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我们北大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全体同学开展了要求恢复学生会、反对开除爱国同学、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学生会是由全体同学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决议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学校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去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校长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从此之后，蒋校长拒绝接见学生会的代表。

        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的态度顽固，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开展工作：

        （一）发动被开除和被捕同学所在的班、系接二连三地去找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有关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劝他们早日释放被捕学生；

        （三）联络被捕同学的朋友、同班同学、同乡到陆军监狱探监，送衣物，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以精神压力。

        采取上述方式，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蒋梦麟请愿；4月3日上午11点，有34个班的学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学代表6人，一同去向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让他回家。他为摆脱困境，最后说，我因今天接见同学次数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使蒋校长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

        他说：“关于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从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9人，相继被保释出狱。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营救，其他学校被捕的男女学生，也先后得到释放。

        “三·三一”抬棺游行，学生们虽然遭受了一点挫折；但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从1936年2月，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或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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