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嗽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变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早已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象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主教给他的秘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一一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二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他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性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时：“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伙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者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菜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出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活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活，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从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C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利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
江河有源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达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发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动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此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成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一一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用、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要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一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才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方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已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的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动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明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间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这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有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呼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钦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错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个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我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大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偏造“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怕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大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20多年，与他们可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四、“张锡祷是怎样到俄专的？”
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20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己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流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首刊《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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