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日,就在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连打了几次胜仗之时,后方的王震给他发来一份特别的电报:“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贺龙一看乐开了花,他知道孩子出生了。
贺龙忙对着孩子的姨父肖克说道:“快,你给起个名字,你是红军里的文化人!”肖克沉思片刻,乐呵呵地对贺龙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的出生给40来岁的贺龙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此后,只要他回到后方就抱着小捷生不肯放手,对女儿格外亲热。贺捷生是贺龙的第三个孩子,贺龙的另外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
贺龙的第一个孩子叫贺金莲,是贺龙的第一任妻子所生。1910年春,14岁的贺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比他大几岁的贫农女儿徐月姑结了婚。后来,徐月姑生下了女儿贺金莲,但没过几年,徐月姑就在南昌病故。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闹革命,女儿贺金莲被送往上海。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贺金莲不得不经常随大人东躲西藏。本来体弱多病的她病情加重,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夭折了。后来在长征途中,贺龙对战友们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呢!”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副鞋扣襻儿展示给大家:“看,这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襻儿!”
贺龙的第二个孩子,小名叫红红,是贺龙的第二任妻子蹇先任所生。蹇先任出生在湖南慈利县一个商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二。大革命时她和大弟蹇先为都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姐弟俩回到了湘西,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红军。蹇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战士。她在红军中先是当文化教员,教大家识字读书,贺龙也常常去听她上课,并亲切地叫她“任先生”。1929年9月,贺龙与蹇先任结为夫妻。1930年春,贺龙奉命率红四军离开湘西东征,蹇先任因怀有身孕,被留在湘西。女儿红红出生后,蹇先任的随身警卫叛变,贺龙派人及时地把她们接回了部队。1931年春,因随军奔波非常不便,母女俩只得再次离开部队。没过多久,红红患上了重症,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有1岁的红红死在蹇先任的怀里。
贺捷生出生之后,国民党又集中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贺龙担心刚出生的贺捷生经不起长途颠簸,起初想把她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蹇先任,带着孩子,骑着马走了几十里,发现那家亲戚家门紧锁,不知去向。贺龙只好回来,对蹇先任说:还是带着小捷生走吧,只是长途远征,带着小娃儿,苦了你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了长征。红二、六军团后来改名为红二方面军,因此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应当从这时算起。蹇先任怀抱着刚出生18天的贺捷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贺捷生是这支远征大军中年龄最小的一员,被大家称为“最年幼的红军”。
次日,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澧水封锁线。蹇先任母女被编入伤员队伍,最后一批过澧水。船划到河中央时,几架敌机飞过来,朝着江面轰炸、扫射。蹇先任紧紧抱着贺捷生,拼命保持着平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船总算安全地驶到了对岸,大家你扶着我、我帮着你地走过了沙滩,到达了宿营地。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没休息的蹇先任赶紧照料一下孩子。稍稍安顿了一会儿,出发的号音又响了起来。
之后,红二、六军团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长驱直入湖南中部,然后虚晃一枪,调头向贵州东部挺进。蹇先任带着贺捷生跟着大部队,继续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一次,红二、六军团从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蹇先任为了避免小捷生哭闹而暴露目标,就用布带把小捷生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小捷生的头。过了封锁线,蹇先任打开盖在上面的衣服,才发现小捷生的脸已被憋得像紫茄子似的,差一点窒息。
还有一次,蹇先任病倒了,怎么也抱不动女儿了,只好把小捷生交给贺龙。贺龙用布带子把女儿裹在怀里,骑着马指挥部队与拦阻的敌人战斗,一路跃马举枪,冲锋陷阵。小捷生什么时候从他的怀抱里弹出去了,贺龙竟没发觉。战斗结束后,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一向镇定的贺龙这下慌了神,赶紧沿来路去找。途中,贺龙发现一队伤病员正在路边休息,他问道:“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吗?是一个婴儿!女孩!”这些伤病员们这才知道,原来在草丛里捡到的女婴竟是贺龙的女儿。他们马上高兴地把小捷生抱给贺龙。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贺龙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止不住内心的感慨,顿时泪流满面。
年幼的贺捷生在这番折腾下生病了,高烧几天不止,靠在妈妈的背上紧闭着双眼,不哭也不闹。蹇先任见了心如刀绞,唯恐小捷生会重蹈她的姐姐——红红的厄运,连忙抱着她去找医生。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医生摸着小捷生滚烫的额头说:只能用个土办法退烧了,打上一个鸡蛋清,加一小撮灶心土,搅拌一起敷在孩子的肚脐上,试试看吧。警卫班的战士连跑了好几家才买到两个鸡蛋。蹇先任救女心切,一下子把两个鸡蛋全都用上了。等到取下敷在孩子肚脐上的灶心土时,发现贺捷生体内的高温已将灶心土烧得焦干。但这个土办法真灵,小捷生的高烧退了,精神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一路上大家轮流背着、抱着小捷生,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大家都喜欢逗这个小不点。红二、六军团里有一个特殊的俘虏,一个名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薄复礼后来在书中回忆道:“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贺龙得知薄复礼会打毛衣,就请他给小捷生打一件毛衣,薄复礼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忆说:“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很用心地连夜编织,织完小毛衣后,他却病倒了。
这个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不是红二、六军团的一员,按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他是“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但他在红二、六军团18个月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薄复礼因此在西方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薄复礼的英文名字是鲁道夫?勃沙特,他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20世纪20年代初,20多岁的他受英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的遵义、镇远、黄平一带传教。“薄复礼”是他的中文名字,是他自己依据中“克己复礼”这一典故起的名字。红二、六军团会师前,薄复礼和妻子在参加完一个宗教仪式后,从安顺返回镇远,路上正好被红六军团战士抓住。红军指战员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要把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以获取药品和经费。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海峰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六军团攻下旧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的妻子。
接下来,红军攻下了黄平县老城,在一所天主教堂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这幅地图是用法文标的,但红军里没人懂法文。肖克叫人把薄复礼押了过来。薄复礼回忆道:“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薄复礼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肖克翻译,肖克仔细地记录,直到半夜才忙完。通过这件事,他俩彼此间有了新的认识,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行军途中,薄复礼被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所折服。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主动地为红军做起事来。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尽量给予薄复礼特殊照顾。分战利品时,不会忘记分给他一大块牛肉。薄复礼的鞋子破了,红军战士就会把鞋子脱下来,送给他穿。晚上宿营时,他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楼板上,而红军战士通常是席地而睡,身下只垫一块木板。保卫局长吴海峰还特意找来一只骡子让薄复礼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逼近云南昆明时,肖克给薄复礼摆了一桌告别宴,告诉他: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实行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有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薄复礼又惊又喜。肖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明确一条,不准用上帝麻醉学生。肖克询问薄复礼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至少需要4块银元,肖克就叫手下给了他10块银圆,并告诉他离开后如何前往昆明。第二天一早,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18个月的红军俘虏生活。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立即着手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书,书中赞扬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密。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时,这本书就在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快又再版。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受肖克将军委托,几经周折,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肖克和薄复礼在离别50年之后得以再次联系。
多少年来,薄复礼挂念着一件事:他织的那件毛衣是不是穿到了贺捷生身上。他不曾想到,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已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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