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仪式上，有三位独臂将军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是上将贺炳炎、中将余秋里、中将晏福生。不说不知道，三位将军的一只手臂都是在长征途中失去的。毛泽东见到他们这几个断臂的开国将军时，不禁感慨万千，动情地说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贺炳炎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员勇将，也是贺龙最喜欢的一员战将。他一生共负伤11次，身上留下了16处战伤。

        贺炳炎出生于湖北松滋县一户贫困农民家庭。6岁时母亲去世，因为家境贫寒，他的姐姐被迫给人当了童养媳，他的哥哥也被迫过继给他人做儿子。年幼的他，不得不去给人放牛，破竹篾，背煤块，做铁匠，尝尽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1929年，贺炳炎16岁这年，目不识丁的他随父亲贺学文一道参加了红军。和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相似，贺炳炎上阵打仗也喜欢拿一把菜刀，多次挥舞着菜刀冲入敌阵，一阵猛劈狂砍，把敌人一个个撂倒在地，使得敌人望而生畏。由于作战勇敢顽强，仅两年时间，他就由一位普通战士逐步被提升到了团长。

        1933年5月，夏曦在湘鄂西搞“肃反”扩大化，贺炳炎与不少的革命同志无端地遭到诬陷，被当作所谓改组派成员抓了起来，不仅开除了党籍，而且还关了29天。贺龙知道贺炳炎被抓的事后，非常气愤地质问夏曦：“贺炳炎打起仗来不要命，与反动派是死对头，难道有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吗？”在贺龙的力保下，贺炳炎才免遭误杀。

        1953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北宣恩县板栗园伏击国民党第八十五师。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最后，敌八十五师被红二、六军团全歼，师长谢彬被生擒。贺炳炎看见负了伤的敌师长谢彬躺在滑竿上，想起自己红十八团伤亡过半，两位营长牺牲，一时怒不可遏，冲上前去就把谢彬的头砍了下来。谢彬是国民党有名的儒将，写过《国民政党史》、《国防与外交》、《中国邮电航空史》等书。为此事，贺龙、任弼时严厉地批评了贺炳炎。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出发长征，贺炳炎已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他率领第五师担负着前锋的任务。

        1935年12月，队伍行进到云南省瓦屋塘，准备由此进入贵州境内。在这里，红军遭到了敌人的阻击，为了尽快扫除前进中的障碍，贺炳炎下令机枪掩护，自己则一马当先冲了过去，战士们在师长的感召下也纷纷冲向敌人阵地。在这次战斗中，贺炳炎第6次负伤，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血流不止。贺龙得知消息后，马上与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赶了过来。贺彪检查完贺炳炎的伤口，心情沉重地对贺龙说：“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当时医疗手术器械都已转移了，一时无法取来。找不到手术锯，大家只好到老乡那里找来了一把伐木用的锯子，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伤的右臂。

        要锯手臂了，可是大家又找不到止痛药和麻醉药，于是有人找来吗啡，想用它做代替品。尽管它的副作用大，但总还是可以起到麻醉的作用。

        贺龙见到这种情形，非常忧虑地说：“吃这么多吗啡，往后怎么打仗嘛！”

        贺炳炎一听，一把就把吗啡摔在地上，坚决要求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木锯截掉他的右臂。他对在场的人说：“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贺彪叫来四位战士，要他们从四个方向按住贺炳炎。贺炳炎说：“不用他们，我挺得住，”他让卫生员把他绑在门板上，把一块毛巾塞进他的嘴里。

        贺彪做起了手术，锯子在贺炳炎的骨头上不停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血水不断地顺着锯条流淌而下。贺彪将贺炳炎的右臂锯下后，又用钢锉将骨面锉平。贺炳炎强忍着剧痛，闭着眼睛，紧紧咬着嘴里的毛巾，汗水湿透了全身，他却一动不动。

        手术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小时。手术完毕时，贺炳炎已将嘴里的毛巾咬成了碎片。贺龙拾起贺炳炎右臂上一块残骨，小心翼翼收藏了起来，心痛不已地说：“这就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贺炳炎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贺龙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一路上贺炳炎还坚持打草鞋，以前是两只手打草鞋，现在是一只手再加一张嘴，他的门牙因此被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贺炳炎既是师长，又是重伤员，但配给自己的马却很少骑，经常用它来驮伤病战士。爬雪山时，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叫轻伤员扶着马身，拽着马尾巴，自己却牵着缰绳在前面领路。

        在茫茫的大草地里，分布着许许多多的沼泽泥潭，贺炳炎少了一只胳膊，在泥泞的草地上走路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难保持平衡，因此经常跌跤，跌得比别人都要多，但他却不以为然。

        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到后来，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贺炳炎所部作为后卫部队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政委廖汉生一起到处找野菜品尝，证明没有毒，才向全师推广。一些野菜又苦又涩，少数战士吃不下去，贺炳炎就把野菜送到他们的嘴边，恳切地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你们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听了贺师长一席话，战士们流着热泪把野菜吞了下去。

        后来，贺炳炎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他举起左手向毛泽东行军礼，毛泽东连忙用右手握着他的左手，对他说：“你是独臂将军，免礼！”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22岁的余秋里担任了红十八团政委。

        1936年3月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行进到贵州与云南交界的乌蒙山区。从俘虏口中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将经过得章坝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决定在得章坝截击敌十三师。余秋里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后，率领红十八团火速赶往得章坝设伏。3月12日，敌十三师大摇大摆地进了红军的埋伏圈，占据制高点的红十八团在余秋里等人的指挥下，发动了猛烈袭击，敌十三师措手不及，死伤累累。敌纵队司令兼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吓得要命，忙乱中换上了士兵的衣服，带着几个士兵落荒而逃。敌人退到了一道山沟里，凭借着有利的地形负隅顽抗。红十八团团长成本兴为了确定进攻路线，直起身来观察敌方情况。在一旁的余秋里突然发现敌人举枪正要朝红军阵地射击，大喊了一声“危险！”便不顾一切地站起来，把成团长猛然推倒在地。成团长安然无事，余秋里的左臂却被射过来的一排子弹击中。余秋里简单地包扎一下，就带着战士们冲向沟底。

        下午四五时，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得知敌人援兵就要赶到，命令各部主动撤出战斗，由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担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就在余秋里带领部队冲上山顶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偏偏又打在他已经负伤的左臂上，他的衣衫顿时被鲜血染红。余秋里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发现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他没有顾及伤口，继续指挥着战斗。机枪连的战士们看见余秋里负了重伤，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用梯子把余秋里抬了下来。在第二次包扎后，余秋里动动了手指，发现左手只有一根指头能活动，其他的四根指头已经不听使唤了。

        余秋里当时不想截肢，他还想着保住左臂。这样的手术比截肢要复杂得多。但那一段时间，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动手术既没时间，又没条件。

        有一天，原十八团团长、现五师师长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余秋里，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坚决不答应：“不能锯，我还要留着它干革命呢！”

        贺龙、任弼时等人非常关心余秋里，给他准备了一副担架，送来了一件皮衣，还在一座天主教堂为他找来了一床鸭绒被。

        过金沙江的时候，余秋里还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战友们把他抬上了竹筏他全然不知。渡到江中时，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那条盖在身上的鸭绒被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让他浮在水面上，减缓了下沉的速度，战友们得以及时把他救上了岸。

        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部队终于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贺龙、任弼时特地指示卫生部长：利用这段宝贵时间，好好治一治余秋里的伤。但得到的回答是：“部队过金沙江时，不慎将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现在已无法做手术了。”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此时的余秋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满肚子的蛔虫，吃了大量打虫药后，下泻、口吐的都是蛔虫。他的左臂更加疼痛了，红二方面军医生拆掉了臂上的绷带，只见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由于无药，医生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抬着继续前进。

        过草地时，战友们抢着给余秋里抬担架，把好的路留给他。余秋里于心不忍，他知道战友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为了少给战友们添麻烦，他尽量多走路，少坐担架。可以说，有一半的长征路，余秋里是走过来的。为了应付难耐的疼痛，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水壶，平时里面装满水，疼痛厉害时，就把水壶里的凉水浇在伤口上，浇在两根突出的断筋上。余秋里觉得这是最好的“止痛药”。钢铁般的意志和特殊的“止痛药”帮助余秋里走出了茫茫草地。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徽县，从敌三十七军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军医检查了余秋里的伤势，发现他的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进行截肢就会危及生命。军医立即开始给余秋里做手术。手术器械除止血钳是缴获的外，刀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剃头刀，锯子是伐木用的普通钢条锯。军医先用缴获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道药的使用剂量，一针打下去，余秋里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在刮掉了余秋里左臂上的腐肉后，医生接着用锯子锯掉他臂上的坏骨头，由于锯子不好，手术进行得非常吃力。截完臂后，医生想方设法把失去知觉的余秋里抢救过来。余秋里醒来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贺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长征中余秋里从负伤到做手术，熬过了近200个日日夜夜。他拖着那只断了的左臂，从贵州到达甘肃徽县，走过了5个省，行程达2万里。

        晏福生是红二方面军一位历尽磨难的福将。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经历充满着福分，关键时候他总能化险为夷，死而复生。长征前后，他所在部队为他举行了两次追悼会，每次过不了多久，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到了部队。

        在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突然发现一股敌人正夺路而逃，一时间难以调动部队，他就带着警卫员前去歼击。战友们打扫完战场后发现，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俩牺牲了。团长召开大会，提议大家为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默哀三分钟。就在此时，晏福生和警卫员突然在追悼会场冒了出来，两人身上挂满长短枪支。晏福生诙谐地对大家说：“革命没成功，阎王老子不收我！”

        1936年10月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向通渭进发，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以红二军团及三十二军为左纵队。担任右纵队前卫的是由政委晏福生、师长张辉率领的红十六师。

        10月4日，红十六师进至娘娘坝镇，师长张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压在政委晏福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二天后，10月7日，当晏福生率部由天水镇行至罗家堡时，突然与从盐关镇出来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遭遇。战斗进行得异常激战，敌人越来越多，形势已明显变为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红十六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相继负伤，被迫离开阵地，红十六师的指挥任务落到了晏福生一个人身上。晏福生很清楚，如果不能杀出一条血路，不仅红十六师危在旦夕，而且整个红六军团都将元气大伤。

        晏福生决定智取，他命令三营猛烈攻击敌人队伍比较密集的右翼，制造迷惑敌军的假象，接着指挥其余的几个营向北猛冲，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军团直属机关、后勤部门和其他各部沿着红十六师开辟的通道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晏福生看见大部队安全离开，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他率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突然飞过来投下一颗炸弹，就在他身边“轰隆”一声爆炸，眨眼间他的右臂被炸断，鲜血喷涌而出。见此情景，警卫员向宣德、麻婆子与其他两位同志赶紧跑上前，给他包扎伤口。

        晏福生看着黑压压的敌人扑了过来，自认性命难保、厄运难逃，就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交代警卫员向宣德把它带出去。然后又从地上捡起自己的驳壳枪，庄重地递给警卫员麻婆子，说：“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

        在场的几个同志都明白了晏福生的想法，他们一拥而上，不容分说，架起晏福生就走。

        晏福生着急地叫：“快把我放下，你们赶紧走！”大家才不理他那一套：“不，要走一起走，要死死一块儿！”

        敌人在一步一步逼近，晏福生更急了，他说：“我命令你们快走，要不我枪毙你们！大个子，给我枪！”

        到了这种地步，大家看晏福生气得要动真格的了，只好三步一回头地离他而去。

        看到战友们还在依依不舍，为了他们不至于让敌人抓住，晏福生断然选择了自尽，他从高山坡上纵身一跳，转眼间就消失了身影。没料到他命不该绝，跳下后正好被酸枣树枝和粗蒿草秆子拦挡，缓慢地滚到了山坡下。这里正好有一个土窑洞，他就顺势滚了进去，窑洞口连一个脚印也没留下。

        向宣德一行人看见后，急忙到山坡下寻找晏福生，但没有找着。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这才匆匆离开。

        敌人看见晏福生跳下山去，根据刚才看到的情形，他们认定这人肯定是红军军官，就一批接一批地往山坡下搜査。有一队敌人走到土窑洞前，看见窑前没有脚印，窑洞洞口又非常狭小，就没有爬进去搜，晏福生总算躲过了一劫。但因断臂失血过多，他在窑洞里晕了过去。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听了有关晏福生的情况报告后，当即指派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带部队回去寻找。大家走遍了所有的山头阵地，都没发现晏福生的踪影。于是，红六军团上上下下都认定晏福生已经牺牲了。王震政委非常难过，在红六军团排以上干部大会上向大家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是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和开追悼会了。大家没有想到，没有多久晏福生又复生了。

        晏福生在窑洞里昏睡到第二天清晨，才被断臂的疼痛刺醒过来。过了一阵，两个穿着破烂的当地老百姓走了过来，晏福生听着他俩在窑洞外的对话，判定这两人是父子俩，是红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就呼喊着向他俩求救。这父子俩把晏福生扶到家里，又是喂米汤，又是剥山药蛋给他吃，把晏福生感动得热泪盈眶。晏福生吃饱后，感觉体力恢复了不少，就起身告辞，一门心思地去赶部队。

        然而晏福生总是慢了一步。10月8日，晏福生赶到刘家坝，红六军团却到了横门镇；9日，他找到横门镇，红六军团又开到达门镇；10日，他来到达门镇，红六军团又进到了盘安镇……

        当晏福生好不容易走到大水头地区时，由于伤病和饥寒，他晕倒在路旁。晏福生醒来时，发现身旁有几个衣着褴褛的庄稼汉正在议论他，他向他们说明自己是红军，请求他们把他抬到红军那里去。这些庄稼汉听说是红军，二话没说，很快就找来了一块门板，在天黑时分把他抬到了驻扎在黄河岸边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

        这个师的师长前一阵子才听说晏福生已经牺牲，见到了晏福生，他还不敢相信，在晏福生的要求下，这个师长给原红六军团军团长、现三十一军军长肖克发了电报。

        肖克接到电报后，非常诧异，他在想，这个晏福生会不会是假的呢？他马上派人将晏福生接到军部来。在军部亲眼见着晏福生，肖克这才相信他真的还活着。察看了晏福生的断臂，萧克心疼地说：“你受苦了！”

        鉴于晏福生伤势严重，肖克派人把他送到了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由人称“一刀准”的卫生部长苏井观亲自给晏福生化脓且已腐烂的右臂做了截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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