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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