都仔细地看过之后说：“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大概是由于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大家请主席聚餐，他吃得很少。忽然，他发现大路西边有一所小学，就到该校去参观。一会儿，主席找我，说：“快来，你的乡亲，司马迁的弟子在这里，你们认识一下。”不错，该校教师是韩城西南原上的人，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他告诉主席，鲁迅师范的学生有一半以上韩城人，人称“韩城师范”。主席说：“我也曾遇到过几个小学教师都是你们韩城人。”

        这次春游虽然有些累，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尽欢而归。此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精神渐渐恢复了正常。

        毛主席觉察到苏联医生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一个身上了，于是对他们说：“有时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各单位去走走。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单位，顺便也给各负责同志看看病、检查检查身体，中国人说：‘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都是褒奖你们医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只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以后不久，米大夫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工作，他把各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和常驻延安的领导同志的身体状况都作了一次检查，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同志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而是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主席听到，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没有把话说下去。

        有一次米大夫同我闲谈中说：他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超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心和铁的手腕，对大小事情都十分认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问题上，也无论任何人，都休想骗得过他。

        1946年秋初，即河北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毛主席同阿洛夫谈话，提醒他注意中国问题的本质及其复杂性。他说：宣化店事件非同小可，它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但蒋介石装着若无其事，毫不在乎，那是因为他得手了。然而人民却不是这样想的，也不可能不在乎。须知若干年前的平江惨案、皖南事变，人们并没有忘记，而今天又来了宣化店事件。这一事件是蒋介石预谋的，是给我们的又一次教训，实际上他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难道可以不记取吗？！毫不夸张他说：这一事件是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我们能不提高警惕，能不防范吗？！

        毛主席的这番话，显然是回答斯大林的。

        在蒋介石军事挑衅的同时，美国人穿梭于国共之间，妄图用武力与和平两手，迫使我们就范。这时，马歇尔来到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也十分活跃。为了招待马歇尔，我方用总部外事招待处的名义，举行了一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

        次日晨，毛主席尚未起床，就令我找阿洛夫到他住处。我以为他又病了，急忙要阿洛夫来看他。这时，他才慢慢地下床，还没穿好衣服。他请阿洛夫就座，令勤务员倒茶。这才慢慢地谈起来：“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宴会，你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作客，却不能像你一样坐在我的寝室进而同我聊天。你明白了吗？我想，无需再作多的解释。总之，我累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他在他的高级将领的会议上训话时说：“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8个月后，蒋介石遭受到兵力的巨大损失，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变为向山东、陕北两个地区的重点进攻，令胡宗南等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解放战争开始了。这才有了1947年初开始的毛主席转战陕北。

        （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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