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王泉媛被一道紧急命令召回瑞金，当时她正在乡下进行扩红工作。回到瑞金后，她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异常，她的领导，少共中央的同志命令她只准带上衣被、草鞋，其他物品统统扔掉，随着代号为“红星”的妇女工作团开拔，团长由董必武担任。她和许多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一样，出了赣南，过了湘江，一直往北走，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了。

        随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女干部一共有30名，她们有的在中央政府或者军队中担任职务，有的是经过挑选的妇女骨干。王泉媛在参加红军前，就是吉安县委的妇女部长，加入红军后，被派往瑞金马列主义大学学文化（当时她还不识字）。学习结束，被分配在少共中央工作。——30名长征女战士，除了蔡畅、康克清、刘英等6人外，其余的24人都安排在妇女工作团。她们主要是沿途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筹粮筹款，雇人抬担架，照顾伤员等。除了这些女干部，还有一些负责护理工作的妇女。

        女作家丁玲认为长征中的女人最为艰难。她并没有参加长征，但是她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界名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有着火一般热情的新女性，桀骜不驯。她认为参加长征的女性，都是贤惠的女子，也是一群能吃苦耐劳的女子，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二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延安。

        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回忆长征往事时说，行军非常难，她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其实每天超强度行军，用热水洗脚也无济于事。妇女也得和男同志承受同样的疲惫和病痛，甚至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需要比男性更具备忍耐性。有的女同志是小脚，不便行走，走路爬山却从不落后。另外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来月经，往往找不到一张纸、一块破布，只能任凭经血从裤管往下流。过度的紧张疲劳，加上饥饿、寒冷、潮湿，许多妇女闭了经，特别是翻过雪山后，有的人再也没来过月经，也就不可能生小孩了。

        长征刚开始时，因为组织比较混乱，她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男女同志还为了食物发生了争吵。只好把妇女单独编队，刘群先当队长，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负责粮食补给，情况比先前好了许多。但是挨饿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四川两河口的时候，一些妇女被留下来负责收容工作，只是因为路边写着一个通知，说后面还有军队，让她们留下来负责联系。她们只好停留在两河口等待，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早断了粮，每天靠着野菜充饥。一天王泉媛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买粮食，走了30多里地，一粒粮也没买到，只好吃老百姓栽种的用来喂猪的笔杆草，才不至于昏倒。她们吃过猪草之后，还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放上了一块银元。

        红军女战士整日整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觉得总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前路有多远。入贵州时，雾雨蒙蒙而寒冷；到了云南、四川，太阳又每天暴晒，炎热不堪；进入雪山，却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柱。危秀英个头矮小，她说，长征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只有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个例外，她认为长征比较轻松。至1935年，她和朱德结婚已差不多7年了。她嫁给朱德的时候才17岁（朱德43岁），一个字也不认识。1933年康克清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前四次“围剿”，康克清几乎每次战斗都参加了。因为长期的战争，她成为了优秀的射击手。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夫妻双方只能在星期六晚上见面，遇到丈夫或者妻子有病，需要对方照顾才可以打破规矩。长征中也是如此。但是朱德和康克清却是例外中的例外。长征时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是分开的，因为康克清能打仗，她不仅背着手枪(她配有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皮包、军用地图和粮食，而且背着自己的包袱和毯子，还常常帮助劳累的战士扛上三四支步枪。有一次，战士瞧见她在一个河岸边，伏在自己的腿上拟写直属部队渡河程序的命令。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文化程度和军事技能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康克清曾经对采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说过，长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她确实很能走路和骑马，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比许多男同志都能吃苦耐劳。

        尽管如此多的困难，中央红军的30名妇女，除了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27名都安全到达陕北，没有一个掉队。

        很多人以为，这些妇女同志是劳苦惯了的，所以能够安全地走到延安。其实并非如此，虽然她们中许多人习惯劳作，但是其中也有出身富裕家庭、享受过小姐生活的人，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出国留过学的学生，也有早就享有声誉的政治活动者。

        这里，不得不提到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1915年，邓颖超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相貌并不出众，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热衷政治活动，善于演讲。1919年，天津几所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15岁的邓颖超被推选为讲演队长。她的演讲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极具鼓动性。也就是这一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她和周恩来认识了，他们都是爱国进步的学生代表，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觉悟社”。到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包括大家熟悉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那段时期也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中央监查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广东不少人称邓颖超为演说家。

        她和周恩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感情融洽。在遇到周恩来之前，她是讨厌婚姻的，觉得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后来的情况证明，邓颖超选择了革命的伴侣。她回忆，晚年周恩来一次给小辈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说到，就是看见邓颖超能坚持革命才和她结婚的。邓颖超也是看中了周恩来这一点。——长征中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像张闻天和刘英、李富春和蔡畅、李维汉和金维映、杨尚昆和李伯钊——都是这样的结合。

        邓颖超长征前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地，被人救起后，第二天发起高烧，连续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周围的同志都认为她不行了，可是她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和周恩来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她病稍好些不久，周恩来又得了肝病，差点因为肝脓肿死掉。邓颖超被担架抬着过草地上的一条河流，河水有三尺深，部队因而滞留在河边按顺序渡过。有不少的中下级军官去看她，她不停地喘息，却依然关心地问围着她的军官：“河水深到什么程度？”还嘱咐大家要牵着手过去才好，不要沾湿了衣服，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在场的战士们无不为之动容。

        蔡畅是湖南人，也受过相当高的教育，曾经留学法国。她的哥哥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他们发起了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是很出名的革命者。蔡畅和蔡和森1919年前往巴黎，他们的母亲，一个50多岁的小脚老太，毅然陪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在法国，蔡畅认识了李富春，他们结了婚。在中国，很难找到比蔡畅全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红军中的人都亲切地喊蔡畅“大姐”。她穿着军装麻鞋，佩着手枪，站在队伍中，不熟悉她容貌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女子。她的法文很好，会唱《马赛曲》，战士们一找到机会，就请求她唱这支歌。她的歌声慷慨激昂，战士们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听到她的歌声，减轻了不少的疲劳和寂寞。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康克清称之为他们的“精神粮食”。用乐观的精神鼓舞人，这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

        比蔡畅更善于做文艺宣传的是“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她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得很漂亮，气质优雅。长征路上，她总在队伍中奔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宿营时，她又和许多女同志到驻地群众中作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休息的时间，她常常会自己编节目，组织演出，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她的丈夫杨尚昆说：“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无论是在湘江畔，在老山界，在大渡河，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有时她会欢快地跳起苏联水兵舞，姿态让大家着迷。

        红二十五军比中央红军晚一个月开始长征，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随行有7名女护士。她们为了不掉队，夜间行军时，用裹腿布结成一条长绳拉着前进。政治部的同志几次劝她们留下，都没有成功。她们一路护理伤员，做宣传工作，她们是各路长征队伍里最早到达陕北的。

        红四方面军里的妇女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2000多人的妇女独立师。1933年3月，这支娘子军的前身——四川通江妇女独立营成立，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最初约300多人。妇女独立师有两个团，师长张琴秋。女战士们大部分是川北农村十六七岁的姑娘，最小的年龄才9岁。女子们无论年纪大小，一律平头，灰军装，戴斗笠，缠绑腿，穿草鞋，握刀扛枪，与男子没有任何区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军的机关办公部门、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移伤员。她们跟着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尝尽了艰辛。工兵营的女战士，除了负担全营的辎重外，还要运输供给红四军部的物资，每个人身上起码背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次遇见敌人空袭，伤员被堵在了河边，一个叫作王学农的连长，带领女兵，跳进河中，用肩膀架起一座桥让伤员通过。

        张琴秋师长是红四军里职务最高、学历最高的女子，也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6年成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妻子。1933年夏天，她带领500女兵护送红军伤员，遇到一个团的川军。她指挥女兵沉着应战，竟然策动敌人内讧，川军士兵把他们的军官都捆起来，投降了红军。

        1936年妇女独立师到达陕北后，人数锐减，缩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后来，她们随张国焘沿着河西走廊西征，被马步芳的骑兵逼入戈壁荒漠，转战祁连山，最终仅存的300人全部被俘。整个妇女团女子的命运，不外乎被俘、牺牲、流落他乡，能回延安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张琴秋西征时已有身孕，1937年1月转战中生下的男孩，很快便被戈壁滩的寒冷冰雪夺去了生命。红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女同志在长征途中生孩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她们没法在炮火连天中照料自己的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有时候时间来不及，就把孩子放在路边，留下一张关于小孩身世的纸条。失散的孩子大都无法再找回来。

        根据资料统计，参加长征的女性，红一方面军30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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